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心为上─反右运动

6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

6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不答应”。一时间，“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动派、恶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物件。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什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识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会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仍然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中共。比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半个月之后，他就被中共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人民日报》还发了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顾执中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脚下。他们首先采取其一贯的策略：让知识份子相互批斗。最先顶不住的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检讨。新华社专门为他的检讨发了报道：“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许多曾经是罗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纷纷站出来“和罗隆基划清界线”。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获得中共的宽恕，保全自己，但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份子”这顶帽子。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还不足够，因此决定扩大整肃物件。

其次，为了搞臭知识份子，报纸上开始刊载一些辱骂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报》从6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的到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在中共看来，谎言重复了千遍就是真理。当资讯贫乏的人们在广播，报纸等媒体中，每天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这样的辱骂，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6月19日，毛正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于二月间所作的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作了很大改动，补进了他二月时根本未曾讲过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至是很激烈的”一类的话，将“毛毛雨”换成了黑火药。文章还公布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六个“有利于……”，其实核心只有一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已）。至此，“鸣放”正式结束。上当受骗的知识份子再一次成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较以前更为严酷的摧残运动。

7月1日，毛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针对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搞阴谋，他巧妙的自辩为“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辞汇－－“阳谋”。“阳谋”的真意，按照毛曾经的解释是：“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事实上，毛和中共并非是第一次运用“阳谋”，当年的延安整风就已经一显身手了。当然，这也不是中共最后一次运用“阳谋”，在其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依然可以寻到它踪迹。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从阴暗的角落里挖出来”了，但是擒贼先擒王，当局真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声讨、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大家夥”。在7月1日毛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明确点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其实，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的说法，“章、罗两人虽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两人同床异梦，互相攻击，民盟中央同志，众所周知……”。毛泽东“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二三九页，千为民盟中央常委。）

结果一场反右斗争至少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内部数位是一百零二万)。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二十三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被打成右派后的人们，表现也是迥异。有的人采取了检讨认罪以保饭碗的态度。如费孝通、储安平、黄琪翔（黄曾批判中共学苏联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检讨书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的标题，印在《人民日报》上，发到全国各地。

有的人始终忠于中共，比如老xx党员冯雪峰被党开除后仍忠于党，给也是xx党员的儿子写信道：“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党走，永远前进。”而女作家丁玲被开除出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之一的刘白羽那里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页，刘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绝认错，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残。比如，《北京日报》编辑徐锺师因为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被揪出来斗争。可是在斗争会的台上，人们突然发现：“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盖布裤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五页。）由于“态度恶劣”，几天后，他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知识份子顺从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的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957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事实上，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xx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反右的后果和影响

同史达林的直接杀人不同，毛有着更为高明的杀人手法，即诛心为上。他和中共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史达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们同时也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终于确立了专制恐怖的极权政治。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一部份知识份子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xx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然而毛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反右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条件的破坏无以复加；人口恶性膨胀，伴随着人的生理与精神素质严重下降；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1949年以前曾长期为害中国的官僚腐败、盗匪横行、贩卖人口、吸毒、赌博、卖淫等现象现在又在中国重现；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其势头之大甚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

右派的结局

没有哪个右派份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锺情于右派。1962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余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徽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1966年文革开始，许许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物件。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物件－－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份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什么希望了。因而，当1978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一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念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xx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1957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于这股势力的强大，很多右派无法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补发工资和补偿问题亦因遭到抵制而搁置。这只能说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

比如邓小平，尽管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坚持认定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当时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

从反右运动看中共邪恶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从反右运动中中共采取的种种手法看，其不仅承袭了其一贯撒谎和耍两面派的流氓习性，而且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邪恶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到此为止却还不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