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11月28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朱丹溪的祖父叫朱环，父亲叫朱元，母亲戚氏。祖、父两辈都以孝道闻名乡里。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重医德，著有《卫生普济方》。堂祖父朱叔麒，宋朝咸淳年间的進士，晚年也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对朱丹溪都有一定影响。元贞元年（1295年），朱丹溪的父亲因病去世。丹溪才十四岁，两个弟弟更年幼，全家靠母亲戚氏一人支撑。

朱丹溪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期就喜欢读诗书，能日记千言[1]，年长之人对他都很看重。但他年岁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起来，从来“不肯出人下”。元大德四年(1300年)，朱丹溪二十岁，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里正。他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连官府都怕他三分[2]。如果乡里的望族仗势欺侮人，他就非要“风怒电激”的去找地方官讲道理、求公道，结果是上上下下的人都不敢轻易惹他。

朱丹溪三十岁时，母亲患了脾病，经过许多医师诊治都未收效，他由此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4]，便决心学习医学，治好母亲的病。他找了些古代经典医籍细细阅读，刻苦钻研《内经》等书，读了三年而觉得“似有所得”。又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他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痼疾，也为日后学医打下良好基础。治好母亲的病，本来可喜可庆，却又勾起他追念自己的孩子患了内伤、伯父患了瞀闷、叔父鼻衄、弟弟由于腿痛、妻子因为积疾，全都死在庸医之手。想起这一切，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

到他三十六岁时，听说朱熹的四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许谦在东阳八华山中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四方学者都离家背业，前来师从他学习儒学。上门来登录了名姓的，就有一千多人[3]。对此情景，朱丹溪禁不住感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2]”明白了自己过去一味崇尚侠气、不求闻道是一种糊涂的表现。于是他恭敬的去见许谦，投在他的门下当他的学生。当朱丹溪听到许谦讲解“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时，才非常悔恨自己年轻时的所为，不由得“汗下如雨”。从此后他觉得茅塞顿开、每天都有所领悟。他每天晚上读书要坐到四更天，并力求将所学付诸实践。这样苦学了四年后，学业大成，他成了许谦的得意门生。史书都称赞他“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是“谦之高第弟子”[3]。

在丹溪的学习期间，地方官曾设宴招待应举的士子，朱丹溪准备去应试“书经”。但他偶然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先后算了两卦都说对他不利，而朱丹溪也确实有两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相信命运，断绝了仕途進取之念，又想到在乡里办公益事业，也和做官一样有益于他人。于是就在祖宗所建的“适意亭”遗址上，建造了若干间祠堂，在里边“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的南边重新修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在其中就学。他还经常为百姓的事情挺身而出，凡遇到赋税过重，百姓难以支撑时，他就去恳切的向地方官陈情，地方官也多半会听他的话，酌情减免[2]。他又积极组织民众一起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当地有个很大的“蜀墅塘”，可以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为堤坝坏了，水也干了，好几次造成旱灾。在朱丹溪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坝，开凿了三条渠道，使村民都从中受益。

朱丹溪从学儒转而学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他素有惠民之心，觉得自己穷而且没有官职，医术却能泽惠远近的民众[2]；其次，家中众多亲戚死于庸医之手、母亲之病遭受的多年痛苦，这些经历时时在刺着他的心，使他希望用精良的医术去解除其他家庭的类似苦难；再次，许谦不看重名利，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使其“咸有所得” 。什么知识他都传，“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不教人怎样去当官发财，他说这是“义、利之所由分也”[3]，是为“义”还是为“利”而读书的分水岭。因此他对朱丹溪说：“我患病卧床很久了，不精通医术的人治不好我的病。你是个异常聪明的人，你愿意潜心于医道吗？”听了许谦的话，朱丹溪感慨的说：“读书人如果能精通一门技艺，以之推行由爱己而及于他人的仁爱，即使不在世间做官，也等于做了官了”。于是，他下了决心断绝仕途、专心学医，把以往业儒所用的书籍和资料都一把火烧了，一心致力于医学研究[1]。这时，朱丹溪已经四十岁了。

