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有一次，因为其它的事情我和本书的主人公见面，我偶然谈起了那封寄自马三家劳教所、四年后被一位美国女士收到的求救信，他平静地说：那封信是我写的。

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我很吃惊。

我自认为是社会中正常的一个人，有自己的朋友、工作，朋友们在微信圈中经常谈论的是时尚美食、旅游健身、环保宠物等等，还有各种心灵鸡汤。和这些相比，求救信的故事简直就象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当我试着和朋友们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下眼睛，下一瞬间，就又继续原来的话题了，好象与我们无关，也从未发生过。

可是我知道，它的确发生了，它让我碰到了，我不能回避，我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

于是我接触并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人，试图通过他们的叙述，进入马三家劳教所男所的“原生态环境”。

二

我是用一只录音笔，于2013年7月3日开始采访的，直到本书完稿，采访一直在持续。

我没有多少采访经验，只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尽可能多的去接触人和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很幸运的获得了三十多人的“口述实录”，其中有普通劳教、上访者、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友、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以及劳教所门口的司机、马三家镇的小贩、店主、当地居民等等，积累了一百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以及当事人提供的大量书面文字、法律文书，以及他们从马三家劳教所偷偷带出来的视频、照片等等。

主人公亲自绘制的有关马三家劳教所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酷刑演示、刑具展示等图片资料，使我对他的叙述有了更形象的感受。

另外，通过加密邮件，我以书面提问的方式同主人公进行了近百个事实的细节核实。

我参考了国内有关马三家教养院的大量官方报道，以及《俄勒冈人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纽约时报》、《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等境外媒体的新闻报导。

此外，我还搜集了国内与马三家教养院有关的书籍史料，其中包括《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志（1957－1997）》、《马三家镇志》、《风雨六十年》（原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政委的回忆录）等等，它们对我帮助很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在书中不得不把人物的真名隐去，而且只能适时公布相关的文档实证资料。

选择何种文体处理这些素材呢？我曾经试图用报告文学的文体，但我发现文体的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文法修辞的差异，而是如何原生态呈现“真实”的问题，被中国读者熟悉已久的“报告文学”肯定不是我的选项，后来我发现，我的表述与在中国刚刚兴起的“非虚构文学”有一种对应。

最终让我决定采用“非虚构小说”这种文体的，还是我所获得的素材。我很幸运，被采访者的叙述有着任何虚构都无法达到的生动，他们话语中的语气、停顿，甚至掩饰，都已经有着更为复杂的意味了。只要将“自我”退后，现实的真实与丰富就会自动呈现。为了原汁原味展现他们的故事，我反复的听取采访录音，尽量保留了被采访者的原话及语气。我发现，最后本书所呈现的，远远大于我主观想要表达的。

三

我经常在地铁口约见我的主人公——拎着破旧的电脑包，他总是非常守时的等在那里。通常，他穿的是一件洗旧发白已经磨毛的衬衫，有时套一件八十年代的旧西装，电脑包的包带已经磨损，用透明胶条缠裹着。

我们用加密信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他没有手机。

在光鲜时尚的人群里，他是如此不合时宜。

他就是被劳教们描述为“恐怖的黑暗中出现的一道亮光”、“在马三家期间受酷刑最严重”、受刑时“从没有因为疼痛而喊叫”的人。

每次谈到酷刑，他好象都在说别人的事儿一样，语气平淡，他的叙述理性而严谨，有时干巴巴的过于简单，但是充满尊严。

鲁大庆，一开始就给我讲“怕”，他害怕被活体摘除器官，他讲自己给警察磕头乞求饶命，讲自己在宣誓栏前宣誓签名，但他发现，“被逼放弃信仰比活体摘除器官更可怕！”

最后是他，擦了宣誓栏上的签名。

他是马三家被上“大挂”站立时间最长的人，在近八个月的站立中，他讲自己去讨要别人的一口剩汤，他说，“我不能垮下来，我得站直。”

田贵德是我采访的人中，最为木讷不善言辞的，他的母亲已经被迫害致死，他本人在马三家历经酷刑，但他总是说自己修的不够好，“慈悲心还不够”，对虐待他的警察有时还有怨恨。

与我周围的其他人不同，不管遭遇如何，这群人积极而乐观，他们遵守着共同的准则，期盼着未来的美好。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对现实的嘲讽和调侃，没有无奈，没有抱怨，没有呐喊，他们甚至对抗的不是体制及不公平的制度，他们只是努力去超越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他们只是想战胜自己。

而且他们非常普通，就在人群之中。

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采访一位法轮功学员，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去车站，一扭头，我竟然找不到他了。在人群中他那么不起眼，而他做的事情，我相信是当时街上所有男子都没有勇气做到的。

四

采访的过程中，陆续赶上“十八大”、“换届”、“两会”、“六四”、“四二五”、“全运会”，这都使我的采访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每一个敏感的日子，周围都有相关的人被抓走。在我对东方昊采访十几天后，他就被抓了，中途他跳车逃跑，后来还是被抓捕了，现在他依然被拘押在沈阳。尽管余晓航总是非常小心的注意不踩井盖儿，在我采访他两个月后，他又再次被抓。当地派出所为了“维稳”，怕他上访，又把他拘留了。

今年3月两会期间，惊闻曾被我采访过的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再一次在进京路上被绑架。

所以，我总是尽可能的用加密信箱与被采访者联系，基本没用过电话；我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及时选择安全的地点将采访录音存入加密的硬盘。

但困难有时并不来自官方。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阻拦了她父亲与我的见面，她说，“我爸爸能活着走出马三家，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进去了。”
感谢她，后来她还是把她父亲的自述文字转给了我，并且说“我爸爸吃了太多的苦，他讲的马三家我们都不敢相信，但我们知道那是真的。”

我还有一次被撵走的经历。在一个用布帘子隔断的民房里，我只是希望一个普通劳教能说说他在马三家的衣食住行，他正谈着马三家的“大发”呢，突然一个女人从帘子后面喊出来：“闭嘴！什么都不许说！”

那是他的妻子，她害怕，害怕她丈夫说马三家的事儿会惹上麻烦。几分钟后，我不得不尴尬的离开了。
我多次想要采访张良的妻子，直到最后，她也不肯见我；他的邻居关叔我见到了，但关叔谈狗、谈鸟，也只是在酒后，他谈了谈“六四”，但是不谈“法轮功”。

我感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更大的领域，远远超出我当初只想写酷刑与奴工迫害的初衷，有些事情，虽然我能触碰到，但仍然抵达不了它的深度。

比如，更让我感到残酷的不是酷刑本身，而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无声无息的毁了杨大智，不仅是家庭，很多东西都被粉碎掉了，而且无法复原。

比如，在世界的另一头，都能听见马三家劳教所发出的求救，而劳教所门口的司机，对于咫尺大墙内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比如，马三家教养院的老警察，居然不知道劳教制度的违法……

也正是这些，让我感到，不管多么不完善，我所做的工作确实是现实而必要的。

五

在一年多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试图再现的那个对象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实施了五十多年的劳教制度被宣布废止，教养院也换了牌子。但是，那些普通人的恐惧、变异的反应、精神的创伤，并没有随着解教和劳教制度的解体而消失。

不只是劳教制度，不只是奴工迫害，也不只是酷刑，也不是法轮功这个团体的遭遇，而是那样的一个环境，竟然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劳教所里面与外面的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正如主人公回应美国朱莉‧凯斯（Julie Keith）女士的信中所说：

虽然我自己暂时脱离了地狱最底层的迫害环境，但仍在共产制度的阴影下生活，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象一座大劳教所，而劳教所则象是这个大劳教所中的小号。中国的法律不过是形同虚设。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保障已被剥夺殆尽，而且越来越深重。虽然相对于劳教所来说，外面的环境好象是有了一些宽松，但实际上极权专制的摄像头时时刻刻象幽灵一样暗藏在你生活的周围环境、电话背后、网络监察之中……

如果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境不知道、不清醒、不去选择的话，有形的劳教，无形的桎梏，仍然会捆绑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它并不能随着劳教制度的解体而消失，如果不能超越这个体制对我们造成的恐惧与无奈，我们就永远在迫害与苦难中。

而且，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浑然不觉。

云 昭
2015年3月18日

 

 

2011年，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位女士——朱莉•基斯在Kmart超市购买了一套名为“全食尸鬼”的万鬼节装饰品。

2012年10月，她在打开包装时，意外的发现了一封“求救信”。一周后，她把信的照片公布到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上，引发了全球关注……

  

2013年6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头版和内页率先向全球报道了找到写求救信的人的故事。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在中国的位置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各分所地理位置分布图

  

马三家劳教所男二所八大队：万鬼节装饰品生产场所

目 录

前 言 - 1 -

引 子 1

第一章 新收 11
一、新收六大队 12
二、怎么到了马三家 18
三、“大发”、菜汤和热水 25
四、生存教育课 33
五、做白日梦的逃跑者 42
六、“你不能打我！” 46
七、看到了一条柏油路 54

第二章 鬼活儿 67
一、张良来了 69
二、鬼活儿 75
三、正月十五的抄家 85
四、塑封的家信 91
五、活着走出马三家 98
六、求救信 110
七、逃跑 118
八、奥运！奥运！ 134

第三章 专管 143
一、专管队成立 144
二、宣誓与“三书” 154
三、抻床、大挂、开口器、灌食 161
四、“我想活着出去！” 179
五、六十年大庆 194
六、世博会和上海来的 201
七、鲁大庆擦了宣誓栏 217
八、左眼皮跳跳 228

第四章 回家 243
一、寂寞的日子 244
二、妹妹来了 263
三、宣誓栏扔到了垃圾堆 269
四、一首叫《牵手》的歌 274
五、“我要回家！” 289
六、回家 301
七、求救信出现了 319

尾 声 325

引 子

1

美国俄勒冈州。2012年10月。

终于找到了。黑黄相间的盒子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灰，这是一套万圣节装饰品，一年前朱莉‧凯斯在Kmart购买后，就一直扔在储藏室。

几天之后就是万圣节了，她想起了这套饰品，打算用它来装饰女儿的生日派对。

撕开包装纸，打开密封的盒子，意想不到的掉出来一个叠成几折的纸片。

“妈妈，这是什么呀？”五岁的小女儿把它捡了起来。

打开后，凯斯震惊的不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话。
这是一封求救信！

信的边角有缺口，整整齐齐的叠了三折。

生疏的英语夹杂着中文，信上写道：

Sir:
If you occasionally buy this product, please kindly resend this letter to the World Human Right Organization, thousands people here who are under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vernment will thank and remember you forever.
This product (is) produced by Unit 8, Department 2, Masanjia Labour Camp, Shen yang, Liaoning, China(中国，辽宁，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八大队).
People who work here, have to work 15 hours a day without Saturday, Sunday break and any holidays,otherwise,they will suffer tortures(酷刑折磨), beat and rude remark(打骂体罚虐待), nearly no payment (10 yuan / 1 month).
People who work here, suffer punishment 1~3 years averagelly, but without Court Sentence (unlawful punishment)(非法劳教), many of them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are totally innocent people. Only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belief to CCPG(中共政府),they often suffer more punishment than others.

【译文】

先生：
如果您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烦请您善心的帮助将这封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迫害的这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
这件产品是由中国辽宁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八大队生产的。
在这里人们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末休息时间和任何节假日。若不从就将遭受打骂、体罚、虐待和折磨。几乎没有工资（一个月10元人民币）。
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3年劳教，但却未经法庭判决。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是完全无辜的人，仅仅因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信仰不同，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

这套叫做“全食尸鬼”的万圣节坟墓包，果然引起了女儿欢快而惊奇的尖叫。
然而，看着摆了一地的骷髅头、小墓碑、小手骨及血迹斑斑的血布，凯斯却感到了一种真实的恐惧。

2
北京。2012年12月。

吃过晚饭的张良回到书房，歌舞声越来越喧闹了，傍晚过后，对面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跳交谊舞。
他关上窗户，安静些了。

他打开电脑的一个加密盘，点了一下翻墙软件“小鸽子”，熟悉的网页出现了，这个网站在国内是被屏蔽的。

突然，一封信的照片吸引了张良，他认出了它，甚至认出了信角上的那个缺口，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真的被收到了？！

他有些惊喜，但还是语气平静地叫妻子：“李梅，你快过来呀。”

妻子穿着红格子睡衣，倚在松软的卧榻上，不时发出嘎嘎的笑声。脚底下，一只老狗安静地躺着。象往常一样，她正在卧室里看《非诚勿扰》，一档广受欢迎的相亲节目。她不希望被打扰。

张良又唤了一声，妻子这才趿着拖鞋进了书房。

“这封信是我写的，”张良指着电脑屏幕，告诉妻子，“现在在国外引起了轰动。”

这是一封夹杂着汉字的英文信。她看不太懂英文，但那些汉字的笔体她是熟悉的，丈夫的笔迹。
“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妻子也是知道的，三年前她曾给关在那里的丈夫寄过衣服。
一瞬间，紧张和焦虑闪回到妻子的脸上，她的目光转向张良：
“哎呀，你不会有危险吧？他们会不会抓你？”

3

如果写信人被抓住，将会被怎么处置呢？远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朱莉‧凯斯也这么担忧过。
在装饰有小葡萄绿叶壁纸的宽大厨房里，凯斯坐在电脑前，用谷歌搜索“马三家劳教所”，获得的信息使她不寒而栗。
沈阳，马三家，九千多公里以外的一个遥远而寒冷的小镇，中国的东北。
Made in China，这曾经几乎是凯斯对中国所有的了解。然而这封来自中国的求救信，穿越监狱的层层铁门和海关的重重关卡，如同神奇的漂流瓶，漂过太平洋，历经四年的冒险之旅，最后选择了她的手把它打开！

她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信的内情是如此重大而陌生。
寻求人权组织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她只好转而求助于社交媒体的帮助。
十月底，她把信贴在了Facebook上，并写道：
I found this in box of Halloween decorations that I just opened. Someone in a Chinese labor camp asking for help. I am going to do as they asked, I will turn this over to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No matter how screwed up I feel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there is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God Bless the USA!

【译文】

我在一件刚刚打开的万圣节装饰品盒子里发现了这个。身处中国某个劳改营的一个人在请求帮助。我打算回应这个请求，把这封信转交给人权组织。
无论我们的政治体制多么糟糕，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上帝保佑美国！

4

又有两个熟识的同修失踪了，几天前张良还见过他们。“十八大安保”期间，北京城里，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抓，这是他刚刚破网看到的。

张良关闭了电脑，默默地看着窗外。

地下车库旁的巨幅宣传栏前，几个戴红袖标的治安员在聊天，一个小孩踩着滑轮车跑过“热烈庆祝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标语，一只大狗在往前跑，拽着狗链的主人紧紧跟在后面。

这次“十八大”，当局已经喊出“誓死保卫”的口号，大街上，每十一个人中就有一个安保人员；出租车后车窗的摇把被强令卸掉，公交车的车窗被封死，以防有人迎风抛撒反政府的传单；因为担心标语飞上天空，放风筝的活动已被禁止，最后鸽子们也被要求关在笼子里了。

他从网上还看到，他曾经的代理律师已被强令离京。

这些他都不能告诉妻子。每逢这样的日子，妻子都担惊受怕，自从张良获得自由，他们安定的生活才刚刚两年。
“十八大”终于过去了，妻子本来已经放下的心，又因为这封求救信悬了起来。

5

◇ 我真希望媒体把“二所八大队”打上马赛克，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少犯人，但那里的警察完全可以通过惩罚每个人来找到信的作者……
◇ 那些媒体多么粗心大意！他们完全没必要透露这封信的确切来源地，那样写信人的身份就可以得到保护。真为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只要能有猛料报，才不会关心人的死活！
◇“我们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和来源。我认为可以说，这封信描述的情形跟我们知道的劳教所的情形相一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这就是某个人在呼救，请关注我，请回应。”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瑞恰生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如果这些产品真的是在劳教所制造的，来自Kmart的万圣节装饰品坟墓包可能给美国连锁折扣商店带来打击。美国法典第1,307节19条，禁止进口‘来自外国罪犯劳动，强迫劳动和（或）契约劳工’的产品。”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公共事务官员安德鲁•蒙诺兹(Andrew Munoz)证实说，该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案件。
CNN联系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一位女发言人拒绝证实是否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她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属于高优先级调查。这些活动不仅对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也将工人置于危险中。”
◇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记者电话联系院办，一位接电话的男子证实有二所八大队，不过他不愿就此事发表评论，只是强调他们一切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记者再联系院政委办公室，接电话的男子不愿多说，只是反复说信中描述的不可能。
◇ 我很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对于一个劳改犯人来说，它太流畅了，我宁愿相信它是先写成汉语然后翻译成英文的……
◇ 这封信是假的！英文写的太好了，而且纸张也很可疑，我的孩子就在美国的一间中文学校上学，他们用的就是这种作业本，下边也有“分数”和“家长签名”这样的标记……

（以上内容均来自当时世界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及社交网站的网友评论。）

“这封信的作者要是能出现，就太好了。”
一家咖啡厅里，对面的人拿着刚刚出版的《纽约时报》问道，“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迟疑了一下，张良平淡的说：
“这封信是我写的。”

6

2013年初，雪后的一个下午，沈阳马三家。

出租车里，一位摄影记者透过出租车的车窗，对着劳教所的高墙拍照。

坐在旁边的张良也看着窗外，劳教所的围墙怎么不象当年在里面看到的那么高呢？他离开这里已有两年了。

远远望去，围墙里的两座条式楼显得低矮荒芜，那个黑黢黢的三层楼，看上去就象废弃的建筑，凯斯收到的那件万圣节装饰品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右边的那座灰色的四层楼，就是张良偷偷写求救信的地方。楼边有一个大烟囱，却并没有让人感到有人烟的存在，那么多人被关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象是空无一人。

他遥望着四层楼上那些黑洞洞的窗口，当年他曾多次冒险从那里向外张望。

四周的景物似乎在退去，他仿佛看见那些窗口后面有很多因痛苦而变得扭曲的面孔，在呼喊、在求救！

但他深切的知道，近在咫尺，大墙里无论多高的喊叫外面都听不到，外面的人永远都难以知道里面发生过什么，就象这厚厚的大雪，覆盖了稻田，也把大地上一切声音都吸收了，但庄稼的残梗还是戳出了雪地，隐约显现出的一陇陇田埂，一直延展到大墙脚下。

他走在当年透过窗子看到的田埂上，还没被踩过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咯吱吱的碎裂声，寒冷的荒野显得更加空旷寂静。
过去在里面很难见到的阳光，如今在雪地的映衬下有些耀眼。

迎着太阳，一步步走近时，张良发现大墙其实还是非常的高……
 

第一章 新 收

黄昏的时候，成群的乌鸦在天空盘旋，把教养院上面的一块灰色天空压的有些低矮。

远远的，一队人蹒跚着走过来，象是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有的背着青黑色的墓碑，有的抱着“大鬼”“小鬼”，有的扛着一大网兜骷髅头，有的肩膀上挂着手骨头和脚骨头。

他们疲惫不堪的拖着脚步，离离拉拉的从一座旧楼里走出来，衣衫褴褛、满身黑污。

一只小孩的手骨棒从编织袋里耷拉下来，里面还有很多小骷髅头，象是婴儿头骨，空洞的眼窝透过网眼向外张望着。
张良吓了一跳：难道是在加工人骨头吗？尸体加工厂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多年之后，每当回想起这一幕，张良仍然感到阴森而怪诞，那时他刚刚被送到六大队。
“那是八大队，他们收工了。”旁边一个老号说。

一、新收 六大队

1

进到房间，田贵德才被允许抬头，没有电棍摁他脑袋了。
一个黑脸的人看着他。
“这是哪儿？”田贵德蒙里蒙登的问。
“黑脸儿”蔫蔫的笑了，点头示意给旁边的一个人：“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
田贵德这才知道自己给送到马三家了。

刚才从押解车上下来，被风一吹，脑袋就感到凉飕飕的，比北京冷多了。北京调遣处（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是一个派送劳教人员到各劳教所之前的中转机构，也是劳教所。）的警察曾哄骗他，说要把他送回河北老家呢。田贵德是河北保定人，四十四岁。
在调遣处，突然就紧急集合了，劳教们一排排蹲在院子里，两手交叉在后脑勺，光光的脑袋都夹在裤裆里。众多警察手持电棍来回的巡查，不停的吆喝：“不许动！老实点！”
到处是警察，一直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道路两侧都林立着全副武装的警察。押送车是普通的旅游车，没有标志。
劳教们两人一组被铐在一起，低弓着身子上车。田贵德刚一扬头，脑袋上就压过来一根电棍：“低头！”

在车上，“抬头就打”，必须把头窝在前排靠背的下部，田贵德一直不能抬头。
“象卖猪一样”，车窗被拉上帘儿，四五十人就这样被塞进囚车里运走，运到哪儿，他们不知道。
2008年4月初，他们以每人八百元的价格被北京调遣处卖到了马三家教养院，这是后来听一位警察说的。

田贵德没有想到，到马三家第一次抬起头来后，就再也不许向窗外看了。时时处处，即使夜里也不能向窗外看，“任何人都不准靠近窗口！”“发现就打，在厕所都不能看窗外。”早上起来望一望窗外也不行吗？
“不行，违反规定。”

 

2

和田贵德不同，张良在路上就知道自己会被送到哪儿。

戴眼镜的张良从窗帘缝里瞥到，前行路标都是东北辽宁方向，偶尔闪现的前车车牌上标有“辽A”字样，骂骂咧咧的警察也是东北口音，张良估计可能是上马三家了。

调遣处的警察早就威胁过他：不老实就送你到马三家。但他还是疑惑，马三家真有男所吗？他倒是听说过马三家女所，听说过那里的十八个女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男牢的事儿，但官方媒体一直坚持说马三家从来就没有关押过男法轮功学员啊。

这是四十二岁的张良第八次被抓、第二次被劳教。

两次劳教，一次在中国南方，一次在中国北方。

在南方，他被无条件提前释放。

但这次，他有一种感觉，更大的考验可能真的来了。

下了车，天都快黑了。

一群身穿迷彩服的人早已等候在操场。

“把头低下！”他们手里挥舞着棍棒。

抬头张望的人很快就挨了棍子：“不许往两边看！”

“排队上楼！”

上到三层，经过大厅进入筒道，筒道口的牌子上写着：六大队，封闭区。

3

“离窗户一米的距离不许停留！”

但第二天清点人数，张良正好排在靠窗的位置，他趁机向外张望，看到的是院子和操场，远处是一圈围墙，围墙外是茫茫原野。

突然一声大喝：“把头低下！”

一个穿迷彩服的人拿着木棍跑过来，对他大声呵斥，再一次重申了六大队的规矩：

“不许看窗外！”

张良是个方位感极强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想弄明白自己在哪儿。

他不知道，大约往南两公里远的地方，其实就有一条横穿教养院的国道，叫新鲁高速公路，再往南不到八公里，每隔七分钟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那是沈山铁路，也是中国最早的京奉铁路，1907年就建成了，从沈阳一直通到北京的正阳门，全长八百六十二公里。正是这条铁路，使马三家镇成为了沈阳的门户，成为了东北和关内各地物资交流的必经之路。

据官方出版的《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志》记载（以下简称《院志》），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是“新中国诞生后组建的第一批劳教场所之一”，1957年就成立了，当时是一个大农场，到处都是坟包、荆棘和荒地，因为地势低，容易内涝，当地人称它为“蛤蟆塘”。

经过劳教人员多年的起高垫洼、平整土地，如今，教养院总面积已近三万亩，除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一万五千多亩的耕地，一度是辽宁省沈阳市最大的农副产品基地。

《院志》上这样写道：

“经过四十年的辛勤耕耘，我院从谷物生产为主的小型农场发展成为以农牧工商为主体的多种经营的大型农场，现拥有耕地15600亩，……一座年出栏3万头商品猪的机械化养猪场，……还有年产值1000万元的机械厂、年产20万套（件）服装的被服加工厂和年产20吨白酒的酿酒厂，还拥有200多辆各类机动车和以商贸为主的正在兴起的第三产业。这些具有一定规模、门类齐全配套的产业，全年创总产值1亿多元，居全省同行业首位，相当于全省‘两劳’（‘劳改’和‘劳教’的简称）系统总产值的1/8，占省内18个劳教单位总产值的1/2，对繁荣全省‘两劳’事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

1997年以后，农产品就不值钱了，光靠种粮食开不出警察的工资，教养院只好自己想办法找活儿干，让劳教们“挖管道，卖废铁，清理垃圾，也没有什么油水”。

到了1999年，教养院“都快黄摊儿了，连电费都缴不上”。

“是薄熙来把马三家给救了”，教养院很多警察都非常感谢薄熙来。

2002年薄熙来当了辽宁省省长，批准投资十亿元进行监狱改造，据说“在马三家就投资了五六个亿”，市内的大北监狱等都迁到了马三家，马三家成了全国最大的监狱城，马三家教养院也被重新扩建，薄熙来的举措使破烂不堪的劳教所重获生机。

“过去劳教人员少，种地人手都不够。”这几年，随着劳教人数的增多，南来北往的客人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有好几个开出租的都不干了，开了名烟名酒店。”曹老四很健谈：“那是外地人给警察送礼才会买的，本地人消费不起。”

沈阳人曹老四，退休后在马三家买了房，每天拉活儿。这里买房安居，比城里便宜多了。

曹老四把坐他车的客人分成三类：劳教的；看劳教的；还有管劳教的，就是警察。

据《院志》记载：

解放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适合国情需要，“最开始关押的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有历史问题的，还有越境叛逃的”，后来，“流氓盗窃的，不务正业的，不服从工作分配的，不服从就业转业安置的，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的也都给关到这里改造”。

“八三年严打的时候，一年就关押过五千多人，‘六四’之后还关押过‘动乱分子’呢。”曹老四说。

现在关什么人呢？

“都是犯错儿进来的呗，吸毒耍钱的，卖淫嫖娼的，小偷小摸的，打架的，倒卖发票的，卖黄盘的（黄色光盘），搞传销的，这几年劳教的人多，现在上访的可多了。”

“对了，还有炼‘法轮儿’进去的，出来还炼，又进去了。”

5

悬挂着“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牌匾的牌楼下，是曹老四每天趴车等活儿的地方，灰扑扑的街面上，他的红色三蹦子尤其亮丽显眼。

大部分搭车的都是“看劳教的”，教养院这条南北十公里的路，曹老四每天都得跑上很多趟。

和马三家镇上的马路不同，教养院里的柏油路又平又直。往左先是警察家属区，然后是院部、蒲河公园，再走几公里，右边是少教所，左边就是女所，穿过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就是男二所，再跑上三公里，就是男一所，再往里去就是崭新漂亮的沈阳监狱城了。

二、怎么到了马三家
1
李成君怎么也没想到，他因为送人一本书就被劳教了。

2007年夏天，一个收废品的老头和李成君聊起来。他说身体不好，李成君就给了他一本《转法轮》（是法轮功修炼的主要著作），“我以前病的上不了班，看了这本书，病全好了”。

第二天李成君正在做晚饭，这老头儿敲开了他的家门，然后一帮便衣跟着闯进来。

虽然李成君说：“就我自己炼”，警察还是把他全家都抓了，他的妻子和表妹非常诚实，承认自己也炼法轮功，最后她们就和李成君一起被判了两年劳教。

李成君有个小舅子，在派出所当联防，他说，北京各个派出所、社区，都有抓人指标，警察按指标抓人，抓不够人就完不成任务。后来他打听到，举报李成君的那个老头得到了几千块钱的奖励。

这种奖励机制在奥运期间就完全公开了，当时《北京青年报》上连续刊登着举报恐怖分子和法轮功活动有奖的启示，举报依据案情大小被分成不同奖项，每种奖项能获得数额不等的奖金。

2

街上怎么有这么多治安员？大老李一边往沿途的自行车筐里投放真相传单，一边疑惑着。农历新年刚过，他不明白，又是什么重要日子呢？这么多戴红袖标的？

“我是警察！”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

扭头一看，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家伙，保安服上套着红袖标，手里拿的是大老李刚刚散发的传单。

“我可没干坏事儿，你看看这上面是什么，写的全是事实呀。”
大老李把传单打开，上面是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的照片。
小家伙愣住了，但很快一本正经的说，“这是我的任务啊。”
“如果我没干坏事你抓我，你不就是做了坏事了吗？”大老李严肃的对他说。
迟疑了一下，小家伙的手还是紧抓着大老李不放，“你跟我走吧，大哥，我能拿奖金了，我得谢谢你啊！”

进了派出所的值班室，小家伙嚷嚷开了，“我抓了一个！”

“瞧瞧人家，一下就挣了两千块。”说话的是所长，刚刚开过奥运安保动员会，这么快派出所就有了战果，他也很高兴。

进了看守所，大老李才知道，“每天都哗哗往里收人，外面狂抓呢，进入奥运安保期了！”

3

刚来北京才五天，河北蔚县的李明龙就在旅馆里被警察带走了，因为查房的警察发现他在看《转法轮》。（《转法轮》从1999年7月20日以后，被中国政府宣布为禁书。）

当时李明龙正在小旅馆等待应聘呢，为了奥运安保，2008年北京向河北大量招收保安。

三十三岁的李明龙下过煤窑，“那一次井下塌方，要不是修炼大法（“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简称“大法”），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就没命了。”他反复的告诉警察。

但警察认为他“扰序”，劳教两年，“扰序”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简称“扰序”。

4

薛文也是在旅馆被抓后劳教的。他是江苏人，出差到北京，结果一到北京住进旅馆，不到半小时，警察就找过来：“你是炼法轮功的吧？”
薛文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被当场打开，查到有明慧网（法轮功网站）的下载资料。

警察说，“跟我们走吧。”

随后，薛文被判劳教两年。

2008年奥运前夕，所有车站、宾馆的身份查验都与公安系统建立了联网，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信息几乎全都被做了特别归档。

5

“开门！再不开门就锯了！”

激烈的敲门声震动了北京昌平的一个生活小区，一群拿着电锯的警察，堵住了范质彬的家门，范质彬被迫打开房门。

彻底的搜查，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证据。为了让范质彬夫妇自己说出口供，警察把他俩先后关进了转化班和看守所。

范质彬夫妇被举报给人安装过卫星接收天线，可证据不足不够判刑。但因为他们拒绝“转化”（指放弃法轮功信仰），2008年5月，同时被判劳教两年半。

6

张良被抓那天是2008年正月十三。

早上他和妻子说，我出去两天，正月十五就回来。妻子那天并没有什么担忧，张良经常出门，每天外出就象工作一样，她都习惯了。

因为奥运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呢，张良没有意识到奥运“安保”已经开始启动，他要去见田贵德和大齐。他们三个是一个小技术团队，经常去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大锅，顺便做其他技术支持。通过电子邮箱，他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计划去一个法轮功真相资料点拉设备。

傍晚的时候，他们开车到了一个叫盛世嘉园的小区，把资料点里的两台打印机、一箱《转法轮》、一箱《九评共产党》及一些耗材装上车。

突然间，空旷的院子里，四下飞奔出一群警察，三个人同时被摁倒在地：
“不许动！”

警车上，张良听到偶而还有冷冷的几声鞭炮响，有一下没一下的，年还没过完呢。

在拘留所，张良一直是零口供。最后让他签字时，他吃惊的看到警察的审讯记录已经写了好几篇，原来这个警察一直低着头是在忙着编写笔录呢。

“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能随便写呢？”张良撕了笔录。

但很快他还是被判了劳教，两年半，罪名是“扰序”。

7

单膝跪地，双手托起饭盆，李成君大声喊出报告词：

“队长好，报告队长，五班劳教人员李成君求饭。报告完毕！”

于是，坐在饭桶旁边的警察舀出一勺粥，稍微把勺子抬高一点儿，倒在他托起的饭盆里，然后李成君马上喊道：“谢队长！”（劳教所里对警察通称为“队长”。）

李成君不明白，为什么设计出这么复杂的一套程序去吃一顿饭呢？几次跪地求饭后，本来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李成君，已经矮了大半截，他真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

尽管调遣处有专门的学习委员演示“求”饭仪式，还是有很多人动作达不到标准。看着劳教们反复跪地喊报告词，李成君就想：遭罪遭到这一步，也算是到头了吧。

“牛什么？不是硬吗，我一电他连屎都得吃！”开大会时，调遣处的警察这样说。

“北京调遣处不算什么，”一个“五进宫”的小偷儿对李成君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间地狱，马三高阳。”河北高阳劳教所是用棍子把人往死里打的地方，比高阳还黑的就是马三家劳教所了。

那个离北京六百多公里的马三家劳教所，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李成君怎么也没想到，妻子被送到内蒙，自己和表妹居然就被卖到了马三家。

8
在调遣处，张良没有“求”过饭，他绝食了。

张良拒绝写《不炼功保证》，带动了同大队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有的也开始绝食，警察一看要出事儿，赶快给张良蒙上黑头套送走了。

取下头套，张良看清了他进入的这个房间：方井一样的狭小监室，斜陡的屋顶有六七米高，光线从顶部的天窗折射下来，照进了大约三平米的封闭空间。

铁门紧锁，唯一能通向外面的，就是铁门下的一个洞口。

洞很小，能塞进来饭食和解大手用的手纸，有时会露出一双眼睛，那是外面的人趴着往里面看呢。

地面嵌着一个便池及洗脸池，一人多高的墙壁，都包上了烟灰色的软包面，张良猜想，这可能就是防自伤自残的“面包房”吧，以前听说过，他知道自己被关了“小号”。

“这不叫‘小号’，叫‘隔离室’，”警察找他谈话时纠正他，“而且，这里劳教人员都叫学员，我们可都是文明管理。”
文明管理没有刑具，没有电棍，有“人肉铐子”。

“人肉铐子”就是“活枷锁”。就是让两个“包夹”（被指派专门贴身看管、监视法轮功学员的劳教人员）用身体把人“铐住”。
张良坐在小床上，两条腿被“包夹”用他们的双腿夹持，他们再用一只手握住张良的手，用另一只手按住张良的上臂，这样张良的四肢就被牢牢钳在“包夹”的身体里了。

房顶天窗的马道上，警察走来走去，房间里的监视器时刻亮着一个红点，监听设备先进，细微的声音都能被放大，喊话器里突然就会传出大声的责骂：“不许说话！”

于是，三个大男人互相对望着，不说话，身子贴着身子，肉挨着肉，在隔音良好的房间里，经常就只有重重的呼吸声了。

到了马三家教养院，回忆起北京调遣处的“人肉铐子”，张良这才明白，为什么调遣处的警察说他们是“文明管理”了。

（待续）

三、“大发”、菜汤和热水

1

“脱！”

“都脱光！”

按照指令把衣服脱精光，祼体踩在冰凉的瓷砖上，接下来就一无所有了。

“转过来！”

“转过去！”

检查完毕，穿上允许穿的内衣内裤，张良得到了一套桔红色的劳教服，还有一把用来吃饭的勺子，正好可以插在劳教服的上衣兜里，全身上下只有这一个兜。

连一根短布带都没给留下。

从调遣处来的时候有个短布条系在裤子的皮带袢上，搜身时，戴着白手套的警察就把这个布条甩到了垃圾堆，“违禁品！”

腰带、鞋带、纽扣、金属环都是违禁品，警察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来自杀。

于是张良手提着裤子走路，裤子太肥。

2

凡新进所的劳教人员都首先编入六大队，被称为“新收”。

六大队是立规矩的地方。

与警察说话，劳教人员必须蹲着。

在任何地方，只要遇上警察就必须停步，靠墙立正站好，“双手捂蛋”（男性生殖器），向警察问好，不能抬头看警察的脸，只能看警察的鞋。

永远要低头，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

凡事要喊报告，上厕所要报告，进门要报告，说话要报告，在大厅坐小凳子，要喊“报告”，等警察说“坐”，然后才可以坐下。

不许随便站立，不许随便走动，不许互相讲话，不许递眼色、不许向窗外看、不许……不许……不许……

3

张良注意到，筒道里管劳教的不是警察，是穿迷彩服的人，他们戴着红袖标，袖标上印有“四防员”三个黄字。

张良开始还以为这些穿迷彩服的是保安呢，他们随身带着一根木棍。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协助警察管理的特殊劳教人员，被称作“四防”，警察也叫他们“双改人员”，既改造自己，同时又改造其他劳教人员。

在1997年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狱劳教所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中，“四防”是指：“防逃、防非正常死亡、防重大案件、防重大安全事故”。

4

监舍两侧各有一个大通铺，分别由八张单人床拼成。

左边的通铺睡一个“四防”。

右边的通铺上挤着三十多个“新收”，一颠一倒码的象罐头里的沙丁鱼。虽然穿着一样的劳教服，在这个铺上也是有等级的。睡边上的是“有面儿的”（指有身份、能够得到“四防”和警察照顾的劳教），稍往里去的位置要靠能力争抢了，挤在中间的是不争不抢的，或者是抢也抢不过别人的。

为了抢地方，很多人吵起来，甚至动了手，但是翻身的时候，大家就配合协调的很好了，一起喊“一、二、三”，然后就集体翻了身。

田贵德和张良被挤到了中间，最挤的地方，他们倒高兴起来，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可以聊天了。

“你是零口供，也判了？……”

“送到马三家的都是外地户口的，大齐是北京人，留在北京调遣处了……”

“估计是房东把我们给举报了……”

…………

“闭嘴！不许说话！”对面大铺上的“四防”打断他们。

东北的昼夜温差大，半夜张良就被冻醒了，想再翻个身，发现是没有可能的。睁着眼，他看着天花板。

家里会不会有事呢，不知妻子一个人怎么样了？

“鬼地方，不是人呆的！”有人冻的睡不着，骂起来。

“别说话！不想睡起来腾地方！”对面大铺上的“四防”又吼起来。

下面铺的厚厚的，上面盖的暖暖的，那么大一个床铺，一个人睡就有些空，“四防”脱下的迷彩服占了很大的位置，写有“四防员”的红袖标鲜明的套在上面。

夜里去厕所回来，把脚探进铺中间的缝隙里，张良就再也塞不下身子了。他小心翼翼的从别人的头上跨下来，挨着墙半坐着。

室内很亮，看着一个人的脚丫子蹬到另一个人的嘴里，张良闻着脚臭味，听着窗外的风声，迷迷糊糊刚要睡过去，“起床！”筒道里一声高喊，所有人都惊醒了。

窗外漆黑一片，也不知道是几点。

“快点，都赶快出来！到走廊排队！”

睡眼矇眬的劳教们赶紧跑出门，还没站稳，远远的楼道那一头就有人扯嗓子报数了，“一、二、三……”

报完数，回到铺上，穿衣服、卷行李、打包，一个屋一个屋排队，等着把行李送到库房。

接下来是一个屋一个屋轮流洗漱，要求几分钟内结束，“四防”在门口催促着。

水龙头不够用，争抢不过别人，张良拿毛巾在水池的脏水里湿一下，擦擦脸，好赖也算洗漱了。

提溜着裤子出操的时候，张良看到了劳教所的围墙，在天光的背景下，显现出阴冷的黑影就象一个剪影，天有点见亮了，那种朝阳未升起前的红色弥漫在天际。

几圈跑下来，还真象是在学校上早操一样的感觉，太阳慢慢爬上墙头，光线从墙外树杈的缝隙照进了操场，这是张良第一次在马三家看到太阳升起，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见到马三家的朝阳了。

结束操练时，张良提着裤子向警察报告：我没有腰带，以后出操有困难。

警察说，不是每天都出操的。

5

果然第二天就不出操了。

从此，天没亮就起床到旧楼二层的车间干纸活儿，半夜收工，两头见不到太阳。

一个愣头愣脑的新收问“黑脸儿”：“几点了？什么时候收工啊？”

“什么时候收工？这也是你能问的吗？”“黑脸儿”上去就是一巴掌。

“谁张嘴呢？都给我‘关机’！”

“黑脸儿”冲着两个小声说话的人大声喝斥。

新收之间不许聊天。

于是，一排排光秃秃的脑袋埋下去，低头干活儿，把一种纸叠成蘑菇的形状。

“报告班长，我想喝点水。”

张良突然站起来对“黑脸儿”说。

“黑脸儿”扫了一眼这个新收，眼镜架在苍白的脸上，肥大不合身的劳教服使他显得更加瘦弱了。

犹豫了一下，“黑脸儿”出去给张良端回一饭盒水。

水象冰镇的，张良一口气就喝完了。

“你小子还挺有面儿，在这儿哪有让‘四防’给你端水喝的！”一个小“四防”瞟了瞟张良。

张良去过很多被关押场所，基本都有水喝，为了不闹肚子，热水是必须提供的。张良给六大队提了意见，希望能解决喝水的问题，很快警察就给新收开了会。

“你们一天可以放茅（上厕所）六次，足够喝了。”

张良没听明白，喝什么呢，放茅的时候？

之后就知道放茅的时间就是喝水的时间。

没有杯子，怎么喝水呢？到哪儿接水呀？

可以在厕所对着水龙头喝。

于是，大家齐刷刷对着厕所水房里一排排的水龙头喝水，旁边，一些人哗啦啦在小便。

厕所水冲刷过的便池，在白瓷上留下黄绿色的痕迹。老号说附近有个养鸭池，离水井很近，所以水有股腥臭味。

“知足吧，”老号说，“现在好多了，还能有自来水，过去洗脸都没有水，接见时家属带水喝。”

6

一进食堂就闻到满大厅的酸味，“大发”的味道。

“大发”，劳教们也叫它“狗干”，意思是连狗都不吃，它是马三家的主食，就是玉米面蒸糕，玉米面粉在蒸箱里倒上水就蒸得了。开过拖拉机的田贵德能吃出“大发”里有老鼠爬过的尿味。

张良掰开一块“大发”，他吃不出尿味，只是觉的“大发”有点涩，辣嗓子眼儿，而且非常酸、倒牙，他的胃还不能适应“大发”的酸味，一种化学的酸味。

菜汤已经沉淀的差不多了，张良从上衣口袋掏出勺子，箅掉汤底的泥和浮在上面的草，拣出汤里的几片烂叶子，慢慢喝完。

菜汤里没有油，几乎没有盐。

“现在好多了，过去还只有两顿饭呢。”一谈起伙食不好，老号就说起过去。

吃完饭，张良把勺子舔干净，放回上衣兜里。

突然就听到有人喊他，一个在北京认识的画家同修从他身边经过。张良认出了他，跟他点了一下头，交换了一个微笑。

象正常人那样说话，新收是不允许的，但二所的八大队、六大队和五大队在一个食堂吃饭，趁乱总能交换一些新消息，一般都是低头平行着在队列里说上几句，不能脸对脸。

刚来六大队就看到了熟人，画家同修非常高兴，他向张良摆手，接着他用手拢住嘴，“有tang吗？”他发出一个“糖”的音。

张良听懂了，他是问他要糖。

糖是没有的，有特权的人才能买到糖，张良对他摇摇头。

一个老号凑过来，递眼色给张良：“小心‘321’！”

张良感激的点点头。他听说过“321”，也叫“点子”，是教养院培养的特务，专门打探劳教人员的情报，教养院把他们叫“耳目”，代号“321”，他们是不公开的“四防”，劳教们也称之为“黑四防”。

排队时，张良低着头走过田贵德的身边，悄声说：

“北京又来了一批人。”

7

北京这回来了几个“预谋抢”。“预谋抢”这个罪名张良是在北京的看守所知道的。

王东东，二十岁，在北京一个公交站等车时，因为手里有一把水果刀被抓了，被定为“预谋抢劫”，判一年劳教。

一个在京打工的山东小孩，在王府井闲逛，到半夜时，被抽查出没有身份证，警察哄骗吓唬他，“你承认想抢劫就放了你”，小孩吓的就承认了，结果判了劳教，“预谋抢”，一年。

一个四川的中专生，逃学跑到北京来玩，晚上在大街上看夜景的时候，被抓到了拘留所，因为没有暂住证。警察问他，“这么晚在大街上逛，你是不是想抢劫呀？”孩子也被逼的承认了“预谋抢”，后来被劳教，一年。

这几个孩子一到食堂就嚷嚷起来，昨天调遣处发的面包没吃完都撇在了押解车上，真后悔啊，谁想到在马三家吃的竟然是“大发”！

车间里，张良还认出了在北京调遣处见过的“大侠”，正坐在田贵德的对面叠纸呢。

“大侠”是在进京路口被抓的，被判劳教一年，因为提包里有别人送他的一本《转法轮》，书他还没翻过呢。

刚上大学的“小不点”也来了，他帮爷爷刻了一张“六四”的光盘，被判劳教两年；坐在他旁边的，是葫芦岛的老龙，被判劳教一年半，因为在路上接了张光盘，光盘里有法轮功的内容。

新来的范质彬是让“四防”们印象最深刻的。

“到马三家居然要开水喝”，这让“四防”们觉的不可思议。

范质彬第一天夜里就问值班“四防”要热水，结果第二天早上，好几个“四防”过来看他，想看看这个要开水喝的新收长什么模样。人非常瘦弱，眼镜片一圈一圈的，一看就是个书生，听说是个博士，她妻子就关在五公里外的马三家女所。

据说范质彬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要开水喝的新收。范质彬不知道，除了“四防”，没人能喝上热水。

(待续）

四、生存教育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第（23）号令
《劳动教养人员守则》
第一条　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
第二条　遵守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不准阅读、传抄黄色书刊、散布淫乱思想，不准在交往中有粗俗、野蛮的行为。
第三条　尊重干部，服从管教，不准无理取闹。
第四条　认罪认错，接受教育，不准消极对抗、自伤自残、图谋报复。
第五条　遵纪守法，矫正恶习，安心改造，不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准擅自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不准逃跑或唆使、拉拢、协助他人逃跑。
第六条　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不准恃强凌弱、敲诈勒索，不准损坏、侵占公物和他人财物，不准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包庇坏人坏事、栽赃陷害他人。
第七条　增强集体观念，建立正常关系，不准搞江湖义气、拉帮结伙、刺字纹身。
第八条　努力学习政治、科学文化知识，不准旷课、迟到、早退，不准违反课堂纪律、损坏教学设施器具。
第九条　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不准旷工、抗工、消极怠工，伪造病情逃避劳动，损坏生产设施和劳动工具。
第十条　遵守作息制度，服从统一安排，不准无故不参加集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
1992年8月10日颁布
　　
“劳动教养人员守则”即“23号令”，是劳教所的“金科玉律”。
在马三家，文盲都必须背会“23号令”，不会背是要挨打的，这不仅是一切行动的准则，更是对自己劳教身份的认可，“会不会背是记忆力的问题，想不想背就是认罪态度的问题了”。
每天一开会，筒道长（就是“四防”的头儿）“黑脸儿”总是先问一句，“还有谁不会背‘23号令’？不会背的把手举起来。”
不会也不敢举手啊，再不会背就要挨打了。
张良每次都举手，接着，田贵德举手了，李明龙也举手了，还有北京的一个俄语翻译黄永浩也举手了，都是“法轮儿”（对“法轮功学员”的俗称）。
“黑脸儿”扫了扫这几个人，没有说话。

后来他把张良一个人叫出来单聊，“不背监规是和你们的信仰有关吗？”
“我不认为自己有罪。”
“嗯，这个，我知道……那你以后在我问大家时，你能不能不举手？”
“黑脸儿”的这句话让张良一愣。

2
上级要来检查了！
所有的劳教都被集中到大厅，警察要给大家上一堂新收教育课，教育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

一个刚来的小劳教被叫到前面，警察问他，“咱们大队每天几点开工？几点收工？礼拜六、礼拜日休不休息？伙食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善伙食？”

小劳教按实际情况回答：
早晨四点起床，干活儿到七点半吃早饭，接着干活儿到中午，吃完午饭接着干，然后是晚饭，接着再干，晚上十一二点收工，周六、周日不休息，吃的是“大发”和菜汤。

话音刚落，几个“四防”就上去了，小劳教被抽了几个巴掌，“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小劳教摇摇头。

警察大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早上八点钟开工，十一点收工，吃午饭，然后中午午休一小时，下午上文化教育课。礼拜六、礼拜日休息。每周一、三、五改善伙食。大家记住没有？”
原来劳教所里还有另一套作息时间表啊，大家都不吭声了。

“四防”一看都没反应，就骂起来，“都聋了吗？队长问话呢？没听见啊？”
“听见了！听见了！”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警察又叫了一个劳教出列，问他同样的问题。
还是没有答对，他没提上文化课的事儿。但这次警察很耐心，道理是要讲明白的，他说：
“我们不光是干活儿呀，每天还要学习。劳教劳教，除了劳动还有教育呢，我们劳教所是改造人的课堂嘛，记住，每天下午你们都要上文化课，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回大家都听明白了，谁也不想挨巴掌。

