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约西元前2032-1600年）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它的开创者是治水的大禹，虽然他原本将帝位禅给别人，但因为他的儿子启也有贤德，受人民的爱戴，所以帝位后来还是回到启的身上，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朝代史。从禹到最后的桀，夏朝经历了17位帝王，国祚约四百七十余年。

大禹治水

在历史上，禹和他的父亲鲧都以治水留名于世，相传在尧的时候有场大洪水将大部分土地都淹没了。众人推荐鲧去治水，尧虽然不同意，但还是顺从众意派鲧去治水。鲧采取围堵法，花九年的时间但没有成效。舜让禹继任父亲的工作，用13年的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使用疏导的方法终于使大水退回水域，土地得以耕作，百姓得以安定，禹也因如此大功与其勤俭贤德而获得舜与全民的信任，在舜之后成为君主。

禹在治水时首先考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地貌。为此，他不辞辛苦，一路上穿山越岭，树立木桩作为标志，以测定高山大川的状貌。他常常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拿着规和矩，身上还装载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开始逐步开发土地，疏导九条河道，修治九个大湖。

禹将土地分为九州，古时，州和洲本为一字，即今天的岛字。而州、岛二字古时音是相同的。《说文解字》对此的解释是：“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后来 “九州”也泛指中国。

从夏禹治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了许多高山大河，确定了大地的东西南北，学会了开渠、分洪、修堤，并且掌握了计算、测量和绘制简单地图的能力。传说大禹收集了九州献来的铜等金属，铸了九个大鼎，鼎上分别绘有各州的山川风土、草木禽兽，可说是4000年前的原始地图。中国最早的一本地理文献《禹贡》相传便是大禹治水所累积的经验总结。

夏的土地制度

根据《禹贡》记载，禹还制定了贡赋的制度，将九州的土地依照其肥沃程度区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依照交通便利与否及距离都城的远近来规定贡赋的等级，由此可以看出夏朝的区域规划与土地使用已形成一套体系。

以天子之都，也就是“中国”为中心，每五百里为单位，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甸服”，即为天子服田役纳谷税的地区：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侯服”， 即为天子侦察顺逆和服侍王命的地区：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绥服”，即受天子安抚，推行教化的地区：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 为“要（ｙaｏ，腰）服”，即受天子约束服从天子的地区：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荒服”， 即为天子守卫远边的荒远地区，那里荒凉落后，人民可以随意居处，来去不受限制。

城墙的出现

大禹治水所代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环境的整治与利用，当时人们掌握的相关技术也同时运用到人造的城镇及建筑物当中。在城镇建设方面，出现了城墙与城池，根据《史记》，“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在《博物志》里，也记载着“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原来聚落的周围虽然多有道防御用的土堆，惟其结构并不坚实，遇到大水冲激动辄崩溃流失，并无法起到防止洪水淹入聚落的作用。鲧使用围堵法治水，在想到把水围起来的同时，也想到可以把城镇围起来来避免水患。起初的城墙是作为防水之用，等到禹平息水患后，人们发现，城墙除了可以防止水灾外，更可以保护城镇不受外患入侵，城墙便成为往后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

砖瓦的发明

城墙的出现与砖瓦的发明息息相关。《古史考》记载，“夏禹时，乌曹作‘砖’”，而据《本草纲目》：“夏桀，始以泥坏烧作‘瓦’。”，瓦的发明则已在夏朝末期。砖瓦也使用在房舍建筑上，使建筑物更加坚固。在夏朝之前，房舍的屋顶皆以茅草混合树叶、草茎土或黏土作成，无法有效阻隔气候的侵袭，也容易损毁。砖瓦作为建材，使建筑物更为坚固耐久，数千年来广泛运用在各种建筑物上，木架瓦顶成为中国建筑的特色之一。

排水沟渠的发明

夏朝的另一创举是排水沟渠的发明，这也和大禹治水使用的技术有关。禹采用疏导法治理水患，利用同样的原理在城邑里开沟挖渠，除了遭逢大雨时可以调节宣泄，平时还可以疏清生活用的废水。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排水设施为陶质和石板砌成的管道，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号宫殿底下。

寻找夏都

根据史书记载，禹先建都于阳翟（di，今河南禹县），后又在安邑（今山西安逸）或平阳建都。当今的考古界尚未找到夏朝的都城，目前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线索来自上个世纪陆续出土的古城遗址，如二里头遗址和龙山文化等。