当时盛行于医界的一本方书叫《和剂局方》（简称《局方》），是由陈师文、裴宗元在宋朝大观年间制定的，因此人们就叫它“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朱丹溪曾经手抄一册，没日没夜的研习这部方书。但不久他就产生了怀疑：“用药治病就象用秤称东西一样，随着其轻重的不同而变化，拿着前人一成不变的古方，当今的新病怎么会刚好合得上呢？[2]”并且他还领悟到：“拿着古代医方治疗当今的疾病，古今疾病的情况不尽相符。如要建立医学法度，确立治疗规范，符合医治准则，不也得依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吗？然而我们家乡的各位医生很少能通晓医经的。[1]”
　
朱丹溪便治装出游，到外地去访求名师，问道求教。他渡过钱塘江，奔走吴中(苏州)，穿越宛陵（安徽宣城），抵达南徐（镇江），辗转来到建业（南京）。他虽然不远千里，负笈寻师，却始终没有找到良师。等他来到武林(杭州)时，忽然有个杭州人来告诉他，说杭州有一位名医罗知悌先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便冒着夏日的酷热，满怀希望的赶到罗知悌家去求教。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是金朝大医学家刘河间的再传弟子，而且通晓张子和、李东垣两位大医家的学说，曾在南宋理宗皇帝时以医术做过宫廷内侍。他精于医道，富于经验，但性情孤傲，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除了病人之外，不肯轻易见客。

朱丹溪到了罗知悌家，恭敬的拱手立在门口，等待罗出来接见。罗知悌以为他来看病，热情地把他接到家里。但一听朱丹溪说明拜师学医的来意，罗就敛起笑容，叱骂着把他赶出门去。朱丹溪前后“蒙叱骂者五、七次”，但他不灰心，意志更加坚定，每天仍然恭敬的拱手立在罗家门前，风雨不改。他每天早晨去，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处。罗知悌外出行医，他就尽可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形影不离。这样锲而不舍的坚持了三个多月，有人悄悄告诉罗知悌，说朱丹溪是许谦的学生，是东南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如此冷落人家，怕会引起非议。罗知悌听后有些动心。一天，下着瓢泼大雨，罗知悌推开大门，看到朱丹溪还在雨地里拱手立着，心中大为感动，马上“修容见之”，把朱丹溪请進屋里去。通过仔细交谈，他发现朱丹溪不仅医学基础扎实，而且重仁义、有善心，就答应收他为弟子。朱丹溪就成了他唯一的弟子。这是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夏天的事。这时，朱丹溪已经四十四岁了。

罗知悌和朱丹溪“一见如故交”。朱丹溪很尊重老师，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细心观察领会；罗知悌有这样一个得意门生也非常高兴，耐心地给他讲解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三家学术的主要论点，指出他们的学说渊源在于《内经》、《难经》。罗知悌对他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2]”朱丹溪听了，往日的疑惑尽皆冰释。

在罗知悌的指导下，朱丹溪认真研究《内经》、《难经》、《本草经》等医学经典，对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的著作也進行认真的研究，在医学理论上提高很大。他还认识到，“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5]。当时庸医不学医经，死搬硬套《局方》，墨守成规治病，无法取得良好效果。他细心观察罗知悌诊病，发现跟《局方》派完全不同。一年多了，不见他搬用《局方》，但药到病除，疗效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罗知悌说：“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民之手，其何乎用”？[6]经此一说，丹溪想明白了：《局方》并非不能用，但要根据病人体质、病因的不同，经过调整、补充或删改，才能适合病情、取得疗效。用药治病，必须对症下药。如果照搬《局方》，不能对症，要想偶然中病，那就太难了。

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教诲，又有实践的传授，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進步。朱丹溪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理论和治法。又因丹溪精于文字及古代哲学，善以《周易》、《礼记》等书的哲学思想与《内经》相联系，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及“相火论”，自成一派，对后世有很深影响，并成为后来“滋阴派”学说的基础。在治疗上他强调“滋阴降火”，善用滋阴降火的方药。

罗知悌当时已年过古稀，对病人并不亲自诊视。他只是躺在床上，让弟子察脉观色，根据脉状和听口述便下处方用药，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等等。随其学习一年多后，朱丹溪医技大進。尽得诸家学说之精要。

