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法轮功的舆论批判每天不断，新闻联播中至少有一条以上的新闻是抹黑法轮功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后，突然中断了几天，因为中共要为其夺取政权五十周年举行一次大型庆祝活动，舆论上也因此要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

对五十周年庆典最翘首企盼的就是中共总书记江xx了。它要在这一天把其巨幅肖像和毛、邓并列起来，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它要象邓在建政三十五周年的庆典上一样，检阅三军，过一下军委主席的瘾；它还要让“紧密团结在以江xx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之类的标语走上天安门广场，以向全世界显示其权力。

当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则是五十周年庆典按照三十五周年庆典的规模办。而实际在操作中这个原则被远远抛在一边。庆典前，朱镕基把计委的曾培炎和财政部长项怀诚找过去详细询问庆典工程的预算情况，得知各种献礼工程、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等的工资，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时，气得双唇紧闭，不发一语。后来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总理什么也总理不了。比如北京这几项大工程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但是我砍得动吗？美国别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全国老百姓的钱能集中在首都用吗？”

江则说：“我的意见是，庆典要有气势。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要算政治账，不要过于拘泥经济账。何况我们现在的国力完全办得到。”

事实上，即使中国的国力确实办得到，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江这一次的挥霍，其耗费接近于100个希望工程，相当于救助2亿多个学生的款项。这笔钱可以让3千万下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费500元计）。

当江的车队驶过天安门广场，江是否意识到它在显示权威的同时，已经丧失了权威，因为就在庆典前，它将一亿多善良的百姓打成了敌人，这些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而在这庆典前后，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源源不断。

江针对法轮功“三个月消灭论”的失败

镇压伊始，江就确信，凭借中共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不出三个月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而江不遗余力的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也使很多人相信，“以中国政府的力量，法轮功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但是，事实恰好相反。让江xx和许多不修炼的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针对法轮功三个月狂风暴雨式的打压并没有奏效。

从7月20日凌晨开始，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从各地涌向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为自己的合法炼功权利申诉。7月21日和7月22日，中南海附近、西单、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门等地不得不戒严。610办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群众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然有许多人步行或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数万上访的学员被临时关押在丰台和石景山的体育中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30万，而北京城近郊区长期以来都维持大约70万为法轮功上访请愿的人。这些人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些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甚至包括有些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东北，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四川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9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到，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这里不但反映出修炼大法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同时，也反映出江xx的独裁，连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无法向江进言。

上述状况的出现，大大出乎江的意料之外。江原本以为，将法轮功的负责人全数抓捕，法轮功就会群龙无首，再加上下令采取的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待上访、请愿——包括罚款、监禁、开除公职，以及家庭连坐、单位牵连等手段，法轮功就会被彻底打压下去。可江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法轮功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骨干”，所谓的“负责人”也仅仅是在集体炼功的时候拿个录音机放音乐、或者有什么活动通知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负责人与炼功点上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在社会上的工作，每一个人也都根据对《转法轮》的学习和了解去决定如何做。大逮捕反而使那些普通的学员也都站出来，义无反顾的承担起和平请愿和讲清真象的作用。而那些严厉的措施似乎也不能动摇法轮功学员为法轮功鸣冤的勇气和决心。

江xx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人会为了信仰而甘愿牺牲一切物质利益，更让它弄不明白的是：这个看似不堪一击的法轮功修炼者团体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顽强生命力。这些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也让江更加妒嫉李先生，同时也更使其急于把法轮功镇压下去。

而在十一庆典前后，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更是源源不断。庆典结束的当天晚上，江又找到了曾庆红，商量对策。曾建议道，“第一、各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地如有上访的法轮功超过一定数量的，一把手撤职；第二、上访人员中山东来的几乎最多，告诉吴官正，如果再有上访人员就撤销他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镇压得力，可以考虑他在十六大上当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态度很暧昧，原来我们选定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长春在广东的镇压，也很不得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送走了曾庆红，江又紧急召见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组织一批院士宣扬科学和无神论，借此批判法轮功，并让路甬祥去做钱学森的工作。