在龙山文化的遗址里除了出现城墙与排水设施外，令人注意的是方形的城址多呈坐北朝南的方向，且城内出现成排相连、坐北朝南、房门开在南面中间的建筑（平顶山蒲城店遗址）。 这个发现为中国传统房舍聚间成房、方位坐北朝南的历史往前推至夏代。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因首先在当今的洛阳偃师境内伊洛二水交汇处上游的二里头村一带、也就是古史中记载的夏都斟鄩的地点附近，发现夏朝遗址，所以称之为二里头文化。在其中已可发现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痕迹以及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朝的都城，惟此推论尚未得到普遍的肯定。

宗庙的建造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将“都”解释为“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在夏朝的都城里，宗庙的地位高于宫殿。宗庙亦即祖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根据古籍记载，最晚在五帝的尧时代就有宗庙的存在。宗庙的兴修是与国家政权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许源于古代的“君权神授”思想。

黄帝一统中土，承天命为天子治理天下，黄帝以降的历代帝王乃至夏后，不论是禅让还是家天下，即帝位者皆是黄帝的后裔子孙，立庙祭祖以表明统治天下的权力来自承受天命的先祖，有不可置疑的正统性。

《墨子·明鬼篇》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在建都之始便选择都城正中的位置兴建宗庙，可见宗庙在古代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据《周礼·考工记·匠人篇》记载，宗庙在夏代叫“世室”，既是夏后祭祀祖先的处所，又是重要的行政场所，是政权的象征。

夏朝的灭亡

夏朝的历史至桀而亡，桀之前的几个君王即已不修德，致使夏后的威德日渐衰微，并且引起了诸侯的反叛，夏王朝也逐渐走向衰败。夏桀暴躁残忍、奢侈无度。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为了享乐把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相反的民众的生活则十分困苦。

就在这种情形下，夏王朝星陨地震，河水断流。夏朝末，又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天灾是上天对人不遵循天理的警告与惩罚。夏桀多行不义而天亡之。

商汤见夏桀已是天谴众离，乃以“天命”为号召，要求大家奋力進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鸣条之战，一个强大的王朝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诸侯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周易•革》认为商汤伐桀灭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商汤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取代了夏朝，领有天下。

商朝

商朝（约西元前1600-1046年）继夏而起，根据《史记》记载，从成汤建国到商纣亡国，共传三十代，前后六百余年。商的祖先是契，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从契到成汤的十二代之间，曾经八次迁都。到成汤时才又定居于最初的起源地亳（bo，河南商丘）。成汤登帝位后将都城西迁至今日的郑州，仍命名为亳。大约有150～200年之久，商都一直在亳，仅次定都于殷的时间。

之后又迁都六次，在西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叫做“殷”，甲骨文中把它称作“大邑商”，周灭商后，把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猎区殷原这个“殷”地名称呼商人，所以后来才将商称之为殷，或称殷商。为摆脱政治动乱和灾害困扰，商朝多次迁都，是历史上迁都最频繁的王朝。

在甲骨文中有“中商一大邑商居土中”之说，“土中”即四方的中心。传统的“择中”思想由精神层面上的“天子所居为中”，演变成选择物质层面上的领土中央为都城。如前所述，商朝因避动乱而多次迁都，选址以军事防御为考量。”

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吴起认为夏桀与殷纣之都皆由山川所环绕，为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但地理上的优势并无法庇护暴君之不受推翻，相反的，唯有勤修德政，才能使天下太平，四方来附。

盘庚迁殷

例如盘庚是商朝中期的贤君，他遵循商汤以德化人的治国之道后，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使之再度强盛，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屡次迁都的动汤岁月，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考古发现，出土的殷都尚未发现有城垣的遗迹，首都没有城墙作保护，却能屹立约270年之久，由此可知德治始能令国家长治久安。商朝的历史里有多次国势衰微后又重新振兴的情形，皆与帝王的修德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寻找商都

商朝的都城以早期的亳和后期的殷为代表，现代考古界推测亳就是当今的郑州，而殷则位于安阳小屯一带。郑州商城的面积达2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座王都，也是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

在郑州商城发现外、中、内三重相套城墙，布局严整，是一座具有一定规划布局的都城，开创了历代都城建筑的先河。考古发现，郑州商城不仅有城墙、护城河，还利用湖泊作为防御设施。内城里有巨大的宫殿群，可复原为四周围以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殿堂。在城郭内则发现大规模的铸铜、制骨及制陶的作坊遗址，表明郑州商城的各种手工作坊已颇为发达。

殷墟根据出土的遗迹判断，为沿着洹河两岸发展、绵延十余里的都城，外围并无城墙，只有一道大沟作为防御设施，与弯曲的洹河成环状防护都城。殷墟功能划分相当明确，具备之前都城的构成要素如宫室、供水设备与排水系统、各式作坊、民居建筑等。

