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9日国际媒体报导，欧美多国受热浪侵袭，已有两位数死亡人数；在亚洲，日本与朝鲜半岛连日豪雨引发山崩、土石流和洪水等灾情，估计两地逾170人丧生或失踪，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媒体以“亚洲洪涝、欧美热浪”和“水深V.S火热”为标题作显著报导。其实，类似的天灾多年来早已司空见惯，只是范围愈来愈广，几乎遍及全球，而且程度愈来愈惨，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E时代，不但是讽刺，更凸显出人类能力的渺小。

对于天灾的层出不穷，人类也早已开始反省，由“天灾人祸”这个长久以来的惯用词可知一斑，因其明示“天灾”是“人”惹出的祸，而1970年代环境保护萌芽，“地球只有一个”生动口号、耳熟能详，也可得知人类并非无知。及至20世纪末，“永续发展”又成全球追求标的，或许也印证维护环境是“知易行难”，因为30年的环保运动几无成效，资源耗用、环境污染愈见严重。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停不下来，这与各国政府带头追求“经济成长”，迄21世纪开展以来仍是主流，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的追求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热潮，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理论也成为显学，而1940年代出现的“国民所得”及其帐目计算方式，可说扮演推波助流角色，有必要予以严肃检视、探索。同时，国民所得的概念正是“总体经济学”的根本，而凯因斯理论又是总体经济学的支柱，也当然需加以检讨。此外，当代基础经济学开宗明义“人的欲望无穷”、“人是理性自利”，由而对物质的追求无止境，進而演变至“无所不用其极追求自利”、“利益摆中间、诚信放两旁”，甚至于将“诚信”自经济学里挖走，而“市场竞争”被扭曲为“斗争”、“商战”也都助长人心沈沦。以致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也都有必要重新检视、俾寻回经济学的本质，如此，号称“社会科学之后”的经济学，才能扮演造福人群的正面功能。

二、经济成长应有限制

关于经济成长，有几个主要的论点，一是被用为指标的“经济成长率”，其计算基础是“国民所得”，当今全球通用的是“国内所得毛额”（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最一般性的定义是“一国在某一段期间（一年、一季）内住民们（不论国籍）或该国‘国内’所生产出来，供‘最终用途’的物品与劳务之‘市场价值’。”很明显的，它是“量化的”，而且重视的是“物质面”（或是有形的），难以量化的“精神面”（无形、主观的）几乎没涵括在内，因而无法充分反映人的“福祉”。二是物品和劳务的生产必须有投入，这也是“有得必有失”、“天下没有白吃午餐”的道理，虽然古人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的生生不息、方法，但为让生产增加，人类往往将资源过度使用，基本经济学里强调的“求取极大值”、“欲望无穷”观念就难辞其咎。连在讲求“效率”的自由民主、自由经济体制社会都无法避免浪费、耗用资源了，遑论共产极权不讲成本的社会！195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末开始改革开放，却一直不放弃共党专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三是自由世界里经济成长理论，将“技术進步”这个因素加入，以为可解决耗用资源难题，但1990年代“新经济还是难逃报酬递减宿命”已作“不可能”的注解，何况科技还会衍生出不可知的可怕后遗症呢！

尽管有识者对这个课题早有严肃讨论，奈何追求经济成长仍是21新世纪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也还是媒体和一般民众所深切盼望的。藉着大夥热衷追求“永续发展”的机会，应是提出“简朴生活才是永续发展正途”的良机。

毕竟人类自1970年代以来就愈来愈感受到资源的相对贫困。可是，为何“节约”、“安贫乐道”等等口号喊的喧天价响，收效依旧有限呢？我们但见崇尚名牌、炫耀性消费依然是时尚，而这两年在台湾掀起的“卡债、卡奴”问题，其中有部份就是消费至上，甚至是“享受至上”行为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必须严肃的提醒，“强调消费、鼓励消费”的凯因斯理论，以至于总体经济中“以消费提升经济成长率”的理念和政策，都应重新思考。此外，当代基本经济学以“自利”作为“行为动机”和“极大化生产和欲望”为基本原则，甚至于将“技术進步”、“创新”作为永续发展万能丹的观念，都必须重新检视。

