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些人来说，某些普通物品会引起他们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们这一世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放到轮回转世的环境中去，这些惧怕就突然变得有道理了。举个例子，三个不同的人，出生和生长地相隔遥远，却都描述了类似的对黑皮靴的恐惧。

唐尼·杜查姆，北卡罗来纳州雷莱市人，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于1948年6月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南浸礼派的基督教家庭。六岁以前，我的身体一直非常病弱。小时候，我十分害怕看到黑皮靴－就是那种锃亮的直到膝盖的靴子。我的祖父有一双橡胶靴子，我非常害怕。我妈妈便把它们放到炉子旁边，这样我就不会靠近炉子而被烧伤。因为这双靴子的缘故，我从没有走近过那炉子。我记得自己曾经背靠着墙，绕着房间的四边走，想尽可能地远离那双靴子。我总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害怕黑皮靴。直到我看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电影，看到那些走正步的士兵时才明白过来。他们穿的就是那样的黑皮靴！我觉得我当时就在那里。我一般避免观看有关大屠杀的影片。我倒不觉得对它们有什么根深蒂固的顾忌，只是不情愿看。搞明白了黑皮靴的事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俄克拉荷马州的巴巴拉也写来一信。

巴巴拉是一个职业的前世解读员，她在信中描述自己是一位“金发、蓝眼、皮肤微黑的白种女子。” 巴巴拉生于1939年9月24日，十八个月大时差点因百日咳而死去。她仍患有慢性窦炎和慢性支气管炎。从她的祖母那里，巴巴拉传承了巴伐利亚吉普赛人的血统，她认为自己前世可能是一个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吉普赛人：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三年里，我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一天又一天，同样的恶梦在夜间折磨着我：我被纳粹活埋，泥土向我扔来。我小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只有广播和黑白的新闻短片。每当我看新闻片时，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德国人军装的颜色--我就是‘知道’。我不害怕日本兵--就怕德国兵。在我知道那些英语单词以前，我就知道纳粹集中营……

“别人无法对我催眠，我学会了自己做往世回归。我以极端痛苦的方法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为我带来了平静，缓解了焦虑。我发现在1939年的初冬，我，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被纳粹活埋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恐惧，死亡和惶惑。‘为什么是我’的疑问一直带到了今生。

‘为什么是我’

“童年的记忆总是不变－反复反复，反复不停，……一个森林--那么阴冷、黑暗，我现在还能看到高大的树木，一个合葬的大坟墓，还有德国人。我尤其记得他们的黑皮靴。地上有积雪，我看到了血迹。但是我没有流血，我被活埋，窒息而死。泥土是那样沉重，好象上面还压了木头--一棵树--我确实不知道了……”

另一位女子玛莎，也同样被黑皮靴所困扰。

黑皮靴无情地践踏着她童年的梦。她在信中写道：“黑皮靴在追我。高统的、锃亮的冲锋队皮靴在森林中搜索，手电光不时地开、关，踩踏着泥泞，总是在搜寻。”

可是，在玛莎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黑皮靴。她出生和生长在美国，由一个有爱心的家庭养育着。她周围充满温情、善意和安全。除了头痛以外，她成长的过程十分快乐，几乎毫无痛苦。

所有的医生都无法诊断玛莎的头痛病。窦炎，牙痛，和眼疲劳成了诊断的频繁用词。尽管药物一样一样的都试过了，头痛还是治不好。在玛莎成长的过程中，有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爱好，但可怕的头痛总是老样子。

一天，玛莎遇到了丽塔·鲁道，一位安静，敏感的女子。她当时正在运用她的天才创作“心灵诗歌”。她的诗歌来自莫名的灵感。当时丽塔已经出版了两册诗集，正在创作第三册，名为“大屠杀之声”。在这一册里，每首诗的题目是一个号码，讲述一个大屠杀遇难者的故事，那个遇难者的灵魂现在在“另一边”。

玛莎和丽塔成了朋友，她们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里发展着，同时也清楚对方的才能。玛莎开始钻研她的前世，回归方法把她带到了大屠杀时的德国，回忆一点一点地出现了：不可能存活…… 一个被害死的孩子……

与此同时，丽塔继续靠灵通创作诗歌。当她写到题目为“#61425”时，她出了一身冷汗，还起鸡皮疙瘩。这首诗说的是纳粹把一个孩子的头在地上猛撞，导致孩子惨死。突然，丽塔意识到这就是玛莎的前世故事！玛莎头痛的原因现在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