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注1]王珪宴语，时有美人[注2]侍侧，本庐江王瑗[注3]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注4]曰：齐桓公[注5]之郭国[注6]，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注7]。’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注8]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注9]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注10]，当时莫及，文德皇后[注11]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注12]。诏书已出，策使[注13]未发。魏徵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人有栋宇[注14]之安；食膏粱[注15]，则欲人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人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人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注16]、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注17]等云：“女适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進。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徵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注18]？”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宠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注19]，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出东宫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注20]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注21]，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注释：

[注1] 黄门侍郎：官名。东汉始设为专官，或称给事黄门侍郎，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唐天宝元年（西元742年），改名门下侍郎。
[注2] 美人：本文指皇宫中嫔妃等次名称。唐初皇宫中的建制仍依汉代。据《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注3] 庐江王瑗（音愿）：李瑗；原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渊称帝建唐后，李瑗被封为庐江王，官至幽州大都督。后来与李建成、李元吉弟兄合流，谋害秦王李世民。事败后举兵叛逆被部下所杀。
[注4] 《管子》：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名夷吾，字仲）所著。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注5] 齐桓公：齐桓公（？—西元前643年），春秋时齐国国君（西元前685—西元前643年在位），姜姓，名小白。
[注6] 郭国：春秋时的小国，后被齐国所灭。
[注7] 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善善，指喜欢善（泛指善良的人或好事）；恶恶，指讨厌恶（泛指邪恶的人或坏事）。
[注8] 遽（音锯）：本文当副词，意思是立刻、马上。
[注9] 通事舍人：官名。掌诏命及呈奏案章等事。
[注10] 绝姝：绝色佳人，姝，美好。
[注11] 文德皇后：指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西元601年—636年），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贞观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
[注12] 充华：皇宫中的女官名。也是帝王九嫔之一。据《周礼·天官·内宰》规定：“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又据《晋书·舆服志》记载：“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而《新唐书·后妃上》的记载却是：“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由此可见初唐时期宫中的女官仍依照汉晋时期的建制。
[注13] 策使：册封的使者。
[注14] 栋宇：泛指房屋。见于《全梁文·王文宪集序》：“瞻栋宇而兴慕，抚身名而悼恩”。
[注15] 膏粱：肥肉与美穀（音谷，粮食的总称）；泛指精美的食物。出自《孟子·告子上》：“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膏粱也可用来比喻富贵人家或生活奢糜的人。如《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進旧望；右膏粱，左寒畯。”
[注16] 温彦博（西元574年—637年），字大临，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唐高祖时，征为中书舍人，俄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深得唐高祖李渊器重。贞观二年，迁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事。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庭，進止雍容，观者拭目。贞观四年，迁中书令，進爵虞国公。
[注17] 韦挺：韦挺（西元590年—647年），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贞观初，王珪数举之，由是迁尚书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转黄门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阳县男。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贞观二十年韦挺因运粮之事失职，被贬为象州刺史（今广西象州县）。
[注18] 过尔分疏：‘过尔’指‘再三’或‘过分的’；‘分疏’指‘逐条陈述’。
[注19] 太子舍人：官名，任职于太子宫中。唐时东宫置舍人，掌行令、书表、启奏等事。
[注20] 陆爽：即文中所提陆氏的姓名。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与隋文帝时期的太子洗马陆爽非同一人。
[注21] 阴加谴谪：阴，暗中、背地里。谴谪，责贬。

全文大意：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谈话，当时有一位美人在旁侍候。她原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作乱失败后，她被入籍皇宫中。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胡作非为，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为己有。李瑗残暴到了极点，哪能不灭亡呢？”王珪起身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李瑗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太宗说：“哪有杀了人又抢夺人家妻子的道理呢？你问我对错，是什么意思？”王珪回答说：“我曾经看到《管子》这部书中记载：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老百姓说：‘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百姓回答说：‘因为国君喜欢善而讨厌恶。’齐桓公说：‘如果照你们说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位贤明的国君，为什么还会亡国呢？’百姓回答说：‘郭国的国君喜欢善，却不能重用善良的人或做好事；讨厌恶，却不能远离邪恶的人或不做坏事。所以亡国。’现在这个美人还侍奉在陛下身边，我暗自认为陛下是赞同庐江王的做法。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的做法是错的，那就是知恶而不能去恶。”太宗听了非常高兴，称赞王珪的话很正确，立即下令把这位美人交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二年，原隋朝的官员郑仁基有个女儿，年仅十六七岁，容貌绝妙，当时没有人比得上。文德皇后将她访求到，就报请太宗纳她为嫔妃。于是太宗便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写好了，但册封的使者还没有出发。魏徵听说这名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就赶忙入宫向太宗進谏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爱护百姓，应该为百姓担忧的事情而担忧，为百姓的欢乐的事情而欢乐。自古贤明的国君，都是想百姓之所想。所以国君住在楼台亭榭，也要让老百姓有房屋可以安身；国君吃着精美的食物，也要让老百姓没有饥寒的顾虑；国君眷顾嫔妃之时，也要让百姓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如今郑氏的女儿，早已许配人家，陛下却毫不犹豫的诏命她为嫔妃，更不曾查证和询问。这件事情如果传到全国各地去，难道是国君为民父母的作为吗？我虽然只是听到传闻，不一定很确切，但唯恐有损于陛下的名誉和美德，因此不敢隐瞒实情。国君的一言一行都要载入史册，希望陛下要特别留神思考。”

