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毛泽东死后，其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军队的支持下，于1976年10月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华在短暂的执政期间，极力模仿毛，并坚决奉行“两个凡是”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并且不惜花钜资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修建巨大的陵墓。这自然阻碍了一直与毛意见相左的邓小平的复出。不过，根基并不稳固的华在政治局另一名常委、国防部长、军事政变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的建议下，不得不同意让邓小平出来主持经济工作。邓不久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邓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并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9月9日，毛的陵墓落成，成为中共欺骗老百姓的又一道具。

华国锋尽管坚决奉行“两个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改变。首先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解冻文革和毛晚期被禁演的电影、戏剧等；允许曾经奄奄一息的文学和学术杂志重新出版发行；允许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名著；恢复高考，并给予高等教育相当大的重视。此间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痛苦经历的短篇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其次，在经济上，尽量缓和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工人长工资，鼓励作为辅助生产的自留地的扩大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同时，华提出了不切实际的10年规划，阐述了其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这或许成为华失去权力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导致华下台的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权力的日益增长。复出的邓在赢得了中共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军队的支持后，很快改变了曾经“永不翻案”的承诺，这与邓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1978年5月，在邓的亲信、时任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的负责下，《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而引发了全国上下对该文的讨论。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的亲信汪东兴）。7月初，邓公开了毛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开始公开批评华的“两个凡是”。

同年，在胡耀邦的积极努力和邓的默许下，全国55万名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级右派不予平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为右派平反，使邓在赢得中共党内和军队的支持外，又赢得了饱受中共迫害的知识份子的拥护。

中共新领导人的上述举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改邪归正，而是在社会危机和人民不满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时所采取的伎俩，其目地还是为了平息民愤，缓和矛盾，进而巩固中共邪恶政权。中共新执掌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时代亦受到过迫害，因此有采取温和政策的倾向，但底线是中共的政权不能被颠覆或受到任何威胁─哪怕它是邪恶的。在对待右派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五名中央级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运动在根本上并没有错；同时也向党内外昭示：采取任何方式对中共政权提出批评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反右”运动中的扩大化做了“检讨”，并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买人心。而善良的中国人除了“感恩戴德”，并未认真的思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陷入了深渊，中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不久后对民主人士的镇压，再次表明，中共刚刚更迭的领导人与以往在本质上并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被中共史学家视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邓在会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邓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袖”地位。

此外，会议提出了要加强经济建设。此后，经济改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潮流。会上还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而邓当年恰恰是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单墙壁上出现的呼吁民主的口号和街头出现的民主运动，亦因受到该平反事件的鼓励，而表达了更加强烈的民主愿望。北京西单出现了政治集会和内容更为大胆的大字报，批判了文革和过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权、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这一民主运动，并出版和发行了各种非正式刊物。民主运动也从北京扩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会城市。而数百万从农村返城的知识青年更表现出了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们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领导。这一民主运动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些独立的组织和刊物将会对中共的政权构成威胁，遂于1979年春采取了行动：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比如魏京生。当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魏京生，并根据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明确禁止在“西单墙”和规定范围之外张贴大字所报和小字报。“西单民主墙”不复存在。而作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称这些民主人士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上，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1年，作家白桦写的《苦恋》受到批评，被指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中共借此开展了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在中共的镇压下，一度兴旺的民主运动沉寂了，很多民运的领导者被送进了监狱。而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民众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的事实。

历史给中共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学会尊重事实、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契机。但是，中共并没有改变其邪恶的本性和一贯的作法。而民众的漠然，表明了他们对中共专制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进一步提升了邓的形象。2月，因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爆发战争。

在镇压民主运动的同时，已在事实上成功执掌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开始了对中共领导层的更换，即所有领导人都换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此后，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去总理之职，由赵紫阳接任。华在一年后又辞去了中共党主席之职，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作出了官方评价。在这次会议上，邓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邓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及中共党的人事变动。正式废除了中共党的主席一职，胡耀邦被确认为中共的新领袖------虽然事实上真正的最高“领袖”是宁愿在幕后指挥的邓小平。邓则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此后，无论中共前台的领导人如何的更迭，但都听命于邓。按照中共的说法，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亦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出现。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却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文革和毛后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挽救中共政权的颓势，除了提出经济改革、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外，还面临着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作为文革和毛后期的受害者的邓和其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似乎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弃并修改其政策，即证明其错误才能确立中共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们心目中曾经的神圣形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毛一贯的伪装和中共宣传机器虚假的宣传，使一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对毛仍旧怀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导致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产生怀疑。其结果是中共政权处于危机中。

出于上述考虑，在1980年夏起草关于如何评价毛的档时，邓小平定下了基调：“我们不会象赫鲁雪夫对待史达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因此，要对毛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为了欺骗民众，为了使中共政权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领导人邓小平不得不把一个屠杀了几千万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旧悬挂在中共的所谓“圣坛”上。可见，其根本的考虑还是中共和自身的权力，而非什么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从这一点上看，邓与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邓下令军队开枪屠杀学生的恶行也就不难找到根源了。

事实上，在中共官方于1981年对毛作出所谓“正式评价”前，由于中共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舆论的导向，对毛的批评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

具体表现在：一、1978年12月，给曾经由于激烈的反对大跃进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怀正式平反，并恢复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后，大批在文革期间和毛时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资派”的人被逐渐平反，他们在恢复以往的地位后，加强了反毛的舆论和政治活动。三、1979年后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现了含蓄批评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毛。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对“极左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反“个人崇拜”的讨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权决定公开审判“四人帮”，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一举动大大降低了毛在民众中的声望，因为毛显然成为了未被点名的被告。尽管这次审判号称是按照新颁布的法律进行的，但是审判的内容和目地明显是政治性的。法官们不是听命于法律，而是听命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挥着从开始的起诉到最终的判决的全部程式。在审判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毛在其遗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为犯罪分子的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为了维持中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技巧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毛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个严重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作出了官方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毛本人，决议中高度赞扬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高度评价了其在建国七年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决议在称赞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者”的同时，还严厉批评了毛在其统治后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这场运动使许多无辜的知识份子受到迫害─但决议认为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必要和正确的”。毛在大跃进中犯的“左倾”“错误”和在晚年实行的“个人专断的统治”和搞个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对于毛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中共新的领导人出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目地，就这样以毛犯下了“严重错误”为藉口，为其罪行开脱，而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帮”承担了。

另一方面，对毛后20年政策的否定，使邓及其追随者建立的后毛时代的政权实现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标。

1981年的决议暂时解决了对毛和文革的评价问题。几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残存现象至少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了。不过，毛曾经的“神圣”形象虽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旧挂在中共的所谓“圣殿”上。中共只有继续不断重复着谎言，继续欺骗着民众，才能确立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着这种欺骗伎俩，到了90年代，处于政治需要，经过相当修饰的毛的形象，又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时还大加颂扬。可见，不彻底剥掉毛的画皮，就不能使中国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