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古文主要内容是唐太宗向魏徵询问国家刚经过战乱后如何治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魏徵与封德彝的一番辩论。封德彝名伦，字德彝，当时是尚书右仆射。根据文章的内容可以知道是贞观初年发生的事情，可是《贞观政要》却写明了是贞观七年。这不仅与文章本身的内容有矛盾，而且与其它的史书也有矛盾。因为据《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封德彝是在贞观元年6月份去世的。如：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贞观元年）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旧唐书·列传第十三·封伦传》记载：贞观元年，遘疾于尚书省，太宗亲自临视，即命尚辇送还第，寻薨，年六十。
《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五·封伦传》记载：贞观元年，遘疾，卧尚书省，帝亲临视，命尚辇送还第。卒，年六十，赠司空，谥曰明。

因此，封德彝怎么可能在贞观七年跟魏徵辩论呢？那么，会不会是史书对封德彝的去世时间记载有误呢？笔者认为不可能，因为贞观三年，关中粮食大丰收。贞观四年春，太宗皇帝派兵部尚书李靖出奇兵杀得几十万突厥军全线败退，最后更是生擒了东突厥的大酋长颉利可汗，一举平定了西北边境。也就是说，由于贞观初年太宗皇帝接受魏徵的建议施行仁德之政，只是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外患惧之的成度。到贞观七年，大唐盛世已经出现，即使是封德彝还在世，也不可能跟魏徵辩论了。笔者认为《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记载错误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唐后的历代皇帝及文人也都读这本书，不可能不发现错误。估计是明清两朝从新刻本时出现的错误。由于笔者受条件所限无法看到明清两朝的刻本，请有条件的读者不妨对照看看。为忠实原文，笔者未将原文改动，只是把发现的问题做了说明。

以下古文选自《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注1]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注2]不可致化。” 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注3]，不疾而速[注4]，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注5]等对曰：“三代[注6]以后，人渐浇讹[注7]，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注8]，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徵曰：“五帝、三王[注9]，不易人而化。行帝道[注10]则帝，行王道[注11]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注12]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注13]，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注14]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注15]安宁，远戎宾服[注16]。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注17]，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注18]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注19]，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注20]。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注21]，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注22]、海陵[注23]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注24]，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注25]。制驭[注26]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注27]，自山东[注28]至于沧海[注29]，皆不赍[注30]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1] 秘书监：官名。掌管国家经籍图书的官。
[注2] 造次：仓促、紧迫、短时间。出自《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仁义道德，仓促的时候应该心怀仁义，颠沛流离时也应该这样。）”
[注3] 人应如响：指反应迅捷，如回声之相应和。出自《庄子·天下》：“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
[注4] 不疾而速：不求快却能很快达到目标。出自《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注5] 封德彝（音仪）：名伦（西元574—627年），字德彝。渤海郡人。隋朝任内史舍人，被重臣杨素所器重。太宗时，官至尚书右仆射。
[注6] 三代：本文指夏、商、周三朝。出自《礼记·表记》：“昔三代明王，皆事（敬奉）天地之神明。”
[注7] 浇讹：浮薄奸诈。
[注8] 霸道：与王道相反，指为了维护统治不顾仁义的集权统治。出自《史记·卷六十八》：“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注9] 五帝、三王：黄帝、颛顼、喾（音酷）、尧、舜为五帝；禹、汤、文王为三王
[注10] 帝道：本文指国君用好的德行来治理国家，并教化老百姓也以修身养德为重。出自《庄子·天道》：“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刘孝标《辩命论》：“入紫微，升帝道，则（如果）未达窅冥之情，未测神明之数，其蔽二也。”
[注11] 王道：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论思想。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注12] 蚩（音吃）尤：本文指传说中的上古时期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南），失败被杀。古籍中有关蚩尤的传说也不尽相同，‘蚩尤’还有别的意思。
[注13] 九黎乱德：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部落九黎，上古传說中的一個族群，又称‘黎’。最早见于《国語》：“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另外又见于东汉的郑玄注解《礼记·衣疏·引甫刑》：“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伐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帝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
[注14] 突厥：中国古代的族名。隋唐时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注15] 华夏：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西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注：“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意，“夏”字有盛大的意思。
[注16] 远戎宾服：‘远戎’指远方的少数民族。‘宾服’指归顺、顺服。
[注17] 勍（音晴）敌：劲敌。‘勍’本义指强有力。
[注18] 弘：本文指光大、弘扬。
[注19] 踊（音勇）贵：指物价上涨。‘踊’字有向上之意。踊，上也。——《广雅》
[注20] 骚然：骚乱，不平安。
[注21] 陇右：‘陇右’指由陕甘界山的陇山而来的地方。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全国为10道、以东起陇山，西达沙洲的地域始设陇右道。
[注22] 息隐：唐高祖李渊的长子，名建成，曾被立为皇太子。
[注23] 海陵：唐高祖李渊的四子，名元吉，曾被封为齐王。
[注24] 贪浊：指贪污、秽浊的行为。
[注25] 清谨：廉洁谨慎。
[注26] 制驭：控制驾驭。
[注27] 岭表：古地区名，指五岭之外。五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的总称。
[注28] 山东：古地名。唐代以前，通称华山以东为山东。
[注29] 沧海：文中指东海。
[注30] 赍（音机）：本文指携带的意思。