太宗听了大吃一惊，他亲自写了诏书回答魏徵，深深的责备自己失察，立即停派册封使者，并下令将郑氏的女儿送还给她原配的丈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大臣却说：“郑氏的女儿许配给陆家，没有确切证据，已经行过大礼，不可中途停止。”此时，陆氏也上书给太宗说：“我父亲生前，与郑家有交往，时常互相馈赠礼物，当初并没有许婚定亲之事。”又说：“外人不了解实情，妄加猜测而有此说。”大臣们又纷纷劝太宗纳郑氏之女为嫔妃。太宗因此而感到迷惑不解，问魏徵说：“大臣们或许是曲意顺从我的旨意，但是陆氏为什么也再三辩解呢？”魏徵回答说：“依我看来，陆氏的意图不难知晓，他是把陛下看成与太上皇一样的人了。”太宗说：“怎么回事呢？”魏徵答道：“太上皇刚平定京城长安时，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渐渐对她宠爱起来。辛处俭当时担任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后很不高兴，于是下令将他贬出东宫，让他做万年县县令。辛处俭时常心怀恐惧，担心性命难保。陆爽也是担心陛下今天虽然能宽容他，但将来会暗中对他贬谪惩罚，所以反复辩解表白。他的本意就是这样，不值得奇怪。”太宗笑道：“其他人的意见，可能是这样。但我所讲过的话，未必让人深信不疑。”于是太宗下诏书说：“现在听说郑氏的女儿先前已经接受了人家的礼聘，前几天出文的时候，没来得及详细审查，这是我的过错，相关的部门也有疏失，授予充华女官的诏册应停止执行。”当时的人对太宗的做法，没有不称赞叹服的。

评讲：

从前面选读的几篇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并鼓励大臣们，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在事情的开始或者是快要结束，都要劝谏。今天选读的这两段古文都是讲述贞观初期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太宗皇帝真的是言行如一，当臣下当面指出他的过失时，他能马上改正。

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人也许会认为，古代的皇帝嘛，想选什么样的女子为嫔妃，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庐江王李瑗因叛乱被杀，其姬妾被入籍宫中，这是古代常有的事情。可是此事偏偏被黄门侍郎王珪遇上了，因为李瑗的这名姬妾是他杀人害命抢来的，将别人抢来的姬妾再据为己有，这确实不合古代的礼教和法律。王珪很巧妙的给太宗皇帝讲了一则《管子》中记载的故事，太宗听完后马上就意识到问题的所在，立即下令将这位美人交还给她的亲族。王珪在故事中提到，郭国的国君虽然“善善而恶恶”，但却“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这则故事很值得现在的人深思。

从第二段古文中叙述的事情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人对婚姻的事情看的很重。已经许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定婚）给人家的女子，即使是皇帝都不能随便干涉。房玄龄、温彦博等大臣劝太宗皇帝纳郑仁基的女儿为嫔妃，是因为他们不确定郑氏之女已许配给他人。如果确定的话，这些大臣也不可能这样说了。因为古代贤明的君臣是将礼教和法律摆在第一位的。此事严格说来并不是太宗皇帝的过失，但太宗发现问题后却能坦然承认错误，并从新下诏书更正错误。太宗皇帝处理事情的气度让人不得不叹服。

对于现在那些还能分辨善恶的人，“善善而恶恶”是大家都认同的理。而笔者认为，既然喜欢善，那么就应该从善或修善。既然讨厌恶，那么就应该弃恶或除恶。只有这样，人类的道德水平才会回升，人间才会变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