一年半后，罗知悌去世。朱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家乡的医生们“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到底学了多大本事。但看他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然而临证治疗时，朱丹溪这些离经叛道的方法用起来却是效如桴鼓。几年之间，他便“声闻顿着”、医名大振，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而且凡是患了奇异疾病、其他医生治不好的，无论远近都要请朱丹溪去诊治。朱丹溪济世救人，为百姓治病，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以至于使贴身仆人都难受其苦，怨声不绝。由于他医术高明，治病往往一帖药就能治愈，不必复诊，人们就称他为“朱一帖”、“朱半仙”。

听到朱丹溪学成后返归乡里，他的老师许谦十分高兴的说：“看来我的毛病该要治好了。[1]”许谦开头病心痛，服用燥热香辛的药治了几十年，两脚又开始拘挛疼痛得很厉害，而且怕冷、经常呕吐。又乱七八糟的误治了几年而疼痛更加重了。许谦自己都觉得要成为废人了，医生们也技穷不治了。又过了几年，朱丹溪回来了。因为许谦烦渴恶食了一个月，朱丹溪用通圣散给他服用半个多月，大便解下许多积滞物，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想吃饭了，但两足还不能移动。至次年三月，用“倒仓法”治疗，步步顺利，竟把许谦的顽疾完全治好了。第二年许谦还得了一个男孩，又过了十四年才去世。(案：简而言之，“倒仓法”就是用大量黄牛瘦肉熬浓汤，空腹趁热喝个饱。此法能彻底清理体内积滞而不伤害身体，载于朱丹溪的《格致余论•倒仓论》。韩国电影“大长今”中也用到此法。)

金华县城有个花花公子施王孙，常常依仗当官的父亲之势欺压百姓。一次，他看中城西方员外的女儿，要娶她为妻。施家强行把她抬回家，姑娘宁死不肯拜堂。施家只好暂把她安顿在一间冷落屋子里。施王孙第二天起来，觉得浑身发痒，脸也浮肿。家里人认为是邪症，马上去请朱丹溪。朱丹溪看过病人后，又到病人住过的新房，很快就判断出病因来了。于是对施王孙的母亲说：“这可是奇病哪，书上都没有记载。叫‘棺材病’！这病不用吃药，只要做到两条：一、将未入洞房的‘媳妇’退掉，连同嫁妆一套，送给她带回去；二、立即派人上山，砍十六根杉树，做棺材一具。”施母心中砰砰乱跳，问：“做棺材有何用呀？”朱丹溪说：“这就叫奇病须用奇法治。你儿子强逼女子成亲，这是大忌，如果同房，必死无疑。幸好还未同房，从今以后清心寡欲，不可任性放纵。让他進新棺材去躺三天，粥饭也送進棺材里吃。三天后，保他全好。”施家一切照办。三天后，施王孙的病果真好了，才从棺材里爬出来。后来，朱丹溪笑着说：“恶人的病是‘漆疔’，是接触到那套新漆嫁妆而引起的，一般用新鲜杉树皮煎汤洗洗身就会好。我让他睡三天杉树棺材，效果不也差不多么？”(案：这则医案中还有朱丹溪年轻时行侠仗义的影子。)

有位浙中的女子患“痨瘵”（肺病），骨瘦如柴。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眼看没救了。病家抱着一线希望来请朱丹溪。经过几天认真治疗，病情果然有了好转，只是两边脸上的红晕不退。朱丹溪也“技穷”了，就对病家说：“现在要请吴县名医葛可久，用针灸治疗才会好。但这个人豪迈不羁，难得请来。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他就必来。”病家很高兴，雇了一只小船去请葛可久。葛可久一见朱丹溪的信，即“不谢客行，亦不返舍”，就登舟来了。朱丹溪把病情作了详细介绍，请葛可久诊视。葛可久认为病在胸肺，余邪未净，一定要用针刺两乳。但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针乳就更难办了。葛可久想了一个办法，让病人穿着薄衣，取针刺她的两乳。随之，病人脸上的红晕就消失了。葛可久用针时，朱丹溪在旁仔细观察、琢磨，向他学习针灸的知识。(案：此例可见丹溪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谦虚好学的作风。脸颊红晕是瘀血的表征，刺足阳明经的穴位有活血作用，血液流通红晕就消失了。葛可久所刺穴位可能是乳根。)

