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定胜天”的原意

在中国大陆，你如果要问“人定胜天”是什么含义，可能中学生都会脱口而出：是“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翻开中国大陆出版的词典、辞海、辞源都是类似解释：“人定，指人谋。指人力能够战胜自然。”在各种的英语学习中也把它译为“man can conquer nature”。

现在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人定胜天”源于《逸周书·文传》：“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之说。与此相似的表述还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到了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三槐堂铭》中说：“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南宋诗人刘过的《襄阳歌》云：“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发声。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而金元间学者刘祁的《归潜志》卷十二亦言：“传曰，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完全不需要具有高深的文学素养，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的“强”、“众”、“定”均为人所以胜天的条件。“定”完全没有“一定”和“必定”的含义，而“胜”是指“优于”、“长于”而非“战胜”、“征服”。“天”更不是指的大自然，而是“天命”、“命运”、“运数”的含义。综合起来是讲“人定和天定”的关系，即人为因素可能改变命运。晋孔晁解释“胜天”时也说“胜天，胜有天命”。

“人定胜天”固化为成语大约是在明朝早期。“人定胜天”四字合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裴晋公义还原配》，其中说到相貌与命运的关系：“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贵相之人，也有做下亏心事，损了阴德，反不得好结果。又有犯着恶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这里的“人定胜天”是指人的所作所为可能改变运数。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萧七》中也把这四字合用。这个故事是讲男女姻缘早有定数。男主人公徐继长与一个叫“六姊”的女子只有抚摸一次的缘分，他不甘心，其妾萧七只好同他主动去找六姊，萧七说：“彼虽不来，宁禁我不往？登门就之，或人定胜天不可知。”后来虽然找到了六姊，但是好梦仍然被意外冲断，天命难违。也是讲天命与人为的关系。

“人定胜天”成为成语之后，语义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稳定。中国的权威辞书《辞源》在1979年以前的版本就一直对“人定胜天”这样释义：“言人力能挽回运数”。《辞海》的情况也类似，至少在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我未见到）以前的版本的释义同《辞源》类似。

（二）“人定胜天”词义的邪变 “人定胜天”的现代词义（人力能够战胜自然）实际上是无神论者的发明，与这个词的原意没有一点关系。不仅是断章取义，更是颠倒黑白，以别人的名义让自己的变异思想流传开去。

这种思想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严复。严复崇尚進化论，接受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的藐视自然的哲学流派的态度。他在《天演论》中说：“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有许多共党的御用文人认为严复鼓吹“人定胜天”，但严复的思想与现代的所谓“人定胜天”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真正把“人力能够战胜自然”的含义注入“人定胜天”中，并且依靠国家力量推广和发扬光大的是xx党人。陈独秀在《抵抗力》中强调：“人类以技术征服自然，利用以为進化之助，人力胜天。”毛泽东是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并使全国人民疯狂执行的人。毛未在正式发表的著作中使用过“人定胜天”一词，但是他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一致的。毛的《愚公移山》文章并无“人定胜天”的含义。但是在1957年对“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时，已经把“帝感其诚”的涵义阉割掉了。这时侯的愚公移山的含义与人定胜天几乎同义。在1959年“大跃進”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数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毛仍然题词：“大跃進就是好”。后来毛亲笔书写“人定胜天”并制成纪念章流布全国。在毛的卫士李银桥的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说）“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建立了新中国。”中共的教主毛泽东在变异人定胜天的词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定胜天”最早出现在共党重要文献中，是1958年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中把人定胜天说成是荀子的思想。实际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丝毫没有邪党的“人定胜天”之义。

邪党为何把自己的发明硬说是古人的思想呢？要知道邪党是以砸烂所有的传统为己任、以超越任何人类的传统的最先進的力量自居的。自己的发明创造不是更能证明其伟大吗？它怎么会把自己的功劳让与古人呢？其实也不奇怪，发明“人定胜天”是“人力能够战胜自然”的共产邪党人自己是根本不相信这个狂妄的解释的。“人定胜天”只是它们鼓动民心、煽动人们盲目热情的政治口号。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很多，比如“改天换地”、“战天斗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等等。

