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和嘉庆时期，英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方進一步通商问题，所以先后两次派使团访华，但都无功而返。道光年间，双方间的冲突愈加明显了。一方面，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并决定向中国派遣商务监督。首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威廉·纳皮尔)于1834年7月抵华，但数任商务监督都未能改变中英之间的传统贸易规范，也不能作为英国驻华官员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另一方面，由于向中国输入鸦片可以赚取巨额的利润，走私鸦片成为英商的主要贸易活动。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统计，当时吸食鸦片的已超过二百万人，严重侵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加剧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同时造成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银价走高、物价上升、政府白银储备短缺和按白银计算的赋税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当时有人估计，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年里，仅广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银即达三千万两之多。清政府在中英实际贸易中也由出超方变为了入超方，财源日益枯竭，人民的经济负担也更加沉重。根据公行的统计，1812年中国進出口总值分别是白银1270万两和1510万两，1813年進出口总值分别是1260万两和1290万两。

对于种植和進口鸦片，几任清朝皇帝都曾下令禁止过。雍正帝曾于1729年下令禁止贩卖鸦片和开设烟馆，但无甚效果。而且，鸦片仍可作为须课税的药材進入中国口岸。乾隆帝时也下令禁烟。1796年，嘉庆帝再次下令禁止输入鸦片。1800年，他又一次下禁令，并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但是，利用走私、行贿等非法手段進入中国的鸦片还是越来越多。1831年（道光十一年）走私鸦片数量由嘉庆时的4千多箱增为2万多箱；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激增至4.02万箱。

19世纪30年代，鸦片问题已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主张严禁鸦片的吸食和贩卖。道光帝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并于1838年12月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协助下开始履行使命。他命令外商将所携鸦片全部交出，并就今后永不贩运鸦片作出具结。外商认为中国官员做事都是虚张声势和虎头蛇尾，故而敷衍搪塞，拒不交出泊于外海趸船上的大量鸦片。于是，林则徐下令中止贸易，撤退外国商馆中的中方雇员，并断绝他们与外界的往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查尔斯·埃利奥特)甚感不满，但见情势难违，遂要求英商将鸦片由自己经手交给中方。他声称，自己是代表英国政府接受这些鸦片，英国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损失。此时，建议伦敦对华使用武力已在他的考虑之中。英商只得依照义律的意见而行，美商也随之而动。

1839年6月，收缴的两万余箱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全部销毁。林则徐对交出的每箱鸦片给予五斤茶叶的补偿，对具结的外商则恢复贸易往来。他甚至写有一封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该信虽仍用天朝大国对外夷的口吻写就，但不无礼貌，所言所论也在情在理。它的大意是：贸易应该是互惠的，不应拿害人之物牟利。既然英国在本国禁止吸食鸦片，就不应听任烟毒流入中国。贵国国王存心仁厚，只是因为来华英船甚多，对鸦片走私未加察觉，希望能够查办贩卖烟毒的邪恶之徒，并停止印度的鸦片种植。

尽管英商交出了鸦片，义律反对他们按中方规定的措辞具结，写明“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在他的授意下，英商从广州撤至澳门等地，也不到中方指定港口领取所补偿的茶叶。这样，中英贸易依然处于停顿。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行凶，一中国村民伤重而亡。中方要求义律交出肇事者，但一再遭拒。义律称英国臣民只受英国法律管辖，将当事人交英人法庭作了审判。林则徐下令切断英船的补给，并要求葡萄牙人将英人逐出澳门，英船遂集中于香港等地水域。

9月4日，英人欲在九龙登岸获取食物，遭中国兵船拦阻，英国舰船开炮轰击，双方发生战斗。林则徐仍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争端，以英方具结、交出新到鸦片和肇事水手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困居珠江口外的英商对义律的做法也颇有微辞，林则徐曾派人直接与他们沟通，鼓励具结通商。义律表示，中英双方可共同查验英船有无鸦片；英商可具结保证，若携带鸦片，中方可没收货物和驱逐烟商；英人在华犯罪只能根据英国法律审判。这与中方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双方依然僵持，但已有个别英船与中方具结并恢复贸易。11月初，义律将仅有的两艘军舰派到虎门附近的穿鼻洋，以阻止英船進入中国口岸，并就允许英人登岸和获得补给等与中方交涉。中国水师拒绝了英方要求，并出海探察英舰拦阻英国商船的行为。英舰再次发炮攻击，战事又起。获知穿鼻海战的消息后，正对英人愈发不耐烦的道光帝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将所有英船逐出口岸，不再要求具结和交凶。英国舰船仍滞留在中国海域，林则徐并无军力将它们赶走，只能尽力切断供给。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懈的了解国外情形和加强武备。