张良想着怎么能不说假话呢，结果也没叫他。一般这种场合是不找法轮功学员的，都知道他们说真话。
最后队长总结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明天就来检查了，都好好准备准备。”

3
再周密的准备也有出岔的时候。

六大队有个劳教，神经不正常，检查时怕他控制不住说了实话，影响大队形象，所以警察就让“四防”把他藏进大铺底下，“呆着，别动！”
没想到上级检查的时候，他突然从铺底下钻了出来，蹭了一脸的灰。

检查团走了之后，他被拖出来一顿暴打，“丢人现眼的！”打的时候，他衣服里居然滚出了半块发糕，自然又加上几脚踹，“还敢偷食堂的东西！”
发糕在托盘里被切的大小厚薄不一，赶上小块的或者薄的就吃不饱了，前一天他偷了半块发糕。

而且，他居然还敢在裤子里缝兜！有特权的人才能在衣服里多缝个兜呢，于是又添了几脚：

“你以为你是谁！也想装老大！”

4
上级来检查的日子，就是伙食改善的日子，当天的菜谱就和食堂小白板上写的一样了，吃的确实是鱼和米饭。
检查结束后，继续吃“大发”。

有特权的人能泡上一包方便面，因为要用热水泡面，所以抢热水就成了“四防”每天都在食堂上演的一场戏了。
正在吃饭，热水器那边叮咣一阵响，打碎个暖水瓶，然后一堆戴红袖标的人聚成一团，把一个也戴红袖标的人围在中间，刚开始还能听到他嚷嚷，很快他的声音就被憋回去了。

那是八大队的，一个劳教说，八大队老打群架，因为他们做的是“鬼活儿”，所以不安生。
混乱中，看到老哑巴顺手拿了块“大发”藏在衣服里，张良垂下了眼睛。

老哑巴眼神好，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点吃的。抢不到热水的人干嚼方便面，他就盯着，瞅冷子上去就把方便面抢走，撕开盐包就往嘴里倒，最后老哑巴笑嘻嘻的还把方便面送回来，他只要个盐包，他知道分寸。家里没人管的老哑巴，吃个料袋儿还不让吗，没人和他多计较。

5

六大队每天都开会。
早上出工之前的会叫“班前会”，就是把新收集中到一个房间，一起观看“挨打”。
“班前会”有基本程序，一般都是“黑脸儿”主持，先是抽查背诵“23号令”，然后“黑脸儿”发言了。
“又把自己当人了吧？”这是他的开场白。
然后，他开始总结前一天发生的事儿，谁谁捡了烟屁，谁谁随便说话了，谁谁不经允许洗晾衣服了等等，总结完毕，一般就要抓个典型“开会”了。
一个“被开会”者被提溜到两个铺中间的过道上蹲着。
“让他自己说。”“黑脸儿”黑着脸。
“对着‘23号令’，你犯了哪一条？”
“那你说你这种行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回答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黑脸儿”只会重复三个字：“继续说！”没有废话。
直到“被开会”者按照“23号令”找出自己的过错，并深挖出罪错的根源。
“那你自己说应不应该受罚？”
“那你自己说该打你多少下？”
然后他就会说自己应该被打多少下。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这套例行的程序下来，气氛就紧张起来，大家都坐直了。

今天“被开会”的是老哑巴。
他被拽出来，蹲在中间。
碰到不会说话的哑巴，程序要麻烦一些，“黑脸儿”专门叫出一个会哑语的人给他打手势：
“让他想想昨天犯了什么错误。”
老哑巴想不出来。
“提醒提醒他。”“黑脸儿”愿意以理服人。
“翻译”比划着手语，“你昨天是不是从食堂偷了一块‘大发’啊？”
老哑巴急了，比比划划也说不出什么，几个“四防”上来就要动手。
“慢着，等会儿。”
“黑脸儿”手一拦，继续让人翻译给老哑巴，打他的原因是：在外面偷东西，在里面还偷！
其实“黑脸儿”自己也是惯偷进来的，已经“多锅”了（就是多次被劳教）。
“四防”们等不及了，其实直接动手就够了，哪还需要费力解释。
一顿棒打。老哑巴抱头乱滚，哪里还看得见翻译的手语，他哇哇啊啊的叫着，都被打的喊出声了，铺上观看的人心里一阵阵紧缩。
啪一下，门旁边的观察窗突然开了，一个小警察往里瞄了瞄，一看正打人呢，走了。“黑脸儿”是管教大（负责全权管理劳教人员的副大队长，简称“管教大”）的红人，一般警察不敢管。

老哑巴继续哇哇的叫着。劳教们双手抱腿，在铺上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出点什么事儿被抓了“典型”。
新来的有人就撑不住了，有的吓的冒出汗来，流露出的紧张与恐惧不亚于被打者。老号就镇静些，神情麻木，眼睛空漠的睁着。

肯定是被“321”看见了，张良心想。
他注意到打人用的是几根特意糊好的木棍，方棱木棍缠上牛皮纸，再用透明胶条一层层粘裹上，就不容易出外伤了。

 

6

“教育感化，不如牢头镐把。”这是劳教人员中流行的一句话，马三家传统的管理方法就是打。
坚信暴力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这是曾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的范质彬不能理解的。
范质彬多次向警察反映“四防”打人的事儿，警察说，劳教所警力不够，必须由“四防”协助管理，为了维护“四防”的威信，警察一般不管他们。
可是，“教育、感化、挽救”是劳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呀，范质彬问道。
“你们要清楚自己的身份，这是什么地方！告诉你们，中国现在有两个地方还没解放：一个是台湾，一个就是马三家。”警察说了这句马三家人人皆知的名言。

六大队的劳教们很快就学会了马三家的生存逻辑，他们习惯于对周围的暴力熟视无睹，大多数被驯化的都能够按照马三家的规矩和潜规则自己监督自己，即使没有警察，无形的监控也让他们感觉到警察的存在，条件反射的不敢抬头，不敢看窗外。
马三家有个笑话，说一个劳教解教回家，他妈妈叫他名字，他马上就喊：“到！”
养成习惯，就象长期被栓的马，绳子解开也想不起来跑了。
但有些人总是想各种办法要逃跑的。

五、做白日梦的逃跑者
1
噗通一声，正在排队报数的队伍里，一个大个子倒下站不起来了。

“缺钾”，有经验的劳教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没人大惊小怪。缺钾会造成四肢麻木，肌无力，医学上叫“发作性软瘫”。

“唉，就这体格，让你跑你都跑不出去！”

吃不饱，营养不良，就是逃到马路上，跑不了多远就没了力气，警察一开车准能追回来。据说有人半夜逃出去，跑到天亮还没出教养院大门呢，不是因为路长，是因为跑不动，没有体力。

孟飞看到过那些被抓回来的，“挂”在大闸（隔离劳教人员与警察之间的一道铁栅栏门）上，还要加期！吃黑旗！

马三家劳教所规定：每月给劳教人员考核，以旗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奖惩待遇，红旗减五天期，黄旗减两到三天，蓝旗不加不减，黑旗加五天期。

总之，即使熟悉地形，一般人也不敢跑，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唉，做梦回家吧！”

但孟飞就想试一试。

除了摸清方位，他做了很多准备，经常打通关系到小卖部给自己买香肠，买花生豆，三十多岁的他虽然反应灵敏，但必须增加营养才能强健身体。

一个夏天的早晨，大门开了，一辆货车要进来，正在院子里站队的孟飞瞅准了机会，突然象离弦之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噌一下飞快跑出大门。

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两条腿带着他前进，对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了。

等警察反应过来的时侯，已经不太可能追上他了，玉米长的已有一人多高，一旦钻进青纱帐里面，再找就太困难了。

谁都没想到，快到玉米地的时候，孟飞突然倒下，口吐白沫。

他犯病了，癫痫。他完美的设想过所有逃跑的细节，唯独没想到自己会犯病。

连警察都说，如果不犯病，他可能真的就跑掉了，这小子跑的太快了。

癫痫是阵发病。醒来以后，警察先是用两只电棍电他，一起电到没电为止，然后把他在大闸上高挂了半个多月，双脚尖不沾地，手被铐的血肉模糊。

他痛哭流涕，看起来认罪态度诚恳，对自己的错误也认识深刻，《检讨书》、《保证书》都写了好几份，只是他心里更想逃跑了。

又抓住了几次机会，但都没有成功。

一次赶上有大货车往外拉货，大铁门一开，他嗖一下就跑，被抓回来了；还有一次，垃圾车出大门，他跟着垃圾车往外跑，又被抓回来了；爬到车间房顶上的那次逃跑，已经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了。

“神经病！”警察不屑的说，“异想天开，做白日梦！”

2

但余晓航就不认为他有病。

到马三家之前，余晓航的痛苦记忆就是不断的挨打。

他去赌场找父亲，赌场不让他进门，挨打，后来，父亲因赌博输光全部家产而自杀，于是余晓航开始举报赌场骗赌，举报了十年。他哪里想到当地政府官员在赌场有股份呢，他被黑恶势力追打，左腿的大小骨头都给打断了，脑袋被缝了二十多针；他哪里想到法院枉法裁判呢；他更没想到法院竟然扣压赔偿钱款，他去法院要钱，又被法警打了。

十七岁他就去北京上访，关过久敬庄（北京一个有名的黑监狱，专门关上访者），睡过大马路，“给老百姓做主的地方都去了”，不仅没人做主，余晓航反而经常因上访被抓被打。

在六大队，蹲着和警察说话，挨打就更方便了。

蹲着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警察的皮鞋，擦的油黑锃亮，都是小劳教给擦的。能给警察擦皮鞋，那可是好差事。不是谁都能给警察擦皮鞋的。

他知道穿皮鞋的脚随时都能踢过来。

不仅挨打，他还要反复的认罪悔过，必须承认自己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必须承认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可他想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错呢？警车违规停车，他采访了开警车的人，把视频放到了网上。

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视频？余晓航说，“为了国家更好，越来越好。”

他哪想到，“为了国家更好，越来越好”，他就接了一年九个月的劳教票，罪名是“暴力抗法和煽动闹事”。

抓他时自己乖乖儿就和警察走了，怎么暴力抗法了呢？抗了什么法呢？怎么就危害了社会呢？

“我也没背景，我没反党啊，为什么党要我的命？”他想不通。

不需要想通。警察给了他一个认罪悔过的范文，“在空白处签上名就可以了”。

从此他就要写各种材料，一遍一遍承认自己不认可的罪错，说法律英明，说共产党好，说政府好，最后要落实到说马三家教养院好，教养院警察好，教养院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挽救了他，这都是劳教所减期必备的文书格式啦。

他还要反复大声唱《马三家教养学校校歌》，还要把面前这块带皮的土豆吃下去。

面前是一碗黑色的汤，汤底儿有一层泥，泡着一刀切下的大半块土豆，土豆是黑心的，他必须把这个土豆咽下去，新收有规定，不能浪费饭菜。

吃完土豆还要抢活儿，完不成定额，“四防”抡过来的木棍是不能躲闪的。

“吃的没猪好，醒的比鸡早，干的是牛马活儿，当的是三孙子。”谁看见大门开着不想跑呢？

问题是往哪里跑呢？跑都不知道方向啊。

来马三家这么久了，只有上次轮上他擦玻璃，余晓航才有机会观察窗外，而窗外是茫茫田野，难辨方向啊！他又不敢打听，一旦被打了小报告，“侦察路线，企图逃跑”，那不是找死啊！

所以余晓航认为，“孟飞不是神经病，只不过敢想敢干就是了。”

六、“你不能打我！”

1

田贵德又挨踹了。

上次是因为他在筒道中间走，挨了几脚踹，按照规定，劳教人员只能贴墙走两边，这次挨踹是因为田贵德没有在规定时间上完厕所。

“快！快点儿！赶快！”“四防”的催促叫人心慌，上没上完厕所都必须提着裤子赶紧出来。

不管怎么催，田贵德都一点不慌，慢慢吞吞最后一个走出厕所，自然又挨了踹，“不懂规矩呀！”

田贵德的动作比别人慢一拍，他嘴也慢，言语迟缓，不爱说话。

但有一天早上，正在食堂吃饭，一声“法轮大法好，信仰无罪！”响起来，大家一看，喊的人竟是田贵德。

几个“四防”上去把他打翻，然后拖上楼。

接着，黄永浩也被拖到了警察面前。

“他怎么啦？”警察问。

他刚才喊“不许打人”，“四防”回答说。

于是黄永浩也被电击了一顿。他是在人民币上写“法轮大法好”被劳教两年的。

张良再次看到田贵德时，他已经给挂起来了，双手戴一副手铐，再用另一副手铐悬吊在厕所窗户上。

第二天，警察抱着一堆电棍进了厕所。

咣咣当当，把五六根电棍搁在大便池和小便池之间的垛子上，二话不说，警察就一根接一根开始电他。

“咣”一下，电击使他身体打直，下坠，高挂的手竟从铐子里脱出来。

“咣”又一下。

这个1999年曾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的河北农民一声不吭，他直愣愣看着警察。

电了一会儿，警察拢起那堆电棍走了。

“不起作用。”

电棍对田贵德不起作用，这并不让“黑脸儿”惊异，“法轮功学员有超常的意志力”，以前他见识过。过去六大队有个“法轮儿”，不怕电棍，高压电棍都没感觉，从不告饶。后来这“法轮儿”绝食了好几个月，出现了生命危险，劳教所悄悄把他放了，因为为了维持他的生命，大队一天就要花好几百块钱。

 

晚上，“黑脸儿”把一条棉裤甩给田贵德，“穿上！”

虽然是四月，夜里还是非常冷，厕所地面的积水上，早晨就有一层薄薄的冰渣儿。

“大发”被送到厕所给田贵德吃，旁边有人解大手。

有个劳教想给田贵德送点咸菜，他试探着看看“黑脸儿”，“黑脸儿”点点头，“搁那儿吧，赶紧走。”

“黑脸儿”是筒道长，劳教们都送礼给他，据说“黑脸儿”在劳教所一年，能挣个几万块钱带回家。他平时对劳教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但奇怪的是，劳教们反而很服他，因为他盗亦有道吧，比如他叫人打了老哑巴，之后还给了老哑巴几袋方便面。

2

厕所的水积在脚下，脏水混着尿液，慢慢渗上棉裤脚。

半个月的“吊挂”，田贵德的手、脚、腿都胖肿了，人也脱了相儿，眼眶深陷，嘴唇显的更厚了。

厕所的窗户是开着的，可有防护栏隔着也爬不出去啊，冷风倒是呼呼往里灌。

窗外有棵大杨树，田贵德想，要是能把自己变小，钻过防护栏，顺着大树滑下去就好了。

大杨树和窗户有些距离，只有树梢能被风吹荡过来，几根发着青绿的枝条在防护栏前晃动着。

3

晚上，“四防”把“大发”给田贵德送到厕所，看到中午的饭还搁在垛子上呢，田贵德不吃，绝食了，他不想再站在厕所里吃饭了。

绝食是劳教人员的一种反抗方式，“是严重反改造的行为”。

几天后，田贵德被铐进了“铁椅子”（一种限制人双手、双脚自由的刑具，由铁板、铁管焊接而成，带有锁紧装置），劳教都说“铁椅子”吸血，管它叫“死人凳”。固定在铸铁板里，骨头都冻的发疼，后来田贵德身体瘫软，铁椅子坐不住了。

送到马三医院体检时，田贵德已经不能走路了，一步都迈不开，膝盖打不了弯儿，医生瞟了一眼，“缺钾”，他又被送回了六大队。

田贵德被再次送到马三医院是几天之后，但不是给他治病。

上午九点，他平躺在护理床上，没有医生，一屋子的警察，黑压压的警服把白亮亮的病房挤得满满的，他们好象在等一个人。

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在门口戛然而止，然后是高跟鞋的声音，一个女人进来了。

田贵德看到眼前晃动着一个瘦脸，还有明晃晃的肩章，她个子很高，好象还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一道白光闪亮，她把它插进田贵德的嘴里，能感到一件冰凉的铁器一下就撑开了他的口腔，还有手的温热，是女人的手，特别柔软，接着，满口牙全松动了，田贵德疼的睁大了眼睛。

他看见两只眼珠，下翻露出大半的眼白，嘴唇很红，被长头发遮住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青面獠牙了，然后她又微笑了，忽远忽近的微笑着。

没人说话，男警察们在观摩。

“这东西很容易掌握的”，她给大家演示如何放开口器，一种医用的医疗器械。

突然她就对田贵德说话了，很温柔，也很严肃。

“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自己呢？我们比你还珍惜你的生命啊。这样下去不行啊。你不吃饭，我们就要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救你。”

这女人往下摁开口器，田贵德感到心一下就给揪了上来。

她往开口器里倒一种黄色药面，一边倒一边向周围的警察介绍：“这个呢，就是‘废功一号’”，田贵德嘴里马上就苦的不行。

“废功一号”据说是马三家针对法轮功学员发明的一种药物。

她用开口器憋他，观察他的反应。

田贵德早就没力气了，但憋闷使他使劲挣扎起来，看到他的脸变得青紫，她就松手让他喘口气，然后继续憋他，接下来，她延长了憋的时间，直到田贵德没了声音。

几个男警察向前探过头，有些紧张。

“不要紧，没事儿，死不了。”她很镇定的松开了手。

“我们开救护车来的。”她轻轻的说。

“我帮你！”一个胖警察过来了。

刚缓过一口气的田贵德，感到更有力的东西压上来，是戴臂章的胳膊，臂章图案上的国徽就象个骷髅头，麦穗就象交叉的骨头棒子，一屋子小骷髅头，灰白的浮在黑色的背景上，那是房间里晃动着的警察的臂章。

恍惚中，田贵德好象看到这个女人一手提了把寒光凛凛的剑，一手拿着生死簿，她微笑着，一页一页的翻给他看。

田贵德感觉有一股东西慢慢抽出他的头顶，细细的一缕儿。

那一刻，他感到，死太容易了。

长久的寂静之后，他听到有人问，几点了？

“三点”，他们工作了六个小时。

最后田贵德答应吃饭了，慢慢悠悠的讲了几个条件：

1. 不准加期；

2. 我不干活儿；

3. 不许任何警察、“四防”打骂我；

4. 随便上厕所；

5. 随便买东西；

6. 给我配一副眼镜。

等解开铐子，身体一点点从麻木中恢复了知觉，田贵德才感到下身奇痒，痒的钻心，原来爬的全是大白虱子，鼓鼓囊囊的又大又肥。

4

后来，一个看管田贵德的“四防”说，那长头发的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境啊，马三家劳教所女所的所长。

马三家男二所对田贵德毫无办法，不得不请来女所的转化专家苏境。

5

从此以后，田贵德随便蹲厕所了，“四防”不敢管。

在车间，别人埋头干活儿，田贵德就在旁边玩儿，有时用刀刻土豆花，有时刻萝卜花儿。田贵德还有了个杯子，接警察专用的热水，泡奶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牙齿松动的连馒头都咬不动，手臂不能上举，一沾凉水就好象进了冰窟窿。

有一次在大厅排队，戴上了眼镜的田贵德看见警察，扭过脸去，不向警察问好。

那警察觉着没面子，伸腿就踹他，田贵德一把抄住了警察的腿，抱住不动，他看着警察说：

“你不能打我。”

警察也就算了，惹不起。

6

“国旗下半旗了！”

劳教们都注意到了男二所大门上的国旗，开始还以为是风给刮下来的呢。

没有风，那就是哪个国家领导人死了吧？

张良一边干活儿一边想，不会是江泽民吧？

大家纷纷猜测，谁呢？

或者出了什么大事儿？

一天吃三次“大发”，放六次茅，报十四次数，看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没完没了的干活儿，干活儿，就是干活儿，高墙内的一成不变，似乎只有国家的重大事件才可能改变，所以大墙外的任何大事都会给大家带来兴奋，“有个天灾人祸没准儿把我们全放了呢。”

用警察的话说，“你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非典”SARS暴发的时候，监狱、看守所等关押场所人心动荡，难于管理，所以后来劳教所很怕大家知道外面的消息，一切新闻、报纸、广播等信息都尽可能封闭起来。

但“四防”总有办法知道一些消息，一小片报纸被神秘的传来传去：

“汶川地震了！”

（连载）

七、看到了一条柏油路

1

从梦中醒来，母亲便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梦见荒郊野外的路上，狂风大作，天都刮黑了，刮的人睁不开眼，飞沙走石的直往儿子身上打。醒来母亲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儿子说今年不回老家，在北京过年了。母亲总认为自己做梦灵验。几年前，母亲就梦见过一群小孩围着张良，她想着可能有小人要害张良吧，果不其然，那年张良流离失所时被特务跟踪，最后在广州被抓。

这个梦会不会预示儿子可能会出事儿呢？

2

果然到了正月十五，张良就失踪了，儿媳妇李梅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肯定出事儿了，人哪里去了呢？

母亲到处找人算命，人到底在哪儿呢？

又过了两个月，妹妹告诉母亲说，“有消息了，人在马三家。”

一听说儿子在马三家，母亲就更急了，马三家她可听说过，是邪的要命的地方，把人往死里整，还把女人投到男牢去。

上一次被劳教在广州，儿子就差点被整死。

那次广州的劳教所来电话，说张良绝食，人快不行了，让家属赶快来接人。

母亲和二舅商量，二舅说，“他屡次三番总是这样，你不要管他了。”

母亲气的直哭，和大舅商量，大舅也是劝母亲，算了吧，接回来如果活不了，还不如让劳教所担责任呢。

继父也反对母亲去接。

其实继父过去很欣赏张良，学习好，觉的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还出息，而且张良孝敬自己，每年过年都给他带礼物。但上一次张良被抓，继父家所有亲属都被政审了。母亲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政府还没镇压，继父不怎么管。1999年以后，作为某军区的副司令员，继父不得不在党委生活会上作检讨，说自己没有管好老伴，让她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同意母亲去看张良。

但母亲是一定要去的，接到电话的当天母亲就买票上路了。

那是母亲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上车，倒车，再上车，再倒车。

刚出火车站，开飞车的摩托就唰唰的从她身边掠过，都戴着头盔，看不见眼睛，母亲赶紧往后闪，她听说广州的歹徒都会趁机抢包呢。

问路，也听不懂广东话，最后总算有好心人帮助，母亲找到了劳教所。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一进病房，闪光灯就晃的她眼睛发花，许多记者围住了她，劳教所已经做了安排，要拍张良被亲情感动、被说服放弃绝食的场景，这可是宣传亲情感化法轮功的好题材啊。

风尘仆仆的母亲挎着旅行包，一下扑到病床前，一把就摸住了儿子的脚：怎么肿的都没有脚脖子了？她抱住儿子，对着摄像镜头就哭，“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儿子？”

3

这一次，母亲找了三姨陪她。买黄牛票、中转、等车、上车、换车，再找车，折腾了两天一夜，终于到了马三家劳教所。

警察不让接见，新收期间，不让接见。

母亲说，她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东问西问的才找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能不能通融一下见个面呢？

不行，警察的回答没有余地。

见不到儿子心里不踏实，母亲想第二天再去试试，于是和三姨去镇上找旅店。

从教养院大门向对面路口走进去，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商铺，一家饲料店隔壁挂着“佛店”的招牌，母亲看到有“佛”字样和“圣母奇缘”的吉祥挂件，都挂在一个窗户上了，她多看了几眼，继续往前走。

绕过一滩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污水，是一家花圈寿衣店，对面是一家叫“天佑萱”的洗浴中心，招牌上写着提供住宿，看起来是当地比较高档的旅店了，只能找这个地方住了，多少钱都得住。

洗浴中心有可以睡在大厅的铺位，也有单间，可是单间客房夜里不能反锁房门，最后母亲和三姨决定就住在大厅，也没洗澡，她们直接就在大厅的床铺上躺下了。

4

想起儿子母亲就心疼。

儿子一生下来就有病，全家都围着儿子哭，气管炎，“差点死在医院里”，活下来不容易啊。小时候还缺钙，扁桃体一周就发炎一次，吃药太多，儿子的牙都吃成四环素牙了。

儿子是她几个孩子中最懂事最孝顺最爱学习的，从来没有辜负过父母的愿望，上了重点中学，又上了重点大学。

当年家里穷，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儿子报考了军校，想着上学不花钱，还能挣钱给家里，没想到被一个军队子弟给挤了下来，那人比他少二百分呢，最后儿子只好上了第二志愿。上大学那年儿子才十六岁，比同学都小。在学校，为了省钱买书，儿子都不舍得买菜，自己从老家带咸菜，咸菜就馒头就是一学期……

上次在广州那个看守所，儿子绝食抗议，被灌屎灌尿，还被戴上了叫“穿针”的死人链儿（一种对死刑犯加戴的戒具：双手抱自己的一条腿后被戴上死铐，双脚戴很重的脚镣，并锁在地锚上），这次不知道又被整成啥样儿了？

唉，又出事儿了，这次儿媳妇会不会和他离婚呀?儿媳妇确实不错，不过，折腾这么多次，谁受的了啊！

前思后想，母亲没太睡着，明天不知能不能见到儿子呢？买的一些衣服能不能送进去呢？

5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和三姨在教养院门口叫了一辆三蹦子，“去二所六大队”。

教养院里面，树荫繁茂，环境优美。

经过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时，母亲还特意往车窗外看了看。女所是新楼，女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被投入男牢的事儿，是发生在这里吗？围墙是通透漂亮的铁艺栅栏，非常低矮，连个岗楼儿都没有，实在不象虐待人的地方。

过了女所不远就是二所，门口的绿化真好。

下了车，提一袋子东西的母亲又去了那个接见的小门，还是不让见。

三姨人灵活，拉着眼巴巴的母亲尾随着其他家属混进去，径直进了接见室。里面的人都忙着和家人说话，母亲挨个问那些被接见的劳教人员，有人认识她儿子吗？

“我儿子叫张良。”

有人认识，一个小伙子说，出工时和张良坐一起，他可以把母亲手里的东西转给张良。

回到车间，小伙子把塑料袋递给正在叠蘑菇的张良，“你妈来了。”

张良非常吃惊，不敢相信，送东西的人长什么样？什么口音？多大年纪啊？问了好半天，张良才确认真是母亲来看他了。

母亲来了，真是出乎意料啊，是母亲送的东西：一袋儿面酱，一小罐儿豆腐乳，几个小袋儿的榨菜，还有几块饼。

张良百感交集，心里不好受，母亲是怎么找来的呢，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吧。他又想起母亲上次去广州接他，也是几千里的路，这回又让母亲受罪了。

楼下的母亲去找警察，能不能听听儿子的声音呢，听到声音才能放心啊。

警察拗不过老人的哀求，那就打一个电话吧，算是特例，于是张良被叫去听电话。

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母亲哽咽了。

电话里儿子安慰母亲，“没事儿，好着呢，别担心。”

知道有三姨陪母亲，张良稍稍放了些心。他哄母亲说一切都好，让她不要操心，不要难过，不要哭，回去的路上多保重，以后会写信给她。

他让母亲回老家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妻子，问问家里的情况，告诉妻子寄点衣服过来。

几分钟后，母亲说了一半的话突然就被掐断，只有嘟嘟的忙音，电话时间到了。

放下电话，张良就跑回车间，迅速冲到能看到院子的一扇窗子旁。他想看看母亲，应该是还没走出院子吧。

“不许看窗外！”

“四防”警告他，但张良执意的站在那里，往外看。

平时安静的张良今天这么激动，“四防”感到有些反常，也就没再制止。

张良特别想看母亲一眼，哪怕是背影也好啊。

接见后的家属们陆陆续续走出大门，他在窗口一直看着，只剩下空空的院子了，也没有看到母亲。

“离窗子远点！”“四防”开始呵斥了。

张良无望的离开了窗子。

这是他唯一一次踏踏实实的从窗口向外看，却什么都没看到，张良心里空落落的。

回到座位上，张良埋下头，继续揉纸，手里的纸一点点变软。

自己吃苦遭罪都没什么，而母亲这么大年岁，几千里地的赶过来，警察竟忍心不让老人见儿子一面，张良的眼圈红了。

田贵德在他身边，默默的把揉软的纸叠成一只蘑菇，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张良。

去年，自己的老母亲离世了。本来多病的母亲炼功后身体好了，警察抄家时，老母亲死死护着一本《转法轮》，最后警察打了她，抢走了她手里的书，受了惊吓的母亲，从此一病不起。

田贵德还想起了媳妇和孩子。这次被抓前，警察经常半夜敲门，孩子给吓出了毛病，晚上一有动静就不敢睡觉，媳妇只好带孩子去亲戚家住，后来他流离失所到了北京，也不知道家里现在咋样了。

田贵德不知道，就在当天，他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从河北来看他，也没让接见，老父亲一个人回去了。

6

和张良一样心里空落落的是“四防”老胡。

为了这次接见，老胡早就准备了一套衣服，在铺下压了好几天。没想到，女朋友没来。老胡有些慌了，他担心她跟别人跑了。

老胡来到张良的监舍，又找那个研究生帮他写情书了。这个研究生是北师大心理学毕业的，因为传播法轮功被判了两年劳教，每次写情书老胡都找他。老胡对法轮功学员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他还帮他们传条递信，张良对他印象不错。

几天后，张良无意中听见警察让“黑脸儿”找人写证明材料，证明老胡“晚上睡觉时用被子蒙头，自己把自己给闷死了”。这才意识到，确实几天都没见到老胡了。

怎么突然人就没了，才三十多岁，而且差一个月老胡就解教回家了！

在马三家劳教所，睡觉是不可以蒙头的，“蒙头睡觉违反规范。”

老胡经常说自己心脏不好，警察是不相信的，装病说假话的太多，即使真有病也没人当回事儿。

随后张良听到有人私下嘀咕，说老胡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背后议论警察”，结果管教大撤了他的“四防”。“丢了面子，没了女友，心脏又不好，一气之下老胡可能就猝死了。”

再过些日子，就没人再提老胡的事了。

7

每天坐在小凳子上，活儿压的人抬不起头，哪有闲心想别人的事儿呢。

叠蘑菇的定额又涨了，都因为那个山东的小“预谋抢”。

这小孩一上手就干的快，生产大队长（负责管理生产的副大队长）很高兴，给了他一根烟作为奖励，第二天他更来劲了，又超产了，结果所有人都被要求按他的产量作为定额标准。

刚开始一天叠十几个纸蘑菇，没多久竟然涨到一天要叠一百五！

“傻冒！”大家一边在下面骂小“预谋抢”，一边还要在磨破了的手上缠块烂抹布接着捋、揉，接着叠，没那么多时间抱怨，干吧。

老哑巴的手也磨破了，裹了个方便面袋，手就更不灵活了。

定额高，完不成的不让睡觉，有人干通宵，第二天继续干。

还是完不成怎么办？“黑脸儿”新发明了一种方法，在“晚讲评”会上，他让没干完活儿的人，头顶墙趴着，第二个人把头扎在第一个人的裤裆里，第三个人把头扎在第二个人的裤裆里，就这样从收工一直趴到半夜。老哑巴就总被这样罚，每次“晚讲评”都落不下他。

在《劳动教养人员日常生活规范》里，“晚讲评”是这样被叙述的：“按时参加集体讲评，实事求是地讲评一日情况，正确对待别人的评议。”

8

二楼车间的东面有一扇窗，透过那扇窗子，可以越过围墙看到劳教所外面。

每次放茅、取料或送活儿时，张良都站起来顺便往那个窗外瞄一眼。就是从那里，张良第一次发现围墙外面竟然有一条柏油路！

在林荫的掩映下，这条路显的隐隐约约。每次看它的时候，观察到的都是偏远公路上特有的那种荒凉寂静。可那一天，他突然看见了一辆红色三蹦子，突突突的从柏油路上跑过！

人的气息！张良很兴奋，他感到自己还在人类社会中啊。

突突突，“备战奥运，稳定大局”的大红标语一闪而过，曹老四经过了院部。再一踩油门，红色三蹦子经过了二所，在张良张望的那扇窗下突的跑过去了。

奥运前那段时间生意尤其好，教养院里这条路，曹老四一天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了。

从外地来看劳教的多，天南海北什么口音都有，“看劳教的”都想找关系走个后门。曹老四手里就有了一大把劳教家属的电话，他的邻居就有警察或认识警察的，他牵线搭桥，也挺忙。

“奥运会可让警察肥了起来，抽的烟都高级了！”

有一天，透过窗子，张良远远的看到路上跑过一个晨练的人！在路上晨练，多幸福啊！

第一次看到不同于大墙里面的外部世界，看到正常人自由状态下的平常生活，张良心底有一丝激动，他突然发现自己渴望自由的感觉那么的强烈。

抱着一摞原料纸站着，张良愣愣的看着窗外，一个“四防”越走越近了，张良不得不回到几米远的小凳子上。他拿起一张刚领回来的纸，开始揉起来，揉到纸快起毛才能叠蘑菇呢。

通道上，摆满了经过漂染的成品蘑菇，有紫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非常漂亮。

它们一排排的等着装箱。据说是出口欧洲的。

9

车间里一下子就乱了。

在一朵朵鲜艳的纸蘑菇中间，老哑巴把做手工的剪刀架到了自己脖子上！

纸蘑菇是手工活儿，老哑巴手笨，总也完不成任务，老挨打挨罚。他更愿意干卖力气的活儿，他愿意打扫卫生。但打扫卫生可是俏活儿，不花钱是轮不到他的，他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警察吓坏了，赶紧给他点上一支烟，哄他把剪刀放下来，老哑巴蹲着把烟抽了。

从此老哑巴就在车间扫地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老哑巴这样搞到俏活儿的，除了“四防”，其他人只能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

警察说，“你们就踏实干吧，除非再来新人顶你们，否则你们永远是新收。”

唉，在六大队要呆上几个月才能下到其它队呢，劳教们盼着下队，熬到下队就好了，下队至少能一个人一张床，睡觉能平躺着伸直溜腿啊。

但他们也互相安慰着：“知足吧，别说六大队不好，分到五队还行，分到八大队就更惨了，到八大队还不如留在六大队当新收呢。”

为什么呢，“六大队的纪律八大队的活儿”，六大队纪律严，“但八大队的活儿比六大队还重！鬼活儿啊！”

说起八大队，在张良旁边干活的一个老号说，马三家最黑的地方就是八大队了，他以前在大北监狱（沈阳的大北监狱，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新址在马三家教养院北边的监狱城，在东北十分有名。）呆过，那儿都传说八大队是有名的“恶人谷”，“从队长到‘四防’，全是最辣手（心狠手辣）的。而且现在，八大队又干上‘鬼活儿’了，更瘆人！”

“鬼活儿？”

具体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就是每天在院子里排队时，看到八大队的人都背着墓碑和人骨头，那就是“鬼活儿”吗？

10

不久，六大队就来了更多人，本来很挤的大铺就更挤不下了，睡觉时吵吵嚷嚷，躺不下去。

“都给我码着！放平！”

“四防”站在对面的铺上吼起来。

困倦很快压倒了一切，再挤大家也睡得着，再臭也互不嫌弃了。还争什么呢，能码着躺下就是享受了，这一天活儿干下来，已经连续坐了十八九个小时了。

去食堂的时候，张良看见了一个拐杖被没收的人，跟在队伍后边，他双手拄地，在地上一点点往前挪蹭着。这种双腿残疾的人都给收进来了？据说也是从北京“买”来的，“奥运安保把市面彻底打扫干净了，但凡沾点事儿的都被劳教了。”

六大队的警察可高兴了，新收来的多，干活儿的人就多，他们的奖金自然也就多了，“奥运前还要来更多新人呢。”

大厅都坐不下了，为了腾地方，很多人马上要下队了。

“千万别分到八大队呀”，大家都暗自祈祷，听说前一阵八大队有个法轮功给折磨死了。

“要是分到八大队可就糟了。”张良心里也这么想。

（待续）

第二章 鬼活儿

梦里被尿憋醒了。

“小土豆”一进厕所，一股阴风就窜出来，晾晒了一地的人骨头，不知怎么在昏暗的光照下显得有些怪异。他刚要往小便室里走，“滋滋”的声音让他停住了：脚边儿一个骷髅头眼窝里，滋滋的正冒出粘液，他看着那眼窝亮起来，有眼珠转动，望着他呢，突然一阵叽哩咕噜，他竟然看见这个长出眼珠的骷髅头滚动着去找小臂骨，然后拖着小臂骨又去找小腿骨啦，他看着它们吱吱嘎嘎对接好爬起来，然后蹑手蹑脚的朝他走来，哎呀妈呀！

平地突然就拱出个墓碑，然后很多小手骨摇晃着从裂缝里伸出来，往下拽他的腿，裂缝越来越大，哎呀妈呀！“小土豆”一下掉到黑暗中，似乎坠到了湿滑的海苔藓上。

耳边，是吱吱的叫声，有绒绒的东西擦着他的脑袋，渐渐有了光亮，他看到那是黑蝙蝠叫着飞来飞去。

一缕白纱弥散，遮住了他的眼睛，风吹散后，面前就站了一个戴着灰头纱的女鬼，她从披肩里伸出一枝黑色的玫瑰，一碰他的手，“小土豆”马上感到大脑好象给麻痹了，接着女鬼向他伸出另一只手骨头，“请你帮我打磨一下好吗？”

“小土豆”竟然握住那只手骨，机械的打磨起来，手骨确实还没有打磨好，有的地方要磨的再重一些才有骨头的质感呢。
他磨呀磨呀，一抬头，突然看到女鬼的眼睛里淌出了血，哎呀妈呀！

“小土豆”吓醒了，灯亮的刺眼，他发现自己的右手握着左手，正做着打磨的姿势，哎呀妈呀！吓死了！

老朴说他一做梦就回家，自己怎么做梦还被鬼拉去干活儿呢，什么时候熬到头啊，唉，还得两个月才能回家呢。

想上厕所，但一想到那个梦，他犹豫起来，翻个身，“小土豆”又睡过去了。

  

一、张良来了

1

早上“小土豆”排队出工，看到耿汉奎正在大厅角落里抖一卷灰白的纱料，他想起来了，梦中那女鬼的披肩和头纱就是那种纱料做的。

“小土豆”干的工序是在旧楼一层车间打磨“小鬼”骨头。骨头原料是压好的塑料制品，在厕所的浴缸里染上黄色后，晾干，然后用海绵蘸水把骨头上面的浮色擦掉，让它看起来象是从古墓中挖出的腐朽骨头一样。

他把打磨好的骨头送到老朴那里组装，老朴正在给“小鬼”穿衣服呢。看着他娴熟的把灰纱裙套在骷髅架上，轻松的整理着“小鬼”的裙子，妈呀，“小土豆”又想起了梦里那个女鬼。

唉，鬼地方，白天晚上都和鬼打交道！梦里都见鬼！

2

新来的都在大厅里坐小凳子，坐两天了。

一个新来的，因为小凳硌的难受，就挪开凳子蹲着。

“坐回去！”一个小“四防”骂着走过来。

新来的跟他解释，没想到小“四防”拿着手里的小木棒朝他抡过来，新来的先是抵挡了几下，然后猛的蹲下身，抄起自己的小凳，开始回击。

小“四防”马上大呼“来人啊！”

眨眼的功夫，四五个戴红袖标的就冲出来围上他暴打，一个胖子劲大，猛一把揪起他，甩到了墙根儿。

“打人了！打人了！出人命了！”

新来的高喊警察。

手里甩着一串钥匙，警察从大闸那头溜溜达达的过来了。

“你以为是在北京呢？”他哂笑着，“打吧，不打能把这点事儿整明白吗？”

警察又甩着钥匙溜达回去了。

新来的在墙角挣扎，后来瘫下去，躺着哎呦了几声，“呸”的把打掉的牙吐了出来。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胖子上来又一拳，“我要是不X你妈，你就不会管我叫爹！”

新来的不吭气了，小眼乌青的抹着嘴角的血，自动到墙角面壁去了。

所有新到八大队的劳教都目睹了这一幕。

正在大厅裁料的耿汉奎吹起了口哨。

3

胖子“斜眼”嚼着清喉含片，用一个指头示意张良过去，要张良登记个人资料。

在劳教所能从医务室弄到清喉含片，都是有特权的，清喉含片在这里就是奢侈品了，比糖珍贵。

“蹲”，他下巴点了一下地，意思是让张良给他蹲下。

张良看着他，腿直直的不动。

“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蹲下！”

张良还是没动。

“斜眼”斜了他一眼，然后猛的上去一脚就踹中了张良的肚子，然后用脚后跟狠狠刨住他的后背，看着张良扑倒在地，他啐了一口，回座位喝茶去了。

倒在地上的张良站起来，眼睛正视着“斜眼”。

“斜眼”更生气了，又过来用手推搡张良，张良没有躲，一个趔趄之后站稳了，这倒使“斜眼”有点怯了。

大厅里没人言语，都看着。

“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儿？”一个警察正好从门外进来，手里拿着表格。

“斜眼”凑上去，跟警察解释：“这小子不懂规矩。”

警察转过来看了看张良，然后对“斜眼”说：

“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整这些没用的。把这个表填好给我送过来！”说完就离开了。

“斜眼”泄了气，警告张良，“要不是看干事的面子，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干事，是介于普通警察和大队长之间的中层警员。）

张良神情严肃，象没发生什么一样，登记完个人信息就坐回去了。

耿汉奎在一旁又吹起了口哨，张良注意到了他。

方头大耳的耿汉奎脸上棱角分明，目光炯炯有神，他正把纱料切割成一条一缕的，象是结婚用的头纱，却是灰白色的。

4

张良到八大队第二天晚上，住在他对面下铺的老头被允许先躺下休息了，头疼、呕吐。

平时不到睡觉时间，劳教们是绝对不可以躺下的。

两个值班的小警察过来给他号脉。

“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小警察说。

“小土豆”被叫来了，“今晚上你别加班了，给他值班。”

小警察心还很细，告诉那老头，“你觉的不行就踹他一脚。”

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干活儿，晚上又值班，“小土豆”熬不住，坐在老头边上就睡着了，直到老头踹了他，“小土豆”才醒，

老头已经说不出话了。

“小土豆”惊慌的跑出去叫警察：

“他真的踹了我一脚！”

一个有力气的劳教连夜把老头用被子裹起来背走了。

第二天，张良看见背老头的劳教一个人从医院回来了，老头死了，“脑溢血”。

老头死后，张良才知道他叫董臣，是地下教会的成员，罪名和他一样，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张良想起董臣的样子，看起来很老实的一个人，那天下午还出工了呢。

董臣挨着老朴吃饭，老朴就知道的多一些。老朴说董臣是三赎基督成员，在车间一直干染墓碑的活儿，长期不洗澡，“身上的味儿大着呢”。

八大队洗澡有规定时间，一人也就几分钟，年轻人脱衣服快，能洗完，老人还没脱完衣服，就被撵出来。而且大冬天水房也开着窗，洗澡又是凉水，体弱的董臣肯定是不愿意洗澡的，擦一天墓碑早已累的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他是想回家再洗吧，他快回家了。

干“鬼活儿”虽然脏，衣服却是不能随便洗的，因为要保持监舍整洁，不许随便晾晒衣服。有时偷偷洗过衣服，就要赶紧穿上，用体温溻干，天凉时还好，天闷时衣服就有味了。

“四防”不愿靠近董臣，是怕传染皮肤病。八大队有几个得疥疮的，看着都麻痒人，流脓流的身上跟烂泥塘儿似的，而且，看病还要自己掏钱的。

六十多岁的董臣是沈阳人，他们一个村的人都信基督，家庭聚会时抓了很多人，因为是在董臣家聚会，他就被判了劳教。

“就差两个星期了”，董臣没能活着走出马三家。

5

刚到八大队，就有个警察过来找张良谈话，“你还坚持你的信仰？”

张良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

警察说：“别迷信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咱们大队就有个‘法轮儿’叫赵辉，到死都不吃药，死了。你看，中毒多深啊！”

从这个警察的嘴里，张良验证确实死了一个法轮功修炼人，真是不吃药死的吗？

因为八大队老出死人的事儿，管教大特意买了一串水晶物件放在大闸门框顶上，想把劳教人员身上的鬼气与警察隔开，避避邪，结果这个避邪的物件被偷走了。

就听见管教大在筒道里骂：“怪不得我们八大队这么倒楣，干‘鬼活儿’本来就晦气，还老死人！遇上你这号丧门星，我们好得了吗！”

原来偷水晶物件的劳教被告发了，居然是“四防”监守自盗。

电了好几个小时，这“四防”在大闸那儿嗷嗷乱叫。

6

几天后，一个肚子上缠着绷带的劳教把张良叫进一间屋，进去才知道是“斜眼”找张良。

出人意料的，“斜眼”对张良客气起来，他问张良想不想给家里通电话。

当然想啊，这里的“四防”居然有手机！

于是，张良用“斜眼”的手机给妹妹打了电话。

张良告诉妹妹一切都好，别惦记，让妈放心，说自己已经调到了八大队，他让妹妹转告妻子邮寄衣服的具体地址：“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

“让你家人给这个电话充些钱”，“斜眼”在一旁说，“你可以让家里以后打这个电话找你。”

于是张良告诉妹妹往电话里充五十元话费。

“斜眼”是吸毒进来的，托管教大的关系当上了筒道长。肚子上缠着绷带的叫“勺儿”，因为不想来马三家，他在拘留所就吞了铁勺子，但奥运会期间必须给他劳教，最后他还是带着肚里的勺子给送了进来。八大队垫钱给他做了手术，取出了勺子，结果留下了这个外号。

张良知道，八大队的规矩和六大队大不相同。
 

（待续）

二、鬼 活 儿

1

张良一到八大队，就在厕所看到一地的骷髅头和骨头棒子，拿起来仔细瞅了瞅，原来，看着象是从古墓挖出来的骨头，不过是些塑料制品，这就是“鬼活儿”。

第一次去干“鬼活儿”，感觉好象到了坟地，车间外的工棚里到处挂着晾晒的墓碑，上面有各种鬼的图案，也有蝙蝠或者怪兽的图案，张牙舞爪的。

张良的任务是在大太阳地里打磨“做旧”墓碑。

墓碑原料是压模成型的白色泡沫塑料，在厕所的大浴缸里用黑色染料浸泡染色后捞出，晾干，然后“做旧”。

抱一摞墓碑，找一个旧桌子，接一盆水，用海绵蘸上水打磨，擦去一部分浮色，显出的灰白色质地就象大理石墓碑了，要反复打磨，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必须磨得看上去象是历经岁月的老墓碑才算合格，这是整个墓碑制作工序中难度和工作量最大的一环，新手一天也做不了几个。要求很快就要学会，学会后，工作量猛增，每天每人要求做几十块，如果检验不合格，就得重新染黑、晾干，再重新打磨。

这活儿又脏又累，一般都是新来的和没有地位的劳教人员干。

在八大队，张良终于能好好洗漱了，没想到的是，黑色染料搞的全身污浊，不仅是脸，张良连手都洗不干净了。

2

挂满墓碑的工棚里泥泞湿滑，满地都是黑染料水，李明龙的鞋子似乎从没干过，鞋也太小，脚尖从鞋里顶出来。

李明龙干的活是染墓碑，把墓碑染成黑灰色，然后一块一块的抱到工棚里阴干，一身的脏污，加上一脸的汗和泥，看起来他真象是黑煤窑里出来的人了。

老朴是被举报散发法轮功资料给判劳教的，原来就是个手艺人，干活儿讲究，自己还找了块塑料布做成围裙、套袖，手还是被染的黢黑，因为他要把薄纱料在染缸里染成黑灰色，做成“小鬼”的衣服。老朴干活儿利索，所以用胶枪衔接“小鬼”的手臂和手这种活儿也让他干，胶枪有很呛人的味儿，据说有毒，虽然没有口罩戴，这活儿已经被很多人羡慕了，是俏活儿。

2007年，马三家花了一千二百元把老朴从北京调遣处买来，当时搭配着卖过来的还有年纪大一些的，据说只卖八百元。

3

张良打磨的是仿玉石墓碑，还有一种墓碑，是仿青石的。

黄永浩就在小食堂的桌子上拍一个有蝙蝠兽的仿青石墓碑。他用洗锅的钢丝球，蘸上白乳胶，在上色晾干后的石碑上拍雪花点，反复的拍打，青黑底上就有了斑斑点点，看起来就很象青石碑了。

比起打磨墓碑，拍墓碑算是轻活了，活儿不算太脏，但任务量大的吓人，一天要拍几百块，从早到晚的拍打，手都拍肿了，有人“拍神经了”，躺床上睡觉都在空中做拍打的动作，“做梦都拍墓碑”，活儿也干不完！

完不成任务，就有偷墓碑充数的，收工时经常就对不上产量。

“我的墓碑又少了几个，谁拿了我的活儿？”有人嚷嚷了。

当然没人承认，叫骂诅咒的声音高起来：“找死吧，等不及了是吧，偷吧，给你自己多留一个墓碑！”

然后一群人呼啦啦冲向一个人，摁住，噼里啪啦的在墓碑旁打作一团。

4

傍晚，张良扛着墓碑，从灰蒙蒙的旧楼里走出来，也加入了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怪诞的队伍。

旁边的李明龙扛的是一摞大墓碑，墓碑上站着一个老鬼，抱个十字架，老朴背着一大网兜骷髅头，残疾人余又福，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他也能拿几块十字架形状的小墓碑呢。

他们要把墓碑和骷髅先放到食堂门口，等吃过饭再扛到楼上，晚上加班。

墓碑原料堆放在院子一角靠围墙的地方，都是成包的白色泡沫板，一层层堆放着。每次看到小山一样的垛子，张良就情不自禁的想：要是能踩着这些垛子翻墙跳出去就好了。

听人说世界杯的时候，有两个人就是在围墙下面把一个垃圾车竖起来，蹬上去翻墙逃跑的。

一只乌鸦缩着脖子，蹲在围墙头上，呆愣愣的看着这群好象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张良抬眼望它的时候，“呀”的一声，它拍着翅膀一下子就飞走了。

5

“鬼活儿”的厂家来人了。脖子上挂着劳教所发的出入证，他们在车间里转来转去的查看。负责人穿的很时髦，都是些年轻人，估计他们是进出口商那边的，真正的厂家就象乡镇企业的人，土一些，口音是沈阳本地的。

“我们都是依据外商订单的要求生产的。”“四防”跟在厂家后面解释着。

做的最好的墓碑都摆出来拍照了，估计是要拿给外商看的。

大多数墓碑上都有一个“R.I.P”字样的标记。张良不知道“R.I.P”是什么意思。听警察说，这是出口西方的万圣节装饰品。

万圣节，他知道一点儿，隐约记得中学学过的《新概念英语》中有一节就介绍了万圣节的风俗，好象还有什么南瓜鬼脸。张良不理解，怎么把这些吓人的东西当作装饰品呢，真是个奇怪的风俗。

各种龇牙咧嘴的“小鬼”都穿戴整齐的摆了出来，墓碑林立，刻在上面的鬼怪活灵活现，张良站在中间，真感觉是到了鬼魅世界。

6

“小鬼”衣服缝好后，耿汉奎也下到车间干活儿了，大家都高兴，他一来，干活儿就不闷了，大家都管他叫“大奎”。

一边检查“小鬼”的头纱，大奎一边念叨：

“天大地大，不如xx党的恩情大，xx党多好啊，xx党代表老百姓的利益，xx党最讲人权啦，这回胡总书记上台，对我们劳教人员的待遇就会越来越好了。”

旁边的警察肯定是听到了，脸一沉，皱了皱眉，走开了。

没有人敢应声，干活时不能说话，但大奎似乎没人敢管。

“小土豆”闷着头，假装打磨一截手骨头，老朴抿着嘴，把铁丝穿过圆形泡沫，来回揻着手骨头的关节，他们都控制着不笑出声来，连从来不爱说笑的李明龙也站在那里咧开了憨厚的大嘴，“大牙”笑的就更厉害了，本来前面门牙就很突出，因为掉了一个，另一个门牙就显的更大了。

大奎又拿“大牙”开起玩笑了：

“‘大牙’，你可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啊！”

原来，“大牙”被劳教之前，在看守所参与了打群架，可能是把人打成重伤了，前些天检察院来调查了，“大牙”也许会被送回看守所重新判刑呢。“大牙”爱打架，每次进来都因为打架，一颗门牙就是被打掉的。

大奎过去就是个裁缝，在沈阳有个不错的裁缝店，后来被警察刑讯逼供说是偷了客人的手表。大奎多次上访要求赔偿，搞的倾家荡产，裁缝店关了门，媳妇也跑了。

2007年他带着农药到北京上访，在新华门前喝了农药，结果被判了劳教。大奎当然不服。

他绝食，坐了“死人凳”，也上了“死人床”。最后警察和他谈条件：别闹了，当“四防”去吧，减期快，管“法轮功”，不用干活儿，月月都能拿红旗，这是干事亲自和他谈的。

在八大队，给警察上贡几千块钱才能当上“四防”呢，大奎竟然一口回绝了。

“别想收买我，我自己就是冤案，我不干这缺德事儿。”

不花钱给个俏活儿都不干，于是扁着裤腿、专拣烟屁抽的大奎成了名人，有的警察嘴上不说，心里也佩服他。

一次一个老警察在车间和他套近乎，招呼他：“大奎!”没想到大奎一本正经，反倒教训起警察来了：

“大奎这名儿也是你能叫的吗？这是我们哥们儿叫的。你应该叫劳教人员耿汉奎!”

