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洪志先生向社会大众公开传授法轮功，因为功法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李洪志先生曾被授予“最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以及“边缘科学奖”，法轮功迅速在中土大地上流行。

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和广受欢迎，触动了政府中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官方开始改变原来的态度，媒体开始攻击诋毁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等一些报章杂志先后发表过批判和指责法轮功的不实报道。1996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署动用行政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封杀，收缴封存法轮功书籍。随后，《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一、二十家官办的报章杂志先后发表批判和指责法轮功的文章，舆论导向十分明显。国家出版总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许出版介绍法轮功的书籍。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罗X等的授意下于1997年初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想为“取缔”作准备。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X教”，可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有搜集到。这种“先定罪，后调查”，完全违反了中国法律规定。在《通知》的错误引导下，江苏、辽宁以及山东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宣布炼法轮功的群众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他们非法查抄炼功群众的私有财产，对炼功群众非法拘审、关押、打骂和动用宣传媒介进行污蔑性宣传。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时总理制止打压的正面批示却落入罗干手中，被其截住而没有往下传达。

在4·25之前的三年里，虽然指责、谩骂、诽谤法轮功的报导不少，但却没有一篇法轮功的辩白文章得以见刊。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反映事实的机会。虽然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但却一直得不到回音，攻击、迫害愈演愈烈。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直接向中央反映冤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XX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再次发表诋毁法轮功文章。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造成“天津事件”。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需要北京的授权。天津的公安也向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促成法轮功学员北京上访的直接动因。

因此， 4.25上访的根本原因是法轮功长期受到污蔑，而中国大陆言论不自由，学员无从反映事实，无从改善所受打压迫害的结果。为了得到一个自由安定的修炼环境，为了使被抓捕的天津学员被释放，法轮功学员只有北京请愿这条路可走，这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所以说，4·25法轮功学员上访，是合法的，非常合情合理，也非常必要。

法轮功学员4.25上访让我们看到优秀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理性和大忍精神，为真理和信仰自由，敢于站出来堂堂正正说真话的正气。可以说，4.25大上访对恢复受惯精神洗脑的中国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有着历史丰碑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