邪党的“人定胜天”的邪说给中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灾难。其巨大程度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这也是共党邪力强大的表现，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无法与之相比。（共祸造成的灾难请参看《九评xx党》等相关著作）。

据方克立等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关于“人定胜天”的论文，1900年至1960年为0篇；1961年至1963年只有4篇，均发表在邪党的喉舌——报纸上；1967年至1976年则有113篇，多以“批判组”、“学习组”的名义。这些文章我没有读过，想来与钱学森论述“一亩地可以产十三万斤粮食”并无二致，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说它毫无价值可能不对，因为它能够害人，具有害人的负价值。

1979年，中国的权威辞书《辞源》和《辞海》再版，“人定胜天”的释义改为“人力能够战胜自然”，从这以后的所有词典、字典、汉英词典、等，都采用同样的释义。

综上所述，“人定胜天”最初是一句未经定义的政治口号，通过中共的强力人物和强力手段使人民接受。然后通过御用的文人把它学术化，采用以古证今的手法，把伪义附体于真义上，悄悄進行替换，然后上升到哲学高度，最后渗入文学，完成全面的篡改。

我们知道，我国的古籍大部分都在1979年以后再版，作品的原意几乎完全按照编著者的思想進行修订，只有少数的作品得以保存原貌。我们看看《辞源》修订的指导方针就可明了：“本版的修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这个方针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等为借口，把马克思主义的灵注入到所有的出版物中，还不仅仅限于文学。

1979年是所谓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好象是要回归正途，实际上是中共建政后通过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使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全面犬儒化，成为驯服的奴隶，邪党的方针政策在灌输过程中再也没有阻力再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邪党已经完成了革传统文化的命，开始建立起全新的（包括篡改过的传统）的邪党文化。所以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是悲哀的，这种悲哀不同于忍饥挨饿，而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吃下去的都是包装精美的垃圾。所有的人也随之垃圾化。想从邪党文化这个垃圾箱中逃出来并非易事。

在1976年的《红旗》杂志短评中写到：“人定胜天，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发挥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去克服它，战胜它。”中共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又再一次给人们灌输“人定胜天”的疯话：“唐山地震虽已过去30年，但“人定胜天”的抗震纪念章和其精神，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何祚庥在“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一文中说：“从历史来讲，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抵御能力很有限，所以一些進步思想家强调人定胜天，鼓舞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何某当然也自认为是進步思想家）如果说毛泽东、陆定一等是有意歪曲“人定胜天”的含义的话，何诈庥等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它们只是党的一条棍子，没有自己的头脑。可悲的是这种人多得如过江之鲫。

（三）邪党文化的输出

1992年，现代版的《辞海》在台湾出版，我不知道这部辞书在台湾的权威性有多高，但可以确定的是钢铁的炮弹还没有落到台湾岛的时候，党文化的炮弹已经悄然在台岛的民众中炸响。在台湾纪念东西横贯公路建成的文章中就说到建路是“人定胜天”的精神，且在公路附近的一处观光区有“人定胜天”的石刻。我不知刻石的时间，如果是在筑路的时候就刻上去的话，说明台湾早就受到侵染。类似的情况还有多起，看文章多是新的，说的却是旧事，我不知“人定胜天”是作者写文章时的思想还是旧事发生时的思想。但无疑是受到邪党文化的感染。大陆的萨斯可以传到台湾，邪党文化当然也可以，何况是有意的传播。香港和澳门就更不用提了。

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校或学习汉语者所用的辞书或其它书籍多半是大陆版的，其中或许有传统的东西，但每一项传统文化的树叶都带有共产邪灵的菌丝或虫卵，不留神就会被毒害或愚弄。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