7

有一天，老朴和“大牙”把做好的墓碑运到旧楼的闲置房里。在一个堆满了杂物的房间，老朴竟然发现桌里有一本《转法轮》，还有几篇打印的经文(“经书”和“经文”是对修炼典籍、著作、文章的通称)，而且，墙上还有“法轮大法好”几个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这里怎么会有法轮功的经书呢，墙上还有手写的口号？

“以前这个楼关过女法轮儿。”“大牙”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几进宫了，上次也关押在这里，那时“女所和六大队挨着，女的在北边，男的在南边。男女吃饭在一个食堂，先叫女的吃，后叫男的吃”。

在另一间房里，老朴还发现墙上有很多血迹。

“女所里天天打人，可能就是那时溅的血吧。”“大牙”说。

他告诉老朴，“那时女法轮儿太多，关不下了，后来就建了现在的新女所，女劳教就送那边去了。”

“以前六大队住平房，2003年盖男二所新楼时，我还砌过水泥墙呢。”

老朴这才知道，干“鬼活儿”的这个旧楼原来曾是马三家的女所监舍。

怪不得有人说，曾在这楼里晚上听到过女人的抽泣声，“那是冤魂闹鬼呢！”胆小的人都害怕去旧楼加夜班，房间里阴森森的，灯少，黑影重重。现在里面排满了墓碑和“小鬼”，就更瘆的慌！“天一黑，连警察都不敢去”。

老朴把一共九讲的书，按章节拆开，找机会悄悄给了张良一部分，终于有经书了。

8

张良第一次见朱阿柯是在厕所，上厕所放茅是唯一的休息时间，也是放风，只有在厕所，劳教之间才能说上几句话，

朱阿柯问张良的情况，也说他自己的情况，他是温州人，上过海洋舰艇学院，是个大副，在北京吸毒被判了劳教，他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找他，包括采买的事儿。因为即使有了钱票，在劳教所也不是能随便买到东西的。

张良了解到朱阿柯不是一般人，是老张干事的红人。老张干事是院长的哥哥，大队长都得给他面儿，不给朱阿柯面子，就是不给老张干事面子，就直接影响八大队的工作了，所以谁都不敢不给朱阿柯面子。

朱阿柯经常帮老张干事写材料、做报表和台账，还有机会给教养院的小报投稿，投稿能得到减期的好处。马三家对劳教人员的考核管理中，除了“月考核”，还有单独的减期项目，比如“标兵奖”、“院报投稿奖”。

一天，张良正在擦墓碑，朱阿柯把他叫走了，他已提前找队长请好假，想让张良帮助他一起画黑板报，“张良字写的好。”

朱阿柯看过张良的材料，知道张良是有文化的大学生，说让张良帮助他画板报，其实也是想找个伴儿说说话。

上级检查时，黑板报是大队的一项重要工作成绩，因为它是劳教所思想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劳教所非常重视。大厅的墙上挂着《劳教人员守则》、《劳教人员生活规范》，对面就是块黑板报，每月换一期新内容，各大队还要拍照搞评比。

张良记得第一次板报内容是汶川地震，抄抄报纸，写几个艺术字，什么“多难兴邦”之类。小时候父亲经常带张良去碑林博物馆，临过帖，拓过字，所以张良会画一点画儿，会写美术字。

画板报还允许看报纸！在外面很少看报纸的张良，在里面见到带字儿的纸都感到如饥似渴一样。

因为可以暂时逃避繁重的苦力，所以画板报就成了一种享受，一天能做完的板报，张良和朱阿柯经常磨洋工做上两天。

有天晚上收工后，他俩还在大厅搞板报，就听见警察办公室传来斥骂的声音：

“你们以为这里是养老院呢！干不完活儿，我不电你电谁？难道电棍是摆样子的？”

接着噼噼啪啪的电击声响了起来。

朱阿柯说，“你听，又有人挨电了。”

9

白天有干不完的活儿，收工后还有写不完的作业。每周有几天晚上，要加班抄作业。

这天晚上发下来很多作业本，要突击抄作业。上级要检查了，完成大量的作业才能证明马三家重视文化教育。

纸是违禁品，张良隐约觉得应该存些纸干点什么，写作业时，他就从每个本子上偷偷扯下几张藏起来。

筒道里响起了哭声，哭在劳教所是被禁止的，劳教所认为，哭会引起其他劳教的伤感情绪，不利于改造。

“别哭了，没出息的，还嫌不够丧气吗！”“四防”吼道。

已经快夜里两点了，这个劳教还没有写完作业。政治课、语文课、数学课、历史课、地理课，全有作业，写不完就要被加期，他急的哇哇大哭。

哭个不停，“四防”上去就踢了他几脚，他哭的更厉害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打他。他是个聋子，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哭声。

10

张良有了纸，又得到了一支钢笔！

是朱阿柯从办公室偷出来送给张良做见面礼的，张良太高兴了，他正渴望拥有一支笔呢。

这是一支可以吸水的杂牌钢笔，笔杆很细，普通的墨绿色，金属帽。张良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能拥有这样一只笔，就是很值得炫耀的财富了。

这个违禁品让张良很兴奋，什么都想写，想给母亲写信，想把背诵的经文默写出来，甚至想写写诗什么的。从朱阿柯那里，他还得到了蓝黑墨水。经常出入警察办公室的朱阿柯，顺手就能灌到墨水。

张良还拿到一本《汉语小字典》，已经散了页，让他稀罕的不行，查个字什么的，感到很亲切，好象又回到了小学时代，他还背了背字典最后的《节气歌》，在八大队，有特权的人才能有一本书呢。

11

围墙下面，墓碑的原料堆越来越矮，即使能爬到上面，也够不到墙垛了。警察说这批“鬼活儿”奥运前必须完工。

天气越来越热，李明龙好容易混上的劳教棉服却脱不下来，因为没有换季的衣服，没人给他寄衣服。他的家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在马三家呢。

张良把母亲送来的衣服分了几件给李明龙，顺便给了他一些手纸，他知道李明龙没有手纸。在六大队，因为干纸活儿，上厕所至少可以有纸用，而在八大队，没有手纸的人只能用便池里冲厕所的水洗下身了。

李明龙的脚特别大，张良帮他订了大号板鞋，但一直还没有来货。

张良想，李梅寄的衣服也应该快到了吧。

（待续）

三、正月十五的抄家

1
2008年正月十三，张良离家时和李梅打招呼，说正月十五就回来。

正月十五没等到张良，在班上李梅等来了片警的电话：“到派出所来一趟。”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了，好象刚刚搭好的什么东西一瞬间就塌了，“轰”一声，李梅知道张良又出事儿了。
她什么都没问，她知道片警什么都不会告诉她。

这些年她经常和片警打交道，张良每次出事儿都是片警通知，放回来也是片警通知她去接。片警碰到她就问张良在哪里、在干什么。她不得不回答片警的问题，不得不汇报张良在哪里、在干什么，每次办暂住证，她不得不找片警。

她不能请假，也不能让公司知道这事儿，她不能再失去这份工作了。放下电话，她还要继续把厚厚的一沓报表填完，密密麻麻的数字一点都马虎不得，她是单位的会计。

然而，她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去了，怎么办呢？

好容易熬到下班，她给关叔打了电话，关叔六十多岁，是她的狗友，每次张良出事儿她都找关叔。

“怎么办呀？关叔，张良又出事儿了！”

2

晚上李梅和弟弟与关叔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饭馆吃饭。

“怎么办呀？关叔？”

“你躲不开，我看见警车在你家楼门口停了一天了，一整天都没动窝儿。”

吃完饭，她和弟弟一起回家了。

躲不开的，她只能回家。按照过去的经验，下一步就是抄家。她心里盘算着，必须尽快把张良的法轮功资料烧掉，警察会把那些看成是张良的“罪证”。上一次，因为在家里翻出一盘炼功带，张良就被抓走了；还有一次，因为几篇经文、一箱复印纸，几封给领导的信，张良就被关了十个月。什么都可能是“罪证”，赶紧回家收拾吧。

到处是花灯，那天是正月十五，北京规定正月十五以后不许燃放烟花，所以那天老百姓把过年期间买的花炮全都放了，真是最后的疯狂。满耳朵的鞭炮声，噼噼啪啪的声音特别凶，震的她心里慌慌的。

一柱柱花炮，随着刺耳的呼啸升向高空，炸放开，然后，没有燃尽的灰壳，又从空中纷纷扬扬的洒落下来。

李梅左躲右闪，跑进了自己家的楼门，楼道里弥漫着烟花的味道。

推开贴着倒“福”字的家门，聪聪迎上来，它在委屈的呜咽，它害怕，过年期间，鞭炮声吓得它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而十五这一天，震天的鞭炮似乎要把窗子震裂了。

顾不上聪聪，李梅和弟弟赶紧找出法轮功资料，架在煤气上就烧起来，赶紧烧。

聪聪在她脚边哀鸣着，绕着她转圈，用身体蹭她的腿，慌张的李梅差点儿被它绊倒。

屋里的烟越来越大，李梅咳嗽起来，她打开了厨房的抽油烟机。

没想到抽油烟机冒出的浓烟没多久就被发现了，以为失了火，有人报警了。

警察来了。

3
关叔也记得那天，那是北京城里花炮最密集响亮的一个夜晚。

李梅和弟弟回家后，关叔没有回家，他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张良家的窗户。

家家户户的窗里都透出温暖的光，有的挂着灯笼，有的贴着剪纸窗花，有的拉着串串小彩灯。他发现楼上李梅家的窗子突然就特别亮了，亮的刺眼。关叔奇怪，从来没那么亮过，至少一百瓦的灯泡吧。

楼下停着的还是那两辆警车，一辆金杯，一辆桑塔纳。

周围的花炮轰轰烈烈，随着啪的一声炸响，汽车的防盗器也“抓儿”“抓儿”的响起来，此起彼伏。一束烟花冲天而去，随后哗啦啦绽放，楼群之间的一小块夜空刹时就亮如白昼。关叔看见有警察还有保安从楼里出来，往金杯车上装东西，“东西不少，两箱子两箱子的往车上搬”。

烟花散尽，马上又黯然了，一息温热弥漫，很快又被寒凉的空气淹没了。

4

第二天，正月十六，李梅的弟弟把聪聪抱了过来。

“我姐被抓了，家被抄了。”

他是被关押了一夜后给放回来的，李梅给扣在那里了，“他们认为她也炼功。”

关叔知道李梅是根本不炼功的。

“家里没人，先把聪聪放您这儿吧。”弟弟说。

关叔以前也有一只和聪聪一样的博美狗，后来丢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关叔认识了李梅和张良，那是九八年，他们小两口经常带着狗出来散步，李梅的狗吸引了关叔。聪聪和自己丢的那只长的太象了，毛也是棕色的，性格象个小孩儿。后来他和李梅成了狗友。

李梅和张良有事时就把狗寄养在关叔家。关叔溺爱聪聪，允许它在自己的枕头边上睡，还买广式小香肠喂它，那时广式小香肠还买的起呢。

关叔决不敢带聪聪出去，怕丢了，他尝过丢狗的滋味，“人家李梅那么喜欢的一条狗。”

聪聪有些蔫儿，以前一到关叔家就兴奋的来回狂奔，现在怎么了，它也知道李梅被抓走了？

5

李梅是半个月后被放出来的。

一进楼门，保安就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家委会的人可能都知道了吧，李梅低下头，快速上了楼。

打开房门，家里好象遭了劫，摊在地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让她想起抄家那一天。

粗暴的砸门声，咣咣的皮靴声，地板踩得吱呀作响。

聪聪开始还叫，过一会儿就躲到卧室里没声了。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暴露无遗，他们带来特大瓦数的灯泡，他们要找东西。

箱子倒空，抽屉倒空，连鞋盒、礼品盒都倒空，柜子里的东西被扔出来，各种袋子夹子里的东西都被抻出来，抖、撒、甩，地板上乱七八糟堆积着书、纸、盒子，靴子在上面踩过来又踩过去，不知踩到了什么东西，一阵碾碎物体的破裂声，“啪”，又一个什么东西给扔到地上了。

靴子跨进卧室，聪聪就跑到阳台上，靴子踏进阳台，聪聪就不知道躲哪儿了。

后来李梅和弟弟被带走了，家里只有聪聪和一地的狼藉。

越到午夜，鞭炮声就越来越粗暴的在窗外炸响，聪聪一夜的狂吠，被震耳欲聋的声音淹没了。

6

李梅被放出来后到关叔家接聪聪。

她没多说什么，也没哭，只是说，“什么都给抄走了，电脑也没了，那是弟弟给我过生日刚刚买的。上次抄家把我弟弟的电脑拿走了，这次又把我的拿走了。”

关叔说，如果你要上网，到家里来吧，儿子那儿有电脑。

李梅说不用了，就不再说电脑的事儿了。

李梅说，“关叔您那么喜欢聪聪，要不就留下您养着呗。”

关叔可不敢，他可不能夺人所爱。何况，“那是李梅的一个伴儿啊”。

李梅从此不想进张良的书房了，看着那些被拽出来的东西，就心乱，她索性把书房的门关紧了。

下班后她反锁上家门，打开电视，在床上扒出个被窝就钻进去，她愿意看电视。

等电视按定好的时间自动关机，屋子静下来的时候，李梅的咳嗽声就响起来，咳的她睡不着觉。

聪聪乖乖的挤过来，湿湿的鼻头蹭着李梅的脸。它的身体柔软，而且暖烘烘的。

7

李梅从不说她被关到转化班里都发生过什么，她不愿回忆那半个月里的事儿。

她在家里感到不安，后来干脆和她弟弟、弟妹住到了一起。

关叔还和以前一样，不多问什么，也不多说什么，除了说说狗，说说猫，就是说说鸟。

“人家难受的事儿我可不问。”关叔就这么想。

李梅也有过好事儿告诉关叔，那一次，李梅是高兴的带着哭腔说的，“关叔，我拿到会计师证了！全国通用的。”

这意味着李梅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关叔知道，对于没有本地户口、在北京城只能做二等公民的李梅来说，这太重要了。
 

（转载）

四、塑封的家信

1

这次黑板报的主题是“喜迎奥运”。

张良翻着朱阿柯找来的报纸，希望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什么，全是奥运，汶川地震的内容也几乎没有了。朱阿柯抄写了奥运常识的问答，张良画了五个奥林匹克环，然后准备出几种彩色粉笔。

正要描五环的颜色，家里寄来的包裹到了。是妻子寄来的衣物。衣服兜里还有一封信，信已经被拆开检查过了。

张良：

自从你走后，咱们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我弟弟也被抓了，工作也受影响，我身体也一直不好，老是咳嗽。当初我跟你结婚也没图什么大富大贵，只想能过个平安的日子，但这些年来因为你炼法轮功老是出事儿，我一天到晚的为你提心吊胆，基本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现在我身体很差，身心疲惫、精神衰弱，已经实在是承受不了了。而且我自己受连累也就算了，还老是连累我弟弟，让我的父母也跟着一天到晚着急上火，经常睡不着觉。所以我想既然你也改变不了你的信仰，那我们最好还是分手吧。本来想等你劳教回来再离婚，但一回来可能又离不了了，所以我准备直接到法院起诉离婚，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你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帮你找了几件旧衣服，要是还不够，再来信告诉我吧。

李梅

2008年6月3日

重新拿起粉笔，张良描不下去了。

朱阿柯问，怎么了？

2

张良非常非常难受。

他难受的原因不是妻子提出离婚，“离婚”这两个字对他没有伤害，他知道他和妻子的感情不是“离婚”所能破坏的。因为体会到妻子深深的无奈与绝望，他替妻子难受。

夜里，张良把信翻出来。“读妻子的信，是让自己的灵魂能回到正常人状态的唯一机会。”妻子的字不好看，张良愿意看，“无论写什么，都是妻子的字啊。”

对张良来说，这封有关离婚内容的信，“几乎就象情书一样。”

看信也要避开“四防”。铺好被子就必须卧倒睡觉，不能做任何与睡觉无关的事，这是“四防”夜间盯的最紧的。

经常翻看，脆薄的信纸就有些折损了。张良跟朱阿柯要了透明胶条，一道道把信塑封上，这样就不容易翻烂了。

白天，他把信放在胸前上衣兜里，里面还别着一只饭匙，这就是他所有的财产了。

3

一天，“勺儿”把张良叫进一间屋里，“斜眼”把手机递给他，“你家里打电话过来了。”

是母亲，意外的听到母亲的声音，张良非常惊喜，但随后，母亲告诉他的消息让他震惊了：你出事后李梅也被抓进转化班了！

详细的情况母亲也不知道，问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儿，张良更加担忧起来。

但他安慰母亲：别担心，那边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这里也一切都好。他不能再让母亲操心了。

为什么妻子来信没有提到她被抓的事儿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说呢？张良更难过了。有很多苦楚妻子是无法向他诉说的，那她还能和谁说呢？他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连他不修炼的妻子都不放过？他难以想象，拘留所那么龌龊的地方对于单纯善良的妻子，将会造成多大的摧残啊，尤其是转化班里那些下流的凌辱，妻子怎么能承受得了呢？他多次被抓进转化班，他太清楚了。

越想越不敢想，张良愣愣的坐着发呆。

“签字！”一个“四防”进门就甩过来一个本子。

“签什么呢？”

“别问！”

张良还是仔细的看了看，劳教所上个月发给他十块钱，是做“鬼活儿”的工资，让你签名，表示发给你了，这钱张良只在纸面上见过，听说是买了共用卫生纸，但也没发给过个人，都叫“四防”贪污或送了人情。

4

尽管干活儿累，也没领到过实质意义上的工资，劳教们还是愿意干活儿。

“四防”常对大家说，“劳教靠啥，就靠有个好心情，心情好日子就过的快。一干活儿啥都不想，心情就好，所以跟谁叫劲儿都没用，就跟活儿叫劲儿吧。”

确实，每天累的要死，就没精力想烦心事儿了。想烦心事儿，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日子就过得慢，劳教期等于给抻长了一样。

表是违禁品，如果看着钟表干活儿，到快吃饭或快收工的时候，劳教们就会不自觉的放慢干活儿的速度，工作效率就降低了，这是警察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没有表的日子就更显的漫长。

“日落西山，减刑一天。”入夏以后，白天更长了，在车间好不容易熬到吃晚饭，回到楼上还得接着干，天很晚才会完全黑掉。夜短，感觉睡觉时间也短，好容易熬到睡觉，刚躺一会儿就又被叫起来了。

大清早，旷野里的布谷鸟一声声的叫着，“布谷布谷！布谷布谷！”

老号们都说，听，布谷鸟叫的是：“劳教真苦！劳教真苦！”

5

偶尔赶上缺料待工，大队就安排“学习”。从早到晚在大厅背诵“23号令”。干巴巴坐在小凳子上一整天后，警察就问：

“你们愿意休息还是愿意干活儿？”

“我们愿意干活儿！愿意干活儿！”所有人都喊起来。

都想干活儿了，干活儿还能活动活动腿脚呢！

有一天下午没活儿干，全体在院里拔军姿，大太阳晒的大家无精打采的。

拔军姿不许和别人说话。大奎突然比划起打电话的姿势：“我可没和别人说话，我和自己说话还不行吗？”

大奎对着日头，自己和自己聊起来，一脸的郑重其事：

“老胡，你怎么样啊，新上任怎么样？你当上总书记，感觉不错吧？我跟你说呀，现在人权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劳教人员感谢党中央啊！”

警察走近了，大奎装着没看见，继续比划说，“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你死啊？”

大家一听来了精神，都明白大奎在骂警察呢。

警察装没听见，赶紧走开了，大奎可不好惹。　

但大奎又喊起来了，“打我骂我行，不让我干活儿可不行！我就愿意干活儿！”

“大牙”憋不住，咧开了嘴，大奎说出了他的心声。有个老警察，一值班就喊“大牙”去给他做按摩，“大牙”宁愿干“鬼活儿”累个半死，也不愿意给他掐肩捶背的。

但“大牙”笑笑也就算了，再叫他去，他也不敢拒绝的。

6

朱阿柯在警察办公室打扫房间，带出了一张小卡片给张良看。

小卡片上印的是《劳教人民警察六条禁令》

一、严禁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劳教人员；

二、严禁违规使用警械和警车；

三、严禁索要、收受劳教人员及其亲属的财物；

四、严禁为劳教人员传递、提供违禁物品；

五、严禁工作期间饮酒；

六、严禁参与赌博。

违反上述禁令者，视其情节轻重予以相应纪律处分或者辞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良这才知道，劳教所警察也是有严格纪律的，而且这么具体。

八大队的举报箱在厕所，有两个，张良早就注意到了。白色的举报箱一个是教养院的，一个是检察院驻检的。有人往里投过信吗？他问朱阿柯，朱阿柯说“那都是摆设”，“投信是没用的”。

张良决定，还是写信直接交给管教大吧。

张良在信里写道，自己是无罪的，无辜的妻子被诛连，不炼功也被抓到了转化班；他谈到每天十八九个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没有热水喝，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如同荒蛮的奴隶时代；他没有罪错，不应该被关到劳教所，不应该被强迫干苦工，最后，他声明不劳动了。

看完信后，管教大好象也有点无奈，但态度很强硬：“到这儿来了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请你来的，既然到这儿来了，你就是有罪的，就得遵守这儿的规定。”

“杯子嘛，我们是准备给大家配个杯子，不过，你抗拒劳动就是‘反改造’，不干活儿就得加期！”

7

抗拒劳动一般是要被“挂”起来的。

汶川地震后，张良一个人就捐了八百元给灾区，是八大队捐款最多的，因为捐款与减期不挂钩，大多数人都没有捐。所以管教大对张良印象很好。

他不很难为张良，只是罚他站着。

张良在车间被罚站时，“斜眼”走过来看看。

“知道赵辉吗？”他问张良，“那可是有刚儿！一条汉子啊。”“斜眼”竖起了大拇指。

(待续)

五、活着走出马三家

1

“你想做第二个赵辉吗？”

刚到八大队，一个“四防”就这样威胁老朴。

老朴听说过赵辉，听说是被折磨死的。

“你帮我个忙，我想早出去几天。”这个“四防”一脸匪气。

“我能帮你什么呢？如果我能做的到，一定帮你。”

“你签个字我就能减期。”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三书”（《决裂书》、《揭批书》、《保证书》——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书面保证）。“不是什么难事儿。”

老朴一看，严肃的说：“别的事儿好办，这事儿可不行，这我可签不了。”

“不签？”他威胁老朴，“那以后有你好日子过！你还想在八大队呆吗？”

老朴可不怕他来这个。

果然，一看老朴这态度，他再没敢说什么，赵辉的事儿其实也让他们害怕法轮功了。后来老朴知道，这个“四防”曾经带头虐待过赵辉。

五十八岁的赵辉，因炼法轮功被劳教三年。2007年，八大队白天下大地，晚上还要回监舍做花圈儿，祭奠死人用的。其他人定额二三十个，给赵辉定额一百个，干到后半夜才允许他睡觉。八大队想用加倍的工作量逼迫赵辉放弃信仰。后来赵辉拒绝干活儿，以绝食抗议。

二所的劳教们都知道赵辉，叫他老赵头。去食堂吃饭时都见过他。

“从四楼拖到一楼，再拖到食堂，三顿饭都这么拖下来、拖上去，拖的到处都是血。”

“后脊梁骨都露出来了，后脑勺磕在楼梯上当当响。”

“唉，那叫人还咋活呀。”

五大队的老韩头经常在操场、食堂与赵辉打照面。老韩头回忆，老赵头“总是面带微笑，不开口和我们说话”，“生怕给别人带来灾难”，估计当时可能被严管了，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和赵辉说话”。

后来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老韩头看见八大队那边，“有四个人拖着一个人往食堂走。每人拽一只胳膊、一条腿，被拖的人脑袋耷拉着，摇来摆去的，看上去象死人一样”。

这个被拖的人就是赵辉，绝食已经半个多月了，就这样又拖了半个多月，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

“得活下去，”老韩头的结论就是这个，“如果自己女儿被强奸生了孩子，又能怎么办呢？忍辱求生吧。”

  

2

直到解教，老韩头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被判劳教的。

他女儿也不理解，老父亲在家偷偷炼功，她也一直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不让人知道父亲炼功，警察怎么就知道了呢？家里确实有一本《转法轮》，可是有一本书就要判劳教吗？父亲的病确实是炼功炼好了，她不能昧着良心反对法轮功呀。

2006年，老韩头从北京被卖到马三家的时候，二所干的全是水田。

天还黑着呢，劳教人员就站在操场集合了。排队时，老韩头看到有些人不知为什么一瘸一拐的走入队伍。

坐上四轮汽车，驶向黑暗的田野深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才刚见亮。

一个“四防”递给他一双水鞋，“你去挑稻苗。”老韩头一穿发现鞋太小。有大号的吗？没有。老韩头这才明白，怪不得有人一瘸一拐的，都是穿小鞋穿的。

心一横，老韩头把小鞋穿上，两只脚说不出的难受，陷进没脚脖子的稀泥里，一步一步往前走……

每挑儿稻苗百十来斤，苗床距离稻田很远，挑到地方还要把稻苗散开扔到各个池子里。

趴沟里喝一口水的工夫都没有，后面的“四防”拿着镐把盯着呢，慢一点镐把就追打过来了。

对老韩头来说，这些苦不算什么，他吃苦一辈子了，过去粮食不够吃，他到山里一个人开荒种地，都是为了孩子，这次劳教，又让孩子们跟着遭罪了。

“得活着，为了孩子就得活着。”

3

有一次去食堂的路上，五大队离八大队很近，老韩头就和张良打了招呼，张良猜到他可能是法轮功学员。

五大队干缝纫活儿，能做包，张良就问他能不能搞一个提包，老韩头说下次吧。过了几天，也是去食堂的路上，老韩头趁人不注意就扔过来，张良就有了一个包。

这个可以说是奢侈品的包，是用装化肥的大包装袋做的，上面还留有化肥的品牌标识，大小就象普通的手提袋。有时张良在包里放几张撕成小片的过时报纸，得空拿出来看看，好象能和外面的世界有个沟通似的。

热水器那边又打起来，队长们在一旁看热闹，又是“四防”在抢热水。早进食堂的才能打到真正的开水，晚了只能打到掺进凉水的温吞水了。

一番打闹后，战争就见了分晓，八大队的队长悻悻地骂八大队的几个“四防”：“窝囊废！抢水都抢不到热的！”

今天是每月一次的“改善生活”，吃米饭。

张良把稀菜汤缓缓倒入米饭盆里，这样汤底的泥沙就留在了汤盆里，然后用匙子把倒进菜汤的米饭搅和搅和，让米饭里的大沙粒儿沉底，再仔细撇出浮到上面的草根、腻虫，就可以“改善生活”了。

一边就着菜汤把米饭吃下，张良一边观察着六大队那边。

他已经把拆散的一讲《转法轮》藏在包里，正等机会传给六大队的田贵德。

4

“有病？多喝点水就好了。”这是马三家教养院的名言。

就是这句名言让大林子送了命。

那还是2007年下大地的时候。大林子在水田里打农药，打农药一般在中午，因为高温有利于药效的发挥。

“快！快点！”就象吆喝牲畜一样，“四防”拿着镐把在后面催赶着，每个人都会被随手打几下，镐把能加快干活的速度，防止劳教们偷懒儿。

远远的，遮阳伞底下，警察在地头的椅子上坐着，喝着“四防”上贡的可乐，可乐瓶泡在水桶里，冰镇着。

在膝盖深的水里，大林子背着五十多斤重的打药箱，怎么也跑不快，脚下都是滋泥，很难迈开腿，中午时，水田里的水还有些烫脚。

“跑起来！快点！”镐把没轻没重的朝他脑袋上抡过来，“快点！跑起来！”

又热又累又憋屈，大林子实在受不了了，就冒险喝了几口农药，心里盘算着，这样下午就可以不出工了，好歹也能歇一下午吧。他并没想死，想死就喝整瓶儿的了，旁边就有整瓶儿的。

大林子喝农药被发现后，管教大就说了这句马三家的名言：

“哦，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

没想到，一喝水就把胃里的农药稀释了，毒性迅速扩散到全身，大林子嘴流口水，四肢抽搐，这下真中毒了。

赶紧往七公里外的马三医院送，没想到人在路上就软了。

老朴到八大队时，大林子的尸体还停在马三医院呢。

“尸体上都是伤，怎么能是中毒死的呢？”家属不干，要验尸，后来听说大林子的家属也上访到了北京。

回忆起在八大队呆过的那段时间，短短的不到一年，除了董臣、赵辉和大林子外，老朴还见过一个人死在八大队，累死的。

那次是倒库，背着装满稻子的麻包一趟趟的跑，体力很快就耗尽了。有个叫小六的，长的细长条，一百多斤重的麻袋一上肩就把他压趴下了，他累的实在是扛不动了。

“你就装吧，消极怠工！”警察用脚踢他起来。

小六只好努着力再把麻包抬上来，结果麻包滑到地上，砸了自己的脚。警察看他脸煞白，就让他在边上坐下了。中午老朴看见小六蔫头耷脑的趴在食堂桌上，没吃饭。大家吃完饭叫他上楼，在二层拐角小六就吐了，也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人就死了。

“除了刑期是你的，你的骨头你的肉都不是你的。”朱阿柯经常这么总结这些事儿。

5

朱阿柯特别怕死在外面，他最怕的就是回不了南方老家。

刚来马三家时他还不明白，自己双手提两大捆稻杆，跑的比谁都快，怎么还被“四防”的镐把追打呢？每天都被打的满头大包。后来才知道：自己没上贡。他流着泪给家里写信，“赶快多寄些钱来吧，实在活不下去了。”

朱阿柯有时和张良讲起马三家过去的事儿。

“过去下大地，早上出工三点半，中午地里一顿饭，收工天黑看不见。”

最苦的是冬天，马三家的冬天特别冷，很多人的耳朵都冻伤了。如果看到马三家出来的劳教人员没有耳朵，不用奇怪，那都是大冬天被打掉的，“冻伤的耳朵一打就掉”。

“马三家没有‘病’这个词。”

有病干不了活儿？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下大地。不出工是不可能的。爬不起来？“四防”抬也得把你抬到地里，几个人把你往水田里一栽，象插秧一样，两只脚就扎在水里，再用箩筐罩住头，然后水里的蚂蟥就开始咬你，你就坚持吧，咬的受不了你就会站起来，你能站起来就说明你没有病，就可以干活儿，那你就别装了，跟着插秧吧。

有病就这么弄你，一弄，你就没病了，准能干活儿了。

如果干不完活儿，“四防”就地挖个坑，倒栽葱一样，把人头朝下塞进坑里，埋上土，过一会再抻出来，土里没空气，憋几次人就告饶了，就能完成任务了。

有一次，朱阿柯看见几个“四防”围着一个人打，打完把那人扔地头上，就去干活了。等干完活儿，用手一摸，那人已经死了。

人死了，抬走就得，所有的人象没这回事儿一样，非常平静，表面上波澜不惊。

恐惧是在心里。只有一两年的刑期，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是个问题，可不能象董臣，差十几天解教，都不能活着出去，而且，“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别生病，别受气。干的少点，吃的好点，活着，继续活着。”

朱阿柯经常念叨：“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活着走出马三家！”

解教以后，张良听说朱阿柯也是个321，管教大的线人，老朴的经文和书就是他告发后给没收的。只是朱阿柯没有告发过张良。

6

上午，“小土豆”解教了。

这小孩儿直到走，手和脸上的染料都没能洗干净，圆圆的脸还是黑黢黢的，真象个小土豆儿。

大奎一边干活儿，一边拿“小土豆”开玩笑：

“唉，这小子回家没准儿做梦回来搓鬼骨头呢，劳动改造的好啊！”

没想到，还没到中午，“小土豆”就又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干‘鬼活儿’了？”大奎逗他。

原来，“小土豆”解教出大门，没钱回老家，八大队一分钱都不给，他只好到院部挨个门敲，要路费，最后不知什么人同意了，让他写个困难申请，让八大队证明一下。于是他拿着几张空白纸，回来找朱阿柯帮他写申请。中午没地方吃饭，回到食堂他吃了一块“大发”，等着拿回家的路费。

下午“小土豆”终于回家了。

“这小子终于不用和小鬼儿打交道了，重新做人啦！”大奎冲“小土豆”喊道：

“这回可别再回来了啊！”

“宁判三年大刑，不判一年劳教”，老号都知道判刑比劳教少受很多罪。

“大牙”前几天被带走刑拘，他在拘留所的案子变大，再判刑就“走大刑”去监狱了。他这一走，大家好象很羡慕似的，“那也比马三家强啊！”不少人甚至认为大牙这回捡了个便宜。

不管怎样走的，能离开这倒楣地方就是好事儿。做梦都想着怎么离开这鬼地方，真是什么招儿都想出来了。

最成功的例子被劳教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小偷，故意自首了更重一些的偷盗行为，终于把自己弄成了刑事案，前几天也被批捕带走了，成功的离开了马三家，逃脱了劳教之苦。据说交待的那个罪，判个拘役半年也就放了，比起两年的劳教，要好到天上去了。

张良记得那人走的时候，兴奋啊，什么个人物品都不要了，那个高兴！好象获得了自由似的。

每走一个人，都给其他人带来些希望，心里都会有些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离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谁的日子都是一点点熬出来的，都有走的那一天，慢慢熬着吧。

有走的，还有回来的。一瘸一拐的余又福刚刚解教，离开马三家还没一个月，就被送回来了，刚留长的头发又给剃光了。他是个残疾人，从小要饭，后来走向了盗窃。

上次解教，余又福是抱着自己的被褥走的。劳教们有个迷信的说法：解教时，自己的被褥一定要带出劳教所，哪怕一出门就扔了，也决不能留下来送给别人，否则，就意味着要在劳教所“留一被（辈）子”了，注定以后还得再进来。可谁也没料到，这咒儿这么快就不灵验了！

余又福刚回北京，就赶上了奥运“安保”最紧的时候，很快就被清理出北京城，又劳教一年。

余又福最怕回马三家。他以前劳教去过石家庄，所以经常拿石家庄劳教所与马三家比，“那儿可好了，一人一个柜子！”吃的如何好，干活儿如何轻，队长对他如何照顾，“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倒楣的余又福，不到一个月又给送回了马三家！而且又给甩回了八大队！

接着干“鬼活儿”，八大队又让他接着砸挂墓碑用的挂勾，就是拿铁丝窝成挂钩的样子，砸平。

张良算了算，等余又福第二次劳教解教回家，自己的刑期还没过半呢，再一算，原来二所在押的所有劳教都解教走了，自己还走不了呢，闹了半天，原来自己是最后一个！

7

那天，张良看到了那个老想逃跑的“神经病”。

中午在食堂门口排队，六大队里突然就蹿出一个小个子，他飞快的跑到围墙下，做出往上攀爬的样子，两手扒来扒去，两脚上下使劲蹬踹着，众目睽睽下，他在偌大的一面墙上努着力，挣扎着。

“神经不正常！”已经没有警察追他了，“大白天做白日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另一个搞不清现实和梦境的就是李明龙了。

  

在厕所，张良看到李明龙给挂上了，裸露在外的胳膊、后脖子上都是电糊的伤疤，张良非常吃惊，出了什么事儿？这么老实的一个孩子？

李明龙被双手高挂在暖气竖管上，眼睛里都是恐惧。

后来才知道，李明龙向警察报告说自己吞了铁丝，结果送到医院什么都没查出来，被电击后李明龙承认，他想在去医院的路上逃跑，警察更气愤了，把他高挂起来。

但警察不理解，他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脑子有毛病吧？

张良能理解他一些，谁都想逃出这个地方，有的人理智一些，在梦中逃离现实；而理智差一些的人，就会活在半现实半梦幻中，用他们的办法幻想“逃跑”。

几天下来，李明龙就脱了相。厕所摊了一地的骷髅头，空洞的眼窝对望着他，他的眼睛和骷髅的眼窝一样深陷，双颊和骷髅头一样瘪进去，本来粗壮的身体变的瘦弱不堪，过去劳教服穿在身上揪揪着，现在倒合身了。

看着心痛，也是无奈。老朴上厕所时给李明龙拿了些甜饼，放进他嘴里让他吃。

张良给李明龙送了一双大号的板鞋，终于订上他的尺寸了，结果穿上还是挤脚，因为水肿，李明龙的脚比平时又大了一圈儿。

六、求 救 信

1

因为是老号了，张良有时能向窗外看看。八大队在四楼，是二所最高的楼层了，但视线所及依然是茫茫田野，远处隐约有一些树丛和颓垣残壁，更远就什么也观察不到了。

但在夜里，远远的，偶尔有几个光点，闪着亮，匀速移动着，似乎是车灯，一个老号说，那可能是一条高速公路。

一天，看了有那么一会儿，张良发现远方的一个光点停住不动了，好一会儿，那光点才开始继续移动，然后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

那是高速公路上一个疲劳驾驶的老司机，太困了，他在路边停车打了个盹儿。从丹东开大货车到内蒙，在马三家境内有了这个短暂的停留。老司机不知道，他那模糊黯淡的车灯，给一个完全封闭的人带来多大的兴奋与希望啊。

张良发现，马三家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

2

“打我骂我行，不让我干活儿不行！”

大奎路过被罚站的张良，又大声重复这句话了，然后冲张良挤挤眼，什么意思呢？

站了半个多月，张良渐渐明白了，完全不干活儿也是自己找罪受，最好的待遇是干活儿没有任务量。

他找管教大说：“我身体不好，勉强可以干活儿，但只能力所能及的干。”

因为张良拒绝干活儿，对其他劳教人员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影响很大，现在他主动提出干活儿，管教大也想借此下台，就把他调到了包装组。

得到了这个俏活儿，张良的反改造也算是个成功，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强迫的工作量了。

在包装组，几乎所有的包装箱上都标注有英文的Halloween字样和南瓜鬼脸图样，张良想，西方人购买这些万圣节装饰品时，肯定想不到这些饰品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被生产出来的，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这里的情况写成信件放入包装箱，传递到西方社会，就有可能引起世界对中国劳教制度和法轮功信仰团体遭遇的关注。

这些装饰品会被运到哪个国家呢？不管运到哪里，只要有人买到，发现里面的信，或许就会有好心人帮助转发消息。

包装箱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被重新拆开检查呢？信被查获了怎么办？危险肯定是有的，但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值得冒险的。

张良决定要给国际人权组织写信，想办法把信放进包装箱，传出劳教所。

他相信，如果他的想法正，神一定会帮助他。

朱阿柯给张良的那支钢笔，应该有更大的用处。张良想着让朱阿柯去办公室再灌些钢笔水，上次抄经文钢笔水快用完了。

纸他也攒了不少，什么时候写信呢？干一整天活儿，到能睡觉的时候，人已筋疲力尽了，而睡了一白天的夜班“四防”正精力旺盛，写信的最佳时间只能在后半夜了。

3

张良强迫自己从沉睡中醒过来，估计是凌晨三、四点钟，“四防”开始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犯迷糊，已不象前半夜那么精神了。

午夜以后极其的安静，窗外鸣虫的窸窣声已经沉寂下来，只有日光灯发出微弱的交流声。

张良悄悄的拿出笔，用右手把藏好的纸轻轻从枕套中抽出，展开铺在枕边。纸的声音在夜里特别脆，他必须小心的避免弄出声响。

一边用右手的小指压住纸，一边拿笔在纸上缓缓的书写，姿势别扭，字有些变形走样，但好赖还能看清楚。斜看着纸张，一会儿眼睛就累了，趁着想下一句话怎么写的空当儿，张良闭目休息一下。

身子压麻了，但也只能微微活动一下手臂，不能翻动身体，架子床嘎吱嘎吱的响声会引起“四防”的注意。

刚开始信息写得不完整，后来遍数多了，就知道了几个关键的要素：比如请求事项、事发地点以及迫害的主要情节等等；张良知道自己学的不是地道的英语，担心生疏多年的英文表达不准确，一旦弄错涵义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就在有的单词后面标注了中文，至少可以让收信人找人翻译吧。信的篇幅最好是刚刚能填满一张纸，所以要挑选最合适的几句话。

咣啷啷，大闸门响了，查岗。然后是小凳子吱吱扭扭的声音，那是值班的“四防”站起来了，要巡查了。

张良屏住呼吸，脑子高度集中。他已经掌握了“四防”值班的一些规律，比如大约多长时间会走到他的床铺附近，什么时候会脱岗等等。

张良的后背挡住了“四防”的视线。直觉“四防”走过来了，可能正对着他的后背呢，他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过了一会儿，张良就确定“四防”已经走开了，因为他听见从暖壶里倒热水的声音，“四防”正泡方便面呢。

赶紧接着把信写完，张良最后在信角上多加了一个“SOS”。

4

有时一夜能写一封信，有时能写两封。

写好的信，不能让人看见，随身携带又有危险，于是张良就把笔、信和空白纸都藏进枕套。早晨一起床，枕套随着行李送进库房，如果不清查库房，那里暂时还算安全。

朱阿柯有时能提前知道清监的时间，有一天，他在厕所偷偷提醒张良：把笔藏好，这两天要清监了，主要是清库房。

于是张良赶紧把东西转移了，放在铁架子床腿的钢管里。

清库房时，张良被叫去，一个“四防”让他把行李打开，警察在一旁监督，这回，被褥枕套的边缝边角都捏了个遍，张良暗自庆幸，好险啊！

5

每封信张良都是夜里侧躺着写的。

老朴是白天坐着写的。他拿着张良的原稿，依葫芦画瓢的照抄，因为他不太懂英文。

张良是在食堂，把信的底稿传给了老朴和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让他们照着抄，找机会发信。

老朴干活儿快，但后来他发现，好不容易完成了当天的定额，第二天定额就涨了，干的越快就越累，所以老朴后来一直为少干活儿而抗争，一个警察经常找他麻烦，有一次就骂了他。

“你骂我，你自己没有妈呀？”老朴问警察，警察一怒之下打伤了他的头，老朴就抗工了，他在监舍里养伤。

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趁着给家里写信的机会，把纸放在家信下面，照着原稿抄了两封求救信，后来塞进了包装箱。

6

“我弄点假药算什么？假的多了，共产党是最会造假的，反而拿我们这些小玩闹开涮！”

和张良一起在包装组贴标签的唐献革，从不避讳说自己是卖假药出身，他是个豪爽的内蒙汉子，好吹牛，好炫耀，也敢说心里话。

“不造假我活的下去吗，共产党逼得我没路走！”

唐献革是八大队的老油条了，吸毒进来的，他靠“装病”得到了包装组的俏活儿。

马三家劳教们自己有独特的等级制度，如果哪个劳教敢骂“四防”或者321，甚至象大奎那样的敢骂警察，私下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骂“四防”、骂警察是提升自己地位的一套办法，“你不怕，你厉害，你是老大！”这样的人在劳教中都有些威望。

张良经常听到唐献革在人多的地方骂321：“谁的嘴那么缺德把我说的话告诉警察了？”

他还骂“四防”：“狗仗人势！”当然，他也看人，挑不辣手的“四防”骂。

张良一直在等待机会，他想把信放进一个能装六块大墓碑的大包装箱里。

集合放茅，人陆续走了。张良在后面磨磨蹭蹭，等他感觉周围没人，正要往两块墓碑之间塞信的时候，唐献革突然跑过来，信被发现了。

张良感觉唐献革不象是“积极靠拢政府”的人，不是321，于是镇定的告诉他：劳教所让咱们干这种活儿是非法的，而且劳教制度也是非法的，我们应该把这些消息传到国外去，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帮助我们这些被奴役的人。

唐献革一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是这样呵，这是好事啊，还有吗？给我一封，我也帮你放吧。”