在中国发生的事件陆续传到了英国国内，并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虽然英国舆论总体上羞于为鸦片贸易進行辩护，但中国在禁烟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却遭到了敌视性的渲染。在工商业界，关心对华贸易的势力也普遍鼓吹乘机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更加开放。义律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也主张采取强有力措施。1839年10月，英国内阁决定对华使用武力，以推行炮舰政策闻名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是首要的支持者。次年2月，英国内阁宣布，海军少将懿律(乔治·埃利奥特，义律的堂兄)和义律作为正副全权代表率远征军前往中国。帕麦斯顿交给他们一份致中国宰相的照会，其中指责广州的官员迫害英人和污损英国的尊严，要求中方予以昭雪，并赔偿烟价、按文明国家的规范与英国官员相往来、割让海岛、偿付行商拖欠英商债务和军费。帕麦斯顿还指示懿律和义律，如果中国同意开放多个口岸、让英人在各口岸自由居住和经商、废除公行制度、给予英人领事裁判权并议定税则等条件，可以放弃割地要求。

出兵决定在英国议会中引发了激烈辩论，很多议员指责政府纵容鸦片贸易，认为使用武力是非正义的。但是，反对战争的议案终以262票对271票被否决。

1840年6月，由40多艘舰船和4000名海陆军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东海域。他们的计划是封锁珠江口，再北上占领舟山，然后开抵天津外海向中国当局交涉。在封锁珠江口之后，英军于7月初攻占舟山的定海，并大肆劫掠。林则徐早就将英军即将犯华的传闻禀告道光帝，但后者不屑一顾。除了林则徐在广东和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在福建做了一些战备部署外，其他沿海地区对英军毫无防范。定海之陷和英军的船坚炮利震动了清廷，道光帝下令严加剿堵，但不久即倾向于息事宁人。他告诉直隶总督琦善，如果夷船進抵津门，应相机处理和接受所递文书，不可骤然开炮。英军于8月抵达大沽口，通过琦善向清廷递交了帕麦斯顿的照会。道光帝以为英人兴兵全因对林则徐等人的愤懑，遂令琦善转告英方，将查办林则徐和派遣钦差前往广州“代伸冤抑”，但英军须退回南方。对于照会中的其他要求，他未予应允，大概糟糕的中文译文也妨碍了他的理解，英方则在琦善面前坚持不让。琦善极力敷衍应付，使英方以为清廷愿意积极考虑所有条件，加之北方气候渐冷，占据定海的英军中又流行疫病，英军于是南撤，在广州等待继续谈判。道光帝不明缘由，以为他既已答应惩办林则徐等人，“英夷”自然撤兵以示恭顺(有奏报称英船撤离时“向岸罗拜”)。9月，他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则徐、邓廷桢则被撤职查办。

12月，琦善在广州与义律展开谈判，后者已接替因病离华的懿律担任全权代表。义律坚称，中国政府须接受照会中的全部要求，或以增开口岸换取割地，否则不仅不还定海，还要再启战端。道光帝颇感意外和愤怒，求战意愿又强烈起来。琦善不敢接受英方的要求，失去耐性的英军遂于1841年1月初攻占大角和沙角炮台，進逼虎门，琦善急忙再与义律商谈。20日，义律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的初步协定，即所谓的穿鼻草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600万元(西班牙银元)、同意两国平等往来和恢复广州贸易，英方归还两炮台和定海。26日，英军進占香港，并张贴告示，称琦善已将此地让给英国，该地居民皆为英国臣民。其实，琦善未与英方达成明确一致，更谈不上签约。在割地问题上，他只是同意奏请朝廷允准英人借居香港一隅。道光帝获知英军進攻的消息后，决定“痛加剿洗”。1月30日，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派他们率大军赴粤。在广东，琦善也拒绝与义律签约。2月下旬，英军恢复军事行动。26日，虎门各炮台失守。英军继续推進，广州告急。3月5日，杨芳到达广州主持军务。此前，道光帝已收到广东巡抚怡良的密奏，其中提及了英军在香港的公告。他怒责琦善割地辱国，下令将其革职拿问并抄家。

有名将之誉的杨芳也无法抵御英军的進攻。他见英舰在波涛之中仍能发炮中的，认为其中必有邪术，竟令搜集妇女所用马桶陈于河边“镇邪”。考虑到兵力不足等因素，义律建议停战和恢复贸易，被杨芳接受。4月14日，奕山、隆文率军到达广州。奕山无心抗敌，反而认为广东商民与外人交往密切，防民甚于防寇。道光帝指责杨芳剿伐不力，要求奕山积极進兵。5月21日晚，清军突袭英军，但战果甚微，一些商馆也遭劫掠和破坏。次日，英军2000多人大举反击。清军溃败，近两万人退入广州城内，该城遂遭英军包围。奕山树起白旗，派人出城求和。义律鉴于情势，觉得不如先获得一些现实利益，然后再图進取。27日，双方签订广州和约。奕山同意在六日内将外省军队撤至广州城60英里以外地区，在一周内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并赔偿英国商馆的损失，英方则同意在款项结清后从虎门撤军和交还各炮台(但在中英交涉未决之前不得重新武装)。英军在广州周边无恶不作，导致民愤极大。29日，三元里的村民打死了数名前来骚扰的英军，该地103乡的民众随即迅速组织起来。他们与从四方炮台出动的大量英军发生了战斗，并会合来自其他地区的大量民众包围了该炮台。英军请出清朝官员向民众施压，才摆脱窘境。6月初，英军撤出虎门等地。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奕山无耻的慌称取胜，把自己乞降说成英人哀求归还商欠和恢复通商，把赔款说成偿欠说清军退出城外是为了弹压土匪和躲避湿热。道光帝不明情况，以为“夷乱已平”，遂准许恢复贸易，下令撤兵裁防，对于香港则欲另行定夺。