婺州（浙江金华）境内有一条小溪叫怪溪，大雨三天涨大水，天晴三日见溪底。那年春天，连日阴雨，天花流行。怪溪岸边村上有个寡妇的儿子也染上了天花，到处求医服药，病情并未减轻，眼看要死了。 寡妇救子心切，不顾路途遥远、怪溪阻隔，雇了轿子日夜兼程去请朱丹溪。丹溪问明情由，连夜坐轿赶往怪溪。不巧上游下雨，溪水暴涨，他只得下轿，由两个轿夫搀扶过溪。湿漉漉、急匆匆地赶到寡妇家，还没進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立即来到病孩床边，一搭脉，脉息全无，不禁摇了摇头。寡妇一看，顿时哭昏过去，左邻右舍也暗暗陪泪。 朱震亨看看这凄惨景象，又附耳贴着病孩的心脏听了听，拿过灯看看孩子的面容，拿出随身所带的银针，对准穴位扎了一针，发现这孩子还有感觉。他忙对寡妇说：“试试看，说不定还有救。” 他这一说，房内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朱丹溪连忙开方，让人赶快抓药，并要寡妇找几颗陈年黑枣做药引，煎汤给孩子灌了下去。他坐在床边寸步不离，一直守到天明，直到病孩醒过来，他才换去湿衣，并一连住了三天，直到孩子完全脱离险境，才回义乌。临走那天，寡妇千恩万谢，定要大礼相酬，朱丹溪说：“我救你的孩子，不是为金为银。” 寡妇说：“你不收下，叫我于心何安？” 朱丹溪想了想说：“要不是落雨涨水，孩子的病也不会这样加重。你如一定要谢我，不如在这怪溪上造一座桥。” 寡妇就出钱在怪溪上造了一座石桥。桥成后，专门请朱丹溪给桥取个名字。由于此桥贯通婺州，丹溪就提笔写了“贯婺桥”，三字至今还刻在桥身上。 当地人都知道桥是寡妇出钱造的，所以又叫它寡妇桥，并一直流传下来。(案：谢谢丹溪和寡妇，以及其他为中华文化修桥补路的人们。)

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边，见有个姑娘正在塘埠头洗衣裳。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呀救命难！”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蹑手蹑脚地走到塘埠头去，不得让这姑娘知道，从背后将她拦腰一把抱起，要快，抱得越紧越好，将她抱到路边就放掉好了。等一会你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侄儿知道大伯的为人，其中定有讲究。于是悄悄来到埠头，拦腰一抱，从背后将姑娘抱起来了。姑娘禁不住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上人都急匆匆赶来。朱丹溪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谁是姑娘的父母？”姑娘的父亲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刚才我无意中看到这姑娘，发觉她有病积在体内，如不赶快透出，将有生命危险，所以才这样做。你不妨问问你女儿，近日身体是否不适？是否还有点发烧？”姑娘点点头。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已经闭了三天了。如再不透出，可就难治了。我叫我侄儿出其不意，惊吓她一下。她必定发怒，这样，今夜麻疹就能透出来了。”姑娘的父亲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是感恩，二来还要看看今夜能否真的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当即答应。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烧，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透出。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后来将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

有一名妇女，丈夫出外经商，两年了都没有回来。她便不吃饭，整天躺在床上面向墙壁，好象得了痴呆症一样，也没有其它病状。她的父亲请朱丹溪来医治。丹溪把过脉之后，对她的父亲说：这是因长期思念丈夫而气结于脾，光用药是不容易治好的。如果她丈夫回来了，病就好了。否则，必须让她大怒一场，破其气结才能治好。于是朱丹溪来到妇人房中，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朝她的脸上“劈啪劈啪”打了几个耳光，然后破口大骂：“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你以为没人知道你的心事？你不吃不喝，就想别的男人。”妇人受到这种侮辱，果然气得大声号哭起来，一直哭了六个小时，让人给她解释后，她就要求吃东西了。丹溪对她父亲说：“病虽然好了，还得她丈夫回来才能完全了结。”于是告诉她丈夫，要他回来。后来果然就没有再发过这种病。(案：怒胜思，悲怒则气消。此例与张子和治情志病没有区别。)

