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03月04日】
师父好！
同修好！
我和一个国际团队一起向政府部门讲真相，主要是针对联合国。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所作的工作、最近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及从法的角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
从2001年起，我们开始将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的案例呈交给联合国特派专员。联合国特派专员会就我们提出的案例中的细节向中共政府提出质询。我们的信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针对每一个情况中共政府的响应尽管辨称迫害和法轮功没关系，但都承认受害人处于关押中，从而证实了我们提交的案例。
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每四年都要進行人权审查，这被称作普遍定期审查或UPR。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查的时间是2009年2月9日。
对于这一审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其中一个学员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总结报告，通过选择赞美中国的说辞尤其是选择那些来自中共政府自己建立和控制的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赞美之词，和剔除忽略那些来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规模的针对多个受害群体的迫害的批评，来对中国人权状况進行粉饰。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揭露邪恶的机会。我们对这份总结报告和粉饰進行了深入而详细的分析。然后，我们发出了这份分析报告、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和其他联合国官员的公开信，及给在北美和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的通讯稿，来揭露这一粉饰行为。通讯稿被译成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二月九日，联合国理事会开始了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查。粉饰行为继续進行着。许多西方国家指出中国存在的大规模人权迫害，但许多国家赞扬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進步。甚至当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时，都报道粉饰和赞扬，没有提到批评。
当我读到这些消息时我哭了。我哭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更重要的是，我哭了的原因是由于整个世界假装看不见。
同时我们在华盛顿DC的政府工作中我也看到了一些相似的问题。一些政府官员也假装对迫害视而不见。
因此，我想看看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执著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在《二零零三年美中法会讲法》中师父提到联合国：“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
因此我不得不看一看我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查寄希望到什么成度。
师父在《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
“……而中共极其邪恶、极其严重的践踏迫害中国人与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时候，全世界很多政府、媒体却默默无声。也就是说在利益面前哪，什么信仰自由啊、人权啊，都变的一钱不值了。什么人的良心哪，我们看到了这时人所谓的良心也是一钱不值了。这些只不过是在维护着一些人现实的既得利益而宣扬的东西。”
面对旧势力的干扰，面对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和对自己利益的维护，我们怎么样和他们接触、怎样感动他们，尤其是我们怎样改進和政府和联合国讲真相的问题。
一个学员建议我们应该让这些人都去看神韵演出。难道我们都应该暂停我们的工作来推神韵么？我们不用到大使馆、不用出版我们的报纸、不用作政府工作么？我不认为这会起作用。我们都在修我们自己，师父也在反复的告诉我们要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证实法中走自己的路。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新考虑一下政府工作，应该以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做。
答案当然在法中可以找到。
在1998年《瑞士法会讲法》中师父指出：“那么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打到人思想的深处去，打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它有多大的力量哪？！所以能静下来这是一个境界的体现。” 这难道不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政府和联合国讲真相么？
我们不能无理智的带着情绪和执著跑来跑去，要求这要求那。正是我们的平静和纯净能够打动人心。
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谈，事情就会单纯和简单。如果能够不掺杂我们个人的情绪和执著，它们能够遵循宇宙的规律，如果它们能够遵循真、善、忍，我们说出的话就能打动人们的心。
就我知道师父至少在四个地方提到（这个是摘自1998年新加坡法会）：“我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的流泪。”当我们和政府及联合国官员讲真相时是否以这种方式和他们交流？又有多少次他们被感动的流泪？答案自然是不是很多。
因此我们应该带着慈悲和人们接触，要以一个能打动他们心的方式和他们讲真相。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有明白的一面，那一面是我们必须接触的。
我知道我必须要使我自己能够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接触。我今年66岁，我有一个安全和舒服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些年我在这些方面也提高了很多。几年前，在9点后我从来不工作。现在，如果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把它作完。但我一直喜欢留在家里、贴在电脑上；我不喜欢去见我的地方代表，更不要说到华盛顿DC或日内瓦去了。这种态度不对，为了感动他们，我应该去，和他们交流和接触，我不能留在家里做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舒服”而是“怎样救度他们”。
我应该和人们更多的交流。在神韵演出后我做了一个讲演，其中我谈到了道德及演出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演出如何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善念，并且演出是如何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心中我们失去的东西。那些听到我们讲演的人真正明白了。
我一直想着政府工作，我意识到那也是我应该谈论的话题。我应该考虑如何让人们意识到道德是如何和自己的利益及人类的将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道德的态度是很负面的。他们通常将道德和宗教的顽固甚至仇恨联系在一起。而且，科学不能证实道德的存在。道德不应该有这些负面的联系。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作良知基金会。良知，即是对好和坏的区分，是一个更容易被人接受的理念。
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良知和执行长们从一亿元的应付紧急状况的资金中提出一百万，作为自己的红利而公司却接近破产相联系，人们容易接受；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良知和否认萨斯和禽流感的事实，而导致的世界性的传染病相联系人们容易接受；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良知和人们生活中的特定事情相联系，如果当人们长大时，他们能够记住这些是什么时，人们容易接受。
这样将更容易讲法轮功的受迫害。如果中国人的头脑中都充满真、善、忍，那么那个腐败的邪党将会怎样？我想人们会看到中共会认为那是多么的危险。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实践真、善、忍，那么所有的世界的被维护的利益将会怎样？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和他们接触，人们是愿意改变他们的思想的。
一个学员写了一本讲真相的书叫作《法轮功――人类良知的最后呼唤》。我认为人们是愿意了解法轮功或真、善、忍是如何拯救人类的。我们说的话可以打动他们的心。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和那些等着听真相的人们接触。
我愿意和听众联系，从他们那得到如何能够進一步做好，及怎样是和他们接触的最好方式的反馈。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我决定走出去和更多的人交谈。在我们的两个网站上我们列出了讲师团。在每一份我们发出的新闻简报中我们也将列出讲师团。我应该更多的走出去，加入更多的组织并和更多的人联系。我应该经常去DC，谁知道呢，我可能还会去日内瓦。
同修们交流我们的政府工作需要作出怎样的调整。我们需要强调政府工作的架构从而使那些政府官员以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我们，例如可以在DC有一个核心组，在不同的州成立草根组。当人们和他们在DC的代表预约时，他们可以将在DC核心组的成员包括在里面，这样就会有一个连续性。我们的代表也会知道我们，不会显得我们组织的这样不好，这也会建立我们的信誉。
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受害人参与進来。一些政府官员当他们亲眼看到酷刑的结果时，他们对迫害的反应会完全不同。
师父在20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无论是针对财力、人力、物力，方方面面帮助，包括向各国政府讲真相也好，和社会的民间团体接触也好，或者与社会其它方方面面的沟通，都不是为了法轮功本身，也不是为了你们个人的修炼，你们修炼中与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你们在接触人的时候就是在救人，通过讲真相叫给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后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为救人。”
我们需要去接触更多的人，救他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世人等着我们去救度他们。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从而能够更好的感动他们、救度他们。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2009年洛杉矶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Translated from: http://www.pureinsight.org/node/5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