于是张良给了他一封信。

7

车间外的大太阳地里，李明龙正在拨弄一堆带干泥的海草，他把海草分离出一小丛一小丛的，再一个个的装入小塑料袋，海草是“鬼活儿”的一种配料。

车间里，张良戴着耳机，一边听着小收音机里的广播，一边把三个小墓碑放一起过塑，或者把脚骨头和手骨头分别过塑成一个小包。

这个红黑壳的小收音机是老朴送给他的，当时能收到的全是奥运新闻，奥运的歌曲听着倒是挺新鲜的。

包装组的工作包括对墓碑、骷髅头等各种零散物品的塑封、贴标、装箱、打包、码放、搬运、装车等，是产品运出劳教所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货是一批一批出的，没封箱前，随时都可能返工或拆开检查，信放的太早就可能被发现，如果明天这批货要封箱，今天投放就是最好的。

张良听着广播，时刻寻找着最佳的时机。

8

车间里没有电扇，那是2008年最热的几天，桑拿天。

直到装箱的时候，张良才看到整套装饰品盒内的全部内容。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被劳教们称为“十七件”的万圣节套装叫做“全食尸鬼”。

其中的四块墓碑、两个小手骨、两个小脚骨、两个骷髅头，是八大队生产的。

“十七件”里还包括两枝黑玫瑰、两只黑蜘蛛、一块带血的纱布、一袋子人造蜘蛛丝、一袋子海草丝，都是些阴暗湿邪的东西。

黑玫瑰和黑蜘蛛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听“四防”说，是大北监狱和马三家女所做的。

“十七件”的包装盒是彩色印刷的，张良印象很深，上面的图案背景是深夜的墓地，昏暗的月光从树杈后面透过来，照在一个小鬼抱十字架的墓碑上，周围好象有蜘蛛什么的在爬。“十七件”是所有包装中最小的，包装盒大约有五六十公分高，和台式风扇的包装盒差不多大。

除了留出一条狭窄过道，整个车间都摆满了包装盒。

黑蜘蛛有巴掌大，全身粘满了茸茸的一层黑毛，眼睛是红的。张良抱着一堆黑蜘蛛，一路走过去，每个箱子扔进两个；再抱一大捆黑玫瑰，一个箱子插上两枝；最后扔进箱子的，是一团血布和一袋晒干的海草丝。

比室外还要闷热的车间里，一个中年妇女居然带进了几箱冰棍，她是厂家来验活儿的。

四根小豆冰棍冻成一体，张良得到了其中的一根，硬硬的冰棍有着很浓的糖精味，很甜。

9

围墙边小山似的原料堆越来越矮，“鬼活儿”快完工了。

成品墓碑占满了旧楼一层的车间，后来连食堂都摆满了，一层一层的墓碑从地上摞到棚顶，挡住了十几米高的窗子，食堂的光线暗下来。

劳教们很喜欢墓碑堆放在食堂，暗下来的光线给他们一种稍稍自由的感觉，似乎可以脱离警察和“四防”的监视了。墓碑还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隐蔽的空间，他们偷空就在墓碑之间躺一下休息，有时还把违禁的打火机、药片等藏在墓碑箱子的夹缝中，他们巴不得墓碑永远在那里呢。

张良盼望着墓碑赶紧运走，今年万圣节有人能收到信就好了。

墓碑一批批的码，然后一批批的被拉走。

警察说，一个墓碑能挣四、五美元。

每次看到一辆辆封闭的大货车从教养院进进出出，曹老四都很疑惑，不知装的是什么，他想不到里面的产品将要漂洋过海呢。

一辆辆装满墓碑的货车出了二所的大门，里面藏着张良折叠的希望，他算了算，估计有二十多封信被运出去了，“一半是装在‘十七件’里的，另一半是装在其他大箱子里”。

最后，所有的白色泡沫板都变成墓碑运走了，围墙边又空出一大块平地。

蹬着原料堆翻墙逃跑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了。

然而，一场真正的逃跑在八大队往北三公里外的一所一大队发生了。

（待续）

七、逃 跑

1

“下次劳教如果知道是去马三家，在路上我就一头撞死。”

劳教们经常这样说，“否则，在马三家想死太难了。”

一所一大队的“小四川”想方设法藏了一把尖嘴镊子。终于有一天，他在厕所捅了自己的肚子。伤口很深，但他没死成，被送到马三医院包扎了一下。不久，“小四川”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继续搓二级管了。二极管是沈阳一家金属公司的产品，是一大队比较稳定的手工活儿。

没人记得“小四川”姓什么，他总是挨打，怎么拼命干都不行。因为偷一辆自行车进来的，他怎么可能有钱“喂”警察、“喂”“四防”避免挨打呢？

“小四川”是在卫生所偷的镊子，属于“所内偷盗”，吃个“黑旗”加期五天，就算便宜他了。

倒楣的是，因为没钱才自伤自残以逃避苦役，没想到这回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还欠了一笔医疗费。

警察逼“小四川”向家里要钱，医疗费他是必须还给马三家的，“你自己捅了肚子，劳教所凭什么给你掏钱？”

2

“自伤自残”是反改造行为，严重触犯“23号令”，但自从建院以来，马三家的自伤自残屡禁不止。因为在监禁中，只有自己的身体是最方便利用和支配的资源了。用警察的话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院志》记载：

1986年2月23日，劳教人员中喝火碱自制伤残问题连续发生。23—25日三天内全院有6名劳教吞食火碱。

9月26日，教养院成立劳教自伤自残人员特管队。

1986年9月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劳教人员中出现少数顽固分子采取自伤自残手段企图达到院外就医、逃避改造的目的，一方面严肃法纪，对凡是自伤自残的劳教人员，一律不许院外治疗，另一方面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把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专管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治疗，一切医疗费用自理，后果自负。在特管期间不计劳动教养期。

1988年，向劳教人员家属发信3700封，希望他们劝阻自己的亲属不要喝火碱自残，同干警一道，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就算是下了决心，吞火碱也没那么容易，吞的太少，不起作用，被发现后不仅出不去，还会被加期，还要参加学习班反省，一遍遍的写认识，最后还要自己负担医疗费；吞的太多呢，就可能躺着回家了！据说有个劳教吞了一大块火碱，医生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适量吞火碱才可能被保外就医。有人侥幸回了家，但喉咙被烧坏，食管和胃被灼伤，从此也是体弱多病、早衰早亡，或者终生残疾。

尽管只有不到三年的劳教期，尽管要冒着失去终生吃饭能力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家属搞火碱给自己的亲人去吞，毕竟还有出来的希望啊。成功闯出的劳教，大多脖子上就挂着一根管子吃饭了。

家属还有想办法搞病菌的。肝炎的、肺结核的，各种传染病菌被家属接见时偷偷带给亲人。还有人贿赂医生或警察，让他们把病菌送给自己的亲人去感染，让亲人成功患病。

火碱不是经常能搞到和送进去，更多的办法就被想出来。

最常见的是吞食异物：牙签、钉子、铁丝、指甲刀、缝衣针、铁撑子……凡是吃下去能造成生命危险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都要想办法搞到手，都会被吞到自己的体内，虽然痛苦不堪，却有可能达到出去的目的。　

吞刀片会导致胃被划伤，聪明的人就裹上胶带再吞，这样透视时能看到刀片，却看不到塑料胶带。

有人往身体里拍钢针，钢针在身体里游走，可以造成各种想象不到的危险。

还有人用冰水长时间冲洗自己右臂上的某个穴位，多次之后，手臂的肌肉就萎缩了，不能拿铁锹干活儿了，当然也不能拿勺子吃饭了。

有人打稻谷熬不住，干脆自己把胳膊伸进稻谷机……，胳膊是废了，但明天就不用再打稻谷了啊。

3

2007年，“老大”和老郑从北京调遣处给卖到了马三家一所一大队。

进门三棍子，是一大队的规矩，没有理由。

五六个人在厕所站成一排，然后“四防”指使一个哑巴，拿起在洗脸池里泡过的木棍，挨个打屁股和腰，打完之后靠墙站，再打下一拨。

泡过水的木棍就变沉了，打人狠，所以被打过后，屁股坐在小凳子上还会疼很长时间。

“老大”知道，这不是个讲理的地方。

车间里，响起来噼啪的声音，又有人挨电了，“老大”抬头一看，又是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湖北”。警察认为他“抗工”，总也完不成定额。

“小保安”从不抬头看，抬头是多余动作，多一个动作就少搓一个二极管，一个多余动作都不能有，上厕所就是多余动作，上一次厕所就少搓很多二极管，白天“小保安”连水都不喝。

坐在两个塑料筐中间，“小保安”只有一个动作：左手从箱子里抓一把弯曲的二极管，撒在胶皮桌面上，右手同时就把二极管搓直成一条直线了。除了吃饭、放茅、睡觉，“小保安”的这一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几万下。如同计算时间的沙漏，一根根的二极管从左面的箱子，经过他的手，再撒到右面的箱子里，细细的二极管要填满一塑料筐，需要几十公斤。

“我们一筐才挣十块钱啊！”警察说，“和下大地相比，搓二级管多清闲啊。”

天气热，手出汗出的发痒，那也不能停下，“小保安”的手好象通了电的机器手，但机器不会肿，“小保安”的手指圆鼓隆咚，早就肿的象胡萝卜了。

4

很少人知道“小保安”的真名，但都记得“小保安”疯了的事儿，和“小四川”一样，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小保安”。

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小保安”，是2008年从北京调遣处给卖过来的，甘肃人。

“小保安”和“老大”说过几句话。他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物业老板都说下月给钱，“小保安”多次要工资都没拿到。一天晚上，“小保安”出去就砸了物业老板的车玻璃，结果不但工资没要回来，倒赔了几百块钱，最后还被劳教了。

“小保安”和“老大”说，那天是喝了一瓶啤酒，自己才壮起胆儿来的，要不然他哪敢砸老板的车。

“多干活儿就能少挨打”，“小保安”就是这么认为的。从不多说一句话，他就是闷声不语的干活儿，一干就到夜里十二点，凌晨三点不用人叫，“小保安”就自己起床干活儿了，他非常自觉。那时还没有车间，就在监舍里干活儿。

但他还是挨打，完不成任务挨打，完成任务有时也会挨打。每个箱子都有标号，如果厂家把搓不直的二极管返回来，也是要挨打的。家里穷，没钱上贡，警察、“四防”全打他。在一大队，没钱的老实巴交的就只能挨打，越老实的就越受欺负，这是硬道理。

5

有天夜里，一个响亮的声音把大家喊醒了：

“报告！是！报告！是！报告！是！……”

居然是“小保安”发出的！这个平时说话声音都非常小的农村孩子，闭着眼睛，半夜三更躺在床上不断的喊，而且一声比一声高，几乎声嘶力竭，其他监舍的人都被他喊醒了。

嘘了嘘他，不醒，还是没完没了的喊。

“别喊了！”

有人大喝一声，然后没声了，一会儿他又喊起来：

“报告！是！报告！是！……”

他喊什么呢？什么意思啊？

老郑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北京调遣处。

只有从北京调遣处来的人才知道“小保安”喊的是什么。

进北京调遣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喊“报告！是！”。进任何一个门，都必须高声喊“报告！”，门里的警察回答“进来！”后，必须在门外喊“是!”，然后才可以进门。“报告！”和“是！”连在一起喊，是一种强化劳教身份的练习：假设房间里有警察，在门口对其喊“报告！”，但通常是没有警察的，那就假设警察已经回答了“进来！”，自己再接着喊“是！”。

喊的不响亮不行，再大声，嗓子必须喊破，能发多大声就发多大声，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当身体和思想深处都有了绝对服从的意识，喊声才会合格。通常是对着一面白墙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然后再对着白墙喊：“是！是！是！是！是！……”

老郑是因为办公室抽屉里有一本《转法轮》而被劳教的，他是个商人。

在北京调遣处，一切活动都必须喊“报告”之后才能进行，按照已经输入的程序，劳教们象机器人一样机械的做着每一个动作，而且要整齐划一：上厕所撒尿，三个数就结束，一、二、三，大便也是一、二、三就必须结束，吃饭也是一、二、三，时间紧的就象催命。

其实并不是没有时间，经常一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一直在小凳上干坐着，熬你。用警察的话说：“不是旱就是涝，反正就不能让你舒服了！”

“调遣处是‘人性化管理’，每周还到小树林里散步，而且给每个人都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时，老郑看见一队光头男人，肩膀夹着脖子，两手五指并拢紧贴裤线，象小脚女人一样，一溜碎步，低头贴着墙根就拐进了调遣处医院。

“真是花园别墅一样漂亮啊！”老郑感叹着调遣处医院，旁边一个警察突然说：

“这不是花园，这不是别墅，这是人间地狱！”

…………

他又想起来，在调遣处有个学员向警察抱怨，“调遣处没有人权！”，警察也不理他，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没有人权，等你到马三家就知道了。”

…………

终于静下来，“小保安”可能是喊累了，睡了，老郑却睡不着了。

6

警察警告“小保安”：不许影响他人睡眠！《劳教人员生活规范》就有这一条。

“小保安”一脸惶恐，不知道自己晚上怎么影响他人睡眠了，但他答应一定遵守规范。然而到了半夜，他又大声喊报告了。　

“再装疯卖傻，就给你加期！”

“小保安”被关在黑屋里电击，电的嗷嗷叫，他保证以后再也不违反规范了，他真想遵守规范啊。

电了几次后，本来白天还算正常的“小保安”，一见警察就慌了神儿。

远远的，警察过来了，“小保安”突然蹲下，喊：“报告！是！”然后站起来，又蹲下，再起来，再蹲下，旁若无人的喊“报告！是！”，神情动作都象机器人。

“装疯卖傻，逃避劳动！”警察还是这么认为。

七厘米长的“二极管”，中间是一厘米长的金属，两头各是三厘米长的金属丝，“小保安”愣把这个东西给吃下去了。

吃二级管太危险了，警察带他去了沈阳精神病医院，确诊是精神病后，“小保安”住院了。这回“小保安”挺有福气，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警察郝三平陪着他。

郝队长总是很和气，微胖的脸颊一边一块红晕，说起话来腼腆的象大姑娘。“他实在不太象警察，劳教们从没听他说过一个脏字，也从没见他打过人。”

住院半个月回来，“小保安”神情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还是生活不能自理，但警察说现在不能放他回老家，“北京要开奥运会了”。

7

要开奥运了。

为了保证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周边的小加工厂全部关门，所有工地暂停施工，宣传“仁义礼智信”的塑料布遮住了杂乱的工地；到处休假，“庆祝奥运，暂时歇业”的牌子随处可见。

出行不方便，什么都干不了，王斌先是“宅”在家里“避运”，后来就到爨底下，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避运”。没想到村里游人虽少，戴红袖标的村干部却很多，每个游人在路口都要被仔细盘查。

临近奥运时，村头就有武警持枪站岗了。

“把相机里的照片拿出来删掉。”

王斌被武警命令着，不用问为什么，他们都握着枪。

“删掉！”

于是王斌删掉了相机里的照片，他刚刚抓拍的，警察在国道口盘查来往车辆。

2008年8月8日。

下午三四点钟，王斌在村里的小饭馆里正喝着啤酒，突然就听到了熟悉的CCTV解说词，原来是店主人搬出了小电视。一时间，山村所有的电视都打开了，同一个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着。

真是没想到，躲到这么偏远的小山村，也“避”不了“运”，不想看奥运，可以听奥运，领导人的讲话，满山村都能听的到。

叽叽喳喳的麻雀闷声不语，壁虎到处窜来窜去，小飞虫一团团的聚在一起飞，腿上患风湿的王斌，关节早就疼了，它预示着晚上肯定有一场雷阵雨。

隐约听到了放炮的声音，村里人说那是人工干预，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不允许下雨。

雨果然没下来，闷热极了。

城里更是闷热，“空气湿度达90%以上，几近饱和。从中午开始，一连串强对流暴雨云带自西南方向顽强地向北京城进发，向‘鸟巢’进发。”

政府筹划在北京周边地区“翻云为雨”，8日早上就开始了。

8时，驻守在机场的10架飞机进入待命状态，作业人员和空地勤保障人员共计300多人随时准备进行“消雨”作业。13时左右开始，3个多小时内，两架民用飞机分别对张家口南部、东南部地区进行了空中云物理探测，另外两架军用运-8飞机在张家口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播撒膨润土8吨，使部分暴雨在河北保定以北地区提前降下，当时最大雨量达100多毫米。

截至23时40分，历时7个多小时的火箭弹人工消雨作业全部结束，河北13个地面火箭点，北京25个地面火箭点，共进行了20轮116点次人工消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弹1110枚，两度成功化解了“鸟巢”上空降雨威胁，也填补了奥运会历史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空白。

在北京气象保障等部门的联合作战下，奥运会开幕式历时4个多小时，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滴雨未下。

北京终于“正式统治了天空”。

“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早在2002年北京气象部门就开展了针对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人工消（减）雨试验研究，天气预报的精度，已经精确到每个场馆。”

“我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呼风唤雨不再是梦想，不必再去龙王庙烧香叩头求雨了。”

老百姓都说，共产党真是做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奥运会结束后，憋闷多日的北京，终于被允许下了一场雨，暴雨痛苦的，哇哇的。

雨后很久，王斌的膝关节还疼痛着，它失调了。

8

2008年8月8日，六大队。

晚上，劳教们整齐的排坐在大厅，虽然累的直不起腰，但还是仰脖观看着北京的“鸟巢”。观看奥运开幕式是劳教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范质彬坐在小凳上，满头的包在光头上尤其显眼，大的有鸡蛋那么大。那是白天被警察打的，因为没有完成劳动定额，范质彬被叫到办公室蹲着。然后警察用直径两厘米的树枝抽打他，打一次树枝断一截，直到树枝太短警察又换一根树枝，一共用了三根树枝。

盼望已久的奥运开幕式终于在满天璀璨的烟花和劳教们的哈欠声中完美落幕，电视关闭，主题教育活动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还要出工干纸活儿：编网，在网上粘一些小鸟，是出口欧洲的工艺品。

2008年8月8日，八大队。

奥运前“鬼活儿”就结束了，八大队开始做一种象是西方小丑模样的木偶人，也是外贸活儿，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

但奥运那天晚上，八大队停了工，全体劳教坐在闪烁的屏幕前，统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开幕式直播开始了，出现了一个平躺着的巨大五环。

张良很奇怪，奥运五环应该是五种颜色的吧，怎么成了通体银白色，象五个套一起的不锈钢手铐呢？而且，“鸟巢”活脱脱象个钢筋编成的牢笼啊。

开幕式结束后，“勺儿”跑过来找张良，他想请张良帮他写一篇歌颂奥运的文章。“勺儿”算计好了，写一篇稿子给教养院的小报，如果拿了“院报投稿奖”，有五天减期呢，这样自己就能赶在年前回家了。张良一定有这个写作水平。

没想到，张良一听要写歌颂奥运的文章，就推辞了。

晚上张良在铺上摆弄起小收音机来，老朴说搜到过“希望之声”电台，自己怎么搜不到呢，也许信号太弱、干扰太大？除了奥运直播外什么都收不到。喜气洋洋的播音员一声声赞颂着这场盛大的狂欢，被采访的群众都争着对话筒喊：国家强大了，我们自豪啊！

“干什么呢？”一个声音吼起来，张良戴着耳机都听见了，他一扭头，一双眼睛正对着他，是值班“四防”在铺下巡查，他敲着张良的床栏杆：

“赶快睡觉！”

9

早上第一次点名时，一大队发现少了两个人，警察慌了。

奔到监舍往窗外一看，一条淡绿色床单打成的绳子悠荡在空中，一头系在窗栏杆上，窗栏杆早就被锯开了。

同监舍的人这才想起，昨天这俩人确实一起撕过一条淡绿色的床单。窗子防护栏上，这些天一直晾着一双袜子，可能是掩着那个被锯开的缺口吧。

两个人是凌晨三点多，从二楼的窗子爬出后跑掉的，他们跑得干净利落。

这次逃跑发生在2008年8月11日，在奥运安保期间，“模范单位”马三家劳教所居然跑了人，事情闹大了。

“上面”说，如果不把人抓回来，就撤省长的职。

让警察不能理解的是，其中一个逃跑者张超，差两个月就解教回家了，而且还是个“四防”，居然和法轮功学员马忠良一起逃跑了。张超是吸毒进来的，家里有钱，在一大队上下通吃，混的不错呀，怎么冒着加期的风险跑了呢?

警察们忘了一点，为了不落入马三家，张超在拘留所就吞过牙刷把儿。

三截牙刷把儿在他胃里呆了一年多，也没化掉，马三医院刚刚用微创手术给他取出来，这小子就跑了。

“宁可在外面当乞丐，不愿在里面当皇帝”，劳教们能理解张超的逃跑。如果有机会，谁都想跑，一天都不想呆，混的好的混不好的、受欺压的不受欺压的，都想逃跑。当“四防”也遭罪，花钱、托人、送礼，送礼送不明白还要挨打呢，还有“黑四防”暗中监督打小报告，“四防”的日子也不好过呢。

另一个逃跑的是马忠良，侦察兵出身，原是沈阳军区某部营级干部。据说他姐夫是武警司令，有三个孩子，都在政府部门担当要职。当年马忠良修炼法轮功，不仅自己在部队里断了前程，而且还连累了他姐夫和姐姐的孩子们。姐夫为此动了怒，最后把枪都掏出来了。

他用枪逼着这个弟弟，只要放弃信仰，保证他一路通达。

最后马忠良决定放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这是让管教大队长何宝强不能理解的。

积极要求上进的何宝强毕业于警校，凭着自己的踏实能干，当上了一大队的管教大。他非常好奇，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前程远大的军官甘愿成为“阶下囚”，甘愿成为“国家的敌人？”

多次谈话后，何宝强被这个宽肩膀、方脸膛、总是一脸严峻的军官折服了。

年轻的郝三平对马忠良也充满好感。刚来一大队时，他对这些法轮功学员不理解，这些人平均年龄三四十岁，有大学生、政府干部、工程师、商人、大学教师、医生、军官等，都是些令人羡慕的职业呀，怎么都炼了法轮功？而且，他有一个叫王燕的中学同学，后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也因为炼法轮功给劳教了！那可是他们中学的校花啊，高不可攀。他打听过，奥运会严打，王燕又被抓了，据说她这次被抓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她被CCTV逼迫造假新闻的经历，她现在被关押在大连。

慢慢的，跟何宝强一样。他和“老大”、老郑等都成了朋友，尽量不去为难他们。

逃跑事件的当天晚上，何宝强把“老大”、老郑叫到了办公室，“我只能保护你们到这儿了，我再保护不了你们了。”

这次逃跑，正赶上何宝强和郝三平值班，如果人抓不回来，他俩可能就得脱警服回家了。

10

朱阿柯对张良说，过去出外役在街头挖沟，劳教如果请求放茅，“四防”就命令：“就地解决！”于是劳教单膝跪地，脱裤子解手，不许挪窝，连头都不许抬！

为什么连头都不能抬呢？

马三家的很多规矩，其实都是为了防止逃跑。不许抬头，是怕人看清地形和逃跑路线；不许互相说话，是防止串通逃跑；统一穿桔红色的劳教服，为的是逃跑后容易被识别和抓捕，桔红色是最醒目的警告色。

《院志》记载：

1957年建院当年就发生逃跑57人，占年末在院劳教人员总数的9.8%，

1958年逃跑人数上升到170人，

1960年逃跑258人，

1962年312人，

1980年121人，

1989年设防逃专项奖金及追逃小组。

“过去，谁家来客都要登记，没有介绍信的就属于盲流，就可以给你抓起来，谁家敢藏劳教分子？即使跑回去，多半也能给你抓回来。”

“十年前跑的人多，里面管的严，受不起那罪，一整人就跑了，不管男的女的都跑。”

几十年来，劳教所与周围的乡村、车站、公安局、派出所建立了强大的联防，一旦有人逃跑，就迅速发动群众帮助抓捕。

当地群众都认为，“里面关的不是什么好人”，协助抓捕“劳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曹老四就协助抓过逃跑的人。有一次半夜他从沈阳市里回来，车大灯照见一个人，正沿着公路走呢，他当时就觉的有些可疑。车到了教养院，警察把他拦住了，“快！抓‘劳教’！”曹老四搭上警察就追，果然那人就是逃犯。曹老四立了功，还得了奖金呢。

奥运期间，教养院的这个脱逃事件，惊动了中央，“上面”要求限期破案。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国保局、省公安厅等全部参与了侦破工作，展开了大搜捕。

三天后，逃跑的两个人就被抓了回来。用警察的话说，以国家资源，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他俩是在法轮功学员东方昊的亲戚家里被发现的。东方昊被查出在马三医院里策划了这场逃跑，还安排他们住到了沈阳的亲戚家。

东方昊，四十岁，沈阳的企业家，有个服装厂，1999年以后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捕劳教。2007年，他是躺在担架上被送到马三家的，当时在北京调遣处他已绝食十个月，奄奄一息，后来就一直关押在马三医院。

破坏了奥运安保，东方昊、马忠良和张超都遭受了严刑逼供，什么刑都用了，辣椒水、高压水泵、机械劈叉等等，据说，最后连审讯专家都请来了。

三个人都被加期一年。

（待续）

八、奥运！奥运！
1
马三家地处偏僻，但建院以来，历年的“国庆”节、党代会及国家重大事件期间，安保工作都被放在第一位。这次发生在奥运期间的跑人事件，使马三家丢了脸，“上面”要求加大管制力度，限期整改。

于是教养院立即开展了全面的安全检查和整改，很多例行的手续和政策被叫停。

六大队的老魏突发心脏病，倒在厕所里不省人事。按照病情，必须保外就医。

“就你这样的，回去也得给你看管起来，呆着吧。”马三家不放他，再重的病也得扛着，因为奥运期间是敏感日。
过去每逢敏感日，村里就派人看着老魏，不让他到北京上访。

2008年，因为砸了北京信访办的玻璃，山东淄博农民老魏被送到了马三家，他是老上访户了，为了给父亲要回抚恤金，他上访了一辈子，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残废军人。

老魏不认错，不写《息访保证》（放弃上访的保证），遭了不少罪。

奥运结束后，老魏才被放回家。

“可别再回来了，有啥用啊，好好过日子吧。”

警察都了解他的情况，六十多岁了还没娶上个媳妇，被劳教得有十次了，上次也是给送到马三家。

出去时，老魏对警察说：“出去我还到北京上访。”

“小保安”的精神病一直没有好转，也是因为奥运安保，马三家不能放他，奥运结束后很长时间，“小保安”才被保外就医。

接到通知，远在西北的家人就来接他了。家人叫他的名字，“小保安”马上立正回答：
“到！”

2
妹妹小兰到马三家看哥哥张良。

五米高的大铁门一般是不开的，小兰在旁边一个偏门求见。

“奥运期间一切接见活动都取消了”，不让见。

妹妹不断的说着好话，奥运在北京，家属接见在沈阳，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确保北京奥运的安全‘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

可是，奥运结束也已经好多天了呀，妹妹说。

那也不行，“‘上面’有规定”。

妹妹继续央求着，“我跑了这么远，求您了，见一面就行啊。”

院里正有一队劳教喊着口号走过来，“你从门口看看就可以了，”警察说，“你哥也许在里面呢。”

大铁门下面蒙着铁皮，个子矮小的妹妹踮起脚，刚刚能够到上面通透的铁栅栏，她两手扒着上面的栏杆，向里面张望。

院子里，几排光头的劳教，在白晃晃的太阳底下原地踏步，肩膀向下一齐抖动，使劲跺着脚。她细细的分辨着，哪个是哥哥呢？全穿着一样的劳教服和板鞋，头皮和面色都青白着，表情也都是木然的，看上去长的都一样。

有人偷偷向门这边瞅，不是，不是哥哥。

脚尖踮的有些疼了，也没找到哥哥的脸，膀子都酸了。

队列开始行进，走远了。

后来哥哥回家后，小兰问起哥哥，张良也不记得那天是不是在队列里。

父亲去世时，妹妹年龄还小，长兄如父，所以妹妹对张良感情很深。

哥哥从小就是全家的骄傲，每次说到妹妹学习不好，她都会说，“我哥如何如何学习好”。她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哥哥到操场台子上领奖的情形，那次哥哥数学竞赛上获了第一名，得到了一块香橡皮和一只铅笔刀。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学校开始重视教育了。

妹妹参军转业，她的战友现在都当了领导，她也想当官晋级啊，为了当官，她还入了党。

她看过那本《转法轮》，觉的也没有什么，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

不公平的事儿太多，饭桌上骂几句也就算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她尽量使自己服从现实的潜规则，该找关系就得找关系，该低头就得低头。

奥运和老百姓能有什么关系呢？妹妹一直觉得奥运是政府的事儿，宣传上下了很大功夫，花了很多钱，老百姓也没受什么益。这次不让接见她才明白，奥运和每个老百姓都有关系，她还不知道，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奥运，北京提前进入“安保”，哥哥才被劳教的。

3
没见到哥哥，妹妹从沈阳回家，路过北京。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到处都回响着旋律优美的歌声，街头的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奥运宣传片：“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湛蓝发亮的天空下，北京看起来朝气蓬勃，一片欢天喜地的盛世景象，连垃圾场都围上了蓝天白云和鸟语花香的塑料围墙。和电视报纸上说的一样，北京的奥运“文明而和谐”，随处都有奥运志愿者的身影，他们身着印有志愿者标记的服装，有的在维护乘车秩序，有的在做义务咨询，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想起马三家警察的冷漠粗暴，妹妹感慨起来：到底是“首善之区”啊！

小兰顺便去看了嫂子李梅。

因为张良的事儿，嫂子成了单位的敏感人物，奥运前一个月时，单位领导担心上级来查，干脆放假三个月，让她回家了。

嫂子决定带小兰出去玩儿，他们去了潭柘寺。听说潭柘寺的历史悠久，比较灵验，她早就想去烧香了。

小兰是和嫂子一家人一起去的，那天是阴天，寺里人不算多，大多是烧香拜佛、求财祈福的人。

嫂子进庙就磕头，见佛就拜，每到一处都虔诚的烧香，默默的许愿。

妹妹很惊奇：现在嫂子这么迷信了？

都是亲戚，小兰和嫂子一家人一起吃了饭。没有商量过，但大家都只字不提哥哥。对“法轮功”三个字，更是讳莫如深。更多时候大家都是打岔，说点无关的事儿。

嫂子对啥事情好象都麻木了，好象什么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但谈起风水，嫂子的话就多了起来，说卧室的梳妆镜不能对着门，会影响健康和夫妻感情，还能影响财运呢。

“尤其是床尾一定不能挂镜子，那是‘摄魂镜’，特别不好。”

嫂子居然相信，这些年家里的遭遇，都与卧室里那块对着床尾的镜子有关。

那怎么放镜子才能避免灾祸呢？

如果要装镜子，就要放在较隐蔽的地方，她听一个闺密说的，闺密还说，风水上讲“遮挡化斗避”，把对床的镜子用块布盖住，或者翻过去也行。

嫂子就把卧室的梳妆镜翻过去了。

小兰最后还是把到马三家接见的情况告诉了嫂子，嫂子很无奈，但没说什么。后来嫂子提到了抄家，说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都抄走了，什么都没有了。

低着头，嫂子说，她实在受不了了，她准备和张良离婚。

嫂子不想多说，小兰也不想再多问了。

4
奥运开幕式刚过，二所突然就紧张起来，清监。

私藏的现金被没收了，这是能贿赂警察或路上逃跑用的。

藏在床头钢管里的打火机和烟也被搜出来了。

有个“四防”藏了一小片镜子，多次清监都没被发现，这次也被搜出来了。

张良的小收音机被没收了，刚刚拥有的编织包被没收了，塑封家信、手抄经文、书、字典等等都被没收了，“都是违禁品”。

更严格的又一轮清查开始了。

楼上搜查行李，劳教们被赶到操场搜身，张良担心笔保不住，提前把它从隐匿处取出来，随身带下楼。

“四防”拿着查铁器的仪器挨个查，可怜的钢笔被从裤角缝里搜出来，没收了，张良就这样失去了这支宝贝笔。

和他一样被没收宝贝的，是一个藏迷彩服的前“四防”。藏来藏去，他的一件迷彩服还是被搜出来了。张良记得他穿迷彩服的样子，走在筒道里总是故意阔阔胸，看上去是挺潇洒的，比劳教服帅气多了。这个人原来还没那么坏，穿上迷彩服就很会骂人和发脾气了。他不愿意上交迷彩服，那是身份的象征啊，好象交了衣服就没了地位一样，其实他因为上贡不积极早被撤下了，但就是藏着衣服不上交，他还想着哪天管教大能重新启用他当“四防”呢。

劳教人员穿迷彩服是违反规定的，这次奥运安保已经把它列入违禁品。

最后，连装面酱和豆腐乳的玻璃瓶及吃饭的小铁勺都成了违禁品，小铁勺被换成了塑料勺。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消息在食堂、厕所里悄悄传递着：

“出大事了，一所跑人了！”

5
紧接着，八大队发生了比跑人更严重的事儿。

求救信的底稿在又一轮清监中被搜出来，是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床板夹层里查出来的，那位学员想留着张良的底稿，以后干活儿时再抄，就没有及时销毁。

找人翻译了信的内容，管教大暴跳如雷，召开了全体劳教大会，叫骂道：“简直反了天！怪不得国家要取缔法轮功，法轮功真是太坏了！看来劳教所对法轮功还是太仁慈了，竟然能干出这种事儿！给我们大队抹黑呀，还敢说我们八大队有酷刑！我们什么时候有过酷刑？简直是颠倒黑白！所有的‘四防’，你们这些没用的饭桶，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对法轮功学员，谁也不许再心慈手软，一定要从严从重，严加管束！……”

“劳教所对你们够好的了！”管教大继续说，“室内劳动，暖气上楼，现在多好啊，过去下大地比现在苦多了，真是不知足！”

让警察感到委屈的，就是他们不认为让劳教人员生产“鬼活儿”违法，更不能理解奴工劳动就是迫害。

“我们的活儿都是出口的！卖给外国人的，还给国家创外汇呢！”他们曾这样自豪的说。

因为是英文信，警察认定不可能是这位学员写的，他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懂英文啊，谁写的呢？被电击了一个下午，罚站了三天，那位学员硬扛着，最后也没说出底稿的来源。

信的事儿比逃跑的事儿大多了，但八大队没敢往上报。这事儿如果捅上去，“上面”知道有信被藏在出口产品里带出了国境，吃不了兜着走啊，所有的产品都已装箱运走，找回来开箱检查？工作量多大呀，厂家如果知道，可能就找借口不给结账了。

绝不能把事儿弄大，对八大队来说，能把这批货款结了才是大事，此事绝不能再声张，闹大了，谁担的起这个责任！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那时候也许就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将来有收拾你们的地方！”

看着八大队的这些法轮功学员，管教大恨恨的说。

干活儿时，老朴告诉张良，因为跑人了，所以要严管，马三家成立了法轮功专管大队，他听警察说的。

“专管队在一所三大队，我们早晚也要调过去，听说全是最棘手的队长！”

于是，在食堂排队的时候，张良靠近六大队的田贵德，低声告诉他：

“前面有暴风雪！” 

第三章 专 管

郝三平一大早就要赶班车，从沈阳市区坐通勤车，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到马三家教养院，现在方便多了，过去上班得坐火车呢。一些急匆匆的面孔，唰唰掠过车窗，穿过了繁华的城区，之后就是越来越荒凉的景色了，已经上了高速，沈阳西北方向。

虽然人抓回来了，郝三平没有感到轻松，所里成立了法轮功专管队，他不愿意被调过去。

“不愿意你也得去！专管队你必须上，你的班上跑了人！怎么证明你立功赎罪？要不你就接受处理，脱衣服回家！”他想起高卫东的话，高卫东是新组建的专管队大队长。

高卫东实在不理解郝三平为什么不上进，“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又是大学生，这机会多好啊，别人想要都轮不上呢。”

郝三平和高原坐一起，都是大学生通过报考公务员当上了劳教警察，有时他俩还能聊聊，但很少谈工作。郝三平知道他分到了专管队，坐在后排的秦伟利和王红宇也分到了专管队，秦伟利是大学生考上来的，王红宇是警校刚毕业的。

高原摆弄着手机，从城里到郊区，坐班车时总有些无聊。

班车开始颠簸，下高速公路了，坑坑洼洼的乡间道路还要走上十五分钟，才能到教养院呢，高原打了一个哈欠。

唉，劳教们都有解教出去的一天，都是有期的，而他是无期的，似乎要在这里呆一辈子了，一辈子呆在这里！
越来越土的乡村景象，连路边偶尔走过的人都土头土脸。

看着窗外，高原心里就堵。这几年劳教警察大幅扩编，他是报了个冷门，考上了警察公务员，高中同学里没有几个能考上公务员的，没想到自己给甩到这么偏僻乏味的地方，和火葬场一样没人愿意来。虽然马三家教养院是劳教系统的龙头老大，待遇和地位在司法系统里却是很低的。

高大队长说的对，这次到专管队是个机会，其它大队哪有这么好的晋升机会。法轮功专管工作，是院里的重中之重，这工作提升的快，这次所里也是想特意培养大学生警察啊。

班车驶进了教养院大门，经过了院部，院部还是很气派的，“确保奥运安保万无一失”的大红标语还没撤下来呢。

郝三平是农村孩子，老家人都认为，当公务员端上铁饭碗才是有保障的，能考上公务员警察，郝三平非常知足了，只是警察这个工作和他想象的相差有些远。

班车开到了一所，蓝顶的新车间正在施工，快要盖好了，逃跑的两个人上个月就是从这里跳出围墙的，这回，教养院投了一百多万，在围墙里增设了一道钢架电网，重新加固了监舍门窗，安装了全套的监控设备，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郝三平下了车，他要去换上警察制服，上班了。

  

一、专管队成立

1

咣当当，一个劳教抬起头，看见一大堆崭新的电警棍滚在车间的桌子上了。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的年轻警察，个个神情严肃，他赶紧低下眼睛。

“这回你们法轮功可要倒楣了，全是八十万伏的高压电棍啊，新买的！”

他悄悄对正在粘鸡毛的李成君耳语，“听说一个当兵的法轮功跑了，咱们三大队要变成法轮功专管队了，你看，大闸那边正重新装修呢。”

李成君被叫去搬运办公设备，警察新配备的办公桌椅锃锃发亮。

忽然就听到隔壁办公室有电击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听声音好象不止一根电棍。过了一会儿，他就看见一位满嘴都是血的法轮功学员被推了出来。

那位学员藏了一篇经文，被清监搜出来了。

李成君放下了正抬着的桌子，“怎么办呢？”

他把脸伏在桌面上，一股刺鼻呛人的油漆味……

2

2007年被送到三大队时，李成君才知道为什么马三家要到北京去买劳教了：这里生产设备、资源物产什么都有，就缺劳动力，七百多亩的旱田，就靠三四十个劳教人员干。

“因为劳教少，劳教所都快黄摊儿了。”这是一个老警察和他聊天时说的。

站在田垄这边向另一头望去，地那头的树木象小草般矮小。一望无际的旱田，一个人几垅地，每一垅都非常长。

割玉米。手使不上劲了，就把镰刀绑在胳膊上，靠肩膀的力量去割，连擦汗的时间都没有，滴滴答答的汗往下流成了一条线。所有人都呼吸急促，热、渴、累，谁也不敢放慢速度，只要一慢下来，后面“四防”的镐把就拍过来了。

“每个人都想死，都不想活。”

一所有三个大队，一大队、二大队和三大队，都是玉米地里的活儿，挖沟、挑苗、施肥、打药、种玉米、收玉米。

但劳教们没吃过新鲜玉米，新鲜的都卖了粮食，他们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大发”，因为细面被提出去了，“大发”掉地上就散。这种玉米面在李成君的河北老家被叫作“一箩到底”，整根玉米棒子放到粉碎机里全部粉碎，不出皮儿也不出渣儿，猪都不愿意吃，现在猪泔水里都有油水呢。

有油水的菜，上级检查的时候能吃到，当天还能吃上白面馒头呢。但检查时脑袋一定要灵活，如果领导提问，必须回答说每天都吃馒头，如果说吃“大发”，那就要加期了，赏你个“黑旗”，留你在马三家再多吃几天“大发”吧！

年底粮食装车，一天三车，搬运几十吨粮食，干一整天，只给两顿饭。大年三十还是“大发”和烂菜汤，汤里捞不出肉来，死菜虫却很肥。因为过节，汤里的菜会多一些，腐烂的菜叶也就多了。

在老家干农活时，李成君老盼天黑，天黑就能歇了。可在马三家，熬到天黑也没盼头，晚上还要加班打荞麦皮呢，干到深夜两点是常事儿。一天下来，腿肚子直抽筋，白天没时间直腰，晚上想直直腰，腰都伸不直啦，好容易睡下，没几个小时，又被叫起来出工了。

一干就是几个月，劳教们盼着能来场大雨，好能歇歇。小雨可不行，小雨挡不住出工。

“马都累散架了，就是‘马散（三）架（家）’。”劳教们都这么说。

警察有时也说说实话：“要把你们都放回家去，我们到哪儿开支去？”

警察还讲，我们也不想种地，现在挣不到钱了，劳教所准备把地承包出去，然后联系外贸活儿，那才挣钱呢。

果然不久，一所就把地租给了当地农民，劳教们干起了手工活儿。有一段时间给韩国生产丧葬用品，做小死孩儿的衣服。后来做一种工艺品，给塑料小鸟粘鸡毛，那是出口西方的玩具。

“那可是卖给外国人的，为国增光啊！”能联系上外贸活儿，警察们都很得意，而且，让警察高兴的是，“过一段时间就更好了，会有很多人来呢，要开奥运会了。”

3

成群的乌鸦李成君是见过的，那是在老家的坟地上空，拍着黑色的翅膀乱舞，呱，呱叫着，教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黑家伙呢？不知它们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怎么一到黄昏就专在劳教所上空忽忽飞过呢？

有一次李成君帮助大队办黑板报，在队长办公桌上偶然看到了一本教养院的内部刊物，叫《光辉的历史》，里面介绍了邓颖超把劳教制度从苏联带到了中国，还讲到马三家劳教所是干警和劳教们一代代在坟地上开垦出来的，劳教们开荒时还刨出了一些戒指、耳环、铜钱什么的。如果劳教死了，就在野地里挖个大坑，就地掩埋，不立标记；书中还记述了一位母亲到劳教所找她儿子，警察很负责的找到埋她儿子的地方，把人刨了出来……这段历史被称作“光辉的历史”。

怪不得乌鸦多，教养院下面都是死人啊。

劳教们说，阴气重、冤魂多的地方乌鸦也多。

怪不得三大队的一个警察说：“我们就是地狱里的小鬼儿。”

李成君记得他说话的样子，叼着烟卷，脚翘在桌子上，戴着金戒指金项链，他是个负责宣传的干事。

那天搬完桌子去食堂的时候，李成君又看到了乌鸦在天上飞，太多了，黑压压连成一片，看不到头，也听不到叫声，就那么飞。

吃过饭走出食堂，乌鸦还没飞完呢，李成君望着这成千上万的乌鸦从头顶掠过，一排排斜向天际，天都快被遮黑了。

真是秋天了。

4

张良在八大队度过了2008年的中秋节。

平时张良对节日没什么感觉，2008年的中秋节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那天吃到了月饼。厂家送来的，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每人四块，又小又硬，但有甜味啊。

月饼的气味陌生而熟悉，香甜的滋味，让张良心里很苦，他想起了母亲，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又是身陷囹圄，这些年，年迈的母亲为他操碎了心，劳教惩罚的不只是他，更是他的亲人啊。

也不知前世是什么因缘，母亲最牵挂的就是张良了。

小时候为了培养他，母亲真是费尽心机。也不知都是从哪儿搞来的北京海淀区习题库，她可能不太懂如何解那些题，也不太懂那些数学符号都是什么意思吧，但她一个符号一个字母的全照抄下来，给张良搞题海战术。

一跟别人说起儿子小时候的天真趣事，母亲的心情就特别好，什么烦恼痛苦都忘记了；张良心情要是不好，母亲也特别难过。

知道母亲无时不刻都在惦记他，有机会张良就想着给她写封信。但写信只能写你好我好身体好，其它的就都是“内部机密”了，连干活儿的种类、人数都不能写，否则就是“泄漏监管机密”，审查后一律扣压，不给寄送。

为了给母亲报个平安，张良还是写了封信，他说自己在劳教所里很好，还在二所八大队呢。

晚上吃饭的时候，老朴告诉张良：

“我们很快就要调走了，要集中到专管队，其他几个队的法轮功都过去好几批了。”

5

李成君突然发现，和他要好的那个劳教给调走了，留下来的劳教都是那种凶巴巴的。

几天后，李成君看到又来了一些法轮功学员，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六大队的田贵德和范质彬，一大队的老郑，五大队的老韩头，都来了。辽宁抚顺、朝阳等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也来了。陆陆续续的，一所三大队集中了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和几十名其他劳教。

有个又高又瘦的人，一送过来就被单独吊铐在厕所的铁管子上，李成君听说，他就是策划逃跑的东方昊，三大队要把他当典型了。

全体警察开会，气氛紧张。

2008年9月28日，为加强对男性法轮功学员的管理，法轮功专管队在马三家一所三大队成立，实现高转化率是专管队的主要工作目标，这是一项特殊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要求政治素质高于一切。会上，要求逐个表态，散会出来时，警察们都紧绷着脸。

全体“四防”开会。

大队长高卫东给“四防”讲话，“我们是人性化管理，你们不能打劳教学员，但法轮功学员除外”，“法轮功专管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化法轮功学员，你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协助警察给法轮功学员做工作。”

法轮功专管队对“四防”的要求和以前非常不同，“四防”都被安排了新的任务。

回到监舍，“四防”们个个都好象藏着什么秘密，不敢多说一句话。

全体劳教开会。

刚刚由一名干事升到管教大的于爱江讲话了：

“领导信任我，我相信我也一定能干好！”一排警察中，他个子最小，底气最足。

目光敏锐、思维敏捷的于爱江认为自己才是一名合格的警察，一直怀才不遇，这次院领导和大队长高卫东的重用让他踌躇满志。

大会后，排队、点名、分人、分监室，每个监室都安排了一名“四防”值班，并有一名警察负责管理，凡是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配一个“四防”贴身管理，严管的就配两个“四防”。

郝队长给老郑所在的监舍开会。

他说起话来，脸上的红晕就显得更红了。他先讲了讲以后要严格遵守纪律及行为规范的事儿，接下来，突然就感叹起来，他说，在当今社会上，不变坏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变得坏一些吧。

听到郝队长的话，老郑感觉有些诧异。

晚上，郝队长值班，老郑被单独叫进办公室。

“你必须蹲着和我说话。”郝队长神情非常严肃。

过去在一大队，老郑与郝队长说话是可以站着的，他和郝队长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这种变化让老郑感到了气氛的异常。

郝队长始终在办公桌后面站着，他对老郑说：“对不起，非常时期，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必须蹲着和我说话。”

“三大队新安装了监控设备，每个房间都有。”他提醒老郑，三大队和其他大队不同。

最后郝三平给老郑透了风：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你要做好准备。”

6

负责转化“法轮功”的警察全都来了。

又高又胖的高卫东走在最前面，紧跟着的是矮胖的于爱江，然后呼呼啦啦跟着的是老警察王维民、瘦瘦的李勇、圆脸的王红宇，再后面是大个子高原和小眼睛秦伟利，郝三平在最后。都喝了酒，满身的酒气。刚刚一起会的餐，因为是10月1日，国庆日。

 “把所有门都打开！”

于爱江的公鸭嗓儿穿过空荡荡的筒道，非常刺耳：

“都给我把人看好了！屋里的人都不许动！”

随着于爱江的声音传过，监舍里每张脸上都掠过一丝紧张，“四防”们绷紧了弦。在他们看来，于爱江是个鬼都怕的人，永远阴沉着一张黑脸，就没看见他对劳教笑过。

电棍声刚才就从办公室传出来了，不知电的是谁。接着，听见喝斥的声音，一个人被拖到了大厅。

“我自己就够了，我先来！”

说话的是于爱江，他拦住李勇和王红宇，红着脸，粗着脖子，抢先一步伸出电棍，横着双腿，他开始电击被拖在地上的人，其他警察也拥上来，围成一个圈儿，多只电棍对着地上的人。

一边电，于爱江一边吆喝：“服不服？你服不服？！”

 

那人被电棍逼得在大厅里爬了几圈。

监舍里的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的听着大厅里的动静。

绝望的喊叫传进每个监舍，屋里的人听出电的是谁了。

是东方昊。

“往前爬！”一声比一声更疯狂的叫嚷：“你给我爬！你给我往前爬！”

地面瓷砖上留下了道道血痕，顺着四十多米的筒道，东方昊被逼着从一个一个的监舍门口爬过，一直爬到筒道尽头的厕所。

最后，听见于爱江叫值班的“四防”：

“来个人！拿个棉袄给他！”

