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毛泽东似乎仍然意犹未尽。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7月，朝鲜停战。

同时，中共在发动了一系列斗争，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后，制定了牺牲农业，全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决策。因为在毛看来，绝对的权力可以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化。毛的基本逻辑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 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的前提。在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钢产量要翻两翻，电力和水泥产量要翻倍。国家88%的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发展上。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不仅被强迫参加农村的集体化，便于中共政府从农业中挤出更多资源，而且还要缴纳较高的赋税。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的年增长率为18%，而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也大量增加。这种不切实际，大力工业化的结果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被牺牲了，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在此期间的农业增长率只有2.2%。而且中共领导人强调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快速的发展，也导致后来大跃进的出现。

* 权力之争：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绝对专制的纪律，以往的中共党人开始从革命者的身份向官僚管理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一期间，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重大权力斗争拉开帷幕。1954年2月到8月，掀起了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运动。

高岗是东北政治和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是对毛泽东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他被指控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且密谋夺取国家政权。不久，高岗自杀。其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而与高岗并无联系的负责上海党政机关的饶漱石也被指控犯有同样罪名。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档案仍视为机密，我们尚无法得知毛的真正意图。不过，毛善于整人的高超手段却让人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得以“欣赏”。

* 加强对知识份子思想的控制：“批判胡风思想”运动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领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知识份子。他当然不会允许任何批判党的声音的存在。而这次运动首先对准了著名的非党员文艺评论家胡风。信奉自由创作原则的胡风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所谓文艺理论权威出面批判他时，于1954年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但是胡风的自由思想显然与毛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毛早在延安时就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宣传政策的工具。

随着毛对胡风的批评和定性，周恩来的参与谴责，1955年1月，全国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5月13日，公布了舒芜得《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胡风不仅被说成是思想上的异端，而且被说成是政治上的颠覆分子。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而被捕入狱。胡风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无期徒刑。全国受牵连的共有2100余人，逮捕93人。

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转引自丁抒先生着的《阳谋》中注释，《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页）在知识份子迫于中共的压力而违心的表态中，知识份子的良知开始被泯灭，妥协和明哲保身思想开始取代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气节。这对中国绝对是个灾难。

批评胡风运动的真实目地是加强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虽然胡风被捕，但反对胡风思想并没有停止。这次运动虽然毛杀一儆百之计取得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甚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知识份子沈默下来，中国的知识界死气沈沈。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中共在此后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针对知识份子的诛心运动。

* 消灭暗藏敌人：肃反运动

在批判胡风思想的同时，毛在清洗完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后，为了进一步消灭党内异见者，于7月，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或“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运动。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五十年代初中共发动的“镇反”即“镇压反革命份子”，杀的是所谓敌人营垒的人；而“肃反”则专搞自己人。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假如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可能就会被判杀了人，这由此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

这场运动持续到1956年初。运动采取过去整风运动的方式，让被怀疑者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联系作出书面或口头的详细坦白，然后接受审查。但是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一来，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或扣起来，一个大学一关就是上百人。这种先抓人后审的法子，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1955年下半年，许多人受到调查。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程式被关进监狱和劳改所。连1925年入中共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都成了“内奸”、“反革命份子”（潘、杨在毛泽东死后均获平反。有人认为是因为二人了解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而被毛借机除掉) 。

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学生对该校的肃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运动深入时（武汉）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在大会上对着我们声色俱厉的吼叫：‘我们已充份掌握了你们的材料证据，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转引自丁抒先生着的《阳谋》中注释，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九页）

关于肃反运动，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泽东在1956年底是这样说的：“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份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按毛的说法，全国仅几百人被送去劳改，其余则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至少保了饭碗。这显然不是事实，连黄秋耘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杂志社都有好几个人在肃反中被判刑，全国如何会只有区区数百？

如广西上林县，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说的“大约百分之一劳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页。）

又如辽宁省长海县，是个海岛，人口仅五万一千。肃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九人，监督劳动改造五人。”（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页。）

为什么会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革命份子”？因为有“指标”（配额）在。譬如中共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个“百分之五”的指标，即将部内百分之五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

中共不仅经济上搞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抓反革命居然也有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可以说，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在建国后，毛搞的诸多运动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是他的帮手。刘少奇曾经这样说过：“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譬如“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对了，成绩就是“九个指头”，就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

经过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批判胡风思想以及肃反运动后，毛领导下的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