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她三十岁左右，一米五八，朴素的短发，红润略带雀斑的脸，褐色的瞳仁闪亮，亲切又热情，唇线刚直利落，是人称能言善道的“铁嘴”。她特别高兴时，笑着微垂眼皮，脸更红了，晕染出温厚的羞涩。

她极其认真。上课时总是尽全力讲解。我至今还记得她讲李白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景，真动人。为了让我们理解算术应用题，常拿吃的打比方。为了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她让我们天天写日记，她也天天批改。她很会表扬和委婉地批评人，而且很及时。清扫、军训、跑步，排练节目，她和我们在一起。

班主任的活儿很庞杂，很负责的话，就没完没了。有人偷东西、打架、骂脏话……不断出现的琐碎事，做思想工作，她诲人不倦，不厌其烦。谈心啦，家访啦，我想她那张嘴若是铁做的，也早就磨透了。

她早晨六半钟到校，晚上七点多还没下班。我常到学校楼上托儿所去接她的儿子，那孩子又黄又瘦，饿得吃传达室老大爷的饭。在那没有任何奖金利益的年代，工资只有三十多元，一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一个女人，多么辛苦不易啊！然而她毫无怨言，积极乐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们班学习、纪律、风气都是全年级最好的。

那时还常有紧跟形势、兴师动众的大批判会，“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啦”等等，小学生也要写批判稿、讲用稿。虽然是照报纸抄的或是写些老掉牙的决心口号，老师每次都给我们批改，我代表班级上台发言的稿件都是她帮我改的。

有一次，她对全班同学说：“好几个同学把毛主席画像写成毛主席花像了。注意不是花朵的花，是画画的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有人因为写错了这个字，被打成反革命。我们班没有坏人，我都了解。也不要问是谁写错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旗帜鲜明地跟党走，要跟上形势，不留污点。”

她是党员，而父母都不是，当时叫我很崇拜。家访时，我爸妈笑着对她说：“现在我们说话都不大听，什么都是听俺老师的。老师在她心目中是第一位的。”

我是老师的好帮手，老师布置什么任务，我总是积极认真地完成。

一次办壁报，天黑了，我还在用粉笔认真抄写辽师大批判组的文章，在四边画装饰图案。爸爸在教室找到孤零零的我，摇头叹气：“怎么这么认真，回家吧！”我是宣传委员啊，老师同学信任我，我怎能不把它做好？

我们小组同学都是住在一个楼的，六、七个，轮流到各家学习，写完简单的作业，就学会儿毛主席语录，然后一起参加活动。

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积粪，支援农业学大寨。爱国卫生运动，灭蝇挖蛹。凡是学校老师要求的，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不怕脏，不怕累。

我们是一群鹦鹉学舌，懵懂无知的孩子。那些来自外界的灌输啊,我们是全然相信，无条件接受。标语口号对我们影响很大，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

还有那些斗架式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共产党号召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强化脑际，回响耳畔，渗透肌肤。

放学后一进家门，大军就兴奋地对他妈道：“妈，你懂吗？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不远废品收购站有个古怪的老头，小脸上疤痕累累，耳朵没了，两眼凶光，整天闷声不响地骑三轮车拉着破烂跑。孤身一人，行踪诡秘。有时半夜还在广场上遛圈子。“象个坏蛋！”“说不定是特务。”小伙伴们议论着。“对，我们就要抓特务。”我们分头行动，跟踪老头，看看他与什么人说话，有没有后台，干没干坏事。我们捕风捉影，绞尽脑汁。一个星期过去了，郭永辉大叫：“哎，弄错了！那老头的脸是在救火中烧伤的，他光棍儿一个，脾气不好，可人好。”“谁说的？”“老黄大妈，她在这儿住二十多年了。”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放大炮。”除此以外，有时能看到阿尔巴尼亚影片。

亚非拉朋友手挽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大幅宣传画上的各种肤色的人挽手并肩，笑逐颜开。

面对世界地图，我真的感到迷惑。除了跟朝鲜、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还有非洲几个小国友好外，那么些别的国家呢？怎么能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呢？那么些别的国家的人是什么样呢？

假期和几个同学到程老师家玩。她正在走廊边的锅台上做饭，丈夫是工人。她家的房子只有一间，九平方米，又暗又小，窗口向内走廊开着。门框上挂着个圆塑料的毛主席像。我看到她当红卫兵时的照片：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臂裹红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两根搭肩辫子，腰束皮带，英姿飒爽。手举红语录，双目熠熠生辉。“那时串联，可苦啦！”她笑着告诉我，“举着红旗，背着包，步行走到北京，脚起血泡，拿针、拿头发丝扎、挑……见到毛主席，真是激动人心，我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嗓子都喊哑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