7

第二天，一个劳教去库房拿打扫卫生的工具。

一条蓝色床单横挡在前面，他挑开床单去拿扫把，看到了藏在后面的东方昊。

穿一件破棉袄，骨瘦如柴的东方昊脚尖儿点地，铐子把他双手悬挂在双层床的上铺栏杆上，包着纱布的头垂在胸前。

东方昊在床单后面被挂了很长时间。

(待续)

二、宣誓与“三书”

1

大厅里，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挂像中间，一块写有“宣誓栏”和“誓词”的白板被挂了出来。

这是专管大队的新发明：在宣誓栏前宣誓。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在宣誓栏上签名，然后宣誓，誓词是：

我自愿与法轮功x教组织决裂，与xxx决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宣誓人：XXX

宣誓后要在“三书”上签字：《决裂书》要求表明彻底与法轮功决裂；《揭批书》要求揭发批判法轮功自杀杀人、危害健康、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的罪行，深挖修炼法轮功后对家庭、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根源；《保证书》要求表明对自己违反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的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修炼法轮功。

签了“三书”的人，就标志着已经初步“转化”了。

“我不会去拥护共产党的。”范质彬告诉高卫东。

高卫东没有任何表情，不想好了他通常是不会有新表情的。

八个警察很快围上来，其中四个把范质彬大字型压在地上，分别站在他两手两脚上，另外四个拿电棍电他的头、脖子和其他裸露的部位。

在一个值班“四防”的印象中，范质彬是当时被连续电击时间最长的学员。

接下来，三大队进入了整整一个月的电刑时期。

整个四层楼，天天听到的都是噼噼啪啪的电击声，混合着不成人声的惨叫，通道里弥漫着烧焦皮肤的味道，连“四防”们都感到非常恐惧。

十月底的北方，白天就压下了层层阴云，天黑的非常早。

夜深人静，劳教们经常被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翻个身，然后又睡去。

2

2008年11月，东北的第一场大雪已经下过，天气非常寒冷。

张良等几个人戴着手铐，被押送到一所三大队，他们是最后一批被送进专管队的。

进入一所的大门，张良注意到这里与二所的不同：围墙内侧六米处多了一道和围墙一样高的电网，形成了双层防线，乍看上去，真有一种森严壁垒的感觉，没长翅膀的人休想逃出去了。

上了四层楼，行李往大厅地上一扔，更多的警察和“四防”就扑过来，他们被分别推搡到墙边，“双手并拢！中指紧贴裤缝！”

挣扎中李明龙被“四防”用力摁着头，压向墙面，“鼻尖贴墙！脚尖顶墙！”

“都给我转过来！”

张良听到一声公鸭嗓儿，是于爱江站在了后面。

他们被“四防”拽着转过身，听于爱江训话：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儿是法轮功专管大队，到这儿的人，除了转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都给我放聪明点儿！”

于爱江一手指着大厅南墙上的一个白板，张良看见上面有“宣誓栏”三个红色大字，下面有几行字，再下面涂满了手写的签名。宣誓栏上方是一行标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重塑自我，走向新生。

“前面来的法轮功全部转化了，谁还看不清形势，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这儿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时间收拾你！”

然后于爱江昂头背手，在这几个人面前走了一个来回，“我呢，不妨给你们透个底儿，为了成立这个专管大队，政法委给我们特批了两个死亡名额。”

“死一个呢，边儿上摆着，死两个呢，一堆儿摞着，你还别想多占我劳教所的地方！”

接着，他挨个盯着这几个人的脸，继续说，“两个名额，谁要呢，我就给他一个！”

旁边的老警察王维民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了：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三大队可有遭不完的罪，于大（劳教所里，把“管教大”简称“某大”）讲话你们听明白了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王维民叉起腰，声音高起来：

“国家不让炼你非要炼，拿政府都不当回事儿，你们以为共产党是吃素的？告诉你们，谁不老实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据说是腰有毛病，王维民说话时总是用手扶着腰。

大队长高卫东，在大厅角落里一言不发。

第一个被带走的是李明龙，很快，办公室那边传出了带着哭声的喊叫。

当李明龙被两个“四防”架回到大厅的时候，他的腿拖在地上就立不住了。

“老大”想，什么刑具呢？这么厉害？

“当大家面能不能宣（誓）？”于爱江问李明龙。

李明龙看看宣誓栏，抽泣着，痛苦的摇头。

“看来火候还没到，有点生，继续来吧，拉回去！”

于爱江说完，李明龙又被架走了。

于爱江一个个仔细看着每个人的脸，最后眼睛停在最瘦弱最矮小的“老大”身上：

“就你这身子骨，上去就散架，想想吧，要么宣誓写‘三书’，要么上去。”

“老大”不言语，上什么呢？

于爱江看他没反应，往他腿上踹了一脚：“现在不写，一会儿我让你写六遍！”

李明龙又被架了出来，拖到宣誓栏前的时候，双腿已经象马失前蹄一样频频往下跪了，他气喘吁吁，举起了发抖的手：

“……我自愿……与法轮功……决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宣誓人……李明龙”

“老大”注意到李明龙宣誓之后用左手使劲揉着右手，右手有一道深深的勒痕，到底是什么刑具呢？

接着，“老大”被推搡到大队长办公室，那是高卫东、于爱江的办公室。

没有刑具。一张拆掉床板的空床对着“老大”，普普通通的上下铺铁架子床，几根淡蓝色床单搓成的布带子垂在床栏杆上。

警察围上来……

3

张良是最后一个被带到办公室的。

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一张沙发。等待张良的，是一张空架子床。

“来吧，别客气了。”小警察王红宇看了看张良，他拿出一副棉布做的护腕，“看看，大队多照顾你们，什么都考虑到了。”然后他把护腕套在张良的两个手腕上。

护腕儿可以避免手腕儿被铐子硌伤。

仔细套好后，王红宇给张良一手戴上一副手铐。张良注意到，王红宇长的一副学生模样，圆圆脸上睫毛很长。

床腿前早已固定了一块横木板，离地面有三十公分高。几个警察把张良推到床头，把他的腿用床单捆绑在木板上。

“你不用看那么清楚了。”秦伟利摘下了张良的眼镜，然后，面冲床里站立的张良被摁倒在上下铺的中间，两臂被拉抻到极限后铐住。见张良不肯弯腰，王红宇用肘部使劲搥他的肋骨，他动作准确，一下就把张良的腰压到最低，他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最后张良被拦腰刹紧，捆绑在下铺的床梁上。

躬身俯面，全身紧绷，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身体象被撕裂了一样。

几分钟后，张良大汗淋漓。

俯冲的张良，闻到了烟味，能看到周围有十几条警察的腿和皮鞋，他们在一边儿抽烟。

没有人说话，于爱江骂骂咧咧的嗓音能辨别出来：

“少给我装好人，都得上手！成绩大家都有份儿，出了事儿，谁也别想跑！”

隔一会儿秦伟利就过来一下，用手使劲捏张良卡在手铐里的手，观察张良的反应。

半个小时左右，张良开始耳鸣，四肢僵硬麻木，心脏跳到几乎衰竭。

秦伟利又过来，又捏捏张良的手，已经完全凉透了。

他看看表，朝于爱江点点头。

于是张良被迅速卸下。因为手凉透了，痛感就会减轻甚至麻木，上抻床就不起作用了。必须把握好火候，有知觉有痛感的时候抻才有效果呢。

“快给他松松骨。”于爱江叫进来几个“四防”。

“四防”使劲给张良抖搂胳膊、踩腿，目的是让他尽快恢复知觉，否则胳膊、腿可能就残废了，那不是“抻”的目的。

折腾了好一会儿，刚从麻木中缓过来，张良就又被抻上了：他已经恢复知觉，能感觉到疼痛，可以继续上刑了。

又一轮抻拉。

始终没听到张良的喊叫，于爱江感觉有点意外。

三、抻床、大挂、开口器、灌食

1
再一次抻拉，一次比一次时间长……

“四防”又被叫进来，手忙脚乱的给昏死过去的张良掐人中。

等胥大夫被从所部叫上来的时候，张良已经缓了过来。

打开老式的铁盒血压计，量血压、测脉搏，然后胥大夫眼皮都不抬，慢吞吞的说：“血压有些高，休息一下吧。”收起听诊器，他下楼了。

抻床，是于爱江到外地学回来的新式“转化”方法。这种方法有三大好处，一是简单易行，一张床、两副手铐、几个破床单就行了；二是效果显著，在极短时间内就能使人痛不欲生；三是不会有生命危险，可以避免很多“后患”。

三大队刚成立时买了很多高压电棍，但经验证明，电击身体留下的疤痕短时间内很难褪去，而抻床，既能使人极端痛苦，又很难留下明显的外伤。

上抻床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避免意外，所以胥大夫被从所部调过来，他的职责是提供被转化者的真实身体状况，协助警察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定，保障三大队转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张良被于爱江从办公室带到库房挂上的时候，已经半夜了。加班一晚上，警察们都累了，也需要想想其它的办法。

临走时于爱江把手铐钥匙交给了“四防”冯军，“给我好好照顾照顾他，这是咱们大队的重点。”

“那是，那是，错不了，我您还不放心吗。”高个子的冯军对矮胖的于爱江频频点头。

冯军因为打人被判劳教，现在被指派看管张良。

张良被“挂”在库房一张架子床上，上“大挂”。上“大挂”就是两手分别被手铐悬挂在床两侧栏杆上，身体呈十字形站立。在上铺护栏上，还搭了一条棉被，防止被“挂”的人在极度痛苦中用后脑勺向后磕撞栏杆，三大队事先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库房靠近大闸，房间很大，一侧摆放着三张空架子床，对面墙下铺着一溜压平的纸壳箱，中间的空地上，有两张立起来的绿色乒乓球案。

后半夜，库房里只有张良和冯军了。

“你就是张良？”

冯军走近张良，掰过他的脸，“没看出来呵，三大队还出了你这一号。有一阵子没值夜班了，你给我找事儿是吧，给我找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弄不死你我也得让你脱三层皮，你信不信！”他用手指点着张良的脸。

然后他检查张良的手铐，“这铐子队长给你上的也太松了。”顺手他把手铐往紧里使劲捏了捏。

铐子卡的太紧了，一阵刺痛，张良咧了咧嘴，冯军笑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好戏还在后面呢。”

伸了伸腰，他打个呵欠，“今天给你松骨，可把我累的够呛，我也得歇歇了。”一边找个凳子坐下，他一边嘟囔着，“还敢跟共产党对着干，不是找死吗。”

整个大楼都静下来了，全身筋骨的疼痛开始骚动起来，张良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不自觉的发抖，悬吊的手铐啮咬着他的手腕。一直没有吃饭，肚子叫起来，他感到皮肤发烧，头发晕，全身发软，力量似乎被抽空了。

这一天对张良来说实在太长了。突如其来的磨难，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和心理准备。凭着修炼的直觉和忍耐力，他勉强坚持过来，下一步会面临什么？如何应对？他还真是有点发虚，心里没底。

深深吸了一口气，张良定了定神，开始一遍一遍默念：“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是他师父写的诗。

慢慢的，象有一束电流，簌簌的从头顶往他身体里注入，他感到力量在回补了，痛苦的骚动和心神的不安被一点点降伏。

这一夜，张良精神亢奋，思绪翻腾，许久才平静下来，刚有点迷糊，就听到筒道里一声高喊：“起床！”

开始有动静了，筒道里，由远及近的报数声，一个屋一个屋的传过来，“四防”的叫骂声和催促声越来越喧嚣。

报完数，一阵轮子的声音，冯军熟练的将乒乓球案子推过来，早上劳教们到库房送行李，立起来的球案正好可以遮挡张良。球案是干警娱乐用的，现在冯军把它派上了用场，这是冯军非常得意、也让于爱江非常欣赏的一个主意。

隔着球案，张良听见一个屋一个屋的人进来放行李，四防叫骂着：快！都跟上！快点！放好了赶快出去！

等乒乓球案子撤掉后，对面空着的一堵墙就堆满了行李卷。

3
“到这儿了还想睡觉！”

冯军一个巴掌就扇过来，“知道不知道这是严管！”

张良睁开眼，他已经晕晕乎乎的了，昏天黑地的分不清昼夜。

他记不清自己被“挂”多少天了。

双腿好象没长在自己身上，更象是一截床腿，因为早就没知觉了。小腿比大腿还粗，肿得吓人，脚胖的比鞋都大，穿不进鞋里，只能踩在鞋上，汗一样的液体从脚底渗出来，非常黏。

腰象断了一样，身上所有的器官都往下坠，整个身体呈负压状态，眼前的物体好象都散了，聚不到一起，看什么都模糊。

张良的头慢慢垂下来。

耷拉的脑袋被冯军一把推起，他扇了张良几个耳光，“你也知道困啊？我来给你醒醒神儿！”

张良被打得眼冒金星，头胀热无比。

胥大夫来了。

“血压有些高。”

又量体温，一般他是不抬眼皮的，这次胥大夫抬起眼睛：

“怎么今天体温也高了呢？脸怎么是红的？”

“冯军打的。”张良说。

胥大夫一走，冯军含了一口水就喷过来，“我给你降降温！”

4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他这身体可不行啊。”胥大夫在门口和值班警察说。

听到胥大夫的话，冯军在屋里嘲笑起来：“这赤脚医生！”

原来胥大夫过去确实是赤脚医生，现在还没转正，专管队的特殊需要，使他成了三大队的队医，其他大队是没有这个岗位的。后来，胥大夫几乎成了张良的专职医生。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民间的一句谚语，“穿靴”就是脚肿，“戴帽”就是头肿。如果“男人脚肿”或“女人头肿”，就表明这人离死不远了。

连续上“大挂”八天八夜没有达到目的，又可能有生命危险，于爱江只好允许张良睡觉了。

一辆医用小车被推进库房。

和“铁椅子”一样，教养院给每个所都配备有这样一辆救护危重病人的小车，劳教们通常叫它“死人床”，哪个大队需要就搬哪个大队用。

张良刚要被放下来铐到小车上，马忠良被抬了进来，高原跟在后面。上了一天的抻床，马忠良已经站不起来了。

只有一个小车，冯军转了转眼珠，看着张良，“你俩商量商量吧，谁睡呢？”

气力衰微的张良抬起头，看了看瘫在地上的马忠良，“让他睡吧，我站习惯了。”

马忠良被铐在了小车上，耳朵被塞上了耳机，大队强制他反复“学习”批判法轮功的录音。这次因为上级来检查提问时，马忠良没有按照标准答案回答问题，被认为出现了“反弹”（指已被“转化”的人开始出现了抵触“转化”的言行或情绪），他被重新上抻床，夜里还要让他继续听录音巩固“学习”。

把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高原就回筒道值班去了。

一阵轻柔的音乐传过来，是高原在弹吉他，周末值班时，他经常弹一支练习曲解闷儿。

极度困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过去，一睡着，身体就往下沉，“掉”下来，手腕猛一向下，铐子就切进了肉里，巨痛把张良一下就疼醒了。

高原半夜进库房巡查，看着被铐在小车上的马忠良和“挂”着的张良，不耐烦的叹了一口气：

“你们这是图什么呢，遭这个罪！又没人给钱！”

地面的瓷砖上，演起了小电影，有人有景，活动着，张良出现幻觉了。

流水一样的吉他声断断续续的传过来，飘渺的象是来自另外空间，张良感觉自己的手从铐子里脱出来，他顺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身体轻飘飘的……好象走出了筒道……

这是在哪儿呢？发生了什么？记忆不连贯了，感觉自己的意识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他尽力用微弱的意识控制着自己散乱的思绪……

突然，他又“掉”下来，疼醒了，强打精神，再站直。

不一会儿，他又“掉”下来……

看着张良“掉”下来的间隔越来越短，冯军笑着说，“快没魂了吧，有本事你再挺呵，看你能挺多久。”

不知怎么过的这一夜。

第二天马忠良被抬走，张良被允许到小车上睡觉。

从挂他的地方到小车只有两三米的距离，张良却感到很远，房间大的象是一个空旷的礼堂，他觉得自己象踩着一片云一样，把不住方向，脚下软绵绵的，似乎还有缥缈的烟雾……

他晃来晃去的走到小车旁，麻袋一样重重的栽到了车上，身体还没有完全进到车里，他就睡死过去，一条腿还搭在床梁外面，手肿的象黑紫色的馒头，多日没刮的胡茬，使张良显得更加憔悴苍老了。

他已经站了九天九夜。

5
头部的一阵敲击惊醒了张良，他睁开了眼，一张尖脸上的一双三角眼正对着自己。

尖脸发出的声音也是尖的，“起来！你还睡没完了！”

按照于爱江的指示，只允许张良睡几个小时，冯军有责任把他叫醒。

他刚才用木头马扎击打张良的迎面骨，没有反应，张良的腿已经麻木，感受不到击打的疼痛，他又用马扎打张良的头，张良这才醒过来。

缓了好一会儿，张良才把思维放到自己的大脑里，勉强把自己的四肢和躯干连接上了。

然后张良就被拽起来，继续“挂”上。

6
于爱江陪高卫东进了库房。

高卫东上下打量着张良，干笑了几声，点点头，“嗯，看来还有点刚儿。”然后他转过身对于爱江说：“这小子身体还可以呵，那就接着来呗。”

从此，一天没有三顿饭，但要上三次刑。三大队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张良上刑。这是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个组，在不同时段给张良上刑。

刚开始是增加次数和强度，后来就发明了各种花样。

王红宇发明了“金鸡独立”：左腿绑在床边梁上捆紧，右腿被抬高劈开，捆在上铺的床头，两臂被一高一低拉抻开，分别铐在床腿和床立柱上，头冲下象一只俯冲的燕子，因为是一只脚着地，所以王红宇把这叫“金鸡独立”。

秦伟利发明了“劈大叉”：双臂后仰，挂铐在床后面的横梁上，两条腿被劈开抻平至极限。

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上刑方法，被一个个发明出来。张良在各种角度下的耐受力，就这样被反复测试着。

7
“把铐子给他打开，我带他出去活动活动。”

秦伟利进门对冯军说。

于是张良被带到办公室上抻刑，今天是于爱江值班。

快过年了，于爱江和几个小警察烧着电磁炉，正在热火朝天的吃火锅。

屋里很热，感觉象是桑拿间，蒸汽扑在关紧的窗玻璃上，一道道流下水痕。

他们涮肉，喝酒，抽烟，讲笑话，偶尔瞟一眼旁边正在被“抻”着的张良。上刑次数太多，警察已经不把给张良上刑当做一个正事儿了。

于爱江热了，他敞开了制服，打着饱嗝，仰在沙发上，顺手摆弄着桌上的几个象棋子儿，看着张良。

“没想到这办法还真好使，叫你活活不起，死死不了。”

王红宇点上一支烟，走到张良身边，他把烟放到张良的鼻子下面熏，呛的张良肺都要炸开了。他俯身看着张良的脸，“何苦呢，你要不要签字啊？”

“不用问，他苦还没吃够呢。”于爱江似乎漫不经心，“来来来，继续喝酒。”

王红宇还想和张良聊天，“你也是人，别以为炼功就怎么着了，这腿不照样肿吗？这脑子都学什么了，大学白上了。”

“别跟他废话！”于爱江打断他：“这要在过去，一枪就崩了。共产党现在是进步了，还搞人性化管理，说服教育，惯得这帮人还讲起人权来了。”

“走，都走，让他一个人好好想想！”

于是，所有的警察都离开了办公室。

只剩下张良一个人，但似乎有很多手，把绑他的绳子刹的越来越紧，胳膊、腿象被撕裂一样脱开身体，就象五马分尸。

一分钟象一年那样漫长，好容易熬过一分钟，下一分钟似乎更长，无限期的延长下去，似乎永远这样下去，绝望的窒息中，无数的观念在脑子里翻腾、断裂，然后又衔接起来，互相争斗、互相排挤，一团一团的，形状各异，飘飘渺渺的飞。

胸口憋闷的喘不上气，虚脱到要休克了。他感到，万斤的闸门从头顶压下来，真是灭顶巨难啊，张良知道，意志就象一根擎天立柱，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移，否则就会立即被巨难压垮，只有最正、最直的角度，才能刺穿这万斤闸门！最后的关头决不能退缩！一定要战胜自己！

“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一遍一遍的背法……

于爱江进来的时候，张良已经失去了知觉。

胥大夫被叫进来。

8
为了抗议持续不断的抻刑，张良开始绝食绝水。

五天后，张良被从“大挂”上卸下来，铐到了小车上。

这个被劳教们叫作“死人床”的小车，其实是医用护理床。床体由铁管、人造革面和多道搭扣、布索组合而成，人造革面分成四块，连为一体而又相互独立，床板的高低位置都可以调整，头部和腿部的床板还可以用摇把摇起和放下；床中间的方孔是便溺口，下面有个盒子专接屎尿。四周都有护栏，床下是可以移动的四个轱辘。护理床设计合理，功能完备，能解决病人基本的吃喝拉撒等护理需求。

按于爱江的指示，王红宇拿来一个开口器。开口器本不是刑具，是医疗器具，牙医检查口腔、拔牙用的。

冯军凑上来，王红宇教他怎么使用开口器。

技术上的操作并不难：用力掐住人的两侧面颊，嘴就会不自觉的张开，然后把开口器卡在上下牙齿之间，再用力旋转开口器一侧的旋钮，就可以把上、下颌撑开到最大位置，最后用自锁装置一锁，刑具就算上到位了。

几分钟后，口水流出来，眼泪也淌出来，太阳穴的胀痛，从面部蔓延到整个头部，然后蔓延到全身，好象燃烧一样，烧的人心里狂躁难忍。

几个小时后，开口器被拿下来，张良的下巴合拢不回去了，口腔肌肉被撑的无力收缩，嘴也闭不上了。

胥大夫说过，“开口器最多只能上两个小时，然后必须撤下来。”

所以只要筒道里传来胥大夫的声音，冯军就赶紧松开卡簧，撤下开口器，然后把张良脱臼的下巴推回去，把合不拢的嘴捏上。

胥大夫一走，冯军马上重新撑开张良的嘴。他很得意自己一下就能上到位。

除了管理手铐钥匙，于爱江也让冯军管理开口器。

9
从黑暗的夜空里，刮进来一股寒风，穿着军大衣的冯军故意把窗户打开。

“这么冷，怎么还开窗啊？”孙队长进来发现窗户大开着，就问冯军。

“刚拖的地，得晾晾，”冯军回答，“再说，屋里有这么个人，味儿大，通通风。”

孙队长看了看冯军，走了。

连续上开口器已经一天一夜，头痛的睁不开眼，张良还感觉不到冷，他昏昏沉沉的睡过去。

半夜被冻醒了，冷的不断打颤，全身冰冰的，只有刚流下的眼泪是温热的，窗外的风一吹，瞬间就变凉了。开口器刺激下，除了眼泪，口水也越来越多的从嘴里流出来，湿湿的流进了脖颈。

“秦队长，借个火。”

冯军在门口叫小警察秦伟利，他想抽烟。

冯军是于爱江的红人，秦伟利当然要照顾。

他在门口提醒冯军，“长点眼啊！”

抽烟违反劳教所规定，筒道和房间里的监控，所部是能查到的，秦伟利眼睛小，心眼特别多。

冯军把烟笼在手里，躲着监控器抽烟，抽了一会儿，他转过来看看张良，“想不想抽烟呀，给你点烟灰，你也过过瘾吧。”顺手他就把烟灰磕在张良戴着开口器的嘴里。

张良一阵咳嗽，眼泪又呛了出来。

“你咳嗽什么？”冯军骂道，“开窗害的我都感冒了！”

紧了紧军大衣，他朝张良嘴里吐了一口痰，“再不吃饭，大队就会请专家来治你了。”

10
楼下一阵救护车的声音，窗前的冯军回过身，对张良说：“看看，来了吧，院领导带专家来了，看样子，这回要给你动大手术了，救护车都来了。”

教养院的管教科科长马镇山请来护士给张良灌食，请马三医院的护士来，主要是给三大队演示如何灌食。

“四防”都被撵了出去，三大队负责转化的警察全部到场观摩。

高原摆了一张桌子，拿个本子在桌前做记录，于爱江不进屋，在筒道里走来走去，胥大夫弄了个凳子坐在门口。

护理床的上半部被摇起一个角度固定住，张良被铐牢，两个警服外面套着白大褂的女护士，戴着口罩和手套给他下上了开口器。
然后马镇山对到场的警察们说：

“鼻饲对这些人没有用。在女所那边，我们只要用这种特殊灌食方法，多顽固的都能给扳过来，绝食半年的都乖乖的自己吃饭了。”

玉米面粥里放了很多盐，被端了过来。一切准备妥当。

在最后关头，护士问张良：

“你到底能不能自己吃饭？”

张良不理她。

护士有点犹豫。

马镇山不耐烦了：“跟他废什么话！他是畜牲，能听懂人话吗？给他灌！”

于是一个护士舀了几勺浓盐粥，倒进了开口器。

粥停在张良嘴里，他不往下吞咽。

这种情况她们见多了，另一个护士很有经验的捏住了张良的鼻子。

鼻子被捏住不能呼吸，嘴里又有粥堵着，正常反应下，人就会不得已把粥吞下，腾出嘴呼吸，否则就会窒息了。这就是她们的“绝招”，逼着你自己吞咽东西。

张良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一边憋着气不吞咽，他一边想着如何应对，看来没什么好办法，不豁出这条命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张良决心宁可呛死也不屈服。

憋了很长一段时间，护士有些沉不住气，她凑上来看：怎么没反应？

憋到极限，张良的身体开始了本能的反应，突然他就猛烈的从口腔往肺里吸气了，这一吸，浓盐粥直接被吸入气管，强烈的条件反射，使张良不由自主的挣扎，脸被憋的青紫，他浑身抽搐。

护士吓的赶紧撤下开口器，张良剧烈的咳嗽，浓盐粥咳出来，喷溅到护士身上，观摩的警察都往后退。猛咳一段时间后，张良渐渐平息下来。

护士上来，设法把他摁住，再次戴上开口器。

马镇山给警察们介绍：“咳完了再戴上，就让他咳，没关系，每天就这样给他灌，一天三顿饭都这样灌，让他把所有的粥都咳出去，然后再灌，再让他咳，一天不吃，就这样灌他一天，不怕他不吃饭。女所那边多少人都治过来了，没有不灵验的。”

护士又开始捏他的鼻子，不让他呼吸。又一次窒息，又一次挣扎，剧烈的咳……

接着来。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
张良被折磨的死去活来。

最后一次，红色的液体混着黄色的粥喷出来，一直喷到马镇山身上，他退后了半米，指挥说：“上废功二号。”

“吃了这药，就可以将法轮功废掉。”马镇山说，“有几个女法轮儿，灌下这药功就废了。”

黑色的药面，恶苦恶苦的，又喷出来。

于爱江始终没有进屋，偶尔从观察窗往里看，胥大夫远远的还是坐在门口。

连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她们要下班了，也快到中午了，三大队准备请马镇山和护士吃午饭。

张良的磨难终于暂时告一段落，护士说下午过来继续灌。

尚有一息之力的张良，满身满脸都是喷溅的玉米粥，他紧握虚弱的双拳，积蓄着力量，准备抵御新一轮的折磨。

11

吃过饭后，护士们与警察们在会议室研究方案。

护士表示，灌食方法已经完整的演示给三大队了，操作起来不难，大队完全可以掌握，她们很忙，还有地方请她们做演示呢。所以开完会，她们就上车走人了。

灌食任务交给了胥大夫。

第二天，胥大夫推托，“这方法可不好掌握，我还没学会呢。”

大队没办法，只好按照胥大夫的方法进行鼻饲灌食。

鼻饲灌食是一种将鼻饲导管经鼻腔插入胃内，用针管注输食物、药物和水，以维持病人营养的治疗技术。

四肢被铐，张良只能晃动着头，拼命拒绝鼻饲管的插入，挣扎的鼻子都出血了，也没捅进去。

余晓航被叫进了库房，他刚刚调到三大队没几天，一个叫小崽儿的也被叫进来。

看到胥大夫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手里还拿着医用托盘，余晓航还以为是在抢救病人呢。

“把他的头给我摁住！”

于爱江让余晓航和小崽儿协助冯军压住张良。

反复多次，鼻饲管还是没插进胃里，拉出来的白色管上已经有了血迹，胥大夫用棉花从小瓶里蘸出一点油，擦抹在鼻饲管上润滑，然后再一次把管子捅进去。

硬硬的塑料管在鼻腔和咽喉里擦来蹭去，张良恶心的直往外呕。

手按着张良的头，余晓航闭上了眼睛，他不忍心看。

于爱江撇了他一眼：“你出去吧。”

余晓航不是这块料，下车间干活儿去了。

12

反抗似乎是没有用的，张良的胃最后接受了这个强插进来的异物。

胥大夫用注射器朝鼻饲管里注射了豆奶。

豆奶刚刚凉了，胥大夫又在电磁炉上热了一下，注射的时候温度适中。

冰凉的铐子，坚硬的鼻饲管，温热的流食，裸露的身体，床中间排泄便溺的大洞，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下，张良感觉自己作为“物”被蹂躏，他有一种深深的被侮辱感，他感觉自己的精神被玷污了。

但同时张良也很奇怪自己胃的反应：自己的胃和自己的思想竟然不能有相同的意志和思维方式。

他拒绝主动进食，胃却已经接受了这个被强插进来的异物，并且欢呼似的，等待着顺管而下的流食，一股甜丝丝的温热，胃狂喜的吸收着，然后是一阵满足后的蠕动，张良一阵眩晕。

灌进去的豆奶，随着恶心呕出来，一点儿腥甜漾在嗓子眼儿，还有一点咸，那是呛咳时流下的眼泪，顺着嘴角流进去了。

“好好消化消化，”冯军用手拍了拍张良的肚子，笑道：

“如果你被强奸而又无力反抗，那就不妨享受一下吧。”

13

半夜的寒风把张良冻醒。

冯军又把窗子打开了，正观察着张良的反应呢。

“戴着开口器都能睡着？！”

冯军骂起来，他明天一定要把这事儿汇报给于爱江：“开口器不管用了。”

唉，睡过去永远不醒来就好了，刚才张良做梦出了劳教所，都快到老家了。

冷飕飕的房间里，一股带着香味的热气散开，冯军的方便面泡好了。

张良的嘴里很辣，有时是蒜末，有时是辣椒面，都是冯军想出的损招儿，他把蒜或辣椒面灌到张良被撑开的嘴里，也涂在张良的眼皮上、鼻孔里。最后冯军给自己留了一些，拌在咸菜里。

食堂的咸菜非常咸，上面有一层大盐粒。“四防”们把咸菜泡过晾干，再用方便面里的调料包拌一下，就是美味了。冯军拌的咸菜味道最好，因为有辣椒和蒜，这是他从食堂要的，因为“做转化工作需要”。

为配合开口器，李勇刚刚从劳教所外买来了辣根，这是一种调料，比辣椒面更刺激。冯军从牙膏一样的塑料管里挤出辣根，这种绿色膏状的调料，用水稀释了还是辛辣无比，他把它涂在张良的嘴唇、鼻孔和眼皮上，最后留一些放到自己的方便面里，太辣了，非常呛，但冬天吃能治感冒。

张良被辣的眼泪和鼻涕哗哗的流。

这是张良在马三家的第一个冬天，对他来说漫长无比，因为夜里经常开窗，也冷的刺骨。

半夜冻醒是常事儿。张良看着天花板，想着万圣节已经过去了，那二十多封求救信一封都没人收到吗？大超市里，仓库一层层压着的货品，谁会把带信的饰品盒买走呢？什么时候能把信打开呢？会不会有人已经看到了这封信，然后随着包装纸把它扔掉了呢？……

想着想着，辣根的刺激终究抵不住困倦，戴着开口器的张良又睡过去了。

四、“我想活着出去！”

1

“救救我吧，我想活着出去！”

听到鲁大庆说出这么一句话，井向荣很是诧异。

此时，由于转化工作颇有成效，一所三大队已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大队长高卫东也破格提升为一所所长，井向荣接替他成为三大队大队长。

因为当众说了“法轮大法好”，2009年7月，辽宁鞍山的鲁大庆被判一年劳教。

早在1999年政府不许炼法轮功时，鲁大庆就放弃了修炼。当地的派出所让他交《转法轮》，他也上交了。之后他娶了媳妇，开了凉棚饭店，挣了一点儿钱，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派出所一年找他签一次名，让他保证不再炼功。直到2009年，鲁大庆偶然看到了一张传单，才知道很多和他一样在大法中受过益的同修还在坚持修炼，相比之下，自己的忘恩负义让他惭愧。他太想看书了，十年没看过书了，到哪儿能找到书和同修呢？

那天，他一激动，就站在唱卡拉OK的台子上，拿着话筒说了句“法轮大法好”，结果很快就被举报了。当地派出所抓捕他的时候，他很奇怪，谁举报的呢？自己开的饭店，来吃饭的人他都认识，除了亲友就是本村的熟人啊。

刚开始他还想，到劳教所也挺好，还能见到同修呢。然而一被送到马三家，鲁大庆就害怕了，因为马三家离苏家屯太近！才二十多公里。他听说过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事儿，器官摘除后还把人活着送入焚尸炉里烧！鲁大庆非常害怕，认为一到马三家他就死定了，他吓的不知怎么办才好。

腿一软，鲁大庆就跪了下来。

看着给自己磕头的鲁大庆，井向荣冷冷的说，“你宣了誓就没事儿了。”

2

站在宣誓栏前，看着上面的誓词，鲁大庆痛苦的犹豫着。

李勇看出了他的恐惧，哄骗他说，“签了字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拿起记号笔，鲁大庆颤抖着手，在宣誓栏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还没有完。

“举起手，宣誓，把上面的字念一遍。”李勇命令他。

鲁大庆举起右拳，断断续续念宣誓栏上面的文字：

“我自愿……与法轮功……组织决裂，与大骗子……决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宣誓人，宣誓人……”

几次张嘴，鲁大庆都念不出自己的名字。

“念！念你的名字！”

鲁大庆声音非常小的念了，他只希望这一切快快结束。

“大点声！”李勇吼道。

“再大点声！”

“再来一遍！”

“宣誓人……宣誓人……鲁大庆。”

然而这还是没有完。

李勇逼鲁大庆在已经抄好的“三书”上签字。刚签一张，鲁大庆的身体就哆嗦起来，体内象巨大的山体坍塌一样，山崩地裂，他真切的感受到，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他明白了，那是身体里的众生在哭泣、悲鸣，他们因他的背叛而将要被销毁。

接着，他真真切切的感到法轮旋出了他的身体，法轮没有了！

“我不是人啊！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多年的病都好了，师父让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理，我却背叛了师父！”

他嚎啕大哭，放下笔，他不写了。

李勇急了，他要找电棍。

井向荣手一拦，阴白着脸，他问鲁大庆：“你心脏咋样？”

鲁大庆说不好。

井向荣示意不用电棍。于是鲁大庆被带到大队长办公室。他看到一个拆掉床板的架子床，床上挂着大队长的警服和毛巾。

他没想到，警服和毛巾从床上拿下来之后，这个床就成了刑具。

鲁大庆的头被压下去塞进床里。

一个“丁”字形铁棍被拿过来，绑在床头。李勇把鲁大庆拽过去，双腿绑在铁棍上，身子紧挨着铁床，脚就站在了横撑前面。

双手被套上棉护腕后，秦伟利才给他戴上手铐。接下来两只胳膊被使劲抻直，扣在床的横梁上，衣服一下被抻崩了线，双腿的大筋被抻的象断了似的。呼吸困难，鲁大庆张大嘴喘着气。

“写不写？”李勇咆哮着。

后背又勒上一道绳子，时不时李勇就狠劲拉动绳子，他拉一下，鲁大庆就不由自主的呻吟一下，脸上的汗和泪一滴滴的往下淌，鼻涕流出很长。

俯身的鲁大庆，眼睛正好对着李勇胸前的牌子，看着上面的名字，鲁大庆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好个李勇，你真勇啊，我记住你了！我没做坏事，你这么整我，你要遭报应的！”

李勇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气急败坏的踹他……

李勇累的都出汗了，终于他还是拿到了鲁大庆的“三书”，他宝贝似的拿着那几张纸走了。这就够了，可以上报了，只要在“三书”上签了字，就可以上报说此人被“教育转化”了。

李勇后来对鲁大庆说，那一次，就是因为你签了“三书”，我的工作才报上了成绩。

3

“育人成才的熔炉

净化心灵的课堂

昨天愚昧步入歧途

今朝醒悟不再彷徨

学员们 学员们

努力学习奋发图强

阔步走在新生的大路上”

…………

歌声响起来，大厅充满了回音，连库房里的张良都听到了。此时张良已经放弃绝食，他被长期铐在库房的小床上严管，不参加大队的任何活动。

高原在大厅指挥劳教们反复练唱这首《马三家教养学校校歌》。上级要来检查，三大队必须全体学唱。

王维民来回巡视着，突然抡起手，过去就扇了“老大”一个大嘴巴，因为“老大”没有张嘴。王维民一直注意着每个人的嘴型呢。“谁要不老实，我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我看谁还不张嘴！接着唱！”

展开理想的翅膀

追求美好的向往

“六字”方针如同春雨

枯枝发芽茁壮成长

…………

上级检查的那天，张良被关到了队长休息室，其他人被带离了监舍，关到了两三公里外一个装农具的工棚里。虽然学唱了校歌，三大队还是不放心这些法轮功学员。

库房的两个乒乓球案子被抬到了大厅。

4

检查团来了。

他们看到：大厅中央，摆着给劳教人员文体活动用的绿色乒乓球案子，大厅有电视；心理矫正室里还有电脑；教室明亮，设施齐全，有投影仪、屏幕、摄像机；图书室有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化书籍、杂志，墙上悬挂着名人格言、语录，整个监舍大楼，“就象一个教学楼”。

“监室内象学生宿舍一样”，内务整洁，监舍里的暖壶、脸盆、毛巾、牙缸、香皂盒都摆放的整整齐齐，连牙刷毛都朝向一个方向，每个床位上的行李，都叠的见棱见角，象豆腐块一样铺在崭新的淡蓝色床单上。

检查的人不会知道，这个“行李包”不是盖的，是拿出来当摆设的“假相被”，晚上盖的被子，都送到库房去了；崭新的床单，是前一天特意发的，检查完要收回，下次还要用的；“四防”的暖壶是装热水的，其他人的暖壶是装尿的，因为夜里不许上厕所，暖壶就成了尿壶了。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警察向参观的人介绍说，“这里没有犯人，都是学员。”

这次参观的除了上级领导，还有记者和社会上的人，他们对劳教所的生活非常好奇。

在三大队向上级呈报的工作总结中写道：

“在同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过程中，三大队的干警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劳教工作方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创造和积累了教育转化法轮功人员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

“法轮功人员来到马三家教养院法轮功专管大队后，绝大多数都先后转变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干警们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和教育，使他们感受到了党的真情和温暖，认清了......”

为体现出人性化关怀，于爱江也花了一番心思，最后经大队研究决定，临时把热水从暖气包里接出来，让劳教们洗热水澡！平时连热水都喝不上的劳教们终于在专管队享受到了唯一的一次热水澡。

每一个端盆去洗澡的劳教都要经过于爱江，他歪靠在水房门口的椅子上，接受着劳教们的问候和感谢：

“谢于大！”

“谢于大！”

于爱江志得意满，抬起手给旁边的李勇：“看我这表，花了一万多呢，知道吗，这叫点子！点子走的正，路就顺！”

5

大厅里，所有“转化”的人都坐在小凳上学习“23号令”。

粗壮的鲁大庆坐在没有膝盖高的塑料小凳上，上身笔直，双膝并拢。

“不许闭眼睛！”

只要低下视线或稍微闭一会儿眼睛，“四防”就喊起来，然后就是叫骂和踢打。

“不许动！”

小凳子上有很多小的突起，坐时间长了，屁股不过血就会出血泡、结痂、刺痒。

“谁在那儿想事儿呢？不许愣神儿！”

愣神儿会被怀疑是在默背法轮功的经文。

“四防”从远处扫一眼，就能看到谁在愣神儿，谁在思考，谁光动嘴不出声儿。

一个学员被踹了一脚，“坐姿不正！”他的一条腿有伤残，没办法坐端正。

薛文在领读“23号令”。

记不清是第几天了。

这天早上，连续读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站起来，狂躁的把手里的“23号令”撕碎扔了，痛苦的大喊：

“我不读了！我再也不读了！”

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他转化的很好，大队一直对他很放心才让他领读的。

他神经错乱了。“四防”很快把他拖走，过了一会儿，大闸那边传出了惨叫，他被上“抻床”了。

没多长时间，他就被架回来，于爱江让他在宣誓栏前重新宣誓，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做检查，保证以后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于爱江又给了他一份“23号令”，让他继续领读。

接着大家又跟着他的声音朗读了：

“劳教人员守则，一、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

6

在教室里上课，有法制课、心理卫生课、科普课、历史课等等，每次上课，警察都要录像，这些录像要存档备案，是给上级汇报工作成绩的证据。

有一次，一个外来的警察来上课，讲世界几大邪教及其特点。

台下没有反应，在后面听课的于爱江火了：

“以后上课必须鼓掌！必须积极回答问题！必须发言！”

从此以后，上课时就有警察拿着电棍在后面监督了，“谁不鼓掌？听课必须鼓掌！”

观看“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科教片。

积极发言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军人，他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因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一年。他细声慢语的讲到，自己炼功时曾经腾空飞起，还进入过另外空间，……

“停、停、停！”坐在后排的于爱江急了，“不要再讲了，都成了你们的修炼交流会了！都给我下课！”

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主要是播放“法轮功自杀杀人自焚”的节目，滚动式播放。

每次上课后都必须写心得体会，所有的心得必须涉及对法轮功的态度。

内容可以千篇一律，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表明自己得到了改造，感谢政府和警察的教育感化挽救，使自己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最后，要赞颂“三大队是新生之地，干警是改造灵魂的工程师。”

所有的教育就是训练人如何不打折扣的按照标准答案说话。

7

有时也看新闻，只允许看《新闻联播》。

有一天，《新闻联播》里播放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总统接见达赖，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正在值班的李勇赶紧冲过来，迅速把电视关掉了。对大队来说，社会上的任何“负面消息”，都是件可怕的事儿，而李勇的政治嗅觉就非常高。

作为培养对象，李勇经常被送到外地进行培训，他拿回了很多结业证，也带回了先进的转化教育经验，和其他警察相比，他工作认真，善于学习。

“坐小凳”是从北京调遣处学来的经验，李勇是三大队警察中对此要求最严格的。

“我也不打他，我也不骂他，我就让他天天坐小板凳儿，一坐两小时，放茅回来接着坐，一个礼拜，都老实了，让干啥干啥。”李勇对“坐小凳”的作用深信不疑。

三大队规定，走路必须走直角，据说这也是从北京调遣处学来的经验。

车间到食堂之间的路线是斜的，有时“四防”习惯性的就带队伍直接走过去了，结果那天赶上李勇值班。

“都给我回来！”李勇一点都不马虎，“重新走！”

走了几个来回仍不满意，李勇想了个办法，他让一个“四防”站在车间与食堂连线的直角拐点上，要求必须绕过这个“四防”走，这样就保证队列不走斜线，只能走直角了。于是，全体劳教都缩着脖子，反复练习从车间绕过这个直角到食堂门口，直到李勇满意了，才被允许进食堂吃饭。

李勇也没吃饭呢，整整训练了一个中午。

从此以后，李勇规定，“无论一个人还是集体列队行走，无论去哪里，都必须走直角。”

8

学习结束就要考试了。

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到教室，进行“转化”成果考试。一张问卷，十几道选择题，标准答案就一套，只需“打勾”就可以了。大队每半个月考试一次，用来鉴定有没有人出现思想反弹，是否转化不彻底。考试也是为上级验收做准备的，平时的考试卷和验收时的完全一样。

所有的考试都是为了检测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否说真话、是否还想说真话。

田贵德被拖走了，答卷不合格；大老李被拉出来了，答卷不合格。

不合格就单练。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走队列，一遍一遍的唱红歌，一遍一遍的高喊侮辱自己的口号，反复练。

从动作到言语，生活就是驯服和自我侮辱，不断的说假话，不断的背叛，成为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所有的指令都必须服从，没有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

9

鲁大庆没有想到，还有比活摘器官更让他痛苦的事儿！

“转化”以后，鲁大庆觉得自己就象个行尸走肉的活死人，没有魂儿一样游荡在三大队。

“四防”经常对劳教们说：“千万别把自己当人！”鲁大庆确实感觉自己不再是人了，周围的人也不是人，三大队就是个“鬼城”。

有一段时间，收工后必须在宣誓栏前宣誓，这是三大队每天都要重复的一个“仪式”。

先排队在大厅集合，然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要求挨个宣誓，声音小就一直“宣”下去，直到警察满意才可以回监舍。

在监舍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不准闭眼，不准愣神，不准盘腿，这些姿势意味着转化还不到位，都是违规的，拉出去电！

休息二十分钟后，全体集合到大厅里坐小凳背“23号令”，直到睡觉时间。

一天三顿饭，鲁大庆每顿都吃很多，一躺到床上，他就感到自己在往下坠落，但很快也就睡着了，睡着啥也不想了。

早上一醒来，鲁大庆就难受极了。这一天里，他要跪着叠“假相被”，蹲着和警察说话，夹着胳膊走着直角去食堂吃饭，高喊着诬蔑师父和自己的口号出工，收工后还要举着拳头宣誓……

鲁大庆看着自己：

往前一步跨出人群，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放在右耳旁，然后对着宣誓栏，按上面的文字念宣誓词：

“我自愿与法轮功……决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每一次宣誓都象是一次自我毁灭，这种比死还要残酷的精神阉割，使鲁大庆痛苦至极，他没想到被迫放弃信仰、被迫侮辱自己的师父，竟然比活摘器官更可怕。

“我一定要把它擦了！”鲁大庆暗暗下定决心。

10

“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集合上楼！”

气氛恐怖，“象要杀人一样”。车间里正在干活儿的鲁大庆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被叫到楼上教室，是辽宁省劳教局的突击验收，填写对法轮功态度的答卷。

“你们一定要如实回答问题，”一个女警察态度和蔼的对大家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用写名字。”然后她把手里的卷子一张张发下去。

鲁大庆接过卷子，一看又是老一套，勾画选择题，在认为正确的答案下面打勾。

法轮功是x教还是正法？鲁大庆回答，是正法。

法轮功好不好？鲁大庆回答，好。

出去后还炼不炼？鲁大庆回答，炼。

政府对法轮功的政策是英明的还是镇压？鲁大庆回答，是镇压。

…………

十几道题，只有一套标准答案。

于爱江走过来了，鲁大庆赶紧交了卷，心怦怦跳。

收卷后，鲁大庆被叫到办公室，蹲在于爱江脚旁。

于爱江盯着他，然后慢慢摘下了手表，鲁大庆眼前一闪，很亮的一块手表。

手表被放到了办公桌上，摆好。

接着，鲁大庆还没明白咋回事儿，一个巴掌就扇过来：

“说！你怎么答的卷？”

于爱江站着打蹲在地上的鲁大庆，左手打累了，又换成右手，最后左右开弓一起打。

躲闪着于爱江的眼睛，鲁大庆好容易蹲稳，又一巴掌抡过来。

他低下头，说按照标准答案答的。他害怕了，没敢说真话。

于爱江见他嘴软了，就没心思整治他了，“给我滚回去！”

这次答卷，很多人都没有按“标准答案”回答，于爱江顾不上他了。

回来坐在小凳子上，鲁大庆就听见筒道那边传来惨叫，有人被拖过去上抻床了，是梁凯，这次考试，他没有按照标准答案回答问题，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梁凯是因为在北京西站转车时，身上被搜出了三张护身符小纸片而被劳教的，护身符上写有“法轮大法好”。

11

已经过了十二点，所有人都躺下了，但没有人睡的着。空荡荡的筒道里，呻吟声一阵阵从大闸那边传过来。

梁凯的答卷激起了警察们的愤怒。平时一次次的摸底考试，都是为了保证劳教局正式验收时的转化率，转化率直接和警察们的附加工资、奖金、晋升机会挂钩，所以谁在答卷中写了真话，谁就影响了三大队的成绩。

“太自私了这些人！还修真善忍呢！就只想自己！”警察认为不按要求答卷的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于爱江说，“干脆申请个死亡名额，干死他算了。”

王红宇气急了，为了增加梁凯的痛苦，他发狠的勒扯抻他的带子。他嫌梁凯喊的声音不够大，希望他喊的再大声些。

为了让大家听的清楚，王红宇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这样，筒道里的全体劳教都能更真切的听到受刑者的惨叫，还有他的声音：

