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诗歌和小说

建安七子之后，在文学上有较大成就的是晋、宋之际的陶潜。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他的代表作是散文《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幸福的世外桃源。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汉代和三国时，七言诗已有一定发展。刘宋时的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又有新的贡献。他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自由换韵，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南方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主要流行于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为主。这些民歌有个共同特点，即几乎全是情歌。

北朝的民歌较之南方，更有一种大气。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只27个字，便描绘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

又如以五言为主的杂诗《木兰辞》，描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由于写作技巧的纯熟，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运用上的别致，使它成为北方民歌中的上乘作品。

在南北朝时代，骈文盛行。骈文是从汉赋发展来的。经晋末宋初颜延之等人的提倡，强调用典和对偶，于是俳（对偶）体逐渐形成。南朝梁时沈约提倡声律，诗文又逐渐向律体转变。到南朝末期，徐陵、庾信等人把骈文发展到高峰，他们专讲形式上的技巧，缺乏实际内容。

由于佛、道的广泛流传，神话和志怪小说也开始兴起。著名的有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和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内容则属文人轶事，反映了东汉至东晋士族的生活面貌。

* 文学批评

随着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选集专著。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名著。全书共五十篇，系统的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体大思精，是前人文学批评的总结性著作。

史学

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代表作。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南朝宋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下令裴松之作注。

《史记》、《汉书》注重训释文义，而裴注《三国志》则重在增补史实。据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著作二百多种，而且截取史料比较完整，注文的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正文。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范晔在诸家后汉史，特别是在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的基础上，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得过早，《志》没有写成。所以纪、传的作者是范晔，志的作者是东晋的司马彪。

《后汉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后来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又把晋人司马彪《续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

除了上述两部史学著作外，还有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南齐臧荣绪的《晋书》是唐修《晋书》的蓝本。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现在仅存有辑本。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已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汉中和四川、云南、贵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书法

书法在曹魏时，钟繇创立楷书，独享盛名于一时。东晋王羲之吸收了汉魏诸家精华，集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被称为书圣。人们评论他写的字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不减其父，人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

北朝的书法也有很大的成就，其特点是结构谨严，气势雄厚，现存魏碑多是这种字体。魏碑还保留有隶书的一些遗迹，与南方略有不同。

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中的佛龛造像多有题记，是研究北魏书法艺术最珍贵的资料。在金石碑刻艺术中外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中。龙门二十品是被书法家雅称的魏碑精品，也就是林龙门石窟中精造的20块造像题记。这些造像题记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

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独特字体，字形大小如呈散，体势顾盼如鱼戏水。清朝武亿在《伊阙诸造像记》中说：“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龙门的古阳洞，真可称为佛教碑林的缩影。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赞美魏碑书法 “魄力雄强”、“笔法跳跃”、“精神飞动”、“结构天成”。《龙门二十品》可以说是龙门石窟碑刻书艺术的精华，数百年来为书法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