全文大意：贞观七年，太宗皇帝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太宗说：“现在，国家才经历战乱不久，短时间内不可能使民风淳朴，天下太平。” 魏徵说：“不是这样，常人在危困的时候，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想困境得到改变；想得到改变，就容易教化。这就是说大乱过后老百姓容易教化，就好象是饥饿的人不会挑食。”太宗说：“贤德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才能达到人心向善，废除各种刑罚。大乱过后，就想使民心转变，怎么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呢？” 魏徵说：“那只是常人的观点，不是贤明君主的作为。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以德行教化老百姓，上下同心，老百姓就会象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不刻意求快却能很快取得成功，一年之内见成效，并不困难，三年才成功，还应该说是晚了。”太宗认为此话有理。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等人反驳说：“从夏、商、周三朝以后，百姓逐渐的浮薄奸诈，所以秦朝的时候用刑法律令来治国，汉朝除了用法律之外还采用无仁义的集权统治，都没能治理好国家，难道是能够治理而不想治理吗？如果听信了魏徵的话，恐怕会给国家招来祸乱。” 魏徵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的时候，并没有更换老百姓来施行教化。采用帝道来治理国家则为帝，采用王道来治理国家则为王，全在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使老百姓得到教化，考查史籍的记载，是能够知道的。过去黄帝和蚩尤進行了七十余场战斗，那时可以说是天下大乱，但黄帝取得胜利后，便致力于行仁德之政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乱时，颛顼出兵征讨他们，战胜之后，并非有失教化。夏桀淫乱暴虐，而商汤流放了他，商汤在位的时代，就实现天下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的成度。如果说百姓都逐渐的浮薄奸诈，不可能回归淳朴，那么到今天人都应该变成鬼怪了，怎么能再加以教化呢？” 封德彝等人找不到理由来反驳魏徵，但都认为按魏徵的方法治国是不行的。

太宗皇帝采纳魏徵的建议，施行仁德之政毫不懈怠，几年时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多年为患的突厥也被打败并臣服。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大乱之后不可能实行帝王之道的仁德之政。只有魏徵鼓励我这样做。采纳了他的建议之后，不过是几年时间，就使得全国上下安定和睦，远方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劲敌，现在他们的首领都身佩刀剑在宫中值宿警卫，而他们原部落中的百姓都改换中原的衣着。能使我朝出现这种局面，都是魏徵的功劳。”太宗又对魏徵说：“玉虽然有美的质地，但它蕴藏在石头中，不经过良工巧匠的雕琢，和瓦砾没什么区别。如果遇上良工，就能成为流传万代的传世之宝。我虽然没有完美的素质，但跟你相互研究探讨后，烦劳你用仁义来规劝我，并弘扬我以道德之理，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种成度，你也称得上是一名能工巧匠了。”

太宗皇帝刚登基时，就遇到霜灾、旱灾、米价上涨，突厥不断的侵扰，一些州县也出现骚乱。太宗忧心百姓的疾苦，励精图治，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广布恩德于百姓。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灾荒极其严重，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逃荒，但没有任何怨言，都能恪守本份，互不侵扰。到了贞观三年，关中地区粮食丰收，人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在逃荒中失散的。可见太宗皇帝多么得人心。加上他虚心纳谏，非常喜欢研究儒家学说，渴望得到贤良之士辅佐，力求选拔适当的人做官，改革过去的各种弊端，恢复应有的规章制度，每遇到一件事情，都能举一反三，务求弃恶为善。当时，建成、元吉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宗的有上千人。事变平息后，太宗将其中的一些人任命为自己的近侍随从。太宗心地豁达，对他们没有疑心。当时朝野上下的评论都认为太宗能善断军政大事，很有帝王的气度。

太宗对官吏贪污深恶痛绝，发现官吏贪赃枉法的，一律加以惩处，决不宽容。无论是京城还是外地官员，凡有违法的，都要奏明朝廷，根据其犯罪情况，从重处罚。因此官吏大多都廉洁谨慎。太宗还严格管束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以及世家大族、豪门大户，使他们都慑服于国君的威严，收敛嚣张的气焰，不敢欺负和侵扰平民百姓。商人旅客在外住宿，再也不用担心有盗贼偷抢，监狱常常空着。牛马遍地，家门无须上锁。又赶上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长安到五岭之外，由华山以东到东海一带，不需要带什么干粮，沿途均有供给。進入华山以东的村落，旅客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礼遇，在离开时还常有馈赠。这一切都是从古到今没有过的景象。

评讲：从这篇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徵建议太宗皇帝要施行帝王道的仁德之政，并教化百姓以修身养德为重；而封德彝等人却建议太宗使用法律及霸道来管理国家。结果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大唐出现的太平盛世。社会治安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监狱常空的成度。

靠法律及霸道来治理国家，只会使国家越来越乱；因为法律订的再多，可能管得了人的一时行为却管不了人心，订法律的人及执行法律的人自己都要干坏事。目前中国大陆的现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这个政府已经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要了。可是还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国家的法律不健全，对这样的政府心存幻想；为什么不以古为鉴，看看贞观之治时期的君臣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呢。

选这篇古文，主要是想给将来有志从政的人做参考。文章的最后，请大家赏读唐朝大诗人杜牧为此事写的一首诗：

杜牧 【过魏文贞（魏徵）公宅】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此诗大意：蟪蛄（音惠姑；蝉类）夏生秋死，它们怎么能与霜雪相遇呢；大德之士很难被浅薄庸俗之辈所理解。可惜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封德彝天年已终，无缘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