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只是生命的一个短暂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中，不能不为整个生命过程而考虑。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人要获得幸福安逸，这是正常的想法。但是，为生命的将来奠定更好的基础，也许是生命在这个阶段中的更大意义。

其实，传统正教的教义，无不是在教诲人如何行善积德，如何升上天堂。在正信人的心中，对生命未来的考虑，要重于今生的得失。

治的影响力直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以至思想，所以，能够考虑了生命的实质意义，并因此而施的治，也许是最值得称道的。

回头看看，《黄帝内经》中提及的上古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以及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寿敝天地，是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与最佳归宿呢？与宗教中的飞升天堂，似乎同出一辙。

而《易经》中的“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同样指出， 天人合一乃人生的最佳选择。

旁—— 普遍的；傍、依附。

这些，与老子的所言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又是大同小异。

在极静的状态下，观察万物，万物各归其根。由此看到，顺同常道的自然状态，是明智之举，反之“妄作”则凶。归于道，才能免于危殆。

老子这里说了万物守道的重要性，在下面这一篇中，老子讲了圣人之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

知——智者。

圣人的治，就是使民胸怀宽广，丰衣足食，没有奢望，体魄强壮。无欲无求。使所谓的智者不敢耍弄伎俩，则大治至矣。

与《黄帝内经》和《易经》中的从道思想相比，老子的无为而治，说的更具体而切合实际。因为人类社会如果都能够从道的话，也许就不是人类社会了。都是一群修炼的人，简直就是一个神的社会了。

所以，相比之下，虽然老子明示了守道的意义，但是，接着他阐述的无为而治，既能够使人类尽可能的从道，而又考虑了人心复杂的社会状态。

作为人，最大最多的担心往往是利益受到损失，所以有“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说法。但是，恰恰是人们都无欲无求，不长智术，民风淳朴的时候，不就没有了什么防人之心的必要了嘛。设想一下，这样的社会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呀，真乃大治。无为而治，这里是不是蕴藏了治的真机呢？

无为而治，其实也就是从道而治。

它不但使人类社会处在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下，同时，因为更加接近于道，必然会有很多真人、至人的产生。因为人类的生存目地——返本归真，才是人生过程的，最终而最有意义的实质所在。

道治固然最好。可是，人类随着发展，思想的丰富，必然变的更加“聪明”了。这样，人类社会也就变的复杂了。处理这样复杂的社会，一味的从道而治，可能就不合时宜了。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愈加偏离了道。

相应的，人们开始重视德了。

有人把舜说为中华民族道德的始祖，也许是这样吧。不过孔子在论及舜的时候，这样说，“舜孝友闻于四方，陶渔事亲，（为陶器、躬捕鱼以养父母）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尧妻舜以二女—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舜动静谋之于二女）叡（睿）明智通。”

舜以孝友而知名，制作陶器、捕鱼来供养父母，温良、敦敏、爱民。而且对尧帝许配给的两个女儿，都能使她们知礼而仁厚。

但是，同样在《孔子家语》中，孔子说帝嚳是这样的，“生而神异，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动也时，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

帝喾不但生而神异，能够自言其名，而且广施厚利于人，不考虑自己利益如何。同时，他仁、威、慧、信，为民着想，修身自己，节廉教民。色和、德重，从天地，敬鬼神。这些不也是德治的特征吗？而帝嚳是在舜前面的一代帝王啊。

其实，从史料中看，黄帝开创了中华文化，其治更加偏向于道。从他往下的五帝，颛顼(zhuan- xu -) 、帝喾（ku）、 帝尧 、帝舜 、帝禹，是从道治向德治的过度。

