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注1]。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注2]。’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注3]。’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注4]。’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注5]？’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注6]。’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注7]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注8]。”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注9]曰：“比[注10]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注11]。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注12]，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注13]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進。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注14]，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注释：

[注1]审：本文指审核及考查官员。
[注2]任官惟贤才：本句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
[注3]官不必备，惟其人：本句出自《尚书·周官》。备，指完备及齐备。如《广雅·释诂三》：“备，具也。”
[注4]谋夫孔多，是用不就：谋夫，谋士。孔，很。本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需要说明的是，‘集’字在此句中有‘至’或‘到达’之意，与‘就’的意思相同；所以‘集’字在此句中应读‘就’。本文用‘就’代替‘集’是古文中常见的用法。
[注5]官事不摄，焉得俭：摄，指代理或兼理；本句大意是，官员不兼理其它事务，怎么能算是节俭。出自《论语·八佾（音义）第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注6]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见系列文章《贞观政要》（六），注23。腋，指狐狸腋下的皮毛。
[注7]侪辈：同辈。侪，等辈也。—《说文》
[注8]遣诸衣冠以为耻累：遣，使。衣冠，官员。耻累，羞耻和拖累。
[注9]杜如晦：字克明（西元585年—西元630年）。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如晦少聪悟，好谈文史。隋大业中以常调预选，为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补如晦为滏阳（今河北邯郸附近）尉，寻弃官而归。太宗平京城，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贞观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贞观四年去世，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恸，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谥曰成。
[注10]比：近来。这种用法又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
[注11]景行：本文指德行。“景行”二字常用来形容崇高的德行；亦称‘高山景行’。出自《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见于三国·曹丕《又与锺繇书》：“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景行也可当动词，表示景仰的意思。如南朝的文学家颜延之《直东宫答郑尚书诗》：“惜无丘园秀，景行彼高松。”
[注12]乡闾（音驴）：乡里。闾，里也。—《广雅·释宫》
[注13]铨简：本文指衡量及选拔。铨，衡也。—《说文》
[注14]黜陟（音处制）：也称陟黜；常用于指官职的升迁或降黜。陟的本义是升迁；黜的本义是贬下。出自《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全文大意：贞观元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于对官员的考查和挑选。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尽量减少官吏的定员。所以《尚书》中称：‘任命官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重要的是用人得当。’如果能任用贤德之人，即使人数少也足够了；如果选用无德无能之辈，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也认为选用官员如果不是贤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诗经》上说：‘谋士很多，这样事情却不见得能办成。’孔子也说：‘官员如不兼理其它事务，怎么算得上节俭呢？’况且‘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也比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这些都曾记载于经典上，不能一一列举。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这些官员都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就能达到无为而治了。你们应该仔细思考个中道理，确定好所有官员的编制。” 房玄龄等大臣因此设置了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这一方案并对房玄龄说：“自此以后，如果有从事音乐、工匠及其它杂务的人，即使其技能超过同辈人，也只能格外的赏赐财物以嘉奖他们的技能；决不能超员授予官爵，让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臣并肩站立，同桌吃饭，使诸位大臣因此而感到羞辱。”

贞观三年，太宗皇帝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选拔那些能说会写的，不了解他们的德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才开始暴露出来，虽然严加惩处，但老百姓已受其害。怎么才能选到德才兼备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期选拔人才，都是德行称著于乡里的人，由州郡推荐上来，然后才录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济济。现在每年选拔官员，候选的多达数千人，这些人表面忠厚，语言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的了解他们，选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官阶而已。择官的制度不够完善，所以选不到人才。”太宗打算依照两汉时期的法令，改由各州郡征召举荐，但赶上即将進行功臣世袭封爵的事情，选官之事就搁下了。

贞观六年，太宗皇帝对魏徵说：“古人说，帝王必须谨慎挑选人才为官，不能轻率任用。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天下人都在看着；说的每一句话，天下人都在听着。如果用人得当，其他的好人会受到鼓舞；如果用人不当，那些坏人就会竞相钻营。给予的赏赐符合其做出的成绩，无功劳的人会自动退去；给予的惩罚符合其所犯的罪行，干坏事的人就会收敛。所以赏赐和惩罚不可轻率从事，任用官员更应该谨慎选择。”魏徵回答说：“全面了解一个人，自古都很难；所以考查官员的业绩并给予升迁或降职，应该依据其品行的善恶来决定。现在想寻求人才，必须认真审查和了解其德行。如果确定他是个好人，然后才任用他，即使此人办事不力，也只是能力不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假设此人又很能干，那么危害也就大。但是，在战乱时期用人只看其才干，来不及过多考查其品行。天下太平时期，必须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任用。”

评讲：从这篇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贤明的国君在选拔人才为官时，首先是看其为人的品行，品行好的人，才能被任用为朝廷的官员。因为好人当官，即使他处理事情的能力差一些，也不会给老百姓造成什么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而这个坏人又挺‘能干’的；那么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对上隐瞒恶迹等事情就会发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就大。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而真正形成比较规范的制度是中唐以后。贞观之治时期选拔官员，刺史（州郡的最高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由太宗皇帝亲自挑选，而县令是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名人选。隋唐以前的朝廷选官，也是采用举荐方式。据《吕氏春秋·孟春纪》中记载，孔子曾称赞祁黄羊（祁奚，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在推荐官员的时候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韩非子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韩非子·说疑》”也就是说，古代的圣贤之人所推崇的选官方法，是采用举荐方式的。不管是由乡里及州郡举荐，还是由当朝大臣举荐，都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官。被举荐的人为官后如果犯了什么错误，举荐的官员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及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有两个比较大的弊端，第一就是不注重对官员品德的审查；做一个人，最起码应该遵循：仁、义、礼、智、信。如果连这几点都做不到，当人都不配了，怎么有资格当百姓的父母官呢？第二就是这种考试制度，很容易流于做表面文章，考生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明清时期及现代的一些考生，都喜欢做模拟题目来应付考试，而不是全面的了解应学的知识。喜欢投机取巧的人，其才能也是有限的。如果选了无德无才之人当官，那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现今中国大陆官场腐败之甚、官员仗势欺压百姓事情之恶劣，是世界历史及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也是不注重品德择官所造成危害的一个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