“喊啊，你使劲喊啊，大墙外面听不到！”

“告啊！你去告啊，劳教所就在这儿，不怕你告，你能告倒共产党吗？”

声音只在一所三大队的楼层里回荡，一所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外面是茫茫的旷野。

过了一会儿，王红宇在办公室门口结结巴巴的发表演讲了，他讲给受刑的人，也讲给筒道里所有的劳教：

“不按照要求答卷的人，以后拿笔前想想这张床，你就知道怎么回答问题了，要形成条件反射，以后你们答卷时就想想这张床！”

“怎么样，我让你一想起这张床就哆嗦！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永远记住，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这样你的卷子就能答好了。”

“我再和你们说一遍，你们要记住，中国有两个地方还没解放，一个是台湾，一个就是马三家！”

马三家的这句名言又被王红宇结结巴巴的重复了一遍。

每个人都竖耳朵听着，鲁大庆躺在床上，在被子里蜷成一团还是冷，被于爱江扇肿的脸却火辣辣的疼着。

五、六十年“大庆”

1

聪聪病了，其实过年时聪聪就病了。

楼上有东西掉到地上的响动，楼下小孩的尖叫，窗外摩托车的嘟嘟声，所有稍大一点的声音，聪聪都害怕，闪电雷鸣它也害怕，但它最怕的是鞭炮礼炮。

当！当！当！外面响起了礼炮声。

耸起背上的棕色毛，聪聪呆立着，浑身颤个不停，嗷嗷叫了一会儿，然后无望的蹭到李梅脚下嘤嘤起来。

礼炮声停了，聪聪圆睁着眼，看着窗子。

共振后的冲击波使玻璃窗又开始了嗡嗡的震响，聪聪突然夹着尾巴跑进了厕所，把头扎进抽水马桶的后面，那里的狭小与黑暗终于让它感到安全啦。

今年赶上中共篡政六十年“大庆”，每天都能看到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布置绿地，节日气氛已经提前到来。小区里经常听到“国庆”演练的礼炮声，前几天李梅下班时发现戒严了，外面好象搭了个主席台，还低低的飞过两架飞机，听说是为庆祝“国庆”的军事演练。

演练开始了，一次连续的炮声过后，聪聪满地打滚，然后四肢象游泳一样摊开，口吐白沫，李梅赶紧抱着瞳孔散大的聪聪去了附近的狗医院。

医生说是癫痫，必须吃药。

李梅给聪聪喂了药。

快到“十一”了，李梅想，演练应该快结束了吧，过了“十一”就好了。

当！当！当！当！外面突然又一阵爆响。

刚刚喂过药的聪聪又抽筋了。

2

关叔家的客厅棚顶有个灯池，当初是想把拆迁房装修的漂亮一点儿，没想到本来就没多高的天花板更矮了，一伸手就能够到棚顶的彩灯，还没有窗户，低矮的客厅就更显得昏暗。但李梅愿意呆在那里。有时一下班，她就到关叔家坐一会儿。

关叔家热闹，有贺婶，还有孩子，有猫，还有很多鸟。

一边摆弄着鸟笼子上的锁，关叔一边和李梅聊天。

“大夫说狗得了癫痫，我买了药给它吃，但好象不管用啊。”李梅说。

“可能是被吓着了，不要让它受惊吓，养一养，慢慢就好了。”

“这些天外面放炮还没完没了了呢。”

“听说是在做六十年‘大庆’的消防演习，前几天江xx还来了呢。”

“噢，我说怎么都戒严了呢。”

“那是！”

“电视上说这几天天安门搞‘国庆’演练，咱这儿也要交通管制了。”

“是啊，小区里好多戴红袖标的，我看马路边修鞋的、摆摊的都戴上了。”

“那叫治安员。”

“给钱吗？”

“不给，发东西，能给五斤一袋的米、三斤一桶的油。”

“没找您哪？”

“嗨，人家都找党员。”

关叔把鸟食撮成小球，穿过一根铁丝，做捕鸟的饵料。

“这几天看见街上的警犬了吗？”

“没注意啊。”

“嘿，好品种啊！那威风！满大街巡视。”

“干啥呢？”

“也是治安员哪！国外进口的！德国猎犬！”

关叔剥了一个栗子，他的大白猫安静的等在一边，它最爱吃栗子了。

3

李梅就喜欢狗，与狗相处更容易，也更安全。

聪聪高兴就摇尾巴，从来不会撒谎，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它脑子里想什么李梅不用费心思去琢磨。如果它想玩，就扑到膝盖上来，如果没心思玩，它自己就跑掉了。

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聪聪一定会提醒李梅，当然了，警察来了它也害怕。

李梅不高兴的时候，聪聪就可怜巴巴的坐在李梅面前，望着她，两只黑眼睛含情脉脉，湿湿的象要滴出水来。

如果李梅不理它，它就撒娇，自己把身子转过去，背部朝下，让李梅注意到它，好让李梅把它抱住，一看见它这样，李梅的烦恼暂时也就忘了。

她打开电视。

一首歌曲随着旋转的红色飘出来，“……今天都是好日子，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

她换了一个台。

花团锦簇的“国庆”广场，花朵挤满了屏幕，红色，还是红色。

又换了一个台，播音员声情并茂：“礼炮声声震天下，五星红旗似彩霞，光辉历程世瞩目，神州大地遍地花……”

李梅关掉了电视，把遥控器扔到一边。

躺在床上，窗外焰火纷飞，黑暗的卧室被映的一闪一闪的。

这个“十一”，不用担心张良的安全了，他已经在里面了。

4

奥运之后就是六十年“大庆，教养院院部的围墙上，红色条幅又换上了国庆的安保标语。和奥运会一样，国庆安保在马三家教养院同样是大事。

刚到九月中旬，一所三大队就搞大清监了。

劳教们脱光衣服等待搜身。衣服内衬上的暗兜被扯下来，那是劳教们出工时悄悄缝上去的，鞋垫要掏出来，鞋要在地上磕一磕，看有没有藏东西，内衣和袜子要求翻个过儿查看。

一些藏来藏去的“宝贝儿”被缴获了：一根破布条，几个曲别针，棉背心里藏着的一根铅笔头，几张硬纸卡，缠着细线的一卷手纸，一个方便面袋儿，一枚小扣子，写有可疑电话的一小片布或纸条……它们被拢起来堆成一小撮儿，成了清监的战利品。

劳教们赤条条站在地砖上，检查完的人迅速捡起自己的衣服穿好，站到一边，然后是下一排。

于爱江抱着膀子，极不耐烦的看着田贵德，他盯他有好一会儿了。

戴着眼镜的田贵德，正不紧不慢的脱着衣服。

于爱江突然径直过去，迎面就是一记耳光，田贵德没站稳，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看到田贵德撑着慢慢的又站了起来，于爱江上去又朝他肚子猛踹几脚，然后踏着黑皮鞋扬长而去。

只穿着内衣的鲁大庆离田贵德有几米远，他看着田贵德的眼镜一下子就飞了出去，摔到地上滑出很远，他垂着手，只能在心里暗暗的给田贵德发正念。

田贵德看见有个警察把眼镜给他捡了起来，是王维民。但他说什么田贵德就听不清了，耳朵可能穿孔了，嗡嗡的响，热乎乎的，嘴里很咸。

鲁大庆听见王维民清了清嗓子，两手叉起腰，他开始做总结了，洪亮的声音有时拉着“嗯”“啊”的长音，抑扬顿挫。

“在这儿一天，就得听队长的话一天，在这里，队长就是你的爹、就是你的妈，不听爹妈的话就有权管教你！什么是法律？这就是法律，让你干啥就干啥，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5

一大早大厅里都在放红歌，快“十一”了。

六十年大庆的红歌比赛，是三大队的大事儿，排练就有好几个星期了。“十一”前几天甚至不干活儿天天排练。红歌比赛由大个子高原负责，他是三大队负责文艺宣传、生活后勤的干事。

排练队伍里，东方昊不张嘴，高原瞄了他几眼，可能是怕东方昊影响其他学员吧，高原不耐烦的叫他下去了。

接着高原挥动双手，“精力集中啊，注意了，预备，唱！”

…………

终于在“十一”的上午，教养院来人录像了，高原指挥大家排了几排，为了录像好看一些，他多次调整了队形。

高卫东等所领导都来了，黑压压的一排。

双手挥舞着，高原很是得意，一个人站在几十名劳教和领导面前，他个子最高，有一米九零。

领导们摇头晃脑的跟着节奏打拍子，有的还跟着拍手，神情严肃。

…………

最后领导们都哗哗鼓掌。

直到最后一曲，也没有其他观众，大家这才明白，排练了这么多天，就是为了拍个录像。

录像结束后，一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大家盼着中午能吃上有油水的饭菜，“十一”肯定“改善”伙食。果然，中午吃到了油腻腻的鸡架汤，里面全是鸡屁股，“一股鸡屎味，不敢睁眼吃”。

能否积极参加劳教所的六十年“大庆”活动，是一个明确的改造态度问题，对劳教们也是一个减期的好机会，如果能写“国庆”颂扬稿，没准就能获得一个“院报投稿奖”，那减期可就多了。

干活儿慢，不可能有减期，余晓航就写了一篇两千字的颂扬稿。

余晓航的稿子使三大队很有脸面，这是警察思想教育改造的成果，余晓航因此获得了一个“标兵奖”，减期半个月。

因为曝光中共的腐败被劳教，现在又歌颂起中共来了，余晓航很惭愧，但谁不想赶紧回家呢？

六、世博会和上海来的
1
李万年一到三大队就当上了“四防”，一分钱没花就戴上了红袖标。
于爱江了解到，李万年1999年曾在马三家被劳教过，那时就当“四防”，他估计李万年有管人、打人的经验，就亲自把他从一大队挖过来。

专管队需要更多的“四防”来加强对法轮功的管理，不得不让有“管理经验”的劳教不花钱就当“四防”，这样一来，花钱买“四防”的就少了，财源明显减少，于爱江着急了。过去管教大一年能挣小二十万呢，现在做法轮功转化只能得个名，落不着实惠呀。

于爱江把“四防”们叫到办公室开会，那天晚上他值夜班，其他干警都不在。
“你们心里要清楚，是谁给你们减的期，是谁给你们安排的俏活儿！”
“四防”们不吭声，心里明白，于爱江又要“挤牙膏”了，又该给“鳄鱼”上贡了，“鳄鱼”喂不饱会咬人的。私下里，于爱江被“四防”叫作“鳄鱼”（谐音“恶于”）。

最后于爱江吹胡子瞪眼睛，敲了桌子：
“你们有几个人心里装着我的？告诉你们，既然我能给你们减期，我就能给你们拿掉！就看你们是什么表现了。”
真是急了，这“鳄鱼”晚上睡觉都张着嘴呢，李万年在心里骂着。

2
当“四防”没几天，李万年被于爱江单独谈话。
于爱江暗示李万年：在三大队要想多减期，过得舒服，就要主动靠近他，“任何其他队长你都甭搭理”。
李万年明白，这要还不懂事儿，后果会很严重的。

挤出一副笑脸，李万年赶紧表态：“于大您就放心吧，怎么能不报答您呢，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我也是在马三家混过的，您放心，等家里来接见，我让我家人直接找您。”
“好，你可得对得起我。”于爱江拍了拍他的肩膀，又拍了拍自己胸脯，“什么时候需要打电话找我！随时可以打！”

李万年没想到，家人没能按期探视，也没给他寄钱。不知出了什么事儿，答应于爱江的事无法兑现，他明显感到于爱江生气了，李万年的心吊起来。

唉，这鬼地方，想想就憋气。这次为了不被送到这倒楣地方，他在拘留所吞了一大把牙签，当时拘留所干的活儿就是包装牙签。没想到他算计错了，满肠子牙签，扎的他在地上直打滚，照相时却照不出来，因为牙签是木质的，白受罪，也没“撞”出去，送到马三家时，他还直拉黑水呢。不过，听说有个吞铁撑子的，马三家给他动手术取了出来，腰上缠着绷带也给送进来了，医药费还得自己掏！还有个跳楼的，脚筋都断了，马三家让他家里出钱，接上脚筋也送进来了。跟他们比起来，自己就算走运了，没花钱就当上了“四防”，也该知足了。

不久，李万年就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儿，一条狗把他闺女给咬了，闺女吓出了精神病，治病就要花几万块，家里正筹钱呢，哪能顾上给他寄钱。李万年心里叫苦不迭，他一边心疼闺女，一边着急自己，真是祸不单行啊。

3
上海开世博会，倒计时六百天就开始了“严打”，和奥运一样，主要是清理外地人。2009年上海抓了很多人，平时算不上什么的小事儿都上纲上线判了劳教，本地关不下，上海只好到处送。

马三家缺劳教，但不愿意要上海人。过去发生过伙食不好，上海来的劳教集体绝食抗议的事儿，后来还发生过上海劳教控告马三家警察收贿赂、卖减期的事儿，所以马三家认为南方人维权意识比北方强，不愿意要他们。

但这次上海不仅白送劳教，每人还倒贴八百块钱，于是马三家同意接收了。于爱江很快从上海接回了一批南方劳教人员。

吃过早饭，大厅里一片嗡嗡声，李万年监督上海来的劳教背诵“23号令”。九点多，有人举手报告要解手。
“憋着吧。”没找到队长，李万年不敢私自做主。又过了半小时，有人再次报告要去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李万年只好带他们去了。
刚回来坐下，只穿了条大裤衩的于爱江就趿拉着拖鞋，光着膀子，从大闸那头横晃着进了大厅。

“于大好！”哈着腰的李万年马上跑过去立正问好。
“谁让你带他们去厕所的？”于爱江沉着脸问。
李万年吱唔说没人让去。
不由分说，于爱江上去就是一顿耳光，之后又连踢带踹的，把他打翻在地。

他边打边骂：
“你这个小气鬼！舍命不舍财，象你这样不懂事儿的，我会让你死在三大队的。”
于爱江穿着拖鞋的脚踩着李万年的脑袋：“我能整死你，你信不信？”
“信，于大，咋能不信呢，我信。”被踩在地上的李万年忙不迭的说。
于爱江点点头：“你信就行。”
见李万年在地上抱头不动，于爱江大吼：“起来！去给我面壁反省！”
李万年赶紧爬起来，瘸着腿找自己的鞋。

接着于爱江双手叉腰，对着新来的上海劳教开始了第一次训话：
“跟你们讲的好听一点，你们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一天一天从这里熬出去，讲的不好听点，那就是你们要好好核计核计，怎么样活着从这里走出去。”
说完，于爱江甩着膀子，趿拉着拖鞋回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缓过神儿来。接着大厅里又响起朗读“23号令”的声音了。没人敢说话，谁都不敢抬头，已经不需要监督了。
赵俊生在小凳子上绷直腰板，不敢扭头，但是眼珠向右一转，就看见了李万年站着反省呢，鼻尖顶着墙，弓着的腰努力向上，挺的很直。

4
第二天，李万年胖肿着耳朵就下车间干活儿去了，赵俊生看见他的红袖标给摘掉了。
是呀，需要考虑的是怎样一天一天从这里熬出去，还有一年多呢，怎么熬呢？赵俊生看的明白，与管教大的关系决定了在三大队的生存质量，也决定了在马三家多呆一段时间或少呆一段时间。
上海来的这些南方人很快就摸清了三大队的基本情况。

食堂里，赵俊生和老汪、老福等几个南方人在一起嘀咕：
“知道吗，李万年才当了一个多月的‘四防’就被撤了，不花钱的免费‘四防’，袖标不好戴呀！”
“听说以前花两千块钱能戴上袖标，现在涨价了。”
“钱不能随便送，一定要送到于大手里才管用。”
“怎么给钱呢？”
“不能直接给，先把钱寄到秦队长那儿，再由秦队长转给于大。或者，通过吴贵送上去也行。”
“没钱上贡也能‘混得开’，就看表现了。”
“想立功，可以当‘点子’呀！”
“听说吴贵就是‘点子’，刚一来就‘积极靠拢政府’当了321，必须得小心着点，于爱江总叫他去办公室下棋。”

“积极靠拢政府”当321，这事儿赵俊生是做不来的。他盘算着自己的处境，没有多少钱，无法用钱来买俏活儿或买减期，自己能做的也就是别惹麻烦，低调做事儿，少得罪人。
食堂另一头，有特权的劳教在买“小灶”。所谓“小灶”，就是警察食堂里的剩菜，折箩在一个大盆里，拿过来卖给劳教，十五块钱一份。
“鬼地方，吃点剩菜都得走后门！”

5
赵俊生一来三大队，就奇怪，法轮功专管队怎么这么多残疾人呢？上食堂吃饭时，有一瘸一拐的，有拖着腿走不动路，一点一点往前挪的，还有被架着去的。
他原以为李明龙就是个残疾人呢。
老汪架着李明龙去食堂，李明龙看起来好象中风的样子，站不住，哆嗦。
吃饭时，老汪、赵俊生、老福和刘二喜几个上海来的又嘀咕起来。
老汪说送了于爱江七千元，才当上了“四防”，刚刚从车间调进特管室看管李明龙。
刘二喜说，下个月老婆接见时也会带钱过来。
“听说吴贵是走了‘水路’（利用男女关系进行贿赂），让他姐姐找了于大……”
“看，队长又带冯军去小卖部了，这家伙从来不吃食堂的饭，月月拿红旗，这回的‘标兵’肯定又是他了。”

李明龙正呆呆的看着自己的饭盆，精神显得不太正常。说起李明龙，老汪看看周围，低声说，于爱江“很不人道”，“给他（李明龙）上抻床抻了好几个小时，腿筋都拉伤了，现在让我们天天帮他锻炼呢！”
赵俊生很惊讶，原来李明龙“不是残疾人”，是“上抻床抻的！”
“那个‘小法轮儿’也不是残疾，是抻床抻的胳膊举不起来。听说他是和他妈一起去天安门打横幅被劳教的，他妈关在女所……”
“梁凯也不是残疾，也是上抻床抻的……”
“抻床是什么呀？”
“就是你睡觉的那个架子床，床板一卸就是抻床。”
“啊！？……”

6
第二天，赵俊生和老福突然被叫到于爱江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他们就看见老汪单膝跪地，耷拉着脑袋。
于爱江瞪圆了眼睛，劈头就问：“你俩昨天在食堂听见他说什么啦？”

坏了，一定是有人打小报告了。赵俊生心里连喊倒楣，怪不得早上起来右眼眉就跳个不停，果然没好事儿。
接着，于爱江把老汪一顿暴打。看着哭天喊地的老汪，蹲在一旁的赵俊生低下了眼睛。
“你俩都给我睁大眼！好好看着！”于爱江吼道。
他俩赶紧抬眼继续观看，一动不敢动。

一定是刘二喜告的密，这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居然把一起从上海来的也给告了。
最后，于爱江打累了，说：“你们三个都给我滚回去！”
赵俊生腿都蹲麻了。

自从老汪被告密以后，比较抱团的上海帮，互相之间就很戒备了，凑在一起说话不仅要避着吴贵，也总是小心着刘二喜。
“谁能想到刘二喜是321？不一定还有谁是321呢，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撇个嘴可能都有人看着，以后说话可要留神啊！”

表面上不露声色，赵俊生每天都叮嘱自己：千万别出什么麻烦，一定要好好活着，早点从马三家出去。

一天，老福在厕所兴奋的告诉赵俊生，“冯军回家了，楼上可能缺‘四防’了，没准调你上去管张良呢。”
不久，赵俊生就被于爱江从车间调到了楼上库房，看管张良。

7
过去都想当“四防”，现在李万年可就不这么想了。
拉关系、献殷勤、看警察的脸色，这还不算，在三大队还必须违心的打人，这种生活就象太监一样，也没啥意思。
当“四防”就得上贡，至少给当班警察一天一盒烟吧，自从北京、上海的（劳教）来了之后，上贡的烟都是十几块以上的，警察的胃口越吊越高，十块钱以下的烟根本看不上眼。李勇就说，别人给的我一般都不要，你看我的烟，李勇掏出来的都是好烟。

一盒玉溪，再加上一根香肠、一瓶饮料，班班都这样，得花多少钱呀，再说，上贡也不一定能减期。
吴贵经常给想送礼的牵线儿搭桥，他常说，在三大队光给钱不一定能得到减期，还得配合警察协助转化法轮功。
“这样的‘四防’，是叫人捉了土鳖（东北方言，指“花钱买罪受”），还不如下车间干活呢。”

自从下了车间，李万年也乐得干活儿。可是，最近为了加快生产进度，车间里把凳子都收起来了，只能站着干活，一天站十多个小时，五十多岁的他还真是吃不消。
而且于爱江的眼神儿老让他感到不安。
朝不保夕啊，头上就象悬了把剑，随时就可能掉下来，天天这样熬着太受罪啦，李万年盼着家里能寄点钱来，有了钱，心里能踏实点。
钱终于到了，在一个接见日，家里来人给李万年存了两千块钱，由高原代管。李万年琢磨着，赶快把钱取出来，买几条玉溪烟，赶紧上贡。

8
一天，李万年正在检验缝纫活儿，一个矮胖的黑影在他旁边停住了，是于爱江。
玉溪烟还没送到“鳄鱼”嘴里，是不是又要找我麻烦了？李万年心里直打鼓，那次被于爱江打的耳骨骨折，留下的伤疤现在还痒痒呢。
在外面偷东西都很少慌张，可在三大队，李万年一看见于爱江心里就扑腾，这个“三大队的爷”，不声不响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没想到，于爱江是调他回去当“四防”，让他上楼看管张良，楼上缺人。
李万年不想去，他对于爱江说：“于大，还是让我在下面干活儿吧。”
于爱江一瞪眼：“什么？你想干啥就干啥？这是什么地方？由了你了？！”
在别的大队可以不当“四防”，在三大队不想当都不行。

于爱江带李万年上楼，路上对他说：
“他就是你的敌人，也就是你的仇人，如果让他舒服了，你就该倒楣了。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进了库房，李万年看见了挂在床铺前的张良，形象就象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一样。

9
他已经观察好几天了，水磨石的水槽边有一个棱，非常锋利，把手腕压在上面，使劲一划，准能把脉割破！
早上洗漱的时候，对着水龙头漱口，余晓航就这么想，一了百了，他真想死啊。
水从管子流下来，落到盆里，又一点点漾出来，水盆满了。余晓航最后还是撑起手臂，把脸浸到水盆里，他没有勇气。
从此，他特别佩服那些敢自杀的人，“想自杀也得有那胆儿啊。”

每隔两三天，他就遭一顿暴打。
在外面挨打，在新收六大队挨打，在一所三大队余晓航还是挨打。小小年纪，他总是习惯性的皱着眉，耷拉着嘴，耸起窄窄的肩膀，灾难随时会降临，他躲不开，也抗不住。

大闸那边有了响动，他全身绷紧，耳朵仔细辨别着筒道里的声音：警察交接班了。
又是李勇的班，余晓航的心突突起来。每次李勇上班，都是先上楼收拾他一顿，然后再下楼去吃早饭。有时余晓航就想，一次打死就算了，但每次打完之后，过几天李勇还过来，总能找到打他的理由，没完啊。
李勇爱穿板鞋，脱下鞋，用板鞋的立面砍人，打完再穿上。
如果他穿皮鞋，皮鞋总是最亮的，走路轻的很，不知什么时候他就站到了你身后。
“象鬼一样，穿皮鞋走路怎么会没声儿呢？吓人啊！”

李勇干巴瘦，但有一个小肚子可以腆起来，他走过来了，腆着小肚子，没有笑容，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变的有一点点大，他观察人非常仔细。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脚上的板鞋被他发现多了一道白边，他上去就给扇了几巴掌，因为他看出这鞋是家里送进来的，不是从小卖部买的，小卖部的鞋比外面的贵，队里就靠小卖部挣钱呢。

车间里，只要李勇值班，“四防”们都多长个眼睛，一点儿小事李勇就来硬的，谁都怕李勇。有一次他打一个“普教”，叫他用膝盖跪着走，那个“普教”就在车间过道跪着走了一圈儿，最后把头都磕到地上了。
还有一次，余晓航撞见李勇打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听见李勇蔫蔫的说：
“你死了我也能把你换成钱。”
吓的余晓航心惊肉跳，“人死了怎么还能换成钱啊？”

10
刚到三大队，李勇就找余晓航“谈心”，因为他是负责思想教育的干事，定期“谈心”，就是警察给劳教们做例行的思想教育。
李勇关心他，问他家庭情况，“家里有人管吗？”没人管是榨不出油水的，“父母做什么的？收入多吗？”

最后，李勇让余晓航放心：
“小伙儿，以后呢，看看，缺啥，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只要我能做的，有减期我一定想着你。”
“好的，谢谢李干事。”

余晓航明白，这是要让他上贡呢，可他知道家人在外面正给他找关系呢，再等等吧。
没想到家人找到的是高原的娘家人，拐弯抹角送了礼。托了高原的关系，余晓航当上了“四防”，管监舍卫生。

钱没送到于爱江手里，麻烦可就大了。于爱江找茬儿打过他两回，已经很少了，李勇打他也是替于爱江出气呢。余晓航家人月月都来看他，上次他哥还给他送来一条中华烟，于是李勇认为余晓航家里是有钱的，怎么就打不出钱，榨不出油水呢？李勇当然生气。后来那条“中华”就扣下没给他，余晓航哪里还敢要。

一天早上，李勇检查卫生，专门对余晓航分管的监舍检查。
一个个叠好的“假相被”被李勇拽到地上，“不合格！”

余晓航跟在后面，跪在地上一个一个的整理。喷上水，反复捏拽被子的边角，都快捏熟了。他觉的差不多了，就回去睡觉了，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值的是夜班。

李勇发现余晓航回去睡觉了，进屋一把从上铺把他拽下来，打了他半小时，然后叫他到办公室去写“检查”。在办公室李勇又抄起办公桌下的板鞋，抽打余晓航的后腰和脖梗子，肉都打烂了。等于爱江来了，他俩又一起用电棍电他，他不停的哀嚎着，最后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晚上收工后，看到血肉模糊、浑身是伤的余晓航，同监舍的人都哭了，有个法轮功学员掏出藏在被窝里的饼干，“你吃吧。”
很大的铁片饼干，虽然没有什么味儿，但那可是好东西，只是余晓航吃不下，他抽嗒着，话都说不出来了。

11
直到家里终于把钱送到了于爱江手里，余晓航才安稳的坐在厕所门口。从此他就在三大队看厕所了。

厕所里有个举报箱，那都用不着看，没有人往里投举报信。

白天，大家在厕所里偷偷找机会说话。因为于爱江怕法轮功学员互相交流，不许在厕所说话，但余晓航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晚上清闲，因为夜里十点钟至次日凌晨五点之间，三大队禁止法轮功学员上厕所，这是于爱江规定的，理由是防范法轮功学员逃跑。

清早就忙起来了，憋了一夜，劳教们一大早就急着上厕所，还有拎着暖水瓶或者矿泉水瓶倒尿的，那也是要排队的。

12
十七岁的小崽儿也当上了“四防”，接替老汪管李明龙，老汪嘴不严，“四防”最终还是给撤掉了。
小崽儿没上贡，但机灵的很，手脚勤快，眉眼都会说话。过去总拿车间的胶条给队长的警服沾毛毛，队长一下班，他就端着一大盆警服吭哧吭哧的洗。现在，他喝上了队长涮火锅的剩汤，腰杆也硬了。因为给队长擦皮鞋，他把自己的鞋也拾掇的很干净，在筒道走起来洋洋得意，他是于爱江的宠儿。

李明龙上厕所来了，走路象脑血栓后遗症一样。
进了厕所，小崽儿一般先不让李明龙解手。
“先练练蹲起”，小崽儿命令他，李明龙蹲下去很困难。
“别装，蹲！”
警察认为李明龙的腿是“装的”，让小崽儿帮他“锻炼”。
于是，为了解个手，李明龙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
最后李明龙在厕所里小便失禁，裤裆湿了。

一天，李明龙瘸着腿呜咽着从特管室跑出来，余晓航听见他嘟囔：
“他打我！他打我！”
李明龙跑到值班室求助，值班的是秦伟利。余晓航看见瘦瘦的秦伟利劈头盖脸就打了李明龙一个耳光，然后慢悠悠的说：
“谁打你了？我打你了吗？谁看见我打你了？有人证明吗？”
余晓航赶紧扭头装作没看见，他听见李明龙呜咽的更厉害了。
随后，追出来的小崽儿就把李明龙拖回特管室。
门被关紧了，声音还是传了出来，他听见小崽儿逼他骂李洪志，逼他骂自己的父母。怎么能逼人骂父母呢，余晓航就做不到。

李明龙再进厕所时，拉屎就蹲不下了。
“蹲下！”小崽儿踩他一脚，李明龙就惨叫一声，小崽儿又踩一脚，就又一声惨叫，最后李明龙蹲下来了。
“恶心死人！”小崽儿对着解完手的李明龙嚷嚷起来。
李明龙没有手纸，小崽儿不许任何人给他手纸，李明龙只好用水洗。

13
吴贵哼着小曲儿，乐颠颠的从大闸那边回来上厕所，一股浓烈的烟味，他又被于爱江叫去下棋了。余晓航想，准有人又倒楣了，他每次去下棋都打“小报告”。

果然，一个叫做老郭的法轮功学员被吴贵“汇报”了，老郭“私自串换物品”，给了李明龙一包手纸，违反了《劳教人员生活规范》。

第二天，就听见于爱江在筒道里训斥老郭：
“你是在支持反改造分子，和政府对着干，你假装同情、伪装善良，你的行为是要严惩的！”
接下来，老郭被罚坐小凳子一个多月。

这个老郭经常违反规范，上一次他在筒道遇见李勇，就被李勇打了两个耳光：因为他“没有向警察大声问好”。“23号令”里有明确的规定：第二条、遵守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

不挨打，不挨罚就是幸福了，余晓航安慰自己，过一天少一天吧。
“透露感情，暴露思想”是危险的，亲近、同情法轮功就更危险，所以不能和法轮功学员太靠近，不一定哪个321就给打了小报告，刘二喜这个321现在也在筒道里值班了，叽叽喳喳蹦蹦哒哒的，必须长心眼啊。

一天，余晓航去库房送行李，看到乒乓球案子下，露出两只胖肿的脚，踩在鞋子上。他知道案子后面的人是张良。上次他见过张良被灌食，这次看来又因为什么给挂上了。

动不动就给人挂上几个月，谁不害怕呢，如果是正常人，一天都受不了啊，何况是几个月，吓人啊！余晓航认为张良有点较真儿，但他心里还是佩服这样的人。

他很想把自己的一双大号毛袜子送给张良，他掏出了袜子。
犹豫了一下，余晓航还是把袜子塞回了行李，余光中，他发现刘二喜在门外看着他呢。
 

七、鲁大庆擦了宣誓栏

1

“不好了！出大事儿了！”

余晓航听见刘二喜喊起来，一看，鲁大庆正端着盆，用毛巾把宣誓栏上的签名给擦去了一大半。

擦宣誓栏是鲁大庆蓄谋已久的行动。过完“十一”不久的一天早上，洗漱的时候，鲁大庆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湿毛巾，径直走到宣誓栏前，擦掉了上面连自己名字在内的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名字，还没擦完，就被刘二喜发现了。

“出大事儿了！”

刘二喜一把拽住鲁大庆，踹了他一脚，很使劲的一脚。

鲁大庆盯着刘二喜：

“狗！”

刘二喜有些害怕，小声说，“如果我不打你，我就要挨打了。”

当班警察都来了。

“我写的‘三书’作废！我的宣誓作废！爱怎么样怎么样！”鲁大庆有些激动。

“你不就想死吗？”高原打了他几个电炮，“看我不整死你！在我班上给我折腾！”

鼻子和嘴一下就出血了，鲁大庆被打趴在地。

黑色的皮鞋踩在他身上，郝队长也动手了，他很结实，据他自己说会散打，但鲁大庆感觉他的腿脚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

鲁大庆闭上眼睛，心里想着，“大不了一死，随便打吧，打死算了，活着更痛苦，我要做李洪志师父的弟子。”

但是于爱江不会让鲁大庆死。

2

刚从外地学习回来的于爱江，已经是马三家的“优秀干警”、做转化工作的“专家”了。“过去，马三家女所的转化工作比男所做的好，男所转化不了的都往女所送”，现在，三大队也赶上来了，积累了很多经验，通过与兄弟单位的交流，于爱江对自己的“转化工作”信心十足。

他叫来了李勇和秦伟利，给鲁大庆上抻床。

二十分钟后，从抻床上下来的鲁大庆一动不动，几个“四防”也弄不动他，鲁大庆长的膀大腰圆。

“赶紧！”

于爱江对“四防”嚷起来，“赶紧给他活动活动！不然就废了！”

几个“四防”上来，踩胳膊，踩腿，把他的腿抬起来九十度，来回来去的弯，挨排儿捏他的每根手指头。

鲁大庆闭着眼睛，还是不动。

胥大夫过来了。量血压。

“没事儿。”合上铁盒他就走了。

鲁大庆的身体可以继续承受抻床，于爱江放心了。

接着来。

这次时间加的很长，看到鲁大庆不动了，李勇小声说，好象昏过去了。

于爱江看看秦伟利，秦伟利就上前扒拉鲁大庆，没有反应，手冰凉，翻翻眼皮，碰碰鼻子，把把脉，最后他对于爱江摇了摇头，于爱江这才示意放下鲁大庆。

“四防”蹲在他身边，掐人中，扶他坐起来，给他灌水。接着给他活动腿和胳膊，鲁大庆任其摆布。“四防”们把他胳膊搭在他们肩头，让他走路，他还是不动，他们就拉着他蹲、起立，几个人都出汗了也没办法，最后把他拖回特管室，扔到床上。

工业氧气瓶被推进了特管室，胥大夫又来了。

检查，最后胥大夫终于慢悠悠的说：

“心脏不是太好，不适合上抻床。”

那天睡觉很早，从那以后不再上抻床了。

到能站起来的时候，鲁大庆就给挂上了。站在床边，胳膊伸直，双手戴铐挂起来，除了吃饭、大小便，直到睡觉就这样一直站着。

从那时起，鲁大庆就开始了他长达八个月的“大挂”生活。

3

“还上什么厕所，有屎尿憋着！”

及时解个手，吃上一顿饱饭，这都是奢望了。

于爱江说，“就你这体格，得有一百六七十斤，饿些日子没问题，又不干活儿，吃那么多干啥？”

早晨的一块“大发”和一勺粥，顶一天，中午没有饭，已经几个月了，晚上也开始断顿。

深夜睡觉以前，鲁大庆饿得头昏眼花，肚子刚开始还咕咕叫，后来不叫了，叫也没的吃。

渴了不敢喝水，越喝越饿，除非实在口渴，鲁大庆才要水喝。

“四防”不愿意给他水，一是不愿靠近他，太脏、太臭，二是喝水后又要撒尿了，给他们找麻烦。

为了增加挂的时间，于爱江规定除非大便，不许放他下来。

以前每次撒尿还能趁机下来活动活动，现在小便也让“四防”接了，因为接尿，两个“四防”经常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意接尿。

一次给他解裤子，那个接尿的当时就吐了，“太臭了！”几个月不洗脸刷牙、不洗澡不换内衣，被污泥和汗水浸透的裤子硬邦邦的，气味难闻极了。

胥大夫经常对鲁大庆说，“就你这体格，没事儿。”但轮到于爱江不当班时，胥大夫就叫“四防”给鲁大庆打份饭吃。

“今天星期天，给你打份饭吧。”

鲁大庆感觉自己“真象是要饭的”。他向“四防”讨要他们吃剩的东西，他们喝剩的汤底他也想喝，他不嫌，“只要能对付肚子少挨饿就行，只要有劲儿站着就行，不能屈服”。

看他可怜，“四防”有时也给他多打一块“大发”。

想起一个给过他饼干的“四防”，鲁大庆总是很内疚。

那是福建的一个小偷儿，他动作飞快的把饼干塞进鲁大庆的衣服里，嘱咐他，“一会儿到厕所吃去！”

不知被谁告发了，调出监控后，给鲁大庆吃饼干的事儿就被发现了，那人被电棍电了很长时间。从那儿以后，没人再敢给他东西吃了。

鲁大庆看见“四防”把吃不了的“馒头”塞进方便面袋里，带出去扔了。

  

4

2009年，马三家的冬天。

特管室门上的小窗贴着半透明的花纹纸，不许其他劳教往里看，不许开门。屋里气味浑浊，“四防”只好开窗放空气，寒风刮了进来。

鲁大庆的手冻伤了，碰到铐子就疼到骨头里。

站在背阴处的鲁大庆想，笼养的牲畜在笼子里还能转两圈呢，自己被挂着一步都动不了。白天，他看着温温的阳光从窗子斜进来，照在看管他的“四防”身上。

等到下午，阳光慢慢挪到鲁大庆的肩膀上，虽然只有一小会儿，还是有些暖意的。挪到房门的时候，阳光就变的稀薄了，很快黯淡下去，惨白的日光灯开始亮起来，冬天外面黑的早。

鲁大庆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睡觉。

“于大说了，不到点不能把你放下来。”

李勇总是这样说，轮到他值班时，鲁大庆就更难受一些。好不容易熬到睡觉的时间，早上不到四点又被第一个弄醒了，鲁大庆感觉好象还没睡呢，又给拉起来挂上了。

5

一直不认错，于爱江不让鲁大庆睡觉了。过了半夜十二点，也不放他下来，第二天又是一宿。

每隔一小时，大闸门就哗啦啦响一次，警察查岗，签到，这是筒道夜里有规律的声音，偶尔还有警察骂骂咧咧打“四防”的声音，有的夜班“四防”偷着打盹儿。

白天乱乱哄哄的还好过一些，夜里就不好过了，天快亮那一段时间最难熬，分分秒秒都好象胶住了一样。值班警察没了声响，“四防”耷拉着脑袋，只有惨白的日光灯照着鲁大庆，死一般寂静。

后半夜又冷又饿，鲁大庆浑身哆嗦起来。

这样挂着身体真苦啊，但鲁大庆一想到在宣誓栏前宣誓，那比杀了他还痛苦。

身体虽然苦，又挨饿，但不用宣誓，不用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电视，不用喊污辱大法的口号，不用写“三书”，不用蹲着和警察说话，不用跪着叠“假相被”，不用因为床单上的一个褶没铺平而挨打，不用没完没了的坐大厅背“23号令”了，……这样想想，鲁大庆宁可天天上“大挂”。

这次于爱江吩咐“四防”，继续不让他睡觉，又是一夜，于爱江的话就象圣旨，没人敢放他下来。

这天值班的警察是队长老安头，他年龄最大、工龄最长，一辈子也没混上个小官儿当，虽然无权，却没人敢惹他。

“睡觉！几点了还不睡觉，睡觉！”老安头喊“四防”。

“于大不让他睡。”“四防”说。

“把人放下来！”

“于大不让放。”

“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老安头骂起来：“我都快退休了，别在我班上出事儿！死我班上咋办！”

“听见没有？过来拿（手铐）钥匙！要不我自己过去了！”

县官不如现管，“四防”不敢不听。

这样，鲁大庆终于睡上了四个小时，他已经几十个小时没睡觉了。

第二天，于爱江踢门就进来了，上去对着鲁大庆就踹，“算你小子便宜，这次没整死你，以后别想有这种好事了，你不是有刚儿吗？这就成全你。我看谁再敢放你下来睡觉……”

6

脚面一按一个坑，变成了紫色，鲁大庆的小腿和脚全肿了。

“躺一躺吧。”胥大夫说。

于是鲁大庆平躺下来。

刚枕上枕头，于爱江来了。

他翻开鲁大庆的裤子，按了按他的腿，用双手把鲁大庆的枕头撤下来，然后给他垫在脚下，“垫高才能消肿呢，这样好的快”。

高垫双脚，伸展开四肢，鲁大庆仰面躺着，从来还没有大白天就这么舒服呢。

不一会儿，高原来了，拿来了开口器。鲁大庆很奇怪，我没绝食呀，怎么给我戴开口器？

这是于爱江的指示。

嘴一下就给撑开了，上颚流出很多液体，堵住了嗓子眼儿，咳嗽不了，吐不出来，太阳穴疼，脑袋也疼，头盖骨象裂开了一样，鲁大庆呼吸困难，身体不由自主的乱动。

“四防”看他象条离开水的鱼一样折腾，赶紧找队长。

胥大夫来了。

“心脏不好，不适合用开口器。”

于是，鲁大庆又被挂上了。

天天闭眼站着，鲁大庆默念正法口诀。

所部领导来检查的时候，突然一个抡拳，狠狠的砸向他胸口，鲁大庆还是没睁眼。

领导走后，疼痛难忍的鲁大庆问“四防”：
“谁打我？”
“所里的教导员。”

第二天早上，鲁大庆心脏难受，被打过的地方非常疼，他大口喘着气，“四防”去请示了两次，都没有放他下来。于爱江值班，他想试一下鲁大庆的极限。

鲁大庆感觉心脏疼，疼、疼、疼……后来热，火烧火燎的热、热、热……血往上冲，呼吸困难，鲁大庆感觉连接心脏的线好象快断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象气球一样，慢慢的飘起来，飘向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渐渐的变亮，越来越亮，他惬意的向上飘，越来越高，俯身遥望，日光灯下，有个穿着劳教服的他铐在架子床上，人已经瘫下去了，“四防”慌张的跑出门，在喊警察……

“快放下来！”

于爱江亲自跑过来，“快点！快把他放到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鲁大庆突然感到一沉，瞬间就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又能感受到心脏的绞痛了，他活过来了。

几天后，于爱江看鲁大庆没事儿，又给他“挂”上了。

7

王维民带鲁大庆去接见室的时候，鲁大庆还以为是家里人来看他呢。

来的不是家人，是家乡县法院的人，鲁大庆的媳妇提出离婚了。

离婚的理由：一是鲁大庆被劳教，不能照顾家，媳妇一人带着孩子，没有男人无法生活；二是婆婆去世，媳妇夜里一个人睡觉害怕。

法院让鲁大庆签字，鲁大庆不签。

王维民送他回去的路上告诉他，你媳妇和你哥哥上次来过了，还给你带了饺子，你改造态度不好，也不能让他们见你呀。

8

只有想到师父鲁大庆才会难受，而且落泪。

他想起师父讲法的声音，慈悲而洪亮，不知不觉又落泪了，眼泪止不住的流。

站立中，有时实在无法坚持，师父就点化他做“金猴分身”（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动作），戴着手铐炼了一会儿功，很快他就有了力气，有时他想“抱轮”（法轮功第二套功法）的动作，一个动作能想一个多小时，也舒服一些。

忍不住打个盹儿，一觉醒来，他看看自己，膝盖居然都不弯，整个身体还是直直的。

十年没看过书了，可惜会背的法太少。他只记得一些经文的片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刚刚知道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

但他发现，只要念诵师父的任何一句话，法的威力就无穷无尽。

开始念力很微弱，多次默诵后，他就感到法带着强大的威力，从生命的最深处穿透过来，灰暗阴邪的物质在法光照射下烟消云散，他的整个空间场越来越纯净，空明中开始轰鸣，那是法轮在旋转了，神威转动，通天彻地，震慑苍宇大穹，强大的能量通透全身，就象过电一样，一层一层快速的从里向外扩散，他感到自己在宇宙中层层突破。

他被高能量物质充实着，巨大的能量场与宇宙贯通，饿、渴、困、乏、冷等等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制约，铐子打开了，滞重的肉身飘在旷宇中，轻的象一片羽毛，渐渐的，内心也越来越空无宁静，神圣的光辉笼罩着他，美妙殊胜，难以言表……

“鲁大庆！鲁大庆！”

一个急促的声音在呼喊他。

霎那间，他感觉自己飞速的穿越了漫漫时空回到人间，回到了马三家教养院的特管室。

原来是李万年，他找机会进了特管室，迅速把一截火腿肠塞进了鲁大庆的嘴里：“赶快吃！别让人看见了。”
 

八、左眼皮跳跳

1

筒道里的洗漱声一浪接一浪，劳教们兴奋的熙攘着，每天就盼着这一刻，他们一队队到库房取行李。又熬过了一天，终于捱到了这短短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了。

一挨枕头，就可以进入不受打搅的空间，就能暂时逃离马三家了。

渐渐静下来的筒道，鼾声响起来。

然而张良的一天没有结束。

他被挡在乒乓球案后面，铐在床栏杆上站着，已经一百多个小时没下“大挂”了。

自从井向荣当上了大队长，一直想做出点成绩，所以张良又被加大了“教育感化”的力度。

这是张良在马三家的第二个冬天，2009年冬天。

大风嗷嗷叫着，窗外漆黑一片。

劳教所的夜晚没有黑暗，棚上的日光灯刺眼的亮，近距离看着白墙，眼睛一会儿就酸胀了。

窗外的风小一些的时候，头顶日光灯的声音就吵了起来，嗞嗞嗡嗡的，单调的频率显的时间更漫长了，每一分钟都难熬难耐，直到队长的钥匙突然响起来，张良才知道，其实刚刚只过了一个小时。

查岗了！打蔫的李万年赶紧振作起来，在门和床之间不到三米的地方来来回回的快速走着，就象笼中的困兽。

终于，窗外曚曚的发灰，然后开始泛白，房间里的灯不那么刺眼了，刮了一夜的风消停了。

又熬过一夜，五天五夜。随着筒道里起床洗漱的声音，新的一天又以劳教们的抱怨与咒骂开始了。

胥大夫来了，张良被放下来，例行检查身体。

胥大夫示意他露出右胳膊，伸直肘部，然后他打开血压计，把绿色的充气袖带给张良缠上，张良的胳膊又干又瘦，皱的就象老人的皮肤。

一丝不苟的看着血压表，胥大夫合上铁盒，最后说了一句，“把床摇上去，躺下空空腿吧。”

张良的双脚已经肿的象巨型面包了。

2

七天七夜之后，张良被允许每天睡几个小时，于爱江规定十二点之后才可以睡觉。

赶上老安头的班，九点大闸那边就喊起来：
“李万年！”
“到！”
“检查窗栏杆！”
“是！”

每天晚上，于爱江要求值班警察检查所有的栏杆，检查是否被锯过，因为上次就是窗栏杆被锯了才跑的人。

“管什么用啊，瞎扯！”老安头嘟囔着，他让“四防”代查，一般都不亲自去。

“报告队长，没问题！”李万年说。

接着老安头喊道：“取行李！睡觉！”

李万年乐了，“谢谢安队长！”

今天可以早点睡了。

3

“你就愿意象狗一样被链着？是不是这么呆着舒服呀？”

一进屋看到张良挂在床边，王维民经常就这样说，“我看就是对你们太仁慈了，我要是江泽民，早把你们拉出去突突了，还费劲儿转化你们。”

但王维民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内是有贪官有腐败分子，我可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拿来指甲刀、刮胡刀，让张良坐下剪指甲，“改造是改造，活的也得象个人样儿。”

张良发现自己一坐下，反而不太习惯了。天天站立，身体对“大挂”这种畸形状态已经适应，腰变得坚硬有力，不能打弯，见到凳子他也不想坐了。

长期不剪指甲，脚趾甲长的拖到地上，手指甲一棱一棱的凸凹不平。

头发和胡子必须定期剪理，留头发和胡子就意味着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严管期间，更不能破坏了劳教的规矩。

剃完胡子，王维民吩咐李万年：

“给他理理发。”

4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一听筒道里传来的歌声，就知道是高原值班，这是他的手机铃声。

李万年小声骂起来，“这小子一天到晚就想着发财，雁过拨毛，吃肉都不吐骨头！”

高原管现金，劳教家里寄来邮件，高原都要从个人账上扣除四十元“取邮包的路费”。前两天李万年想多取些钱，不得不告诉高原说是准备给于爱江买烟的，高原说，“你既然这么懂事儿，应该知道按规定每月你只能取五十元钱票，取这么多钱，我是给了你面子的。”

李万年当然懂事了，留了二百元钱票给高原。

终于从高原那里取到了一千三百元钱票，李万年又想办法托另一队长私下用一千元从外面买进来四条玉溪烟，然后悄悄放到库房，等合适的机会交给于爱江。

不久，李万年再向高原申请取钱时，高原瞪眼说账上没钱了，他一瞪眼，眼白就比眼黑多很多，“象狼眼一样”。

李万年只能认账。

不过，把烟交给于爱江后，李万年心里踏实多了，也敢和张良聊天了。

5

李万年佩服法轮功学员，他对张良说：

“知道吗？王维民其实也佩服你呢，有一次他说你上‘大挂’居然熬过了九天九夜，太有刚儿了……”