都城中心区为宗庙宫殿区，宫殿台基的方位或正南北、或正东西，各座基址大致排列成行，东西南北相对，呈现出四合院的布局格式。围绕着中心区，呈环状放射性密布着许多族邑民居及手工业作坊，民居建筑群也具备了厅及四合院的特点。

西北方则是王陵区，共发掘十三座王陵大墓以及数千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有座空墓，推测是纣王在生前为自己所建，但因为暴政招致天怒民怨，死不得葬。

殷墟有发达的道路系统。在殷墟博物苑的展厅里，八点三五公尺宽的车道上，四道车辙和两侧的便道清晰可见。商代的交通发达，已普遍使用车辆，如此带动买卖的活跃，货物交易因而被称为“商业”、从事交易者则被称为“商人”。商朝的商业已十分发达，根据《六韬》记载，“殷君善治宫市，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宫中九室，车行酒、马行灸”。市场内贩卖各种来自各地的货物，玉器的材料被证实来自新疆和田；被称为“档案”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产地远在今天的马来西亚。

商人重卜

根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在迁都前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确定都城方位时，使用圭臬等测日影的工具定向。此外，由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小戴劄•表记篇》)，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影响下，殷人盛行使用龟甲来求神问卜，举凡战争、动土、迁移、婚嫁、出行等，无一不先通过卜筮徵求神灵的指示。刻于龟壳与兽骨上的问卜文字就是传世至今最早的中文─甲骨文。

建城迁都乃王朝之大事，事关国运兴衰与民生大计，更是马虎不得，必须反复问卜才能动土施工，所以从流传下来的商代甲骨上可以发现 “子卜，宾贞，我午（作）邑”，或“乙卯卜，命贞，王乍（作）邑”等的卜??，而史书也记载了盘庚在昭示决定时，强调“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天帝将授命我们在此建立新都，永远兴盛），“非敢违卜”。

商人敬天还表现在频繁的祭祀上，在开工动土前、房舍奠基、安置城门等等工程大事时，都要举行祭祀。占卜与祭祀的传统延续后世，成为择地建宅的一部份。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汤登帝位后全国连年大旱，商汤在郊外设立祭坛，天天派人举行祭礼，祈求天帝除旱下雨，是为“郊祭”的由来。七年求雨不果，史宫们占卜后说：“祭祀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作祭品。” 商汤说：“我祭祀占卜求雨，本是为民，怎能去焚烧他人? 用我来代替吧!”

命左右把祭祀的柴火架起来，向上天祷告，然后便坐到柴上去。左右正要点火，突然乌云四合，大风乍起，大雨骤然而至。这就是历史上的“汤祷桑林”。人们都认为正是汤的为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天帝，才使得天降甘霖，旱情解除。

由这段记录可以得知，商朝存在以活人活物做祭的习俗，虽然商汤贤德爱民，舍己以殉，却也无法废除这个恶习。活祭与殉葬的习俗到商代中后期越演越烈，考古发现，甚至连建筑物安置地基前都要先以活人献祭，如此违逆人道的做法，也是导致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殷商的灭亡

同夏朝覆亡的经过极为相似，殷商的最后一个君主纣也如同夏桀一样，残暴奢侈、荒淫无度、迫害忠臣百姓。史记记载商朝的都城在纣时“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离宫别舘”。他大兴土木建鹿台、做“酒池肉林”以供淫乐，而百姓却不得安食，民怨载道。纣的暴行，也引起了上天的震怒。据《淮南子》载：“殷纣时，嶢山崩，三川涸。” 史籍在解释地震原因时说：“纣王无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 此时周武王修德使万民来附，率领诸侯讨伐无道之夫，终于代替商朝取得天下。

在夏商二代的千余年当中，华夏文明步入了城邑时期，城市与乡村逐渐区分开来；城镇之间也因政治因素形成不同的规模；发明城墙、砖瓦、水渠及车辆，规划整治土地河川，先民的生活逐渐不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在精神方面，开始使用大量使用龟甲兽骨進行卜筮；敬天敬神的信仰里加進了祭祀先祖的习俗，使宗庙建筑在都城中占据重要位置。夏商的历史用“以德治国”及“以暴治国”的对比，揭示着天命与民意的归属。朝代兴于德、毁于暴，历史的教训由此而起。

参考文献

《史记》
《尚书》
《上下五千年》，正见网
《中国风水与建筑选址》，一丁/雨露/洪甬
《风水趣谈》完颜绍元
《中国城市建筑发展史》，董鋻泓编
《文物中国史》中国国家博物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