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季康子(1)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2)，以就(3)有道(4)，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5)之德草，草上之风(6)，必偃(7)。” (《论语·颜渊第十二》)

【注释】

(1) 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为谥号，春秋鲁国卿大夫，鲁三家之一，封地在费邑(今山东省费县)。当时鲁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瓜分。季孙氏看重权势，权势甚至大过鲁哀公，僭越周礼，例如：在家祭典使用天子的八佾舞，孔子对此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去泰山做天子祭祀的事等。当时冉有、子路是他的谋臣，闵子骞也曾当费宰。
(2) 无道：无道德的坏人。
(3) 就：亲近、依从。
(4) 有道：有道德的好人。
(5) 小人：指普通百姓(心性修养不如君子)。
(6) 草上之风：上，加。指风加于草上。
(7) 偃：音“演”，仆，倒。

【语译】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德的坏人，而亲近有道德的好人，这样好吗？”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呢？您想重德行善，人民也会跟着重德行善。君子的德就像是风，普通百姓的德就像是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倒。”

【研析】

为何应该行“德政”？为何有道的君子应该居上位？仁善的君子为何能积大德？其实这不就是天理吗？这不就是顺应宇宙的规律吗？生命要生生不息，兴盛繁荣，唯有谨守正直的本性，重德行善才是正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君子居上位是合理的，这样才能广施德泽，才是人民之福，重德行善的人们，也将歌颂君子，理应尊敬君子，也能从中明白“善有善报”的理，君子有机会为人民做大好事积大德，行正道，是最好的示范和教化。

古人诚善厚道，就算有机会，也常自惭何德何能，推辞相让不敢居上位，因为他们敬畏天理慎重其事。后来为何出现“兵征天下，强者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刑罚盛行，当政者要“杀”人民了呢？这在诚善的古人来看都是强暴的罪行，这样的人居上位，就是暴君行暴政，人们会反省自己犯了什么大过，才有此恶报。但在乱世，这些事却被视为理所当然了，因为人们的心性道德水平已经大滑落，德少业多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所以不只是人因福德厚薄而有君子小人之别，就连时代也因此有太平乱世之异，为什么呢？正所谓“善恶有报”。

【延伸思考】

1、诚善的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心性修养、重德行善为基点的，都是让人心悦诚服的，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没有强为。后来人们心性坏乱不修，偏离正道损德造业多了，出现以武力争战和强制手段逼迫人顺从，久了，人们习以为常，认为治国就必须得有这“必要之恶”。

想想看：自由意志和选择在行暴政的国家常不被尊重。试想：生在乱世、行暴政的国家，对许多人而言可能不是偶然、是命定的，这些人应如何改变这样的厄运呢？

【参考答案】

1、应该从根本上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归顺正道、修养心性、重德行善呢？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活着、并且珍惜自己

2、人间世局像不像一盘棋？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许多预言是不是在流传着？你相信预言吗？人们常想着自己有多大本事，多了不起，甚至高喊人定胜天，不相信有神在安排世局，你赞同吗？如果有神在安排世间大事，你认为神会安排怎样性格的头子和帮凶行暴政呢？暴政的结局，人们往往遭受什么劫难呢？

【历史故事】

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经过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极盛的地步。一方面文帝受老子思想影响，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另一方面文帝为人十分仁德宽厚，这使天下百姓受益无穷，也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盛。

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大臣们共同诛灭诸吕后，被拥立为天子。

文帝的仁德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

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音“提”)萦(音“营”)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

其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圣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由来已久的定规。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不合适的。这样，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但同时赐给全国民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其三，文帝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三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封立皇后。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姓窦。文帝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

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各方面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其四，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还把授兵权或调军队的铜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

其五，对于自己，文帝则十分节俭。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其六，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進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進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音，去声“昂”)等人進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在治理国家方面，文帝更是以仁德为本，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文帝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却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愿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

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進京朝觐之礼。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蚀，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進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公元前159年，天下干旱，发生蝗灾。文帝施恩于民：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進贡，解除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禁令，减少宫中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裁减朝廷官吏的人数，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性，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无为而治，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