三、天灾多是人祸引起的

这几年，全球的天灾愈来愈频、愈来愈烈，每次出现总伴随着感人的救援行动，但在发挥爱心之余也实在应该实质的、冷静的检讨，为何近期全球的天灾人祸此起彼落？而且似乎愈来愈大。总不能每次都等灾难发生再发挥“短暂”爱心去救苦救难，事后又船过水无痕，没多久又来一次，这样子的循环不已，不但会因疲于奔命而逐渐呈现力不从心，而且递减定律也将使爱心削弱，救援资源也会愈来愈短绌。更重要的是，或许让人类养成“反正都会有救援乃疏于未雨绸缪”的习性，而且爱心和救援也可能变成政客们和趁火打劫者作秀和揩油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痛定思痛，跳离浮面思考，往深层的根本内涵去寻根，而后才可能刨根。

首先，世人应已都有所体认，说是天灾，其实是人祸。以2004年12月底那次南亚天灾来说，表面祸源是地震、海啸，但为何会有地震、海啸的出现？虽然现代自然科学对这些所谓的“自然现象”多有研究，也有各门学问作专门探讨。遗憾的是，似乎愈探讨，“自然”愈显得神秘，毕竟已经被称为“自然”，就是“自自然然”，亦即“先天就是如此”。虽然每年的诺贝尔奖都在肯定科学家的突破，但也只是一点一滴的突破，浩瀚的宇宙似乎愈钻研愈神秘迷离。由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最后也都走入宗教，在宗教中寻求寄托和最后归宿，其实已然告诉世人，“人是多么渺小”，“敬天敬神是必要的”，“无神论”根本就是邪门歪说，古人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才是明训。

其次，大自然为何反扑？是不是人类将和谐关系破坏了？现代人不是一直宣扬永续发展吗？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不是鲜活点出了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体的生生不息，不就是永续发展的真义吗？人与各类生物，以及大自然所涵括的无数“无形”生命在内的生物，彼此不是应该共存共荣吗？不是应该发展出足以共存共容的适当“生存法则”吗？达尔文的“弱肉强食”是对的吗？还是“自我设限、自我节制、知所局限”才是对的呢？古人“仁民爱物”不是顶有道理的吗？为何人间如今充塞着自私自利的“贪心鬼”呢？古圣贤不是也告诫我们“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的“人与大自然生生不息和谐共存”的基本道理吗？

四、人类力量只能到某种程度

直到现在，全球各地还都是高分贝追求“高经济成长率”，而且也都以敦促政府带头拚的“强力追求”方式猛力干，是否因此而导致“滥用”大自然，也成为大自然反扑的原因呢？另类经济学者修马克（E. F. Schumacher）在1973年问世，2000年9月中译本在台湾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这本书正可作为参酌。修马克在三十多年前就大声疾呼“经济发展只能‘到某种程度’；生命只能复杂‘到某种程度’；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只能‘到某种程度’；使用无法再利用的资源只能‘到某种程度’；完整人性对细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种程度’；以‘科学方法’代替一般常识只能‘到某种程度’。”因而提倡“小即是美”、“少即是多”的观念，此与当代经济学开宗明义的“极大化”完全相反，也与当前被认同的“追求私利人性”迥异。那么，这种观念可能被已经是短视近利的“现代人”接受、進而身体力行吗？当然可能！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典范。

