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 如今，SARS病，中国人叫非典型肺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新闻。被感染的国家、人口、死亡数字一日一变，整个国际社会都为此忧心忡忡。关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纽约时报》这样写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自发现以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它有可能像1918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那样造成致命的后果，也可能象退伍军人症那样成为隐秘的杀手，或者仅仅在2003年造成恐慌，然后在历史中隐去。但是有一点医学界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此事当成肮脏的秘密隐瞒了四个月之久，SARS也许不会那样令人恐慌，甚至也不会演变成致命的威胁。” 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政府当局的新闻封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种对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严密控制，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许许多多的天灾，正是由于这种新闻封锁，而变成人祸。

郑义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历史上，中国政府新闻封锁带来的危害？

郑义: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淮河特大水污染，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污染。高浓度的污水绵延上百公里顺流而下，所到之处，停水停电、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军队紧急出动运水救灾。1978年第一次发生这种可怕的特大水污染，整个宣传机器保持沉默，得不到重视，结果淮河水污染迅速恶化，七十年代一共发生了3次，八十年代大约每两年发生1次，九十年代年年发生，而且每年都在2次以上，1994年发生4次。这一年，中国的宣传机器才第一次公开报导，而且，开头还只把污染说成是“旱情”。1978到1994，16年过去了，淮河已经成为一条毒河、黑河、死亡之河，巨大灾难已经形成。 再来看黄河三门峡水库。早在六十年代初，三门峡水库的失败已成定局。政府当局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三门峡水库“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对真相实行了30多年的封锁，就是人大代表都不知情，一直到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即将在全国人大进行表决的时候，宣传机器才透露真相：早在30年前，三门峡工程就已经被泥沙淤废了！这条迟到了30年的“新闻”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有责任感的人大代表拼命阅读材料，向有关专家和官员提出咨询，但为时已晚，虽然三峡工程将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灾难，但还是迅速得到通过。

东方: 您刚才提到的新闻封锁，都是完全封闭的，一封锁就是十年、三十几年，而对于那些瞒不住的新闻，象这次的非典型肺炎，那是能拖就拖，希望能够捂住，实在捂不住才说出来，说出来也是大事化小的态度。这一点可跟国际脱轨了呀。

郑义: 的确是这样，象是1987年5月的时候，大兴安岭森林发生特大火灾，当时火一起来就被卫星发现了，中国国家气象总局的卫星云图上先是出现三个红色的火点，很快又变成了5个，从卫星上看，火灾的规模和演变一清二楚。当时的时间是5月6日下午，但是，直到5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出全国第一条消息，说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有四个林业局的铁路、公路和有线通讯已经中断。实际上，著名的漠河县城早在7日黄昏就烧成一片火海。各种车辆疯狂奔逃，公路上铺满了被压扁的自行车。大火趁风，其蔓延之速度高达每小时四、五十公里。几小时之后，又有两座城镇相继毁灭。直到5月12日，宣传机器才告诉全国百姓漠河县城已经毁于大火。也就是说，这条消息迟发了整整4天。最宝贵的时间白白耽搁了。全国“如梦初醒”，数万军民在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只能以血肉之躯奔赴火场。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大火燃烧27昼夜，70万公顷森林，三座城镇被摧毁，6万多人无家可归，193人丧生。

东方: 几乎每一个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有新闻封锁的切身体验，民间流传一句笑话，说中国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

郑义: 当然，也没有哪一位英明领袖说过要实行新闻封锁，要制造假新闻。江XX说，“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真实性同新闻工作的阶级性是一致的。”这等于是说，没有独立于政治利益的客观的真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隐瞒甚至编造事实恰恰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因此，为了“安定团结”，为了防止“唱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类似于“非典肺炎”、艾滋病、淮河污染、大兴安岭火灾、三门峡水库等重大新闻，如果能隐瞒住，就将永远隐瞒下去。只有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才有知道的可能。但在当时，我们只知道我们被隐瞒，我们只知道那肯定是又一场灾难，但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只好生活在某种模糊的如噩梦般的恐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