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炼大法的过程回想起来是一个逐渐的把自我放下的过程。六年了，很多固执的东西还是在执著着，但是这条路已经渐渐明晰起来。

记得在开始修炼的三四年中，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发现自己常常听不懂别的同修讲的话，不管那些话是指着我的，还是不指着我的。我好象是听到了，经常很难听懂。在华盛顿DC，大家开会交流或讨论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是很兴奋的想自己要说什么，其他同修的话听不到心里去。因为急于表达自己，就常常抱怨DC开会太吵，没法说上话。

二○○○年底的时候，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在我就读的大学说了大法不好的话。我当时在场，却没有做好，没有向在场的人讲清真象。回来后懊丧不已，将自己一遍又一遍的自责，又在同修面前将自己狠狠的自责了一把。到了第二年，新大使上台，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说坏话，我当时从听众的餐桌边站了起来。主持人不让我打断大使说话，我就直楞楞的站着。服务员和同桌的客人让我坐下，我也没坐。大使讲完了，媒体冲上来采访，拍照，新闻俱乐部的主席也过来和我握手。事后冷静的分析我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大程度上想改正前一次的过错。

那几年一直很忙，因为很多讲真象的事情都抢着去做。那时我修炼和证实大法的心态很象以前做学生时候的心态：什么都想做得最好，做得比别人好，却很少想清楚做这些根本上是为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很多该我去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一大堆。

现在能够想得清楚一些，可能是自己在自觉的从自我中脱出来。努力的把自己当作宇宙中普普通通的一个生命来负责。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自己的转变，很可能是在长期学法修炼中不知不觉带来的变化。记得那次大使事件之后，我在同修前自责，一位同修对我讲：你好象把自己的执著看得有点太重了。我听了之后，开始用一种更大的胸怀去看待这个小小小小的自己了。

当师父一次次的把庞大宇宙的境界和胸怀，和更久远的考量展现给我们的时候，我的心越来越平静，做事情越发求扎实。于是，我渐渐发现自己很多时候说的话根本是在炫耀自己，还有很多时候，发现不用提自己的意见，按照同修的方案去做的时候，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地。

记得刚开始协调给政府讲真象的工作的时候，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自己的容量不大，少不了会动心，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有一次我被指责得非常痛苦，突然想到对方同修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而做的工作又非常重要，如果这种方式可以使他得到一个压力的缓解，那我的承受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时的感觉是把自己和对方换了个位置，越想越觉得应该让我多挨几句。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很多想法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在看问题。这些年来，同修们的这种帮助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因为我参加这项工作比较晚，有很多地方没有经验，或缺少智慧。而讲真象的任务又是如此繁重而迫切，这就要求我尽快的成熟起来。我要感谢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我的同修们，让我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经验，少走弯路。这些经验包括：穿着谈吐要合适，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如何替对方考虑，做事情要及时和相关的同修沟通，如何理解正法对我们在一件特定的事情上的要求，如何在一件事情中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如何在正法的全局中看待自己所参与的工作，在一个具体事情上怎样做到最好的给众生摆放位置的机会。

当心中越来越少“我要为大法做什么”，而越来越多的“大法需要我们做什么”时候，我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章法，不会象以前那样看到什么都冲上去做，也不会看到一些艰难而又应该做的事而犹豫不决。潜在的“我为大法立功”的想法也越来越淡。

最近为了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孤儿，DC一些学员联系与难民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我和一个组织联络的时候，对方一位管事的官员在电话询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谈了我们找他的意向，讲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们目前的境况。他深表同情，并答应和他那个组织中其他相关的官员讲这个事，也会和其它相关的组织联络，帮我们出谋划策。我当时提出和他见面，因为直接面谈可以更深入的讲真象。他答应了，但没有确定时间。后来的几个星期，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了几次，但好象他越来越不提见面的事了，我发的邮件他也很少回了。我当时就作了各种猜想，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直到最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找他，我抱定了一定要和他见面的决心给他打电话，没想到这次在电话里他很痛快的答应了，并约好时间，还请了其它几个组织的人和我们一起吃饭。那顿饭吃了近两个小时，我们几乎顾不上吃，一直用笔记着他们为营救大法小弟子的各种方案。

这件事情让我从法上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表面上是我们在做，实质上是久远的各种因素的安排已经成熟了。只是到时候需要你去找某个人，说那句话。只要我们不带什么观念，去做，就行了。这也不是什么个别人的功劳，只是大法的选择。正如师父在《猛击一掌》中说：“负责人不管其在常人中做了多少工作，都是自愿为大法工作，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对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孤儿的理解。

1) 更广泛的救渡众生

我们在美国做这件事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美国政府堂堂正正的通过外交手段向中国政府要人，把被迫害的法轮功孤儿救到美国。我们肩负的是帮助这个国家的政府， 特别是行政部门，在正法的最后一段时期及时摆放好位置的重任。过去几年的讲真象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大法表示了支持。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呈现出一种议会或国会对大法比较支持，而行政部门态度却依然没有看到实质的变化。在营救法轮功孤儿这件事情上，行政部门的相关机构作为国家外交和移民政策的执行部门，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家对大法的态度。

同时，民主国家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民意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是非常重要的。打一个比方，南亚大海啸，世界各国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都应该向印尼提供援助。这是一个共识。至于某个政府出多少钱，怎么出钱，用什么方式提供援助，都是在这个大的共识之下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虽然国会和行政部门很可能会为此而争吵或有不同意见，但在这个大的共识之下就会很快的解决分歧，提出解决的方案。类似的，在营救孤儿这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讲真象，让这个政府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内心认识到这场迫害，产生正义感，发自内心的要救孤儿。许多参与的学员对于相关的政策操作作了不少研究，发现美国历史上很多的把别国孤儿或儿童救到美国的都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创新。也就是说，一旦整个社会和这个政府动了心要救的时候，没有先例可以创新，没有法律可以立法。

从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来看，就是要向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商业界、学校等等所有可以讲到的人群讲真象，把这个强大的正念之场建立起来。

2) 过程与结果

我在这个事情上有过教训。去年国会众议院通过304号共同决议案的时候已经是2004年的10月份。当时第108届国会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将结束。一些做政府讲真象工作的学员一开始的想法是觉得要在参议院把这个决议案提出并通过是不可能的，就放弃了在参议院做的想法。但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执著于结果，还是要做。我们顿时看到了自己与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记得去年年底那段时间，各地学员把100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拜访了一遍，有些讲清真象困难大的办公室还跑了好几遍，直到108届参议院最后一天参议员们辩论到很晚，好些DC的学员在参议院投票大厅上发正念直到晚上11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

在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孤儿时，我们经常会办一些活动，邀请社会上的人或一些政府官员参加。做为活动的看得到的结果，或者是某些名人来讲话，或者是请到了很多观众来看我们办的慈善义演，但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份是，利用这个活动，我们能广泛的向社会讲真象，这可能是活动本身之外更大的意义所在。

在这些年对政府官员讲真象中，虽然我们不注意，很多听了真象的人们默默的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们为支持大法做的事很多的学员甚至都不知道。在这过程中，我认识到，人们听到真象，或是通过我们讲真象归正他们的观念是最重要的。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