站在被挂着的张良面前，李万年比比划划，说的眉飞色舞。

李万年讲起他在家门口收到过一张“六四”的光盘，还知道有个《九评》，想看看，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他一直想找法轮功学员，到了一大队，没有法轮功，没想到于爱江就给他调到三大队了，全是法轮功！可又不让随便说话，没想到，这次又让他管法轮功了！但还是不许和法轮功聊天，他憋坏了。

他见过女法轮功，那还是1999年他在老六大队的时候。那时六大队隔不远就是女所，女队和男队之间没有围墙，楼前几米的空场处有一个垃圾堆，男劳教和女劳教都在那儿倒垃圾，经常能碰上。一次大冬天，他看到带红袖标的女“四防”在雪地里抽打几个女劳教，那些女劳教很多都戴着眼镜儿，看起来和一般劳教不一样，象是教师的样子，后来知道那都是法轮功学员。看着很面善的，当时他就想，对这样的人怎么下得了手呢？哎，那时候女法轮儿真多啊。

说起偷东西，李万年津津乐道。

劳教所是个大染缸，警察和劳教人员互相学习。早些年，劳教所出外役，警察看见路边停着几辆自行车，就让劳教给搬到拖拉机上，拉回了劳教所；警察和劳教们从市场路过，什么吃的用的就都“拿”回来了，回来一起吃喝……

我偷东西，可我不偷好人的东西，有时翻包一看里面的东西，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贪官的钱就应该偷……

最恨到医院去盗窃的小偷啦！治病的钱救命的钱怎么能偷呢，伤天害理呀。

唉，这回闺女知道她爸是小偷了。

李万年非常在意他闺女，闺女以前不知道他爸偷钱包，这回知道了，李万年为此很难受。想起来他最恨邓小平了，邓小平搞“严打”，毁了他一生。过去他是铁路职工，脾气不好爱打架，八三年“严打”，打个架就给判了四年，他在监狱里学会了盗窃，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始偷，判了几次劳教了。邓小平害了多少人啊，他一个朋友本来是正常谈朋友搞对象，“严打”时就被说成是耍流氓，也给判了。

要不是“严打”，他不会成为小偷的，弄到里面就学坏了，邓小平真毁人啊！

你说这小偷，偷谁不行，偏偏偷了沈阳军区司令的公文包，里面有胡锦涛的手谕，结果这回沈阳被责令“严打”了，连偷两根葱的都给弄进来了，那个吴贵赌钱输了，砸了几块玻璃就给劳教了，不过吴贵也太爱占小便宜了，看见矿泉水瓶就拧开喝，不管谁的他都喝，也不嫌脏，真不讲究，什么便宜都占……

摇头晃脑的李万年正说的高兴，咣一下，门被踢开，于爱江冲了进来，上去就是一巴掌。

“我让你干什么来了？让你聊天来了？”

不准和法轮功学员说话是三大队的纪律，和他们说话意味着界限不清，立场有问题。

“聊的挺好呀，继续聊，接着聊啊。”又是一巴掌。

“于大于大，我错了。都怪我这张臭嘴不争气。”李万年苦着脸说。

“我没管住自己这张臭嘴，该打，该打。”李万年开始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了，胡乱的编理由，“我闺女让狗咬了，心里着急，我把纪律给忘了。”

于爱江看着他，“编，继续编吧，继续！”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我保证，于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于爱江知道他编理由撒谎，李万年也知道于爱江知道，但他还是编、检讨、发誓、做保证。

“于大，我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违反规定了，我发誓。下次再也不敢了。”

就这么自己抡自己的耳光，李万年手都打疼了。

于爱江也不制止，瞪眼就是看着他。最后摔门走了，李万年这才住了手。

于爱江再来时，李万年还是低头哈腰，似乎很怕他的样子，其实他最瞧不起的就是于爱江了，“这条鳄鱼！真恶呀，比我见过的最坏的‘四防’都坏！”

从此以后，李万年和张良讲话就非常小心了。

背着监控，他压低声音说话，不时用鹰一样的眼睛瞟着房门，外面稍有响声，他就霍的直起身，迅速跑向门口，凝神听一下，很快转过身，高声训斥张良：“站好了！”

这是为了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门随时会被突然踢开，于爱江可能就在外面偷听呢，要十分小心的。

李勇也喜欢在窗户后面偷听，“象鬼一样没有声音”，也要十分小心的。

6

赵俊生就不会犯李万年这种错误，他知道自己当上“四防”不容易。

上次王红宇值班，跟“四防”要矿泉水，“四防”当时都没存货了，没要着，把王红宇气的，在筒道里结结巴巴的骂：

“这帮穷鬼，都想不想干了？明天都让你们下车间干活儿去，谁有钱谁上来！”

赵俊生听的明白，没有钱当上的“四防”都不稳当，随时都能给你撸下来，所以为了避嫌，他很少和张良说话。

观察窗突然被拉开。

“李干事好！”赵俊生赶紧站起来对着小窗口立正高喊，虽然没有准备，但他反应非常快，是李勇。

“嗯，你出来一下。”李勇说。

赵俊生松了一口气，亏得自己刚才什么都没干。

因为字写得好，赵俊生经常被李勇叫出去，给警察编写《帮教日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教育谈话的记录》及《工作汇报》。其实就是照着参考资料抄，抄的多了，赵俊生提笔就会写：

“‘法轮功’习练者来到一所三大队后，绝大多数都先后转变了。”

“一所三大队的管教干部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和教育，使他们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认清了‘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本质，使他们最终摆脱了‘法轮功’邪教的精神控制，从无视人间常情的痴迷状态，转化为感情丰富的正常人。”

他甚至还照抄报纸的文章，给三大队编写教育转化的宣传稿：

“这里有一群人，头顶着国徽，身穿着警服，用青春和热情谱写了一曲‘教育、感化、挽救’的新篇章。”

赵俊生非常明白，他和张良的界线表面上一定要划清。

7

那天下大雪。

大队长井向荣和李勇叫张良去心理矫正室签考核，“表现不好，加期五天”，给张良一个“黑旗”，他们让张良签字表示同意。

真是荒唐的流氓逻辑，张良心想，三大队虐待人，还要让受害者签字认可这种虐待的合理合法！

听到张良说不签考核，李勇一下子从座位上蹦起来：

“那就啥也别说了，有日子没上抻床了，想了吧？我看是得给你活动活动筋骨了。”

他们推搡着张良出了心理矫正室，走出大闸，向大队长办公室走去。经过楼梯间时，张良冷不丁的翻身越过楼梯扶手，大头朝下摔到了三楼。

  

醒来时，屋里白亮亮的。张良发现自己左手被铐在床头，右手铐在床尾部，腰眼儿被硌在了方棱的硬物上，他知道，自己又被铐到“死人床”上了。

李万年告诉张良，他已经昏迷六天了，现在在特管室，他和鲁大庆换房了，鲁大庆在库房。

窗外白亮亮的，又下雪了。

怎么不打饭？中午王红宇进来问李万年。

“于大不让他吃。”李万年回答。

王红宇愣了一下，然后眨眨眼，很快反应过来，“噢，他想吃饭，也不能给他吃，因为该办的事儿还没办呢。”

于爱江不让李万年给他打饭，对外宣称张良又绝食了。

8

夜里老做关于水的梦，渴。

梦见自己从天上快速俯冲到一个葡萄园，葡萄撞在脸上击碎了，葡萄汁迸出来，他用嘴急切的舔舐吸吮着；他还梦见了大桃子，肉质肥厚，汁液甜蜜……

想咽口唾液，没有，一点唾液都没有，嗓子干的冒烟，舌苔奇厚，起燎泡，嘴里象吃了白石灰，嘴唇和舌头碰在一起，就象石头碰到了石头。

饥渴真的能改变人认识世界的角度。

张良发现自己有个念头，这个念头把整个世界分成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基本上都是能吃的，只要能吞进嘴里，能咬的动的，什么都想吃，张良理解什么叫饥不择食了。

胥大夫说，“刷个牙吧。”张良的牙龈出了很多血。

一年多没刷过牙了，看见牙膏，张良惊奇的发现，自己竟想把牙膏吞下去！这是可以吃的，而且，那么甜，那么清凉。

他发现肉身有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肉身将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

必须分清自己的意识和肉身的意识，必须用自己的意识战胜肉身的意识，这是张良心中不断提醒自己的，因为于爱江就是想用饥饿这种办法使他屈服于肉身的意识，而肉身太脆弱了。

饿了一周后，胥大夫开始给张良灌食了。每天只鼻饲一次流食，这是于爱江指示的，能维持他的基本体征正常就可以了。

“看来你是离不开这张床了。”面对被铐在“死人床”上的张良，胥大夫说。

接下来，又是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从2009年冬天到2010年春天，张良在这张“死人床”上被铐了整整四个月。

9

在劳教所，余晓航认为最好吃的是方便面，可以有多种口味，牛肉的、小鸡炖蘑菇的、红烧排骨的，至少不是一个味儿啊，这些人造的香味，让他回忆起各种好吃的东西。

但对大多数劳教，吃饺子是最大的念想。饺子解馋，而且只要吃上了饺子，就是又过了一年，离家就更近了。这个大年初一，劳教们终于每人分到了十几个饺子，白菜肥肉馅儿的，虽然不管饱，还是有油水的，猪肠子上的烂肥肉，也是很香了。

但过节的这顿改善，很多人没福享受，反而比平时更虚弱憔悴了。因为油水太大，肠胃不适应，又喝不上热水，自然就跑肚拉稀了。

厕所忙碌起来。坐在厕所门口，余晓航看着监舍门里一个个探出头，喊着报告要上厕所，“拉肚子了！”

李明龙也是几个饺子下肚就承受不住，跑肚了。

到了厕所，不许他马上解手，小崽儿故意调理他，“先原地立正踏步走”，“骂骂你师父再上厕所”。

李明龙又拉裤子里了。

最后小崽儿让他上了厕所，还是没有手纸。

余晓航可不敢给李明龙手纸。

10

“今儿可得老实点！”

李勇用黄色胶带把鲁大庆的嘴一圈一圈缠上，然后把他从大挂上卸下来，戴上背铐，推过大闸，关到了队长休息室。

一会儿，躺在“死人床”上的张良也给推了进来，嘴上也是缠着胶带，只留出鼻孔呼吸。

把他俩反锁在休息室，于爱江就放心多了，不用再担心这俩人借机向上级领导喊冤了。过年期间，省司法厅、劳教局等上级领导来劳教所检查，这是三大队最紧张的时候。

检查团走后，他们被转移回来，撕下胶条，脸上的汗毛都粘下来了。

晚上，三大队开联欢会，警察们都到大厅里去了。

李万年背着监控，迅速把一团东西塞到张良嘴里，是一个米饭揉成的团子，攥在手里很久了，还温热着。

这是过节“改善”的米饭。

大厅那边传来歌声。在唱完一首首铿锵有力的红歌之后，画家同修唱了一首蒙古民歌：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水青草肥我爱她
草原就象绿色的海
毡房就象白莲花
…………
这首歌让劳教们非常放松，大家都跟着唱，大厅里终于有了一点过节的气氛。

“别唱了！”

突然于爱江在后面就吼起来：
“以后不许唱这种歌！”

唱这首民歌说明思想转化不到位，于爱江气急败坏的对着大厅里的法轮功学员喊道：“你们没有一个是真心转化的！”

从此以后，于爱江规定，娱乐的时候只能唱三首红歌：《没有xx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社会主义好》，其它歌曲一律不准唱。

11

上厕所的时候，李万年凑近田贵德，低声嘀咕了一句：“功修有路心为径”，这是张良教他背的。

田贵德看了看李万年，有点吃惊，刚才他说的那句话是法轮功师父的一句诗啊。他和李万年不熟，只知道他看管张良。李万年就这样和田贵德接上了头。

“张良让我给你带个好。”李万年小声说，然后瞥了瞥厕所门口值班的余晓航。

余晓航早看见他俩说话了，故意把头扭向一边，由着他俩说。

“他怎么样？”田贵德问。

“他挨饿呢，于大不给他饭吃。”李万年说，他知道张良和田贵德是好朋友。

几天后，早上放行李，田贵德故意走在最后，和李万年打个照面，他摸摸行李，递个眼色，小声自语道：“大法无边苦作舟”。

这是“功修有路心为径”的下一句，李万年知道，这是暗语。

随后李万年找机会进到库房，把手伸进田贵德的行李里揣摸，果然有几根火腿肠藏在里面，他迅速取出来，塞进了自己的行李。

12

看见劳教们缩着脖子，溜着墙边来上厕所，余晓航就知道，李勇一定在旁边的什么地方盯着呢。李勇值班时，如果谁在走廊里不走直角，那就是给自己找挨打了。一看见李勇，劳教们下意识的就赶紧手贴着裤线走碎步。

果然，李勇一点声音没有，站在筒道的一个黑暗角落里，他监督劳教们拿行李回监舍，每个经过他身边的劳教都停一下，低头喊，“李干事好！”

田贵德抱着行李，慢慢腾腾的走过来。

李勇盯着他，上去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下来，田贵德没有向李勇问好。

夹着行李，田贵德不慌不忙的捡起眼镜，戴上，扶好，然后他看着李勇眼镜片后面的眼睛。

李勇有点慌，抬起的手又放下了，他对田贵德说：“不许你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第四章 回 家

“看，野鸡！”

李万年站在窗前，眼睛放了光。

赵俊生过来看了看，“还真是野鸡。”

“看，大野鸡还带了几只小的，这鸡真傻，等我出去后到这儿来抓它几只！”李万年激动的说。

于是他俩对着田野尽头几个闪动的小黑点儿，开始聊起了野鸡。

孙队长进来了，李万年赶快指给他看：“野鸡！”

孙队长端详了一会儿。

“什么野鸡呀，快开春了，一个人拿镐头在挖土呢，一下一下的，瞧你们什么眼神儿！”孙队长眼神儿好。

于是他俩就不再谈论野鸡了。

有时，李万年在马路上发现了一个三蹦子：“看，红色的！”

有时，李万年兴奋的喊道，“快看，一个女的！”

张良对窗外已经不再好奇了。

近视六百度，被没收眼镜的张良就是看也看不到什么，单调的田野，什么都一片迷茫，冬天白茫茫的，有雪的时候就显的亮些，白天晚上都会亮一些；夏天绿茫茫的，总之外面永远茫茫一片。

窗外的田野，正在一天天变绿。

天总是雾蒙蒙的，也有晴朗的时候。

在晴朗的日子，特管室窗户的一块玻璃，就把一团太阳光斑反射进来。最先照到的是特管室右边的一个床头，慢慢移过来，阳光在地上蹑蹑的爬过，每一步的含义李万年都能读出来。

阳光刚到床栏杆，离打饭还得有一会儿呢。

当光斑爬过床腿，一块有裂纹的地砖就明亮起来，该去打午饭了。尽管菜里没有一点儿油，大家还是一分一秒的盼着快点儿开饭，吃完上一顿就盼下一顿。

打饭时叫赵俊生替班，李万年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这是他最高兴的事儿，出去倒尿他也高兴，就跟放风一样。因为不准张良出去解手，只能尿在矿泉水瓶里。

快打晚饭的时候，光斑就从地砖上消失了。

每天太阳都会偏一点，一天挪一点，特管室里的影子一天比一天短，越到夏天影子越短，夏天就没有影子了。

李万年指着第二张床脚的一个地方说：

太阳到这儿我就该回家了。

一、寂寞的日子

1

四个月前，挂在架子床上的张良还在库房，因为是阴面，太阳照不进来，库房里有股霉潮味儿。

睡觉时，为了控腿上的水肿，“死人床”一端的床板就被摇起来，把张良的腿抬高。到了早上，腿就消了肿，但因体液倒灌，脸又开始肿了，等挂一天之后，脸上的水肿就又返回到腿上了。

张良感觉自己象盖了盖儿的容器，一天天就这样被倒过来又倒过去。

框在窗子里的一小片天空，空茫茫似乎只有明暗的变化，听见过鸟叫，从没看见有鸟从窗前飞过。

孤独和寂寞袭来。

长期不说话，李万年和赵俊生也不允许和张良说话。如果能找到一张警察扔掉的旧报纸，李万年就要看上很长时间，所有版面都看，连中缝的寻人启事、失物招领、挂失讣告都细细的看。

张良感到记忆力都迟钝了。白天，除了背师父的经文，他站着给自己找些动脑筋的事儿琢磨。

有一段时间张良就在脑子里设计一种播放器，他喜欢设计小电器。

按照设计图纸去买配件、焊接，是他小时候经常干的事儿。张良小学毕业时，赶上七八年恢复高考的初期，那时人们向往大学，崇尚理工科，所以父亲特别注重培养他的动手能力。他和父亲一起设计过航模，他还装过矿石收音机，一管二管，一直到七管的他都装过。大学时，张良也学过一些机械设计。

有了这点基础，张良就在头脑中编程。如果能设计出既能看电子书、又能听音乐、还能看视频的播放器，那可太好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机器发明，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唱戏机。

程序编好后就设计外观。开关是按钮还是旋钮呢？按钮虽然新潮，但年纪大的人并不习惯，还是旋钮最好；播放器要有一个小屏幕，要能显示目录；而且还要有断点续播的功能，电子书一定要有书签。

1999年以后，法轮功的书籍音像制品被大量销毁，私藏的一旦发现就被没收，有时只因为家里有法轮功的书和磁带，法轮功学员就会被判劳教。书籍奇缺，张良经常花七元钱在网吧熬个通宵，帮助同修把经书装进博朗电子书，那时网吧还没那么严呢，不需要实名登记。

如果这个播放器能设计出来，没有书的大陆同修就太方便了，可以看电子书学法，可以听音乐炼功，还可以看师父讲法的录像。

设计多大合适呢？能放进衣兜就很方便，烟盒那么大最合适，太薄不行，能立在桌面上最好，再想想起什么名好呢？想来想去，他给它起名叫“天音播放器”。

他想起放在家里阳台上的MP3，有一百多个呢，是可以插SD卡的，本来是一位老学员自己花钱买了想提供给同修的，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抄家会给抄走吗？

2

值班的康队长进来了，他去香港旅游时买了个新手机，不知怎么搞的，时间设置不出来，他想问问张良，他知道张良是个大学生。

康队长给张良拨弄着手机的触屏按键，但张良看不清，没有眼镜。

“到值班室把眼镜给他拿来。”康队长吩咐李万年。

李万年非常高兴，咧着嘴甩着手跑出去拿了，回来给张良擦擦，戴上。

挂铐着的两手动不了，张良只能努着嘴告诉康队长怎么找时间的设置，这个设计确实不太合理，但最后还是找到了。

设置好了时间，康队长特别高兴。

过了几天，李万年神秘的拿进来一盒饭，里面有红烧鱼块，警察的小炒。

又过了几天，李万年悄悄的说，康队长还担心呢，那天给我们的菜里有鱼刺，忘了嘱咐我们慢慢吃，卡了嗓子就是事故了。

康队长年纪不小了，“象他这种警察，爬不上去的”。

3

张良上大挂的时候，于爱江就不愿意进门看他了，张良不瞅他，连眼皮都不抬。

张良躺在“死人床”上，于爱江就更不愿意进门了。

“死人床”上的张良，虽然四肢被捆绑着，动都动不了，还是让站着的于爱江不舒服，他感到沉默不语的张良，是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势嘲笑自己。

于爱江退出房间，从观察窗口看胥大夫给张良灌食。

胥大夫端来托盘，上面放了鼻饲管、小瓶碘酒、针管、白胶布、一小瓶油、医用剪刀、一小盆粥和水。

戴好手套，插好鼻饲管，胥大夫从托盘上拿出针头，吸入粥水，然后注入张良的鼻饲管。

这次灌食后，胥大夫没有撤出鼻饲管，他撕了一块胶布，把露在外面的一段管子粘到张良的脖子上。

这是于爱江刚刚指示的，三大队的新决定：灌完食不撤出鼻饲管，让这个塑料管一直插在张良的胃里。

最后量血压，胥大夫把袖带缠到张良的胳膊上，塞进听诊头，正要听，听诊头滑出来了，胥大夫解开重新缠紧，嘟囔着：又瘦了一圈儿。

4

饿了张良两个多月，每天只给他灌一次流食，但于爱江不想让张良身体出现问题，他让胥大夫带他到马三医院检查身体。

于是，这一天灌食后，胥大夫把鼻饲管抽了出来，拨出来时，鼻饲管的下部已经变成了黑色，这个白色硬塑料管在他体内放了一个多月。

从“死人床”上一下来，张良就摔到地上，走不了路了。李万年搀着他活动了一早上，张良才能勉强行走。两个警察扶他慢慢下楼。经过一楼时，楼梯拐角有一面大的立镜，可能是警察整理仪表用的，没有眼镜的张良看到了镜中的自己：红色臃肿的劳教服，光头，面色苍白，形象模糊。

戴着手铐坐在车里，走在围墙外的柏油路上，周围是白雪覆盖的田野，寂静而空旷。

单调的林荫道，一棵大杨树，又一棵大杨树，张良多次想象过这条可以逃离劳教所的路，一棵树，又一棵树，这条路真长啊。

周边地形的情况，他已不再好奇，逃离的想法已经淡漠。

一点力气都没有，即使不戴手铐，逃跑都是极其困难的，长期不活动，腿部肌肉萎缩，胳膊被长期高位挂铐，筋也拉伤了。

马三医院对社会开放，看病的当地人很多，他们先是投来异样的目光，然后马上就避之唯恐不及了。张良想起来，他们的表情，就象自己小时候看到被押送的罪犯经过时那样。

“能吃饭愣不让吃，这怎么好，出了事儿我可担不起责任呀。”体检完毕，张良听见胥大夫对医院的大夫唠叨。

医院的大夫说，“长期灌食身体器官都会一点点衰竭的……”

5

其实张良从小就怕死。

小时候，也就五岁吧，他还没上小学。夏天几乎每周末的晚上，单位大院都在广场放露天电影。白色的银幕挂在广场和主路接口处的梧桐树上，主席台上摆着放映机，毛泽东的大理石像也立在台子上面，举着一只手。

小孩们从家里背个椅子，早早来占位子等着看电影了，从来不抢位子的张良，一般就在最边上坐着。

电影大多是些《新闻简报》，接见外宾、阿沛•阿旺晋美、罗马尼亚等等，或者是《地道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上甘岭》、《红色娘子军》一类打仗的片子。

但有一天，一个叫《宇宙》的科普电影，使坐在最靠边的小张良一夜失眠了。

太可怕了，生命最终真的会归于一堆物质，回归于宇宙的洪荒中吗？人来到世上，真的会由一个有意识的高级生命变成无意识的一堆岩浆吗？

我是谁？谁又是我？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人太渺小了，竟然不知自己之所来和所终，但现在却是意识清醒的！这太可怕了，一种悲观绝望的感觉在他胸中弥漫，张良感到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从此，他变得忧郁寡欢。

这种迷茫而无奈的情绪伴随着他长大，虽然渐渐被青春的萌动和学习的压力所冲淡，但却深埋心底，无法排解。

上小学的时侯，有一天放学回家，不识字的奶奶让张良看一张医院诊断书，诊断书上写着：冠心病。张良不敢告诉奶奶是什么病，因为父亲一直瞒着奶奶，他猜想“冠心病”一定很危险吧，“冠心病”到底是什么病呢？会死吧？他非常害怕奶奶会死。

“奶奶会死”，这个念头使他恐惧的无法自拔，张良不敢哭出声来，父母还没有下班，奶奶在床边坐着，窗外下着大雨，他一个人对着窗外的雨默默的流泪。

人注定要死的，姥姥、奶奶、父亲、母亲，然后是自己，都会死，想到那个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结局，想到自己的亲人都会离开自己，张良心里一阵窒息。

特别小的时候，母亲经常问张良：姥姥对你那么好，长大了你怎么孝敬姥姥呢？

“长大了我要给姥姥买一个冲锋枪。”

那时候，一个木制的冲锋枪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是张良最想得到的。姥姥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张良留着，所以张良也要拿最好的东西孝敬给姥姥。

再大一点的时候，张良开始苦恼了：姥姥一天天变老，最后也会死，亲人都会死，如何让自己的亲人永远不死呢？这是他的一个愿望。那时他已经读过《西游记》，他体会自己的痛苦和孙悟空一样：住在花果山当了美猴王，一切都很幸福，突然有一天却发现，再幸福人都会死呀，他开始悲伤了，怎么能求得长生不老呢？

6

生命真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吗？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消失了吗？

他有个老妗妗在五台县，因为母亲多病，从小就许愿吃了素，后来当了居士。老妗妗给他讲过佛教中的事儿，讲生死轮回，讲无常，还给他看过《波罗密多心经》。张良看不懂，但他知道修炼是很神圣的，自己也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但还是有许多疑问：修炼为什么就可以解脱生死轮回呢？

伴随着对这些永恒疑问的求索，张良更加希望自己见识多一些，他对大千世界充满强烈的求知欲。父亲也特别注重对他从小就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张良喜欢天文，买了很多书，白矮星、红外紫外什么的，上大学时还看过英文版的《史前文化》、《世界未解之谜》、《金字塔之谜》、《外星人和百慕大群岛》等等，这个宇宙的奥秘他都想探究。

“气功热”他也赶上了，为了祛病健身，他学习过好几种功法，但体弱的身体并没有明显好转，气功的理论让他一头雾水，还有什么“三天就出一个大夫”等等，神叨叨的事儿他也弄不明白，最后他认为，大多数气功不过是江湖骗子骗钱罢了。

结婚后，挣钱成了最重要的事儿，考证、考职称、第二职业等等，搞得他身体严重透支。在电脑前看十分钟，头剧痛，眼睛就模糊了；经常性的腹胀滞食使他弱不禁风；鼻炎越来越严重，必须依赖一种有麻黄素的药水来缓解鼻塞，否则根本无法入睡。

夜里，鼻子堵的喘不上气，只能张嘴呼吸，在干渴和窒息中一次次憋醒，摸黑在床头找药的张良，感到生活真的有些绝望了：自己刚三十多岁，身体就变成这样，就是挣再多的钱有什么意义呢？

中西医都没有效果，无奈中张良还是采取普通的健身方法，跑步。

那是1997年一个寒冬的早晨，他跑步经过小区附近的一块空地，突然，一幅景象让他停住了。

天还很黑，有一群人影，正在盘腿打坐，他们分几排坐在地上，前面有个小录音机，播放着安静的音乐。

小时候他见过老妗妗打坐，觉的打坐很神圣，练气功时，他也知道到了高境界，是要在密室里打禅坐的。可天气这么冷，他跑步都觉的凉，是什么力量让这群人在这大冬天里坚持打坐呢？张良很惊异。

他们都闭着眼睛。旁边挂一条横幅，写着“义务教功”。早期各种气功给张良的印象太差了，“开始义务以后就不义务了”，打着义务的名义，其实是很费钱的，有的气功还讲什么“没钱不足以养道”，所以张良不太相信所谓的“义务教功”；张良看到功法介绍中有“真善忍，道德回升，祛病健身”等字样，他也抱着怀疑的态度，“都是说的好听”。

可是，每天跑步经过这群静静坐着的人，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不由自主的停下来看看。

好奇心最后还是让他决定了解一下这个功法。

费尽几个月的周折，张良终于得到了一本《转法轮》。

他没想到，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打消了他全部的顾虑，许许多多他一直探求不解的问题，竟然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他如饥似渴的读书，很快加入了晨炼的行列。后来他到西单特意买了一台录音机，电池非常好，因为比其他同修的录音机高级，炼功时大伙就请他拿录音机放炼功音乐了，于是张良成了辅导员。

张良把功法介绍给母亲，没想到母亲一翻开《转法轮》，就看到书上的字五颜六色，而且还能连成师父的像，奇迹的显现让母亲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

和母亲不同，张良看不到什么神奇，虽然身体有了很大好转，鼻炎不知不觉好了，连续看电脑几个小时也不头疼了，但他并不是从祛病和功能的体会上开始修炼的，他更注重事物的内在逻辑。他认为自己过去掌握的很多知识，不过象是一堆地图的残片，无法拼出整个地图，学了大法，张良终于有了拼接的框架，终于能拼出一张完整的地图了！他所有对宗教、哲学、科学、道德、社会、历史的疑问，全部在法中得到了最完满的解释。

经过审慎的思考和比较，张良认识到：“法轮功确实是修佛修道的真法在传。”

7

早上从睡梦中被喊起，一睁眼就看到白屋顶，记忆一瞬间也是屋顶一样的空白，几秒钟后，张良才反应到自己还在马三家呢。意识清醒后，身上的伤肿裂口苏醒了，饥饿的胃苏醒了，疼痛苏醒了，心里的苦痛也苏醒了，一天中最痛苦的一刻就是醒来的这一刻。

他想起刚得法不久的一天，在上班的路上，一位老学员骑车遇到他，提醒他一定要抓紧时间修炼，最后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修炼是有时间限制的，考验很快就要来了。”

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初期，他曾设想过这个考验，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面临被枪杀，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为大法献身而坦然不动吗？基于对大法的深信，他认为他是能做的到的。

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面临的却是一种无尽的、生不如死的煎熬，相对来讲，瞬间的死亡是多么奢侈的解脱啊！

被长期铐在一块板上不能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种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志受到每时每刻噬咬神经般的痛苦挑战时，你能不能忍受，你能不能坚持，你能不能继续如法修行？这才是更难的啊！

他认识到：“放下生死不是一时一刻的一念，而是每一时每一刻的每一念。”

真正的修炼，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不能随大流，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

假如你周围的同修都放弃了，全世界的修炼者都不修了，你怎么办？你还坚持吗？假如众叛亲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修吗？假如你作为人的一切尊严都被无情践踏并蹂躏殆尽，假如未来看起来遥遥无期永无希望，假如神迹永不显现，你还坚持吗？

8

夜里被冻醒。

手铐及腰下便溺口的铁棱，都有着浸入骨髓的寒冷，似乎要吸尽身体里所有的热量。

左手高位铐在床头栏杆上，右手铐在床尾部，几乎是不能翻身的，稍一活动，胃酸忽的就从嗓子里返上来，来不及吞咽，就呕吐到自己身上了。

冷，张良试图用双腿把被子蹭上来，腿没有力气。浓酸苦涩的胃液，顺着食管又漾上来，溢满了口腔，他一点点咽下去，然后用牙齿，一点点把被子咬着拽上来。

筒道里非常静，窗外黑茫茫的，偶尔有冬天的风，象受伤的野兽一样呜呜的从窗前跑过。

“死人床”捆绑的扣袢，手铐的铁环，腰下的便溺口，鼻饲的硬塑料管，甚至那块把塑料管粘在脖子上的胶布，似乎都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张良对周围的物质环境已经感知微弱了。

一直都没有换洗过的衣服，早已硬结。除了吐出的胃液，还有灌食时喷出的玉米糊。上“大挂”时，腿上的汗毛孔曾渗出脓血，与秋裤粘在一起，已经变成黑色。

然而，在脏污之中，他感到了灵魂的洁净；在三尺见方的“死人床”上，他意识到了心灵的自由；被牢牢捆绑，生存状态不及囚笼中的动物，在这个屈辱的姿势中，他却感受到了真正的尊严，正如古人所说：士可杀，可辱，然志不可夺。

身体愈来愈虚弱，意识反而愈来愈清晰了，离灵魂更近了，他感到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从生命的深层涌出。

他内心出奇的平静。

他经常想起他师父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法轮大法  美国法会讲法》)

人是由皮肤骨头肠胃组成，但人不仅仅是由皮肤骨头肠胃组成。他体悟到：人和神的区别，不只在于表面上的超常与否，更在于思想观念的根本差异。

又一个万圣节过去了，想起发出去的求救信，好象已经是很遥远的事儿了。

他曾经寄望那些信能够被发现，被发现后会改变什么，他曾经寄望外在的力量能扭转什么，现在他明白了：真正的力量只能来源于内在，来源于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足够强大。超越一切高墙铁网的东西，就深藏在内心的深处。外部的邪恶其实没有那么强大，他们都是利用你自身的弱点在逼迫你自己就范。如果一个人能战胜自己，那就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战胜你了，“内圣而外王”，是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十多个月没洗过澡，但他发现身上的污垢，都慢慢的随着褪皮而褪掉，他居然能观察到手上褪皮的过程，褪掉的地方是白的，没褪的地方是黑的，全身的皮肤都在非常缓慢的褪皮，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9

睁眼又是头上的白屋顶，张良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梦。

梦里好象是过年了，因为忙自己的事儿没有去看奶奶，张良心里特别难受，埋怨自己：怎么都在一个城市，还不知道去看奶奶呢？以前张良每年都要回老家陪奶奶一起过年，一起照个相。奶奶是可怜的孤寡老人，父亲的去世使她老年丧子，长年一个人生活，经常在街上靠拣破烂攒点钱，她最喜爱张良，老说自己是个没钱的穷奶奶，没有给孙子留下财产，上大学时她还给张良寄过好不容易攒下的十元钱。工作以后，张良象父亲生前一样，月月给她寄生活费，可是老人舍不得花，都攒着，临死还给张良留着。其实她去世很多年了，在梦中，张良不知道她已去世，醒来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自己生前尽孝不够，追悔不已。

想起奶奶，又想起父亲，琐碎平常的记忆，一件件涌上来。

父亲在灯下和他一起研究刁钻的数学试题，那是母亲抄的因式分解练习题……

为了给他凑齐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去逛书店，有时能看到一本农业的，有时能看到一本天文或者地理的，只要是家里没有的散册，父亲就毫不犹豫的用省下的烟钱买下，父亲最爱抽烟啦，但只抽最便宜的烟……

他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打了他，那是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每天要求他严格记录当地的温度，制作气候表格，张良没有持之以恒，父亲不高兴就打了他，后来母亲偏袒，不许父亲打……这个被打的记忆竟让张良感受到小时候家庭的温馨。

他想起与父亲诀别的最后一个场景。

那时他刚上大学，父亲到学校看他，让他一定要保证营养和休息，给他买了在家都舍不得吃的烧鸡，还带他逛公园，最后带他到了那个大城市的百货商场。

在卖录音机的柜台前，穿着很土的父亲，翻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解开了裤子，从缝在内衣里面的贴身兜里，很费劲的掏出了一百多块钱，为了让儿子学好外语，父亲下决心要给儿子买个录音机。

张良记得，当时因为担心有人会笑话父亲，自己还往四周看了看。现在想想，母亲怕父亲丢钱，把钱缝的太结实了。钱一定是攒了很长时间，那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呢。

父亲是出差顺路看他的，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门突然开了，一个人栽栽歪歪的走进来，是马援朝，三大队把他隔离在特管室了。他得了肺结核，要观察一段时间，看他的结核是否钙化。

李万年和他聊起来。

马援朝是偷钱包的，2010年的沈阳“严打”把他送进了马三家。

马援朝自己说，“我还不算冤，有个人在路边掰了几穗玉米就给劳教了，‘严打’啊！”

他父母参加过朝鲜战争，爸爸是烈士，妈妈是残废军人，马援朝生下来就有软骨病，小时侯就被当村支书的继父遗弃在沈阳北站了。

五十多岁的马援朝一想起母亲就哭，“继父强占了我妈的抚恤金，还背着我妈把我扔火车站了，我妈想儿子把眼睛都哭瞎了……”

“现在我每个月给我妈寄一千块钱，偷的钱。”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李万年问他。

“我就住在沈阳北站二楼录像厅。”

10

看着马援朝，张良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逃荒人。

是河南逃荒出来的，他们带着小孩赶路、要饭，路过他老家时，就在他家附近的毛坯房里生火留宿。

头一天张良和姥姥一起去给他们送饭，他问姥姥：能不能把家里的铜勺子卖点钱给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家，真可怜啊。

晚上他也没睡好，惦记着第二天给逃荒的再带些吃的。

第二天起个大早，小张良就跑去了，结果毛坯房里，只剩下一堆灰烬，逃荒的人很早就离开了。他心里很悲伤：这些人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可怜呢？

人的命运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人那么贫苦？连自己的家都没有？……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十万个为什么》解答不了的。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张良的知识面已经非常丰富了，从天文到地理，从物理到化学，但他找不到答案。

父亲的早逝，又一次翻腾出让张良难以排解的疑问：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张良对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开始产生了怀疑。

听奶奶说，父亲从小上不起学，只能一边给人放羊一边看书认字，特别能吃苦，可怜的父亲，吃了一辈子苦却只活了五十多岁，是家族中最早离世的。父亲死的时候，癌细胞扩散到脑子里，打杜冷丁都不能止住剧痛，父亲为什么会遭那么大的罪？

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是厂里有名的劳模，外号“老黄牛”，真象老黄牛一样辛辛苦苦的工作，一个人顶四个人，带头干最危险的工作，永远吃苦在前，父亲的徒弟们都喜欢他，母亲说，“连厂长去世时都没有过的那么多的人给你爸送行。”可是，为什么长寿的不是父亲这种人？为什么很多偷奸耍滑的人就比父亲活的好呢？为什么他们能当官入党呢？

在争取入党、靠近组织的过程中，父亲被一再考查，临死前考查期还没有过呢，知道他要死了，党组织才提前结束考查，满足了父亲临死前的愿望：加入中国xx党。

11

小时候，戴红领巾对张良来说是一种光荣，只有学习好、各方面都优秀的人才能当上少先队员呢，自己没戴上红领巾，只怪自己不优秀吧，张良入队时已经很晚了，是最后一批。

入团张良也是最后一批，因为他自己不写申请书。

张良喜欢古文。语文课中，古代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德，与孔子甘居百川之下而成其大的胸怀，张良很是向往，他写的日记得到了班主任的赏识。有一次班主任找张良谈入团的事儿，因为他想让张良当班长，而张良对这方面不积极，就得给他做工作，班主任劝他入团后再当班长。

那时候，张良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他第一次问了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

班主任出身于地主家庭，运动中挨过整，但他一直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很大年纪才入了党。

被党打成“地富反坏右”的人，又去要求入党，于个性方面张良是不理解的。

张良问班主任：您出身不好，一定受了很多委屈，为什么还要入党呢？您是信仰共产主义吗？

班主任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话：“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

意思是有了党员的这个身份，就算运动来了整到自己头上，也能起到保护的作用，这是班主任一生坎坷留下的人生经验，他当作心里话告诉了张良。

这句话对张良影响很大，他发现，原来这个共产主义信仰是很功利的，它把人变得不是更高尚，而是变得更世俗，它把君子变成了小人，党员入党的动机很值得怀疑，他们不是真的信仰，而是在利用信仰。

后来张良虽然勉强入了团，内心却已怀疑这个信仰，入团的宣誓，也没有什么庄严的感觉了。

现在想想，估计父亲入党的动机也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吧，父亲希望自己上进，是要给这个家的幸福做点什么，因为在中国社会里，中上层都是党员的天下，要想提高社会身份，就必须入党。回想起来，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教育过张良在政治方面要上进，他经常说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上台都离不开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人在政治风浪中不容易受伤害，人生会比较保险和平安，这是经历过文革运动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的想法吧。

12

按照父母的愿望，张良考上了理工科的重点大学。

上大学时，正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文化和学术上的自由，使张良接触到了萨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性动力、黑格尔的哲学等等，反传统的道德观，渐渐转变了他从小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

“人还是要世故一点儿。”父亲去世后，母亲总是这样给张良说，“要学会保护自己，可不能象你爸那样老实，做人不能太傻太实在了。”张良的人生观确实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如果人只有一生一世，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人生观了，短暂的人生，不享受就白活了，及时行乐吧；现实主义也必然是唯物的，要比别人过的好，要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拼搏、进取、学习更多的技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状态。

毕业后，凭借优良的成绩，张良成功竞聘为北京一家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始了他现实主义的人生。

他曾以为多掌握些技术就可以靠本事吃饭了，几年打拚下来，他才发现，社会现实远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单位里，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远远超过技术本身，复杂的帮派纷争，经常使他左右为难、穷于应对，却又无法逃避。

他竟然羡慕起一个在街头修打火机的小伙子了，那是他师傅的侄子，一个个体手工经营者。这小伙子背着一个小箱子，全国到处漂游，给人修打火机、修表，一个地方呆上几个月，再去另一个地方。竟然有这么生活的，张良很是羡慕：走到哪儿把箱子一蹲，就可以生活了，到哪里都能生活！他感叹，自己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上了大学，学了这么多技能，竟然还不如一个修打火机的逍遥自在！

小时候，受麦哲伦、达尔文的影响，他对航海探险非常神往，曾一直想当个海员，环游世界……

突然，李万年凑近他的耳朵，把他从大海上拽回了“死人床”：

“东方昊要解教回家了，你要不要让他给你家人打个电话？”

二、妹妹来了

1

一群黑衣人围着一个人暴打，开始看不清打的是谁，渐渐母亲认出来了，被围在中间的不是儿子吗？双手被铐的张良被一脚脚踢踹着，每一下好象都踢在母亲身上，拐带着她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母亲呻吟起来，但她看见张良蜷缩在地上，不吭气。
醒来后，似乎还躺在冰凉的地面上，母亲冷到骨子里，前胸后背还在隐隐作痛，她想，如果能把痛苦转到我身上也行啊。
梦境真切，怎么回事儿呢？最后一封从八大队发来的信中，儿子说在劳教所里一切都好啊，可是她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
快两年没见儿子了，小兰连续三次去马三家都没见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会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不久就有了消息。
“张良正在马三家遭受虐待，已经被折磨的不行了。”一个陌生人给妹妹打了电话：“快点去救你哥吧，再不救他就没命了。”
妹妹开始也很奇怪，哥哥在八大队时打过一个电话，还给母亲写过几封信呢，信里说的是一切都好，不要她们挂念啊。
陌生人说，那是安慰你们，如果写真实情况，劳教所就不让发信了。

妹妹想，2008年8月，不许会见，因为开奥运会；2008年11月，不许会见，没有理由；12月，还是不许会见，说是“表现不好”。什么是“表现不好？”表现不好就会被折磨吗？
陌生人说自己刚从教养院里出来，是张良把妹妹的电话给了他。

母亲感到陌生人说的是真的，因为和自己做的梦一样，自己做梦一向都准。
她的儿子拗，她非常了解，马三家是邪的了不得的地方，他们会打他的，而且张良会不吭气，小时候儿子就这样，谁欺负他他都不吭气。

怎么办呢？连续几天她都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奇怪的是，母亲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一句话：王者不死，王者不死。
这是哪儿来的一句话呢，这句话她从来也没看到过，也没听到过，她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意思呢？但从那以后她就安下心来，心想，儿子是王，不会死的。

算命是没有用的，就是算出来，能解决问题吗？陌生人让她们赶快想办法。
她的心一下就飞到马三家了，她想去看儿子。

上次母亲从马三家回来，张良的继父就中风了，继父的儿子惦记他父亲的遗产，就到干休所举报母亲，说她藏有法轮功书籍，还诬告说她虐待继父，后来家被抄了，干休所还找母亲谈话。这个时候母亲是不能抛下中风的继父不管的，她只好让小兰去看张良。

在医院里，母亲一边给中风的继父喂饭，一边想着，几千里外的马三家，应该比这边冷吧，也不知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高原进了特管室，突然就给张良卸了一只铐子，然后拿出手机对着他：
“来，给你拍个照。能不能高兴点啊？”
张良活动了一下，勉强抬起手臂，用刚刚卸了铐子的手做了个手势。他不知高原要干什么。
照完相，铐子又给扣上了。
高原一走，李万年就凑过来，悄声说：好象是你家来人了。

又一次从千里之外，妹妹赶到了马三家，在接见室外要求接见。
隆冬的马三家下起了大雪，妹妹不停的跺着脚，站在原地等候。
伫立在雪中，脚都冻木了，小兰等来的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张良表现不好不能接见。再问，还是那句话，“表现不好，不能见。”

张良在教养院两年了，一直不让接见，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次我必须见到人，妹妹坚持着。
后来，一个大高个儿警察出来了，他给她看了用手机给张良拍的照片，人活着呢。
照片中的张良，身穿桔红色劳教服，举起一只胳膊用手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精神还好，人非常非常瘦，照片只截取了张良的侧半身和一只胳膊。

3

照片上的张良怎么瘦的都脱相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妹妹非常担忧哥哥的身体。
连死刑犯都有会见家属的权利，家属也有探视的权利，教养院凭什么剥夺这些权利呢？妹妹找了律师。

妹妹和律师再次赶到马三家是2010年3月。
快春天了，教养院里的积雪还没有化，积雪上冻了一层冰，上面覆盖了一冬天的尘土。
院部大楼里的人态度冰冷，好在有个律师陪着，妹妹不害怕。

警察还是那句话：张良表现不好，就是不能见。
律师拿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指着关于会见的条款对警察说，不让会见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应该严格依法办事。
“如果按法律办事，这儿不就成了菜市场了？”警察脱口而出。
律师愕然了，气愤的说道：“不依法办事，才会成为菜市场！”

连续几天，妹妹和律师去相关部门请求、交涉。
教养院领导终于露面了，说“你们不就是想看一看人吗？把张良送到操场上你们看一眼就行了。”
这是会见吗？难道所有被监管的人会见都是这种方式吗？不行，妹妹不同意。

4

终于有了第一次“会见”。
接见室只有妹妹一个人，为了提前看到哥哥，她跑到离门最近的位置向外张望。
远处一步一拐的走过来一个人，在门口的小台阶下，他很费力的抬起腿，还是搭不上来，后面一个警察搀扶他上来了。
妹妹的眼泪流下来，是哥哥。
她喊起来：“哥！”

张良听到了喊声，看到有人在接见室里向他挥手，看不清是谁，直到进了房间，张良才知道确实是妹妹来了。
慢慢挪到能用对讲机谈话的地方坐下，隔着玻璃，张良比较清楚的看到了妹妹的脸，满脸的泪水。

不允许他们用对讲机讲话，他们只能隔着大玻璃互相看一看，大玻璃下面有个递东西的小口，他们的声音只能从那里传递。
愣愣的看了好一会儿，他才叫了声，“小兰，你来了。”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长期不说话，张良反应有些迟钝。

妹妹看哥哥表情呆滞，就一个劲的趴在小口上给他说话，说了好多好多，说家乡变化可大了，新建了高速路什么的，好象是在唤醒他的记忆一样。
表情僵硬的张良，象个失忆者，一直听她说。

憋了半天，张良又问了一句：
“妈怎么样了？”
妹妹有些耳聋，她把耳朵凑近小口，着急的问他：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张良正要继续说，却被强行拽起来，时间到了，警察要带他回去。
张良对着小口使劲大声喊：
“请律师！”

这句话妹妹听清了。

张良站起来，动作吃力，差点摔倒，后面一个警察扶住了他。

看着哥哥步履蹒跚的走出去，象个垂危的老人。妹妹两手按在厚厚的玻璃上，眼泪又流下来。
隔着玻璃和眼泪，哥哥的背影模糊了。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擦去了眼泪，妹妹把暗中记下的警察警号又温习了一遍。

5

心情虽然沉重，抱着能救哥哥的一线希望，加上律师的配合，妹妹也就有了勇气。
她写了一个上访材料，《关于剥夺家属正常探视权利的申述与控告材料》，就正常会见问题、监管人员态度问题及要求对张良进行全面体检的问题，让三姨四姨和母亲签了名，还列出了相关责任警察的警号。

信寄给各级人大、政协、政府部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但妹妹还是不断的去找各部门反映情况，把下级的态度向上一级汇报。能找的部门都找了。

历尽艰难，最后妹妹终于找回了正常探视的权利。

再一次和张良见面，还是隔着玻璃，但允许用对讲机通话了。
妹妹抓紧时间，赶紧问哥哥：
“于爱江是谁？是不是虐待你了？具体是怎么虐待的？”

张良不自觉的看了看周围，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们，都是警察，他迟疑起来。
“不要怕！已经给你请律师了！”妹妹大声告诉他：“把虐待你的人说出来！”
接着，妹妹把自己了解到的虐待细节与哥哥一一核实。

接见结束后，妹妹走出会见室，一个警察追出来问，“张良对我印象怎么样啊？他说我什么了？”
送张良回去的路上，高原也讨好的对张良说，“我可没对你动过手啊。”
 

三、宣誓栏扔到了垃圾堆

1

自从妹妹接见后，张良就被允许正常吃饭了，但双手还是铐在“死人床”上。

张良所有的活动，都在“死人床”上进行，“死人床”就是他的家。

胥大夫戴好听诊器，手握气囊，向袖带内打气，再慢慢放开气门，看着水银柱的刻度，最后他说，“身体虚弱，缺钙，给他晒会儿太阳吧。”

