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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随着对斯蒂文森兴趣的增长，我读了更多的资料。 在一个对他的研究评价温和的文章中，我得知了他的小传：

斯蒂文森1943年在蒙特娄的McGill 大学得到医学博士学位，是班上顶尖的学生。1957年，39岁时，他成为维及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带头人。

从那以后，他开始对能记忆起过去世的生活的儿童的报告的进行研究，最终放弃了他的管理职位而成为全职的对超常现像的研究者。他教授的职位是被彻斯特．卡森资助的。──这个人发明了复印工艺。

自从美国医学研究会发表了一篇对斯蒂文森研究的正面的综述后，主流科技界却将他完全忽视了。

在和斯蒂文森真正相遇前，我对他的唯一了解来自一个他1989 在东南路易斯安那洲大学的讲座的翻印本，在那里他解释了他是如何从医学实验室分析大鼠肝脏转去会见那些声称记得来世的儿童。他的评论读起来象19世纪的作品，在那时，科学家同时还是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学家，他们并不惧怕在公众面前对不可知的现象进行思考，提出置疑。 但我还是从他的文字中体会到了苦涩的味道，至少是受伤害和困惑，斯蒂文森清楚的感受到，他毕生的工作被他的主流科学家的同行们忽视了。

他甚至不能等到第二段就说了：“对我来讲，目前科学家相信的每件事都该是被敞开置疑的。我总是惊讶的发现，现在的许多科学家把现今的知识当永远不变的东西去接受。”

在贝鲁特一家旅馆用晚餐是，斯蒂文森向我解释了是什么使他从传统医学研究的成功事业中转变方向：“是这样，我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读者，我开始四处寻找，在书中，报纸中，杂志中，去寻找通常是个例的关于再生记忆的报道。从这里那里，最后我找到了44例。

我把这些事例放在一起时，它们的明显的共同特征出现了：年龄小的儿童，2至5岁，在一小段时间内说出他们关于前世的记忆，直至8岁左右。但必须先将他们放在一起，你才能 明显的看到它们。很多也就是比杂志的奇闻逸事稍好些，但有些可以认为是更严肃的。

数量应是有科学意义的，这44例，当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对我来讲是无法回避的──那里一定意味着什么。我没办法想它们全都是假的，骗人的。我的结论是，如果更多的事例被发现，从更早的阶段，更认真的去研究，这可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我并不认为我可以完成这一项观察。

1960年，从斯蒂文森发表了他的文学调查报告后，他开始听到了在印度的类似报道，并被邀请去调查。

“当我到达时，我指望得到5个事例。但令我惊讶的是，4个星期内，我得到了25例。同样的事发生在斯里兰卡──我指望1个或3个，最终我得到7个。我没有在这些事例的行为方面用过多的精力。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男孩声称，他是波罗门，生在印度低等的世袭家庭，他不吃他家里的食物。他说，“你们只是扎特人的一个分支，而我是波罗门，我不吃你们的食物，”这个男孩坚持着他的信仰进入了不幸福的成年期。

“我想，这很有趣，但是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话的多少是可以证实的，有什么样的可能使他通过正常途径学到这个。”

经过一段时间，斯蒂文森得到了结论，在最有力的事例中，没有通常的解释可以合理的与事实相符。总之，他们都需要一个超出现今理解范围的解释。

他于196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个事例集。但是它被人们忽视了。

除了忽视，这还给他妻子带来了嘲弄，人们的反应有时令他难堪……

但是从那时起，他坚信，他在找寻的东西中，一定有真实的物质存在的东西，无论代价有多大，它是值得探索的。 于是，他在这些事例中投入更多更多的时间。

斯蒂文森面临的另一个危机是，他的赞助人，Chester Carlson 在纽约的电影院死去了。对他本人厄运的悲哀夹杂在他的悲伤中“我想，‘这下研究的基础没有了， 我不得不退回到通常的研究中去。’后来，遗嘱被宣读了，Chester Carlson 给大学留下了一百万美元，而留给他的研究的还稍微多一些。

不管是否得到主流的尊重，斯蒂文森现在回到了全职的观察中。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舒服的边缘操作。

“我认为，大多数超心理学家都太封闭了，”一次他对我说，“他们只是和自己交流，却没有足够的和其他的科学家交流，而且，他们大大的疏忽了一个事实-----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在倾听他。他们被封闭在相对狭小的实验室计划中， 如果不是轻蔑的话，他们是倾向于忽视自己的领域里发生的事和自然产生的经验。

“是那些事情更让我感兴趣。现代的超心理学家模仿生理学家，只是对实验室发生的事感兴趣，而并不对诸如爱和死之类的事情发生兴趣，而超心理学家去模仿心理学家。这是说，你对条件有严格的控制。 但是，对我来讲，似乎把某些重要事的百分之九十弄明白要比把某些琐事的百分之百搞懂要好的多。”

尽管年近80，斯蒂文森的精力令人惊讶，他仍在不知疲倦的奔波着……

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份努力。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所遇到的事例的每一小部分都是不容忽视的。也如他认同的，如果只是一个单一事例本身，没法说它不是一个通常的事件，但是，如此多的事例集中在一起，还要用我们现有的知识话，那么唯一的解释办法是：假设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多方位的阴谋，也许是有意的诡计，亦或是无意识的公共协调──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区，他们没有明显的动机，也找不到他们用来协调这个诡计的清楚的方式。

另一点也是明显的，斯蒂文森并未忽略相反的证据或是对他论文的可能的编造出的支持事例。他甚至是努力寻找问题去戳穿一个论断。

最终的结果是，事例的不断积累，它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每个都有多个独立的实事求是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例。我的多疑向我敲起了警钟──

我直截了当的问了他：他对此的热衷会不会威胁到他发现的客观性？

“如果你能给我找一个对试验结果漠不关心的研究者，我就给你看看拙劣的研究。”他说。

“这就象打网球叫边界球一样。我很想在一周的比赛中赢，所以我很注意那个球是否出界。由于诚实是个名誉的问题，所以我不会说谎，但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边界球。”

除此之外，他说，他最深切的希望是，边界裁判会叫停，然后去观察地上的泥点，或支持或反对他的结论，而不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另一种可能性──甚至没有人去看一下。

说这个时，斯蒂文森的一贯的镇定自若消失了，这个世界的冷漠使他的危机感升起来了。

(正见网编译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