德是什么？在修炼界看到，德是一种白色的同化宇宙特性的高能量物质，存在于生命身体的周围，随着元神转生而走。这种物质非常珍贵，是决定这个生命祸福的根本的东西。

而在一般的常人看来，德是人思想上的、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生活准则之类的东西，是抽象的。在不触犯王法的前提下，不遵守道德，充其量只是受到指责而已，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而修炼界看到，做坏事就损失德，而德却象储存的货币一样，它的多少直接决定这个生命的苦乐。所以说，人们根据这样的条件，那样的情况做对比，觉得这个人机遇好，那个人不公平，其实，背后的决定因素恰恰是这个人具有的德的大小，决定了他的命运的好坏。而常人的看法，往往不是实质所在，所以，人间凭地生出许多的不公道和不理解。

既然不能从道，那么，下策就是守德了。

德治的应运而生，也许是顺理成章的了。

现在的人认为古人愚笨，其实，古人的所作所为，真的都是针对生命的实质问题而行。

古人太了不起了。

其实，修炼界看到，人类的文化，是神传给人的。随着人类的发展，把许多神传的文化，也是传神的文化，给变异了，甚至歪曲了。真的既可惜，又可悲。

后世的人啊，有多少人不是在无知中损德，在无知中造业，却都乐此不疲。

在明心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名字叫“高贵与欺骗 ”。

“说有一位属于奈格敦族名叫奈伯的阿拉伯人，拥有一匹声名远播的骏马。而另一位属于毕多因游牧民族，名叫戴荷的阿拉伯人，他一心渴望着拥有这匹马。他愿意付出他的骆驼，甚至付出他所有的财产，以换取这匹马，但是马的主人不愿意与他的爱马分离。然而戴荷已下定决心他要得到这匹美丽的动物；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策略以期得到它。

他等待着最好的机会，有一天，他用一种药草汁涂在脸上，穿着褴褛的衣裳，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假装自己是个又跛又病的乞丐，把自己安排在一个他知道骏马的主人奈伯一定会经过的地方。

不一会儿，奈伯骑着他那匹美丽的马走近了。这个伪装的乞丐于是开始号叫起来，用软弱的声音说道：“我是个可怜的陌生人，我病了，而且已有一段时候一直无法离开这儿去找寻食物。真的，我快死了。你愿意救救我吗?上天会报答你的。”

奈伯好心地听完他的恳求，然后毫不考虑就大胆地要用马来载他，并且带他到一个他可以受到照顾的地方，但狡猾的乞丐却回答：“我站不起来。我的力气已经没有了。我需要帮助。”

于是奈伯下马来，把马牵到乞丐躺着的地方，并很费力地把他弄到马背上。一等到戴荷坐上了马鞍，他马上抓住缰绳，迫马奔驰，并叫道：“是我――戴荷啊!我终于得到你的马了!”

奈伯马上叫戴荷停下来听些他必须说的话。确信自己不可能被追上的戴荷，停下来掉头去听奈伯会说些什么话。奈伯于是温和地说：“你终于成功地夺到了我的马，但，或许这是上天的旨意。好好地照顾它；最重要的，我请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如何得到它的。”

“为什么不呢?”戴荷问。

“因为，有一天也许有人会真的生病而需要帮助，就象你要求帮助一样，而那些他们向之求助的人却可能因害怕象我一样蒙受欺骗而鼓不起勇气去做这种慈善的行为。”

这番高贵的话使戴荷惭愧得面红耳赤。经过片刻的沉默之后他跳下马来，把马还给了它的主人，并谢谢他给他的启示。

奈伯宽恕了他并带他回自己的帐篷，戴荷就在那儿停留了好些天。从此以后两人又成了诚笃的朋友。”

这个故事很令人感动。感动的不是因为它以喜剧收场，而是故事背后展现出来的高贵的德行，以及这种德行带给人类的美好。同时，更加看到高贵道德的伟大力量。

所以，德治的意义，与其蕴涵的深厚博大，不可欺、不可辱的，浑然无形皓如日月的光辉，就在于此。

德治，浑厚、仁慈、敦敏，威而不猛，持而不骄，威仪昭昭。决不能与俗人所言的软弱相提并论。

德治的典型学说，当数孔子的儒教了。

关于孔子，《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奢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進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進，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進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進，历阶而登，不尽不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進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就这样，因为孔子的礼法，使得齐君羞愧难当，最后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几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