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为国君不能狂妄自大、亲近小人，不然的话下情不能上达最终危害的还是国家。疏导才能畅达，广开言路了解下情才能服民心得民愿。于是，在统管吏民上书、朝廷征召人才的公车府有供人写谏言的谤木(大木牌)和肺石(设于官署门外的石头，民有不平，可击石鸣冤)旁，梁武帝下诏命令各设立一个函，就是匣子。凡黎民百姓、山隐处士议论朝政、评议官吏的善恶是非而官吏不肯代为传达的，可自己投书谤木函。凡转战江湖，有功未能封赏的人；或具有卓越才干，而身受压抑，困厄不通的人；或遭受滥吏豪强欺凌、无法申诉的乡民百姓都可以投书肺石函。

梁武帝还设专人管理“两函”，在他与黎民百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他由此了解民情，观察政治得失；访察贤能，举拔被埋没的人才；处治玩忽职守、循私舞弊、鱼肉百姓、漠视生产的官员。使梁初20多年间国势蒸蒸日上，南方出现了魏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明君治国，无不用疏而不用堵；而历朝历代的昏君亡国之君、至今日邪恶之首江XX，无不用堵而不用疏，无视历史的教训，终致天怒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