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向中国同胞打越洋电话。在一串的电话铃声之后，一位带有浓重口音的男士好似与我有约般的和我聊了起来。简短的问候后，他告诉我他是鄂尔多斯人，这令我有点吃惊，打过不少越洋电话，在网络上也和一些中国朋友聊天过，山东人、东北人、北京人、湖南人，可以说还都遇到过，但和一位远在鄂尔多斯的朋友聊这还真是第一次。

问候后，我开门见山的问他是否知道现在许多人在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他说知道一点，接下来没等我再说下去，他声音略带激动的讲述起来，他说现在的贪官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党员，远的不说，自己就深受其害，辛勤工作了30多年的他，现在没有了任何生存来源，自己所在的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企业被少数共产贪官几百万元出手，并窃为己有。他说，当地和他处境一样的人很多，他说不信你问问当地人，几乎各个都有冤屈。更有甚者，不但没有了生活来源，每年还要上交几千元钱。他告诉我，我们现在有冤也是上访无门，真是走投无路了啊……

正如电话中那位鄂尔多斯朋友说的一样，羊绒制品是鄂尔多斯的特产，而今天在羊绒制品的背后，又有多少鄂尔多斯生态难民呢？又有多少辽阔的大草原在中共的圈钱、圈地中惨遭厄运呢？

鄂尔多斯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说到鄂尔多斯我会想到内蒙大草原那茂密的森林、丰美的草场、肥沃的农田、广阔的水面、众多野生动植物和矿藏资源。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6个著名大草原构成的天然牧场，及蒙古人少有的热情好客，胸怀宽广令许多人向往大草原。相传数百年前当成吉思汗南征经过鄂尔多斯时，曾驻脚仰望这里肥沃的土地与绿油油的草坪。

然而，今天的大草原已经面目皆非。曾有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近十年来自费走遍内蒙全境和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拍下来的生态的一步一步恶化，沙進人退，已经到了黄河边上，草死沙進。八十年代前，草原没有山羊，因为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而到八十年代中叶，当地政府号召大家把绵羊换成了山羊，在一个牧区，只能承载20万头的草原，有120万头吃草动物，最多是山羊，用长远的生态换来了短视的当前利益，来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换来了这些“人民公仆”的政绩和顶戴。在沙漠里，草原的生态很脆弱。只要干旱时间一长，由于草的根茎很浅，也很脆，就很容易被风刮走。从90年到如今的十年之间，是草原恶化最严重的十年，在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崛起的背后，是牧区的退化，是生态的急剧恶化。有限的草原资源在人的贪欲下掠夺成零。2001年，某著名羊绒衫厂的理想是，10年创汇100个亿，要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羊绒衫厂。那么这意味着要牺牲多少自然资源和生态失调换取经济利益；而你能用多少经济利益恢复或保持自然平衡。

……前不久，在柏林获得第五十七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图雅的婚礼”电影中，摄像机完整记录下蒙古大草原正在面临上千年来最大的一次生态变迁。

一面是草原牧民的生活更加穷苦，另一面是内蒙辽阔的大草原一步步消失的恶性循环，再一面是沙尘暴对中华大地的一年年肆虐加剧，而这一切的最大魁首是中共近十几年来为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急功近利的跛足经济改革，片面追求GDP而忽略生态与环保的畸形发展盲目开拓，断子绝孙。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九评共产党”之九-节选）

在电话中我告诉这位鄂尔多斯朋友，真正的出路是看看“九评xx党”，从生命中清除中共那些邪的东西，复苏我们的良知善念，并声明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会拥有美好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