五、爱因斯坦的简单、恬淡、纯真人生

话说1930年时，美国百货业钜子Louis Bamberger和其妹Mrs. Felix Fuld出资请教育家Abraham Flexner帮忙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Flexner觉得美国一般的研究所已有许多，乃建议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世界一流的学者作研究，而且要让这些学者们有百分百的独立与自由，没有任何教学、行政等任务，要作什么研究也是研究者自行决定，研究所只负责提供足够的经费。这所研究机构就是后来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有人向Flexner建议聘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Flexner抱着姑且一试心理亲赴加州理工学院，当面向在该处讲学的爱因斯坦说明该研究所的种种，爱因斯坦很感兴趣而于1933年接受邀请。Flexner赶忙请教爱因斯坦有何要求，爱因斯坦共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必须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且给予正式职位；二是爱因斯坦个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顿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还可以再低”。对于这两个要求，Flexner颇感为难，因为第一个要求完全没问题可以照办，但第二个要求却完全违背常理，一般人往往是“多多益善”，能得到的报酬是愈多愈好，怎会有反其道而行的呢？

Flexner的苦恼，不只是觉得如此低薪实在是亏待爱因斯坦，而且对其他职员又该如何比照呢？于是Flexner一次又一次要求爱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后还几乎是恳求，才好不容易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三千和一万六千美元，相差五倍多，可见爱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么低，而这应就是爱因斯坦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觉得这些数目的金钱已能好好过日子了，这也可看出爱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俭朴、简单，更是典型的“少就是多、小就是美”奉行者。（本文描述的爱因斯坦故事系参考自2004年8月6日《自由时报》，由台北荣民总医院郭正典主任撰写的〈爱因斯坦的风范〉一文）

要跟上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应该非常之难，但学习爱因斯坦“生活过得去就好”的“清心寡欲”应该不是难事吧？这种俭朴、克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当下世人追求并琅琅上口的“永续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吗?

我们知道永续发展与技术進步的正向关系被大力强调，当“知识经济”兴起，创新和创意又被重新体认，加上电脑、网际网路的日新月异、无远弗界，更让不少人对现代高科技的无所不能有着高度信心。不过，该问的题：将知识导向现代科技和物质面向，对于人类的福祉真有正面效益吗？关于这个严肃、重要的课题，在一面倒向正面评价的现时，其实无论中外都出现一小股反向思考，其能否发展成潮流，关乎人类的能否真的“永续发展”。关于“永续发展”这个名词，尽管风行全球，也有不少形诸文字的定义，但“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却鲜活地道出其精髓，它言简意赅地指明“人”在宇宙内，不但生命要生生不息，而且所有生命（人）的生活也是不断地增進。可是，知识经济下的发展会是这样的景况吗？

不可否认的，物质财货的量大、品质优，以及种类多，已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追求标的，而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也无疑是绝大多数人活生生的写照。在新兴的“知识经济”流行潮带动下，这现象是否又再更一层的强化、甚至让投机、贪污及物化、机械化了的人，更進一步被现代科技无情的摧残？

六、让经济学回归“人性”本质

为何这一股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潮会延烧不止？即使在心灵空虚已明显侵占现代人的此刻，为何世人还是无奈地随波逐流？“自我的失落”，以及“观念的失根”恐怕是关键。而特别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居于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也需担负重大责任。在当代经济学里，“欲望无穷”被当成不可怀疑的人性，且积极地以科技進步来使用自然资源、以生产更多物质来满足永不餍足的欲求，一直以来都被当成天经地义的“福祉增進”。“非物质”或“精神”逐渐被抽离，迄今可说已荡然无存。其间虽也出现一些反省，但往往沦为“异端”、甚至被打成邪说，或者被归为哲学范畴，而徘徊在经济殿堂之外。虽然环境问题的现实面，迫使主流经济学思索永续发展，到头来仍是坚信科技進步是解决良方，仍然未能回归人性和心灵层面。

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巨著（无论是质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里有这么一句话：“当今大多数的大学以‘经济学’这个名目讲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否定。”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读这句话，不但不觉得失效，反而更凸显其真确性。正如1995年底故世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所言：最近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那么，真正的经济学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引用夏先生的说法：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但是，问题的发生，是在这句话的那个“人”字的正确概念，没有被所有念经济学的人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進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往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画、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诚，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年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合，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合。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F. A.Hayek）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以上两段叙述所谈的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所谓的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与市场之问的关系，必须是前者对于后者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七、结语－找回“诚信”这种交易伦理

