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钦佩于包拯高尚的官德，感叹于当今官员几乎不无腐败之时，也许不曾注意包拯还是个大孝子！《宋史.包拯列传》开篇就做了如下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進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也就是说他有两次为了“尽孝”辞官不做！后一次还是在“里中父老”的久劝之下才勉为赴调！这不能不说包拯的孝行确实值得敬佩。这在现在的人眼里看来，可能会觉得太迂腐，完全没必要，怎么能够为了“守孝”连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都不去实现——“当官”！试想，若无“父老久劝”那中国历史戏台上岂不少了精彩名角？

其实从这段记载我们可看出包拯不是为了当官而去当官，他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清廉、公正博取民心的“官德”，而是古人都力行的“百善孝为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德。明显后者的内涵包含了前者，前者只是后者在某一层面的具体体现。包拯只是在践行着时下同样熏陶着众人、百姓的道德伦理。循之者即为名士、清官；逆之者则为小人、贪吏。包拯秉承了儒家的精神，在人生与仕途关系上处理协调，他深谙“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道理，他不迫切做官，也不迫切向上爬。让他做官就尽职尽责，不让做就无怨无悔地回家，既能在职责上积极有为，又能在仕途上洒脱豁达；心正则无惧，所谓“无私无畏，无欲则刚”大概就是说的他对当官的态度。

事实上古人对当官的认识并不同于现代的人。《北周书.文帝纪》有载：“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侨士，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伪。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由此可知，上古时代，政治清明，民风淳朴。当官只是辅助帝王治理国家，有材则为，无能当引。为了让官吏能安心于国事，顾帝王赐予其食禄用以养其家室。后世堕落，官职被当成了谋取利益的门路，故奸诈小人、贪腐之吏从生。实大违古之圣道！

北周时犹知反躬自省、效仿古道。再观当下之世道，更是小人猖獗，贤良受辱！为官者大概都忘了还有以上之道理，贪污腐败几乎人人都有！如此之国，何能长久呢？其实无论是包拯的“以孝为官”还是古人“选贤与能”的为官之道。他们的社会都离不开一个重伦理、教化的人文背景，更离不开一个淳朴、清明的世风环境。说到底就是人心的良善、美好的一面有无得到充分的鼓励和激发，人心一坏，不重道德，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呢？那么多法律，那么多被判死刑的贪官前例对社会、治官之道有多少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