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辽兴宗耶律宗真曾诏命臣下翻译《贞观政要》等书，据《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记载，史臣萧韩家奴全文翻译了这本书：“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史·熙宗纪》）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的程度更超过辽、金二朝。据《元史·仁宗纪》记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旨意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元仁宗；元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史·察罕传》）。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西元1465年），明宪宗在序文中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清乾隆皇帝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乐善堂全集·卷七》）

以下古文选自《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注1]，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注2]。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注3]，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注4]，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注5]，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注6]。’昔尧、舜之世，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注7]。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注8]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违[注9]，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注10]，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注11]，而侯景[注12]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注13]，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注14]对曰：“天地草昧[注15]，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注16]，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注17]，百姓欲静而徭役[注18]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注1]啖（dàn）腹：‘啖’的本义为‘吃’，‘啖腹’的意思是果腹或填饱肚子。
[注2] 又扰生人：‘人’应为‘民’字，因避唐太宗讳故改为‘人’。‘生人’即为‘民生’，指老百姓的生活。
[注3] 万姓为之解体，怨讟（dú）既作：‘解体’本意是肢体解散，本文指人心涣散。‘讟’为怨恨之意。
[注4] 詹何：生卒年不详，据古籍中记载，是春秋时期楚庄王（西元前613～591在位）年代的智者。
[注5] 陛下所明：‘明’字在这里当动词，为‘阐明’或‘阐述’的意思。
[注6]‘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此句出自《诗经·大雅·板》原文是‘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是指割草砍柴的平民。此句的意思：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
[注7]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句出自《尚书·舜典》，大意是，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四目’，据传说上古的圣人仓颉是‘双瞳四目’；‘达’为‘通达’或‘通晓’之意。
[注8]共、鲧（gǔn）：‘共’指共工，炎帝之后裔；上古颛顼（ZhuānXū）帝时代的部族大首领。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共工为水害，颛顼诛之” 。‘鲧’是上古圣君尧时代的人物，是大禹的父亲。据《山海经·海内经卷十八》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
[注9]靖言庸违：言语巧饰而行动乖违。‘靖言’指臣下向君王说恭维话。‘庸违’指奸佞小人的行为。
[注10] 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捐’，取其本义为‘舍弃’的意思；‘隔’为隔离；‘疏’为疏远；‘贱’为‘看轻’的意思。赵高：秦二世（胡亥）时宦官。他在任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西元前207年又设计害死李斯，成为秦国丞相。第二年他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注11] 朱异（西元483—549年）字彦和，南朝钱塘（今杭州）人。颇得梁武帝宠信，官至中书郎、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侍中。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太清二年（西元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朱异贪财受贿、欺罔视听为由，起兵包围建康台城。皇太子乘机上《围城赋》，斥责朱异“高冠厚履，鼎食乘肥”，是祸国之豺狼，害民之虺蜴。朱异恐愤交加，得疾而卒。
[注12] 侯景（？—西元552年）字万景，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人。本来是东魏丞相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梁武帝太清元年（西元547年）率部投降南梁，驻守寿阳，不久起兵反叛。西元548年，侯景一度拥立萧正德为南梁帝，改元正平。南梁太清三年（西元549年）侯景攻破建康（南京），梁武帝萧衍被困饿死，侯景又立太子萧纲为皇帝，并自封为大都督。简文帝大宝二年（西元552年），侯景被陈霸先、王僧辩击败，后被部下所杀。史称此事件为“侯景之乱”。
[注13]壅（yōng）蔽：‘壅’， 阻塞；‘蔽’，蒙蔽。
[注14]尚书左仆射（púyè）：魏晋南北朝至宋朝均为尚书省的长官。仆射起源较早，秦律中有仆射称谓。依初唐制，尚书左仆射是宰相之职。房玄龄（西元579—648年），名乔，字玄龄。唐初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房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進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于渭北投靠秦王李世民，屡随秦王出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西元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病逝。
[注15] 天地草昧：‘草’，杂乱。‘昧’，本义为‘昏暗不明’；‘天地草昧’指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注16] 覆彼昏狡，百姓乐推：‘狡’为‘狂暴’的意思；‘推’为‘拥戴’之意。
[注17] 志趣骄逸：‘趣’同‘趋’；‘志趣骄逸’是指志向趋于骄奢淫逸。
[注18]徭役：古时官府向老百姓摊派的无偿劳动。

全文大意：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当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国君自身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充饥，肚子虽填饱，人却死了。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国君必须先修养自己的品德。从来没有身正而影斜、自身品德修养好了而民间却乱起来的道理。我常想，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物，而是个人的嗜好和欲望太多所引起。如果国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肴，沉迷於歌舞美女，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了政令的通行，又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国君再说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老百姓就会人心涣散，并随之产生怨恨，离叛的事情也会出现。我常想着这些事情，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够先重视自身品德的修养，因此才能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因果。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其治国的要领。詹何却告诉楚庄王修身养性的方法。楚庄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的效果会怎样？詹何说：‘没听说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阐述的道理，跟古人说的一样。”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问魏徵：“为什么国君被叫做圣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魏徵回答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上古的贤明君主尧、舜治理国家时，能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所以国君的圣德才能昭然于天下，共工、鲧这样的人就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及乖张行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则是深居内宫，只相信赵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真到天下都造反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叛乱，攻到京城时，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的叛匪攻占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国君多听各方面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权臣就无法阻塞言路、蒙蔽国君；而下边的民情也能顺畅的上达。”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话。

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问大臣们：“帝王的大业，创业和守成哪个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时，各地群难纷纷起兵，必须功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场上取胜了才能使敌人归顺。由此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借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原来昏庸狂暴的国君，从而得到老百姓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因此创业不难。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后，志向趋于骄奢淫逸。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徭役却无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匮乏了，国君的奢侈事务却还不停止；国家的气数衰亡常常是这样引起的。由此说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过去曾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担心骄奢淫逸的弊端出现，使国家从蹈危亡的境地，所以认为守成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而守成的艰难我会与诸位一起慎重的对待。”

评讲：从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两位贤臣的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贤明的君主及朝臣都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并致力于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而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空话，国君及朝中大臣必须克制自己“耽嗜滋味，玩悦声色”的欲望；也就是要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只有重德修身才不会出现骄奢淫逸的弊端。

唐太宗尝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既然是以古代的历史为镜，可以知道一个朝代的兴盛与衰亡，那么，我们就以贞观之治这段辉煌的历史为镜来照一照现今的中国大陆。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权，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还非常穷困匮乏的时候，统治者仍花费大量的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那么这样政权的结局必定如唐太宗所说的那样“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