由上文分析可知经济学这门学问，和其它学科一样，也是以“人”作为关切焦点，无非希望所有降生在凡间的平常人，都能幸福快乐地过活。推而广之，所关切的人，不只是这一代的人，更扩及世世代代无穷尽的未来，而且还希望未来的人生更为幸福、美满。因此，经济学当然是生活化的，一切都围绕在活生生的人之周围。

鲁宾逊漂流荒岛的故事时常被经济学当作例子，先是孤独一人如何过日子，再加入“星期五”这个土著。这个故事鲜活生动地描绘出人类不是独居，而是“群居”的特性。既然是群居，“人际往来”或“人际关系”很自然地出现，人际之间如何做为，当然直接影响“行为者”的生活福祉，于是乎奥国学派的米塞斯就直截了当地将经济学定义作“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

打从亚当·史密斯的《原富》开始，就很明确地点出“分工”、“专业化”是增進财富、促進人的福祉的人际关系，史密斯说：“劳动分工的发展是所有国家富裕起来的原因，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虽然如今我们都强调分工的功能，但分工并非人“刻意”发明的，诚如史密斯所言：“产生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形态，原非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亦即，不是有哪一个人预见并且蓄意追求它所产生的富裕，而才从事分工的……。分工，是人类相互以物易物的行为性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虽有这种性向，但没料到分工会有如此广泛的功效。”这点明了分工不是人类“明显的主观意图”由而“人为刻意”造作的东西，而是一种“意想之外的”社会（或互动）行为秩序，亦即，是人类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所促成的。

因此，亚当·史密斯创造出来的著名“看不见的手”一词，的确是用来表达“势所必至”和“非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情况发展，不单指价格系统，而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分析通则。此种意想之外的行为秩序，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称为“自发的秩序”，它是人们事实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为原则，而于无意间造成的结果。当前表面上被人广为引用、歌颂的“价格机能”、“市场机能”，也当然是自发性的秩序。

看不见的手所创造出来的市场，是分工、专业化得以显现成效的场所，其中必然有“交易行为”的发生。交易進行得愈顺利，分工、专业化就可愈缜密，人类的福祉也得以愈精進。交易的顺利需靠交易者遵循着交易秩序或规则，由于特质的差异，不同的市场各有其规则，但行为者却同样也都是“人”。不论是什么市场的什么样的规则，行为人必须具备一种“最起码”的伦理，这就是“信用”，或者是当前台湾社会惯称的“信任”、“诚信”。

交易行为人何其多，不论相识或陌生，在互信基础上才可能顺畅地進行交易。试想一个人人相互猜疑、互相不信任的社会，怎可能有顺畅的交易？怎可能有缜密频繁的分工呢？而人民们的生活福祉又怎能增進呢？

当今经济学虽尊崇市场，也强调价格机能，却将最重要的“诚信”完全抛弃，而被尊为“经济学始祖”的亚当．史密斯，其实是伦理学教授，对“诚信”的看重不言而谕。因此，将诚信找回来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才可能返还经济学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吴惠林（2003），《经济学的天空》，增修五版，翰芦图书出版公司。
2.吴惠林（2005），《飞越黑板经济学》，增修版，翰芦图书出版公司。
3.吴惠林（2005），《自由经济大师神髓录》，增修版，远流出版公司。
4.吴惠林（2005），《人生经济学》，增修版，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5.夏道平（1995），《自由经济学家的思与言》，远流出版公司。
6.詹姆斯．多蒂、德威特．李合编，林季红等译（2006），《经济大师谈市场》，经济新潮社。
7.修马克原著，李华夏译（2000），《少即是多》，立绪文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