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此篇中，以前车之鉴，列举种种奸佞害国之实；以“良药苦口”与“忠言逆耳”之形象而深刻的类比，阐明了去谗纳谏至重之理。

唐太宗见微知著，深知“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这是帝王修德之根本。而明君伟业的开创，帝王之德的树立，追根溯源，也许就是从去谗与善纳谏开始吧。

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远离谗佞而不从谀，亲近贤臣而虚心纳谏的，却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正是看到这一点，唐太宗在此篇末反复说道 ：可不诫哉！可不诫哉！足见其拳拳之心及殷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