1841年4月，英国政府收到了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它未给英国带来足够的利益，何况也未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伦敦决定召回义律，由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事业立下很多“功劳”的璞鼎查(亨利·珀廷格)接替，对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8月，璞鼎查到达澳门，随即率军又沿中国海岸大举進攻。至10月，英军连陷厦门、定海(因疾病流行，先前占领定海的英军已于1841年2月底撤出)、镇海和宁波。道光帝任命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主持东南战事。奕经乃膏粱纨绔，毫无统兵之才。他一路花天酒地，数月后才抵达浙江前线。在他的胡乱指挥下，清军于1842年3月发起反攻，以大败告终。5月中旬，得到增援的英军发动新的攻势。6月中旬，英军攻占吴淞，并逆长江而上。璞鼎查认为，要使中国政府屈服，進攻乃其经济命脉的长江下游富庶之地是一良策。7月21日，英军攻占镇江，随后進逼江南第一重镇南京。

自去年8月兴兵以来，他们一路烧杀淫掠，恶行无数。镇江失陷后，道光帝已完全丧失抵抗意志，他任命杭州将军耆英和与英人打过交道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具体办理议和事宜。8月中旬，中英在南京展开谈判。29日，《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几乎接受了英方的全部要求。该约的重要内容是：英人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居住通商，英国可在五口派驻领事等官员；中国将香港岛割让英国；中国赔偿英方烟价6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和行商债务300万元，废除行商制度；“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英商進出口货物的税收“秉公议定”。次年，中英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其中的重要规定是：英人可在五口租地造屋(这种条款成为了列强后来在中国建立租界的借口)；若英人和中国人发生诉讼，首先由英国领事调停，若不成再由中英官员合审，对英人的定罪由英方根据英国法律决定；可在五口各停泊英舰一艘；一般货物的海关税率是5%(比以前大幅度降低)；对于中国将来给予他国的新权益，英国一体均沾。与英国当初的战争目标相比，这些条约给予的利益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鸦片贸易，双方未作约定，但英方对鸦片贸易的袒护一览无遗。璞鼎查表示英国“无力”帮助中国禁烟，主张允许鸦片進口但对其征税。中方表示，不宜取消烟禁，但对各国贩运鸦片不予过问，这等于默许鸦片贸易的進行，英方未予反对。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侵略者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局面，从中国攫取了包括割地、赔款、开港、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权益，以备受列强欺凌和丧权失地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由此开端。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也不甘落后。1844年2月，美国专使顾盛(卡莱布·库辛)率多艘舰船到达澳门，向清政府提出進京议约要求，清政府又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处理。7月3日，中美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厦条约》。借此，除了割地赔款，英国从中国攫取的其它权益也为美国所享。该约还有着有利于美方的更详细规定，或者可以说给予了美方更多利益。比如，美国侨民可在五口建立医院、教堂和墓地；中国若想改变税则，须与美国官员商议；中国官员不得过问美侨之间以及美侨与他国侨民之间的诉讼。它也规定，美国人不得携带鸦片至华，否则由中国官员自行治罪，但这实为空文。法国专使西奥多·剌萼尼也于8月率舰队来到澳门，对清政府進行恫吓。10月24日，耆英与他在广州附近的黄埔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黄埔条约》，法国获得了与英美同样的权益。剌萼尼还要求清廷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道光帝于1846年2月同意。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普鲁士等国也先后对清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后者也大体允准。

道光皇帝与鸦片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清朝军备的落后，吏治的腐败等，因为以当时清朝的实力来说，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道光时期清朝的国力虽然开始走向衰落，但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虽然武器落后一些，但差距并不很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面对的是一个远道而来的侵略国家，从兵力，从民心，从补给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取得胜利自在情理之中。但是结果却是清军不断战败，并最终签订了屈辱的条约。那么失败的原因何在？

个人认为，根本责任在道光帝。虽然他具有某些优秀的个人品质，也算是个勤政的皇帝，但是他生来恰恰缺乏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和勇气以及对外界的深入了解。从战争开始，他从内心里就主张求和，不愿采纳忠言，而此后的很多决定都是那些主和的大臣秉承其旨意做出的。从这一点上看，道光帝是比较昏庸的。而战争的失败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也许历史选择道光皇帝承载这一影响了此后中国发展的角色，有着其深刻的考虑；也许历史让中国的大门在此时以这种方式被打开，是为了未来的某种安排。我们虽不完全明晰上苍的安排，但历史的发展却让清王朝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落，西方文明也开始渗透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而且一个西方的“幽灵”在这股“西学东渐”之风中也踏入了中国的国土，并在此后的中国大地生根，干出了让神也为之震怒的恶事。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帝于1850年去世，终年69岁，在位共30年。庙号宣宗，葬慕陵。《清史稿》对道光的一生概括是：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