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描述了“仁德”精神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这种“大同”的社会理想不能完全实现时，孔子又退而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这是初步贯彻“仁德”精神的社会。

纵观中华历史上罕见的几位仁德之君，无不敬天顺道，施行仁爱，惠泽八方，使万民安康，百业隆昌，文化发达，天下归顺，四海景仰。他们实践了孔子曾经描绘的体现“仁德”精神的社会。

我们仅举西汉文帝、唐太宗和清康熙这三位盛世之仁德君王为例。

汉文帝、唐太宗和清康熙承继皇位，都在王朝初年，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他们吸取前代亡国的教训，施行仁德之政，并且时刻自省，接受上天的警示。

在对待百姓上，他们以“仁”为本，时刻考虑百姓的疾苦。

汉文帝的仁德体现在：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其二，文帝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文帝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其三，文帝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使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其四，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其五，多次下诏重视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为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文帝还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此外，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進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唐太宗是汉亡几百年之后又一位以仁德为先、济世安民的有道明君。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一即位便立施仁政。他平抑门第，整顿吏治，崇俭薄赋。太宗认为人民为盗乃因“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盗，安用重法邪！”故即位后，他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民安居乐业。太宗还十分重视发展农业。他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故注意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时值春耕，太宗遂下令改于十月举行。此外，又招抚流亡百姓回乡生产。另外，每逢节日，皆有君、臣、民同乐的庆典。百姓安居乐业，无复盗贼，囹圄常空。

在遇到灾荒之年，太宗还下令开仓救灾。贞观初，关中、关东水旱霜蝗之灾颇重，太宗鉴于隋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遂致灭亡”，认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乃下令开仓济民。又拿出御府金帛，赎回因灾被卖子女使归其父母。

为中华历史书写第三次盛世的清康熙皇帝依旧是位了不起的仁德之君。他在位61年，除权奸、废圈地、撤藩镇、定西藏、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取得了辉煌的功绩。

康熙非常重视农业，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亲政后，下令废止以往允许满洲贵族圈地的规定。后来又规定，民间所垦土地，永不许圈。他又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的人所有，这些土地称更名田。他还改革赋役制度，从1712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税。这样，就完全按土地的多少来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他还奖励垦荒，减免钱粮，贩济灾民，兴修水利。他实行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对待臣子上，他们能够选贤任能，能够纳谏，并对犯错误和直言不讳的官员采取包容的态度。

比如文帝时废除了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進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進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進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文帝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交给执法官吏处理。

“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正是唐太宗深信的君臣之道。唐太宗用人唯才是举，不问出身、不计恩怨。因此太宗手下猛将良相无数。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太宗从谏如流，他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進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对犯颜直谏之臣如魏徵爱护备至。魏征曾多次上疏，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徵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

康熙在用人方面，不分满汉，不拘门第，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重用。比如重用寒门出身的高士其、周培公、于成龙等。同时他还网罗大批学者，编辑图书，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在康熙时期基本修成的。对于那些敢于直言上谏的诤臣，康熙不仅加以保护，而且予以嘉奖

在对待自己和自身的错误上，三位仁德之君都提倡节俭，并时时反省自己，接受上天发出的警示。

比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与其做代王时的一样，没有什么增加。他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还下令，其陵墓建造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幺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幺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進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 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唐太宗深信，星变日异乃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地荒天灾即上天谴责，君主需检讨改过，否则国家灭亡。呈祥瑞事即上天嘉许，福佑降世，国祚绵长。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伶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被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历百余日方散。彗星在古代乃不祥之物，太宗问道：“朕有不德，政有亏失才会出现彗星，众卿家认为如何？”大臣虞世南答道：“从前，齐景公见彗星，大惧而立修德，十六天后彗星即没。皇上只要别因功高而傲矜，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若能始终如一，不必忧心彗星一事。”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国速亡矣。感谢上天对朕与大唐之警惕，朕承认是颇有自矜之心，是朕之过失！”

康熙受祖母孝庄影响，一生都十分节俭。《清史稿》上说康熙大帝“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更难得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深知“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 每遇灾异，康熙常常引咎自责，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警示，而更加“修省”。

有着如此仁德之君的王朝，自然天下出现了少有的盛世局面。

汉文帝及景帝并称的“文景之治”，直接结果是农业迅速得到了恢复。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储藏过多，致腐烂而不可食用，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其国势之强，使四方各国臣服，大唐边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天下大帝”之意。史书记载，当时一斗米只有三、四钱，百姓安居乐业，重德修善。

华夏历史上又一个王朝盛世，即“康乾盛世”，就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

虽然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仁德之君并不算多，但从上述所举的三位君王仁德治理天下而致盛世景象的例子来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君者若想安邦定国，必须先存百姓，施以仁政。知其理，才会得到上天的垂爱，才会使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久安、国家强大和文化昌盛。

反观当代中国的统治者，一向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实质就是崇尚暴力，哪里讲求什么仁德？所以中共自执掌政权之后，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案、错案、血案。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到“六四”，从“六四”到今天对法轮功的镇压，无不实践着中共的“斗争”哲学。其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济虚假繁荣，道德沦丧，文化萧条，天灾不断。

历史早已给后世树立了典范。如果真正想扭转乾坤，唯一的选择就是止恶扬善，施行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