中科院当时炼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四.二五”中南海请愿时，站在府佑街中南海正门对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区八大学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学生。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高科研和教学机构，社会影响力极大，因此江临时决定将刚刚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不到三个月、且一天教授也没做过的长子江绵恒马上调中科院任副院长，以此加强控制。

就在江绵恒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长以前，他通过江xx的关系于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国网通公司。如果说，一开始他是看上了电信领域是一个暴利行业的话，自从网通开始运营之后，他便以封锁中国互联网为第一优先任务了。

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依旧是络绎不绝。政治局委员们也对镇压不以为然，让江xx十分恼火的是，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镇压不感兴趣，对镇压的指令阳奉阴违，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广东，到1999底仍然有“法轮功绝大多数是好人”，“在广东不判一个”等说法。

江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的计划彻底失败。

中共内部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的矛盾

4月25日之后，江镇压法轮功的想法就遭到了政治局其他6名常委的明确反对。在4月26日召开的会议上，朱镕基认为：“法轮功的学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工作单位对生病又不报销医药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何不好？再说现在下岗工人那么多，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群众从不闹事，比先进模范还先进模范，这么好的活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这样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前提，更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法轮功中如果有害群之马，我们要处理，至于普通炼功群众，就让他们练去吧！”

另一名常委乔石一直是支持法轮功的，他不但在1998年做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还特意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

此外，其他常委如李瑞环对于镇压是非常反对的，而李鹏和胡锦涛等也是态度消极。

但面对江在会议上汹汹的气势，以及江声称的亡党亡国的威胁，所有反对镇压的人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怂恿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7月20日镇压开始后，中共内部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依然存在。政治局反对镇压的常委们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真实的态度。

比如，自从镇压命令下达以后，作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竟然从此就从电视上消失了，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江xx座谈国企脱困的新闻。本来国企三年脱困，是朱镕基就任总理时的豪言壮语，如今这个领域也交给了江，看来朱镕基当时心灰意冷，一切都不想管了。

比如，在八月份的“人大”的“三讲”汇报上，李鹏说：“对法轮功人员不要追究参与没参与，关键是看其思想认识是不是转变了。这一点，一定要向同志们讲明白。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要把握分寸。”这也是李鹏在刻意和江残酷镇压政策保持距离。

而被选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等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仅政治局委员们对镇压不以为然，而且让江十分恼火的是，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镇压不感兴趣，对镇压的指令阳奉阴违。江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企图的失败，以及中共内部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的分歧，使江不得不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共其他领导人与自己绑在一起，从而加大对法轮功镇压的力度。

江胁迫中共其他领导人镇压法轮功

为了加大对法轮功镇压的力度，江xx决心赤膊上阵，并胁迫其他领导人对此表态。

2000年2月，江亲自去广东督战，又是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又是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又是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等等。在江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第一批被劳教的学员中就有胡锦涛的大学同班同学张孟业。有人对江xx说：你这是一石二鸟，既给广东省镇压法轮功开了先例（胡锦涛的同学都判了，谁还不能判？），又给胡锦涛套上了“出卖同学”、“不仁不义”的耻辱牌。

此外，为了胁迫民望和信誉都很好的朱镕基支持镇压，从而使老百姓倒向江这边，并让上访的法轮功断了希望，江决意利用“三讲”运动强迫朱镕基表态。

关于江的“三讲”，实在算不上什么思想，在江上台后也是应者寥寥。然而，从镇压法轮功后，曾庆红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推广“三讲”，江也把“三讲”作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

江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违心的表态支持江的镇压决定，也许他是不想再受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赵紫阳的凄惨状况。

朱镕基的表态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江对法轮功的镇压在国际上遭批评

镇压法轮功，不但是个毫无理性的行为，而且江xx实施起来居然毫无政治手腕，事事冲在前头，所有的黑锅都自己当众背上。江1999年9月份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亚太经合会议上，更是赤膊上阵，亲自给与会的十多个国家元首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失尽体统。此后，在法国，江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x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

江满心希望各国元首“干涉一下中国内政”，对它的镇压表示赞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克林顿通过美国国务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到三个月以后，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人权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把逮捕法轮功成员称为压制人权的“一个麻烦例子”。当然，江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敢说江镇压有理。看到递小册子收到了反效果，江随即祭起了两顶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内政”和“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