朱丹溪到了晚年，不但医名卓著，而且德行崇高，誉满乡里。地方百姓有了争端，都请他出面调解，只要他一句话，任何事都可以摆平。连县官都要请他帮忙处理案件。有一年，有一郭姓的富户，父子三人欺压一位卖鱼小贩，联手把小贩打死了。县官为了平息民愤，准备判郭氏父子三人死刑，来请教朱丹溪。朱丹溪对他说：“追究命案的原因，一命抵一命就够了。郭氏的两个儿子，不过奉父命行凶，应从宽处理，如果都判他们父子死刑，未免太重了。”县官就依照他的意思，判郭某死刑，二子减刑服劳役。

至正十八(1358)年夏，朱丹溪已经七十八岁了，仍然终日忙于诊务和授徒。一日有事外出，归家后感到有点不适。初以为是劳累所致，卧床躺了三天，虽无大痛苦，但仍不见好转。他自知病势已沉重，就把随他学医的侄儿召到床前，教诲道：“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完后，端端正正的坐着就辞世而去了。

元、明两代名儒宋濂对丹溪翁的印象是，“先生孤高如鹤，挺然不群，双目有小、大轮，炯光如日，毅然之色，不可侵犯”，“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唯欲闻人之善，如恐失之，随闻随录，用为世劝。[2]”眼光高远，不慕世间名利，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听到谁有善行就赶忙记录下来，随时用来劝善他人，心无大善之人是很难做到的。由此观之，只把丹溪翁视为一代医宗，又是远远不够的了。

汉代的严君平，学识渊博、无所不通，在成都以占卜为业。如果有人做了邪恶不正之事来问卜，他就依据蓍草龟甲的卜辞向他讲做恶的祸害。跟做儿女的讲孝道；跟为人兄弟的讲恭顺之理；跟做臣子的讲忠心。史书赞其名望声誉和志气节操，足以抑制贪婪之风、鼓励良好的时俗[1]。丹溪翁精于理学，而以医学示于人，又以医理劝勉世人，其与严君平所为实无二致。

朱丹溪学术态度十分严谨，一生著作甚多。就医学而论，他在六十七岁时着《格致余论》，不久又着《局方发挥》，这两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或散佚了的医书还有《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医学发明》、《素问纠略》、《脉因证治》等等。

《格致余论》是朱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四十二篇，充分反映了朱丹溪的学术思想。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从《相火论》引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养生方面，主张节制食欲、色欲以保养阴分 ，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后世称之为“养阴派”或“滋阴派”。 在《饮食色欲箴序》、《色欲箴》、《阳有余阴不足论》、《房中补益论》四篇文章中，作者对房中养生進行论述，并提出一些独特见解。 保持阴精充足，勿使相火妄动，是人体养生的关键。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的验案相对照。朱丹溪创用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迄今还是临床常用效方。

在《局方发挥》中，朱丹溪客观肯定《局方》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案：该书中许多名方：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藿香正气散、妇科逍遥散、失笑散、胶艾汤、儿科肥儿丸、小抱龙丸等，一直被广泛应用。) 然后他说：“医者，意也。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指出当时应用《局方》的流弊，在于理、法、方、药的脱节。他认为临证治病，要象“对敌之将，操舟之工”，针对变化的病情参照个体差异等情况，“计较分毫，议方治病”。《局方》是“制方以俟病”，《发挥》是“因病以制方”。同时，朱丹溪还对《局方》中滥用香燥药的流弊進行深刻分析和详尽阐述，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后人说：“《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7]，认为《局方发挥》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学术界素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7]。就医而论，这是因为金元时期，医林中相继涌现出了“金元四大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并且分别创立了四大流派：“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和“滋阴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大家的学术思想都是源于《黄帝内经》，但因理解与运用的不同，便形成了源同而流异的不同学术主张和流派。“金元四大家”及其流派的出现，震撼了长期以来不学《黄帝内经》、不钻研医学理论，只盯着药方混迹医林的大多数医生，重新掀起中医学界对《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重视、研究和运用。

参考文献：

[1]《丹溪翁传》，[元]戴良撰
[2]《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元]宋濂 撰
[3]《元史•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明]宋濂 撰
[4]《丹溪心法》(序二)
[5]《格致余论》(序)
[6]《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
[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中国医学史讲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