于是李万年就把“死人床”推到靠窗的地方，那里有阳光。

四月，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还有灰白的残雪，已经是春天了。

佛教音乐在筒道里响起来。

“孙队长的班”，李万年咧嘴笑了，这个音乐也说明于爱江和李勇今天都休息。孙队长一来就用手机放佛歌，他说他放的是“清净法身佛”。

孙队长值班的时候，整个一天都是放松的，可以聊天，可以随意看窗外。孙队长总是笑眯眯的，他信佛教，自己说，“信佛之后脾气才好了，以前也造业呀。”

原来，戴着一串佛珠的手过去也是经常打人的。

孙队长爱聊天。他说，他一家三代都是警察，父亲是警察，开始自己不愿意当警察，结果还是当了警察；他儿子也不愿意当警察，现在也干上这行了，没有更好的出路，警察好歹是国家公务员呢。

孙队长还愿意聊解放前。

过去长工给地主干活儿，“大豆包随便吃”，地主自己却很节俭，“一块臭豆腐吃一个礼拜”，那时候的地主，修桥、补路、办义学，尽做好事儿。

有一天，又是孙队长的班儿，他进屋之后，解下张良的一副手铐，拿走了，然后叫人把“死人床”也给推走了。

从此，一只手单铐在床立柱上，张良可以坐在床边了，每天还有两次放风时间，可以在室内活动活动，晚上也可以在床铺上睡觉啦。

2

“吴贵把你的尿给喝了！”

回到房间李万年就对张良说，他捂着嘴，一脸坏笑。

刚才，他正准备拿张良的尿瓶去厕所倒掉，没想到一出门，就撞见吴贵拿着尿瓶仰脖往嘴里倒呢，接下来，吴贵呸呸的直吐。

李万年假装关心：怎么了，没事儿吧？心里暗喜，调理吴贵的计划成功了！

原来，李万年故意把一瓶尿放在门边，结果吴贵上套了，对着尿瓶喝了一嘴尿。

吴贵爱贪小便宜，上次他拎起门口的半瓶冰红茶，拧开就喝，李万年当时就想着调理他了。

这下李万年可解了气。吴贵现在混成了筒道长，吃上了折箩菜（警察的剩菜），还有跟班的给他洗碗、泡面，“象总管太监一样”，但还是改不了爱贪小便宜的毛病！

幸灾乐祸的李万年又把门打开一条缝，想再看看吴贵的笑话。

“把门给我关上！”

外面传来于爱江的公鸭嗓儿：“以后没事儿不许开门！”

吓的李万年赶紧把门合上了。

他捂着嘴，小声对张良说，你和鲁大庆在特管室和库房就这么一呆，就象卡在于爱江嗓子眼儿里的一根刺，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真叫难受，而且他每天上班还必须经过这两个门！

3

于爱江确实进哪个门都难受，特管室里的张良是睁眼不看他，对面库房里的鲁大庆干脆是连眼睛都不睁。

“认个错，在宣誓栏上签个名儿就让你下来。”

鲁大庆闭着眼。

于爱江继续说，“你还想怎么样，我在这儿一手遮天，你把我搞成这样了，你还想咋的？”

鲁大庆还是紧闭着眼。

“明白不明白？什么条件都没有！认个错，就让你下来！你要回家了，下来恢复恢复身体！”

最后，于爱江长长的运了一口气，看着不睁眼的鲁大庆说：

“你挂在这儿，我比你还难受呢。”

于爱江怕鲁大庆长期上“大挂”造成肌肉萎缩，命令两个“四防”强行搀扶鲁大庆走路锻炼，“解教之前必须恢复身体！”

从此，鲁大庆的《帮教日记》上，除了记录每天几点上厕所、几点吃饭、几点睡觉、血压多少等情况之外，又多了一项：每天锻炼多少分钟。

五月，天气暖起来，鲁大庆冻裂的手开始痊愈，他每天都能晒一会儿太阳了。

日复一日，鲁大庆已经被挂了快八个月了。

4

“于大好，于大坐会儿吧。”

于爱江进了特管室，李万年照旧殷勤的寒暄着。

坐哪儿呢？坐哪儿都不合适。

张良现在是铐着一只手在床上挺挺的坐着，如果于爱江坐下，就和张良平起平坐了，这让于爱江很没面子。

于爱江就站着，但站着面对坐着的张良，于爱江怎么都觉的身份颠倒了，本来警察是坐着，劳教人员应该是蹲着的。

张良照旧还是不看他。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于爱江讪讪的走了。他是越来越怕进这个门了。

5

一天，李万年打饭跑回来，贴着张良的耳朵说：

“于爱江办公室的抻床给抬到楼下，锁到一楼的库房里了！”

又过了几天，李万年回来兴奋的说，刚才打饭时，看见几个人把宣誓栏卸下来，“扔到楼下垃圾堆了。”

不久，李万年又回来告诉张良：“大厅里正摘标语呢，没有标语了！”

早上出工时，张良听到楼下队列的口号换了，把污蔑法轮功的口号改成简单的一二三四了。

很快，“法轮功专管队”改成普通劳教大队了。

四、一首叫《牵手》的歌

1

胖胖的杨大智是抱了一大摞儿褥子进的特管室。

他挑了一张靠窗的床，厚厚的褥子铺的象宾馆的席梦思。在劳教所，褥子的厚薄是身份的象征，筒道里最有面子的“四防”，褥子都没有他的厚。而且杨大智居然还铺白色的床单，其他人都是统一的淡蓝色，杨大智还有一个非常正规的枕头，其他人的枕头不过就是一个塞了衣服的布包。

没见过这么胖的劳教，赵俊生有点紧张，自己没上贡，会不会被替下来呢？但他很快就放了心：表面上是杨大智、赵俊生、李万年一起在特管室看管张良，实际上杨大智这个“四防”是个闲差儿，挂个名而已。

杨大智每天都忙自己的事儿，翻看各种法律书，研究法律条文，一遍遍写自己的申诉，他指挥妻子向各级政府及监督检察部门寄送申诉材料。

三年来，为了打官司，为了寻求公正，杨大智已经花了上百万了。

他相信法律能给他公正。

2

和李万年不同，杨大智喜欢邓小平，邓小平让他发了财。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杨大智这个翻过一座山才能去上学的农村孩子，也先富了起来，除了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杨大智还有了更多的自信。

他信法、守法、懂法，怎么就给劳教了呢？而且是妻子作的伪证！妻子签字画押的一个笔录，就使他一个正常的上访者被判了劳教。

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案，由于公安沈河分局的插手变得错综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过程中还发生了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执法犯法的行径，杨大智被逼到北京上访。

在国家信访局，上访者排完一个长队又排另一个长队，看着那些缺胳膊缺腿、拿着棉被往地上躺的上访者，杨大智认为自己和他们都不同，他理智、懂法，而那些上访者有的已经成了精神病，只会嗷嗷的哭喊、叫骂。

他与妻子及娘家人是在北京站的地下通道里被截访的，沈阳方面专程在通道里等了他们很久，认出他们后，说“回去好好解决”，杨大智就被骗回沈阳了，没想到，车直接开进了看守所“解决”。

名牌衣服的钮扣被扯掉，包金腰带被没收，在沈河看守所，他与杀人犯、小偷、嫖娼者挤在一个大光板上，和他睡一个被窝的，是杀了一个城管的小贩高俊峰。

杨大智记得高俊峰，胡子刮的非常干净，手指头切掉了一个。高俊峰说几个城管根本不让他说话，用烟灰缸砸他，打急眼了，他不得不用随身携带的小刀自卫。高俊峰对能活着出去不抱希望了，他希望杨大智以后能照顾照顾他的老婆和孩子。

杨大智认为高俊峰太不懂法了，如果是他，就一定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3

在拘留所，警察问杨大智：

“你想要多少钱？”

“不想要钱，就想要个说法。”杨大智的回答非常干脆。

林茹被铐在铁椅子上已经一整夜了，警察拿皮带抽她，威胁说要把她送进监狱，林茹不服软。她和丈夫是正常上访，没有罪错。

后来哥哥被叫了进来，他给林茹跪下了：“你就按他们说的写吧，要不然村里和我们一起上访的乡亲都得给判刑，都得吃瓜落儿（方言，受牵连的意思）。”

哥哥上次就因为被刑讯逼供，差点儿送了命，现在还留有后遗症，这次又牵扯到老家的乡亲们……

林茹感到绝望了，她的承受力到了极点。

“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她对警察说。

警察自己编了个笔录，强行把着林茹的手，蘸上印泥，在上面按了手印。

过年前一天，警察放了林茹和她娘家人，“快过节了，我们出于人道主义，提前一天放你们回家过年。”

当时林茹还不知道，自己按过手印的笔录对杨大智意味着什么。

4

林茹随时护着两个保温桶不要被晃洒了，一个装着炖了一夜的鸡汤，一个装着饺子。车颠的特别厉害，快到马三家镇的一段路，特别不好走。

第一次接见，杨大智对林茹的第一句话就是：

“别哭，哭是没有用的。”

眼泪哗哗的止不住，林茹就是说不出话来，杨大智两手不停的搓，想说点什么，也没说出来，那儿不是随便说话的地方。

她和杨大智的心情都很复杂，如果她不做伪证，警察就找不到劳教杨大智的证据。警察以“纠集多名无关人员上访，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把杨大智劳动教养了，主要证据就是林茹按过手印的笔录。

她能和杨大智解释什么呢？不敢说什么，只能多带些吃的吧。丈母娘凌晨三点就起来包的饺子，吃的时侯还热乎着呢，鸡汤也很烫，保温筒很好用。

两岁的儿子兴高采烈的给爸爸敬礼，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与其它地方的差别。

“爸爸住的真远啊。”

5

为了让杨大智在劳教所舒服些，林茹把孩子放在家里让父母带着，自己去托人找关系，请劳教所的领导和警察吃饭。在饭桌上，除了她一个女人，全是穿制服的警察，她挨个给他们端茶、点烟、倒酒。

劳教所对外挂出的条例上写着，表现好的劳教人员节假日可以回家。林茹问高所长：“杨大智能不能放假回家呢？”

高所长笑了，“那都是给‘上面’看的。”

几轮酒过后，高所长醉醺醺的对大家说，“这是我的人，关照着点。”所有的小警察都恭恭敬敬的听着，于爱江对高所长也是点头哈腰，林茹知道于爱江是三大队最管事儿的。

一个人回到家，已经后半夜了，一身的烟酒味儿。

第二次去马三家接见时，林茹给于爱江带了苹果电脑和几条玉溪烟。

等在办公室的时候，她看见了王红宇，王红宇一边在电脑上打游戏，一边会意的看着她：

“我媳妇性格就贼直溜，不爱送礼，老被领导安排活儿，后来送了礼，工作就轻松多了，哪儿不浇油哪儿不滑溜啊。”

除了能送进很多法律书，林茹还给杨大智悄悄弄进去一个手机，吃的东西就更多了，隔一个礼拜就送进来一大提包，全是各种肉、香肠、水果等，此外还有她和儿子的照片。

杨大智非常大方，把吃的都给大家分享。

一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在羡慕的眼光中传来传去，照片是在家里和院子里照的，妻子时髦，儿子可爱，家里的房子温馨，院子也漂亮，每张照片后面都写有妻子的话：“坚持下去！”“我们会成功的！”“等你！”

看着林茹的照片，张良想起妻子挂在家中的艺术照来。

6

几周前，北京法院的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李梅的离婚起诉书。

起诉离婚的证据有一小沓儿：有张良的拘留证，有李梅给他往看守所送钱、送衣服的收据，有抄家时被扣押物品的清单复印件，等等，这些东西被用来证明张良这些年不在家，婚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看了这些“证据”，张良觉的很可笑，这正是迫害他的证据呀。

张良不同意离婚，并陈述了理由：我们俩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感情非常好，十多年的夫妻，就是因为这些年遭受迫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承受不住打击的妻子，才不得已用离婚求得解脱，造成这一切的后果应该由破坏宪法、迫害人权的政府来承担，“我作为受害者，凭什么拆散自己的婚姻，自己迫害自己呢”。

是王维民把张良带到接见室的，回来的路上，王维民说，婚确实是不能随便就离的，这是老理儿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也是老理儿了。

7

那天李万年从图书室偷了一个歌本出来，都是流行的老歌。

“看吧，郝队长的班，没事儿。”

于是特管室这几个人就唱歌打发时间。赵俊生喜欢唱歌，但老是跑调，他想让张良教他，张良翻了翻歌本，找到了苏芮唱的《牵手》，这首歌他会唱。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

因为誓言不敢听

因为承诺不敢信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伴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有了伴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

这首歌让张良想起了妻子。

在北京百盛商场楼上的大排档里，有一个投币点歌的音乐盒。他给妻子点了一首歌，没想到妻子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牵手》。

那时他们刚刚结婚，没有房子，没有家产，妻子从外地的单位辞了职，到北京和他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

张良教赵俊生和李万年唱《牵手》。

赵俊生想离婚，他和妻子是在赌桌上认识的，岳父家为了让他们走正路，帮他们开了一个豆浆店，但俩人打麻将上了瘾，不久就把店给赔光了；李万年呢，嫌妻子脾气大，也想要离婚。

张良劝他们不要离婚。

其实张良过去对婚姻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父母性格不合，吵闹了一辈子。小时候他就想过，为什么要有家庭呢？他不喜欢结婚。上大学时，受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张良认为家庭是没有必要的，如果需要可以同居嘛，各取所需，不必履行婚姻的责任。如果有房子和物质条件的话，他想那时他可能会选择单身吧。

张良对婚姻态度的改变还是修炼以后，他认为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恩义，婚姻是要承担责任的，缘分是天定的，是要珍惜的。

有一次李万年说起他闺女被狗咬了，这让张良想起了家里的聪聪，九七年有了房子的时候就有了聪聪，他当时不很喜欢狗，现在倒很感谢聪聪了：这么多年，它陪妻子的时间比自己还要长。

聪聪应该有十二岁了吧，相当于一个人的七十多岁，不知是否还活着，可能已经死了吧？如果聪聪死了，张良想，妻子就更孤单了。

8

李梅和关叔说了要和张良离婚的事儿。

关叔能说什么呢？

张良进进出出都七八回了，小俩口的日子刚安稳，就出事儿了，刚安稳，又出事儿了，日子怎么过呀。

关叔不理解，图什么呢？因为炼这个功，这些年得少挣多少钱啊。以张良的才能、学历，现在早该让李梅开上车了。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张良太傻了，不识时务，鸡蛋往石头上磕，什么都做不了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关叔还记得2002年时，是他把张良从公安医院背回家的。

李梅打电话给关叔说：

“公安来通知了，说人不行了，让接回来呢，关叔，怎么办呀？”

因为几本书和一箱复印纸，张良就被抓了，他绝食绝水抗议，已经五十七天，黄疸扩散，家属接到了病危通知。

“如果人不行了，那咱们也不能往家接了。”关叔回答说。

电话那头，李梅一听就哭了。李梅北京没有亲人，她把关叔当自己的亲人。

关叔答应和李梅一起去医院看看再说。

关叔记得公安医院在美术馆附近，医院的门是根本进不去的，武警说，不戴胸牌，就是认识你也不能进去。

心里焦急，也只能在大门外等着。

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他们赶紧凑上去往里看，一个轮椅被推了出来。

整个人堆在轮椅上，瘦的完全脱相了，胡子很长，几乎认不出来了，但确实就是张良。

他们急切的叫着张良的名字，张良眼睛都不眨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但他们看见，好象有一点泪水顺着他土灰的脸流下来。

张良知道，亲人来了，他没有力气抬头看他们，也没有力气说话。

即使接回去，一开始也什么都不能给他吃，医生说，“胃里一点水都没有，吃下东西会有危险，只能用湿布给他擦擦嘴，用吸管吸水润润嘴是可以的，但不能咽。”

李梅哭着说：“关叔，咱们把他接回去吧！”

9

张良被接回家，怎么上楼呢，一步他都迈不动，是关叔把他背上了四楼的家。

刚回家张良什么都听不见，把嘴贴在他耳朵上，他才能听清说什么，缓了半个月，张良就活过来了，而且炼功后张良身体恢复很快。

没想到三个月后，刚养好身体，张良就又被抓了，因为要开“十六大”了。

那天是给李梅的弟弟过生日，在外面一起吃火锅，回到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有人按门铃，从猫眼里看，是楼下的保安。

什么事儿？保安说是来送楼下信箱的钥匙，张良说太晚了，明天我去取吧。打发他走了。

三更半夜来送钥匙，有点怪，张良正纳闷，又有人按门铃了。猫眼里是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张良问他们什么事儿，有什么法律手续吗？他们吱唔说一会儿拿来，但现在必须先开门，张良拒绝开门，他们就找来铁棍和砖，砸了一夜的门，猫眼都砸裂了。到了早晨，李梅和她弟弟要去上班，不得已开了门。于是他们三个被带到派出所，李梅和弟弟也被拘留了几天，罪名是“妨碍公务”，不配合警察开门。

一个月后，李梅接到片警的电话：“你过来吧，张良绝食了。”

“过去干嘛呢，人到底是死是活？”个性柔弱的李梅和过去也不一样了。

张良又绝食，又生命垂危，又是李梅和关叔接他回家，取保候审。

连李梅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

第一次是九九年“七二零”，张良在中南海北门上访被抓。

第二次是在小区公园广场，张良和几个大叔大妈清晨打坐炼功被抓。

还有一次是因为给人寄劝善信被举报。

还有一次是因为发翻墙软件光盘被抓。

…………

不知多少次了，李梅好容易缓过来，张良又出事儿了。

只要张良不放弃修炼，不肯说假话，李梅知道，在中国就随时随地会被抓，家已经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了，门随时都能被堵住、砸开，进门就能抓人，跑都跑不掉。

作为取保候审期间的担保人，李梅不得不同意张良离家出走，“你走吧，你不在家我还省点心。”

“不要让我知道你干什么，”担惊受怕的李梅对张良说，“知道你的情况我反而害怕，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

张良离开家，流离失所去了南方。

10

李梅一个人在家，恐惧和不安并没有随着张良的出走而消失。

警车的警笛声、电话铃声、门铃声和敲门声，都让她恐惧，穿制服的警察、保安、甚至街上戴袖标的大妈，都让她不安。

但她不得不和警察打交道，她必须回答警察的问题：张良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他都和谁有接触？

她不得不到派出所办暂住证，警察经常拿暂住证为难她：“我得到你家检查检查房子，再给你办证。”

她不得不去家委会办各种物业事项，不得不和爱打听事儿的家委会老太太打交道，不能怠慢得罪她们，每次去办事儿，她们总是怪怪的看着她，李梅客客气气的办完事儿，立刻就冲出门。

原来她不愿意给老板做假账，回家还可以和张良发发牢骚，现在必须老老实实听老板的，不能一走了之甩手不干，单位已经把张良开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

而且，她必须迎着张良同事的目光，在狭窄的楼道里走过去。

11

单位要收回张良的房子，威胁说要把家具扔到大街上。

李梅等着张良给她打电话。因为怕被监听跟踪，流离失所的张良没有手机，只能用公用电话和妻子联系，有时，为了防止妻子的电话被监听，张良就把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

终于在办公室里等到了丈夫的电话，李梅捂住话筒，小心不让其他人听到：

“怎么办呢？他们惦记上咱家的房子了！”

她忍不住哭起来，“他们会不会把我赶出去啊？我上哪儿住呀？”

远方的丈夫安慰她：“别怕，他们不敢，单位福利分房，咱们是有购房收据的。”

“购房收据在什么地方啊？”

“上次你不是藏起来了吗？”

对了，想起来了，李梅曾经藏过购房收据，也是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凭证，所以她总是藏来掖去的，总想藏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结果自己都找不到了，藏到哪儿了呢？

回家连夜找收据。一晚上也没找到。

累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李梅一个人坐在翻腾出来的杂物上，抽泣起来。多想给丈夫通个电话呀，不会说话的聪聪在她身边绕来绕去。

外面的风嗷嗷的刮着，象野兽一样，因为被挡在外面而使劲的拱着窗玻璃。

12

“警察来了不能随便给开门。”远方的张良告诉妻子。

“不开门他们会把门砸开的，上次他们不就一直堵在门口吗？”妻子在电话这头已经有了哭腔。

“如果没有手续就不能让他们进门，他们是违法的……”

妻子哭起来，“他们说了，不查房子，以后不给我办暂住证。”

张良无语了。

再想和妻子讲道理，妻子已经不想听了。

有时张良也想，自己怎么这么倒楣，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从找对象娶媳妇到住房，从出生一直到死亡，都要有单位介绍信、户口本、暂住证、收据，所有的个人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批准。

刚工作时没有房子，不结婚不给房子，这是单位的政策，同宿舍的老大哥就因为单身，根本就没有分房的希望。张良认识到，要想有自己单独的房子，就必须找对象结婚。要找对象结婚就要有单位介绍信，当年介绍信都不好开，正好有个熟人负责这事儿，张良就请他提前开了张介绍信。抬头写谁呢，他也不知道会和谁结婚呀，干脆写“王一”吧。

生活的现实是没有浪漫的，结婚才能有房子。于是不想结婚的张良只好和李梅说了这事儿，“我们结婚好吗？”

当时李梅对他一往情深，他也喜欢她。

就这样，他把王一改成了李梅的名字，用一张提前开好的介绍信和李梅结了婚。

结了婚还要等房子。张良不得不请同宿舍的单身老大哥去找别的地方住，他和妻子住在单身宿舍等着分房子。终于熬上了单位的福利房，又有户口的问题了，妻子是从外地过来和他结婚的，没有北京户口，干了几个临时工，妻子都因为不愿做假账最后回家了。

有了房子，没有户口，又必须办暂住证，房本、户口本、暂住证，这些小小的证件竟成了妻子最大的烦恼。

13

上次张良被放回来，和李梅一起回家看岳父岳母。

还没坐稳，妻子妹夫单位的保卫科来人把妹夫叫去了，问他，“你们家来了什么人？”

岳父母一家人十分恐慌，以为北京警方跟踪张良过来了，妻子马上让张良离开：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让人给盯上了？你赶紧先躲一躲吧。”

后来才知道，为了表明和家里的法轮功划清界限，张良的继父向所在部队的上级汇报了张良的行踪，他也担心张良回家会影响母亲。在党委生活会上做过检讨的继父，曾保证对家人要从严教育的。

从那时起，除了房本、暂住证，妻子就开始想要一个离婚证，似乎有了离婚证，生活就可以和张良带来的麻烦一刀两断了，她对张良说，“我们离婚吧，离婚了警察就不会再找我了，就再不会问我你去哪了。”

…………

想着妻子的痛苦，静静的看着那个痛苦的裂痕，张良不想拨动它。

他忽然想起来，他的私人物品在看守所全被没收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解教了，回家还没有家门钥匙呢。

五、“我要回家！”

1
正在筒道里排队的李明龙突然跑出来，一直冲到大闸，小崽儿追上去就凿他：
“上哪去？”
李明龙大声嚷嚷：
“我要回家！”

余晓航早就知道李明龙精神不正常了。
上厕所时，他经常看到李明龙自言自语，看见他光动嘴皮子，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走路就象梦游一样，无缘无故的傻笑。

田贵德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李明龙是在厕所，他很吃惊：以前健壮得象头小牛的李明龙，瘦成了一把骨头，劳教服挂在他身上晃晃荡荡的。
李明龙傻笑着，向田贵德借钱。
田贵德给了他五十元钱票。没想到的是，李明龙拿到钱后，张着嘴，仍然目光呆滞的盯着田贵德的手，突然，他一把将田贵德手里剩余的钱票全抢了过去，然后瘸着腿跑了。
李明龙以前不是这样啊，在六大队时他俩关系很好，放风时还一起背过师父的诗呢。

后来警察发现李明龙有钱，就问他从哪里来的，李明龙说向别人借的。
“你借钱干什么呢？”警察问。
“我要回家。”
“怎么回家？”
“坐飞机。”
李明龙向田贵德借钱是要买飞机票回家。

解教的时候，没有家人接，李明龙自己徒步走出了马三家教养院，走了一上午，他又自己走回了三大队，因为警察没给他身份证。

小崽儿减了很多期，解教回家后，据说他把女朋友给杀了，后来判了死刑。

2
检察院第一次找张良调查的时候，张良已经结束了四个月的“死人床”生活，每天都可以在床铺上睡觉了。
李勇把张良带进心理矫正室，一边跟检察人员说些低三下四的话，一边倒茶端水，迟迟不肯走开，直到检察人员冷冷的说，你先出去吧，李勇这才悻悻的走了。

验明身份后，检察人员问张良有什么要申诉的。张良就开始讲他因为不转化被三大队酷刑折磨的过程；三大队强制转化学员的真实情况；上刑和长期关小号，已经造成他胳膊韧带拉伤，腿部肌肉萎缩，膝盖里面长了东西。

一个检察人员做了记录，另一个人非常认真的听着。
最后，两个检察人员对看了一下，问张良：
“所长高卫东对你上过刑吗？也有过虐待你的行为吗？”

当然有。
张良把过程都讲了，检察人员对高卫东很感兴趣，还追问了一些细节，全部详细的记录下来。
在什么地方？
在“小号”。
“马三家教养院没有‘小号’，”检察人员纠正说，“不是‘小号’，是‘特管室’，是为了你的健康，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特殊管理护理你’。”

3
正在厕所门口值班的余晓航，发现除了自己，所有的“四防”都被叫到办公室那边去了，干什么呢？为什么没叫自己呢？
刘二喜回来后憋不住的兴奋：检察院来人了，写证明去了，有减期！
写什么证明啊？
证明没有“小号”，证明张良在特管室没受过虐待。
余晓航想，我也是“四防”啊，我也想减期啊，怎么不找我作证呢？
他去找了高原，所有“四防”都去给检察院作证，怎么不让我去？
高原说，因为你的案子和政治有关系，大队不让你这种人作证。
因举报警察违规停车而被劳教的，怎么敢再让余晓航给警察作证呢。

一个月后，沈阳于洪区检察院第二次来调查张良被虐待案，这次赵俊生、李万年是被调查的主要证人。
李勇把他们两人叫到办公室，交待他们：
“一定尽量少说话，检察院如果问到大队有没有虐待张良时，就回答说没有。”
赵俊生第一个接受调查，去之前被李勇叫去，李勇叮嘱他：“如果问为什么给张良戴铐子，就回答：防止他自伤自残。”
当天下午检察人员调查过赵俊生之后，李勇把赵俊生和李万年一起叫到办公室，让赵俊生把检察人员的问话及赵俊生如何回答的全部复述下来，让李万年记住赵俊生回答的原话，并且要求李万年以同样的口径去回答检察院。
部署完毕，李勇带李万年去见检察人员，在路上，他对李万年说：“于大给你报了一个标兵奖，快回家了，好好干吧。”

“真有上面来查这事儿了！”
李万年认为不可思议，回来后，他背着监控，激动的对张良说，“你妹妹真厉害！”

赵俊生很少说话，生怕哪句话被人听到了打小报告，但房间里只有他和张良的时候，赵俊生微笑着，低声跟张良说了一句：
“现在你是三大队最有面子的人了。”

4
李万年已经有了好几个红旗，于爱江又说给他报了一个标兵奖，不过他还是拿不准什么时候能回家，花更多的钱才能提前知道解教时间呢，磨人啊，但毕竟有盼头了。
赵俊生是用一个硬纸卡片划算刑期，每天都自己一个人在上面涂来涂去，算计着。
和李万年不能比，人家毕竟是花了钱的，自己是一分钱都没花啊。不过他也盘算，他可是为三大队做了很多事情的，李勇许诺过，说三大队不会亏待他的。
但哪天能回家呢？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呢”，赵俊生借杨大智的手机，避着监控，悄悄给妻子打电话：“应该快了吧。我刚学会一首歌，你听听。”
赵俊生就对着手机唱了几句《牵手》。
妻子在电话那边说：
“你怎么唱歌还是跑调啊？”

5
李万年先解教回家了。
解教前一天夜里，李万年把刘二喜叫到了水房，乒乓一阵打。
“打人了！打人了！”
刘二喜大叫起来。
门口的余晓航装作没听见，其他人也装作没听见。
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刘二喜的脸上就有了好几种颜色，腿也好象一长一短的了。

余晓航假装关心：
“咋整的？摔了?”
“不是，李万年打的。你没看见吗？”

没人看见。
也没人汇报，刘二喜自己也不敢汇报，还有十几个小时李万年就回家走人了，能把他怎么样呢，李万年早就设计好了。
李万年暴打321刘二喜，是让三大队所有劳教都很解气的事儿，“活该，让他谁都点！老婆孩子他都能点！”

6
“我快回家了！”
赵俊生提前很多天就告诉老乡，那神情好象已经自由了一样。
老乡送他一件特步T恤衫，赵俊生时不时拿出来穿一穿，有了这件T恤，走的时候也算有面儿了，赵俊生身板特好。
天天在小卡片上划着勾，黄旗一个月减三天，按黄旗算，日子也该到了，怎么还没消息啊？何况李勇说过于爱江要给他多报一个奖的。
早该回家了，怎么回事儿呢？他不敢问于爱江，瞅机会问李勇，李勇总是含含糊糊。最后赵俊生知道自己的期是按最少减的，人家一个黄旗减三天，给他只减两天，这么多月下来，可差不少天呢。
赵俊生想，我给你们编了那么多《帮教日志》《谈话记录》，连干警的《开会记录》《呈报材料》都帮你们编造，还帮你们给检察院作

假证、说假话，不就是为了能减期早回家吗？结果三大队竟然说话不算数！赵俊生在心里骂起来。
唉，谁让自己没上贡呢。
尽管如此，毕竟也是熬到头了，深藏不露的他还是憋不住的高兴。他和张良说，回家后一定和妻子好好过日子，借笔钱再开个豆浆店。
“还有三天啊！”赵俊生兴奋的告诉大家。

终于要熬到头了，一向谨慎小心的赵俊生，放松了对周围环境的警惕。临走前三天的晚上，在厕所与一个老乡提起了大队少给他减期的事儿，随口骂了于爱江。
他哪里想到吴贵就在厕所最靠里边的位置上蹲坑呢。
当晚吴贵就把这事儿汇报给了于爱江。

7
“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于爱江大发雷霆。
“你小子一分钱没花，就给你个俏活儿，就算是一天不减期你都应该懂得感激我，结果你还敢骂我！”
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的抽他，最后于爱江打累了。
“滚到大厅去！”他命令赵俊生，“贴墙面壁！”让他反省自己如何“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

赵俊生在大厅里“反省”了一个通宵。他想不明白，自己平时小心又小心，是谁打的小报告呢，真是防不胜防啊。右眼皮这几天就没完没了的跳，果然又倒楣了。
第二天，李勇把他叫到办公室。
“于大对你非常的气愤，所以我对你也非常的气愤。”李勇从鼻子里哼道，一边说一边把四本考核卷宗卷起来，然后用胶布捆住，他问赵俊生，“你知道我捆这个干什么？”
“不知道。”赵俊生回答，他真的不知道。
李勇慢慢的说：“用这东西打，我的手就不会疼了。”
接着，李勇就连续用这东西猛抽赵俊生的头。
鼻青脸肿的赵俊生又回大厅去“反省”了。

赵俊生把“反省”后的《检查》交给于爱江，然后蹲下。
“怎么和我说话呢？”于爱江脸上的横肉一楞一楞的。
赵俊生知道于爱江的意思，是让他跪下，他假装不知道，站了起来，于爱江更生气了。
“蹲着不行还站着！”又一阵暴打。
赵俊生被打跪在地，于爱江满意了：“不要用别的姿势，就用这姿势和我说话！”

看到赵俊生仍不服软，他叫李勇去拿电棍，准备电击赵俊生。
电击了一阵儿，于爱江突然问李勇：“没人上楼吧？”他怕院部的领导来。
今天是星期六，不会有人来的，李勇说。
确定领导不会来，他们把赵俊生的双臂朝后背铐上，然后开始了疯狂的电击，一直电到没电，再继续拳打脚踢。
于爱江用脚在他身上使劲跺，边跺边说：
“你不服？我就不信制不服你！”
然后他俩又拿出第二根电棍继续电，直到电用完。

赵俊生一直没有叫喊，也没哭。
于爱江说：“你小子还挺能抗，今天你不哭得泪流满面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于爱江叫李勇去给电棍充电。
“今天不把你制服，于大是不会下班的。”李勇在旁边说。
于爱江继续用脚跺赵俊生的后背，李勇则用捆好的卷宗抽打他的头。

最后，他们打累了，就命令赵俊生自己爬到大厅，“去哭！如果你不哭还会打你！”
赵俊生蹲着一步一步走，于爱江在后面踢，“你的前爪放不下是不是？！”
赵俊生被逼着爬到大厅，跪下给其他人看。

走的那天，赵俊生穿上了那件特步T恤衫，全身都是伤。
他没忘记于爱江最后警告他的一句话：
“解教之后，你马上给我滚回老家去，如果让我在马三家看到你，当心我给你弄个就地教养！”

8
赵俊生没有直接回老家。
解教后，他到沈阳公安医院检查身体，公安医院出具了验伤报告：
1. 左胸部外伤，
2. 双手臂皮肤划伤。
赵俊生问，明明是电击伤，为什么写划伤？
公安医院的医生说，“司法鉴定和公安是一家，我们怎么能给你写电击伤让你去告警察呢？结果不满意可以到别的医院鉴定。”

赵俊生在沈阳联系上了李万年，一起找了律师，把于爱江、李勇告了。
从地方到中央，几百封控告信被寄到各级人大、政法、检察院、纪委等部门，只要能知道的政府部门，他们都投了控告信。信中详细检举控告了于爱江、李勇一伙警员在马三家一所三大队的种种恶行，包括对赵俊生、李万年、张良等劳教人员施行的打骂、体罚和酷刑虐待；包括威逼利诱劳教人员给张良作伪证、蒙骗检察院；以及他们利用职权长期敲诈勒索劳教人员财物的具体情节等等。

9
“我缺一辆车，还缺一台五十寸的电视。”于爱江把杨大智单独找去，毫不掩饰的说。
杨大智心里明白，要过年了，于爱江又要“挤牙膏”了。

躺在床上，胖胖的手撑住胖胖的脑袋，杨大智的眼神茫然若失。
一方面是在外面与公安抗争，申请劳教复议；另一方面还要靠送礼来求得在劳教所里的安逸，这个体制给杨大智带来的屈辱状态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他看着妻子的照片，照片被他贴在了上铺的床板下，一睁眼就能看见。照片上妻子写着：“我们会成功的！”
杨大智琢磨着，要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继续向法院进行行政诉讼。

法院的回复很快：根据辽宁省相关内部文件规定，凡因上访被劳教的人，行政诉讼一律不予受理。
法院不立案，杨大智还是没有气馁，他指挥妻子到各级人大上访，请律师重新调查，找证人作证。

10
于爱江拿着表格进了库房，解教前必须让鲁大庆填写《解教书》。
鲁大庆闭着眼睛，他默背经文呢。
“你还想咋的，让你回家你都不填！这是解教的手续！让你回家！”于爱江吼起来。
鲁大庆还是闭着眼睛，于爱江摔上门走了。

加期三十五天后，2010年7月，鲁大庆解教回家了，穿着他被抓时穿的衣服，一件在库房里捂了一年、已经发霉的皮夹克。
走在沈阳城里，刚出来的鲁大庆耳朵总是听到警笛声，感觉好象到处都有警车似的。

回到家，家里已经没有了媳妇。
哥哥说，媳妇抱着孩子走了，她托了法院的人，在鲁大庆不签字的情况下拿到了离婚证。
当天晚上，鲁大庆去了街边，自己要了一碗饺子。

11
劳教所的最后一夜，和平常一样，张良没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警察值班室的监视屏上，张良的床铺是监控器看的最清楚的，他睡的很安稳，侧着身，一只手臂被铐在床侧的脚蹬踏上。
没人通知张良回家的时间，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让“四防”给他办手续，张良才知道是要回家了。他被加期二十天，总共关押了两年六个月二十天。

办手续的时候，警察检查了张良要带出的几件旧衣服，一件白色T恤，一条灰色秋裤。边边角角都捏了个遍，确保没有夹带任何东西。
我妻子的信呢？警察说弄丢了，找不到了。张良没有要回塑封的家信。
张良的钱款，被扣除了绝食的医疗费、灌食费，只剩几十元了，张良没有签字认可，也就没得到一分钱。

穿过空旷的操场，走出了一所的大门，阳光非常好，但张良对自由的渴望已经不再强烈。
拿回了自己的眼镜，张良也没仔细看周围的环境，大墙里面和外面的差异，他已经感受不大了。

六、回 家
1
回到北京，张良先在一个朋友家落了脚。
夜里他给妻子打了电话。
突然间听到丈夫的声音，妻子很关切：
“你在哪儿？”语气中有些不安。
“我离家不远。你在家吗？”
“在。”
“那我一会儿就回家。”

妻子开了门，没有说话。
一进屋，依旧还是画有一截竹子的屏风先映入眼帘，碧绿的竹叶，在暖黄色灯光下非常温润。
聪聪出来了，比以前瘦小了许多，傻傻的看着张良。
“哎呀，咱们的狗还活着呢，真不容易啊。”张良开口说。
聪聪也不叫，好象眼睛看不见了，以前，它总是使劲摆着尾巴，跳跃喊叫着向他扑过来。
妻子说，它可能不认识你了。
他蹲下来摸了摸它，叫了它的名字，它没有什么反应。
妻子站在一边：“你回来有没有人跟踪？”
“聪聪的牙都掉了，它怎么不叫？”张良摸到了聪聪的下颌，只剩牙床子了。
“痴呆了，只有特别疼的时候才叫。”
接着妻子又问：“你回来真的没有人跟踪吗？”
聪聪还是没有什么表情，摇了摇尾巴，回到李梅的床底下，趴着去了。

书房的门关着。
推开之后，打开灯，一个蜘蛛匆匆跑下灯罩，它被惊扰了，灯罩上挂满了蜘蛛网。
屋内的景象让张良有些吃惊：好象刚刚经过一场打砸抢，被厚厚的灰土尘封了，白色的窗纱已经成了黑色，被翻出的东西这几年一直就堆放在那里，很显然，抄家之后就没再动过。
下不去脚。张良一边简单整理着，一边和妻子说话。
“你明天还上不上班呀？”
“上班，又不是星期天。”
“爸妈身体还好吧？”
“还行。”
“关叔怎么样啊？”
“挺好的。”

洗澡。
搓背时，张良试了几次，自己的左胳膊还是不能够到后背，他尽量不让妻子看出来。
屋里有一股香味，很久没有闻到过了，是衣服柔顺剂的气味，阳台上晾着刚洗过的衣服。
张良看到妻子的卧室有一盘香，放在电视旁边的一个盘子里，盘子里有一些香灰，旁边还有一个打火机。他还注意到卧室双人床对面的梳妆镜给卸下来了，搁在晾台上。被抓之前阳台上的MP3机都没有了。
妻子找出了张良的睡衣，又找出被罩，她和张良一起套上被罩。

灯都关掉后，张良反而睡不着了，劳教所晚上总是亮着灯，他还不太习惯在黑暗中睡觉。
手臂可以随意活动了，没有摄像头的监控，也没有“四防”的看管了。躺在黑暗中的张良感到十分舒坦，他没想到，黑暗也能成为家的一部分，也是温暖与自由的一部分。
卧室墙上的照片黑暗中也能隐约看到，那是妻子放大的艺术照，好多年前在商场买东西得了个优惠券，妻子去影楼拍的。照片这些年就一直挂着，妻子在墙上望着他。

2
第二天早上，张良继续收拾书房。书房是从客厅隔出来的，是家里光线最好的一个小房间了。阳光泼洒进来，透过废弃多年的一个大鱼缸，照在一盆龟背竹上，龟背竹放在客厅地板中央，那里有充足的阳光。
上班前妻子把家门钥匙递给了他，“这次你出来会不会有人跟踪你呀？”
“不会吧。”张良回答。
“嗯，那你还能在家住吗？”
张良没吭声，以前就是因为家里不安全，他离家出走过很长时间。

虽然在劳教所的后期张良一直在恢复身体，走路上台阶还是有些困难，膝盖伤了，一扎一扎的疼。妻子不想问他在劳教所里的事儿，难受，从来不问。也不和张良讲她自己这几年的事儿，她被关进转化班的经历更是讳莫如深，张良一提她就急，甚至说，“我们离婚吧。”
发生过什么呢？
后来张良才知道，在转化班，妻子也是被逼着写“三书”才被放出来的，而且，妻子被迫说出了一位法轮功阿姨的住址，以前张良带她一起给阿姨送过书。警察按照她说的住址，找到了那位阿姨，后来就把阿姨给劳教了。

3
张良在北京的家里，每天学法炼功，他想身体恢复好一些再回老家见母亲吧，免的母亲心疼。
半个月后他回到老家，结果母亲一眼就看出来了：儿子的腿落下毛病了。

母亲给张良讲自己做过的梦，很多都记混了；给他讲自己实在不知怎么办，就被三姨拉去算命，算命的掐算说张良没有生命危险，但会受大刑、遭罪，说五十岁以后就好了，以后就要啥有啥了。
母亲还担心儿子会离婚，也找人掐算，算命人说，离不了，媳妇不反对他。

母亲提醒张良注意安全，干休所前一阵子还让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过去被张良称为唐伯伯的一位退休老干部，现在正监视母亲呢。唐伯伯是继父的老战友。
继父三八年参加革命，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差点被打死，后来被平反。受党教育多年，他把党视为自己的生命。
正聊着，卧室那边传来敲打床栏杆的声音，说不出话的继父在呼叫母亲呢，他瘫痪在床，但他听出了张良的声音，他不高兴张良来。

4
母亲告诉张良说，李梅也相信算命，她给张良算命时，算命的只说了一句：“天快亮了。”这是她听李梅说的。
李梅自己就从来没说过这事儿，李梅只是说：
“我对你都陌生了，好象不认识一样。”

现在妻子不敢和他一块出门，一起下楼经过楼门时，一前一后分开走，她总是习惯性的警觉着，她认为家委会有人盯着张良，觉着和他在一起不安全。
妻子在家，除了看电视、做面膜，没事儿就烧香、祷告，也不知道她祷告些什么。

“五一节”的时候，张良的表哥晓光来了，他们就一起去了潭柘寺。妻子逢庙必进，见神就拜。回来后在饭馆吃饭，付账的时候，妻子要了张发票，发票上有奖号，刮开一看，中了五十元，妻子高兴起来：“烧香真灵呀！”她弟弟的孩子入托儿所，她妹妹的孩子升重点高中，她自己的工作加薪，她都认为是烧香的灵验。

看到妻子的变化，张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5
张良和李梅带着聪聪一起去看了关叔，李梅还带着单位过节发的福利。
关叔看见张良就说，张良瘦了，这是关叔的第一句话，其实张良头发都白了。
李梅已经把关叔当成亲人了，每年回老家过年，大年三十晚上都从外地给关叔电话拜年。上次李梅回老家给母亲过七十大寿，关叔还送了两个大寿桃，后来李梅给关叔带回来两瓶茅台酒。这种酒关叔一般都要留着送人的，他自己只喝二锅头。
关叔早上五点就去爬山了，有时能爬一千多米，山里鸟多，他抓鸟，然后去卖。
晚上关叔喜欢自己喝二两，别人请他吃饭，他也会揣个小瓶二锅头，吃火锅也要个凉拌豆腐丝下酒，喝完了也不多说什么。

关叔这个人对很多事情都不直接回答。
张良这人好不好呢？
“这人呢，是好人呀。”
“嗨，要不是炼这个功，现在得挣多少钱呀。”
“法轮功嘛，九九年以前广场哪哪都是。”
那到底法轮功好不好呢？
“这可说不好，国家有政策，咱老百姓可说不好。”

但关叔愿意说说狗，谈谈鸟，还愿意聊聊八九年的“六四”。
那时候他住新街口豁口，各大院校游行，就从他家门口过。他每天都到马路边上坐着，看学生们一队队走过，听他们喊口号，饿了回家吃点剩饭就赶紧去马路上。夜里两三点，实在太困了才回家躺会儿。他还代表北京工人队，到天安门游行了呢，马路边老头老太太小孩儿都给他们递汽水。嗨，那时候公交车不要钱，一截就过来，直接给拉到公主坟……
“嗨，那时候真好。”二两酒下肚，关叔就有非常明确的感慨了。
“北京治安最好的就是那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的，挺有意思的。”

6月3号那天吧，他骑车到新街口去看，看见小当兵的戴着钢盔，钢盔里面有一根小锯条，特别细，关叔问那是干什么的，小当兵的就说：“勒你脖子用的。”
后来呢，“后来，从我们家往那边看天，一直都特别亮，后来突然就黑了，后来就听见了枪声，非常响。”
第二天早上看到学生哭着回来了，“政府开枪了。”他们说“坦克开进了天安门”，“死了很多人”。
大喇叭广播说请市民离开广场，听说木樨地翻了一辆军车……
关叔说，我们厂还给胡耀邦送过花圈呢，我们厂送的是最大的，金属的，用吊车搁在纪念碑上面。有一次他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书，还记录了这件事：北京重型电机厂送的花圈直径五米，用粗铁管焊的大圆圈，花儿是用薄铜片薄铁片做的，重有几吨呢。

张良请关叔喝酒的那天，马路边上坐着的老太太都戴上了红袖标，关叔说，“又要开会了，‘两会’。”

6
过年张良和李梅一起回老家看岳父岳母，确定没有被跟踪，岳父才让张良进了家门。
全家开会，围着张良质问：“我们把李梅托付给你，你却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没有照顾好她。”
他们支持李梅和张良离婚。
张良说，这些年我确实没有好好照顾家，但你们也应该问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有吃喝嫖赌，没有坑蒙拐骗，更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儿，我是去做正义的事儿去了，我们那么多同修，因为修炼真善忍被迫害死了，我能看着不管、过自己的小日子吗？
张良还说，如果您二老天天去小区锻炼，突然有一天不许你去了，说你们违法，还把你们一起锻炼的伙伴抓了，你们是不是也要去争取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岳父母一听，觉的张良说的也都在理上，互相看了看，就不再提离婚的事儿了，“那你俩自己解决吧。”

岳母甚至想重新炼功了，九九年以前她也学过法轮功，政府不让炼，她就放弃了。她身体不好，有胃病，炼法轮功时，确实感觉胃病好转了。
一听母亲要重新炼功，李梅就怕了，“那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呀，你看他吃多少苦呢，不提高心性也不行啊。”
李梅明白一点儿修炼的道理，她看过书。

7
张良去看望表哥晓光和姑姑。
几年前，晓光因为用自己的账户给张良汇过一次钱，也被国家安全局抓捕过，拘留了一个月。
安全局的特工把他带到北京的一个住宅小区，门口没牌子，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小区，老百姓绝对不会想到，里面居然有个秘密审讯室。
“交代吧，这是通天大案！”第一句话就把晓光吓坏了。
他和张良的每一次通话都有记录，“案子的卷宗就有好几尺高”。
直到现在，晓光也不知道张良犯了什么案子。但那一次，包括晓光妻子在内的所有亲属，都被安全局审了个遍。

晓光的妻子吓坏了，找姑姑哭闹，姑姑害怕，让张良不要再联系晓光了，惹麻烦。在不炼功的亲戚们看来，张良太偏执，在北京的国有单位，工作也不错，怎么就不好好和媳妇过日子呢？完全可以在家偷偷炼呀，为什么一定要说实话呢？
让张良完全没想到的是，姑姑现在居然也学法轮功了，“因为发现法轮功说的对”。她以前学过好几种气功，还学过天主教。
晓光和张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说张良小时候就“不爱玩，喜欢思考问题”。
过去晓光不理解张良，现在他有点理解了，“那可是神的状态，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
晓光认为，“他的付出和承受对大环境的改变是有意义的。”

8
沈阳劳教局真的受理李万年和赵俊生的控告了！
得到通知，李万年兴冲冲去了劳教局。
劳教局的人热情的接待了李万年，感叹说：你们应该早点举报啊，早点举报就好了，因为前一阵子刚好赶上整风查腐败的运动，你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正是我们需要的。
他们鼓励李万年大胆说出他掌握的全部情况，关于马三家教养院一所三大队，还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实都可以说出来。
等到李万年说完，签了字，其中一个干部突然就拿出了一个录音机。他打开按键，播放了一段录音。那是海外电台记者采访李万年的电话录音，在录音里，李万年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人在马三家一所三大队遭受欺压虐待的情况。
播完之后，这个干部看着李万年：
“这是你的声音吧？”
李万年蒙了，马上矢口否认，思路大乱，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与海外反华势力有勾结，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他郑重的告诫李万年，“有关部门还在追查这件事情。”
最后，他盯着李万年的眼睛：
“性质很严重，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再声张了，你听明白了吗？”
李万年听明白了。
2012年新年过后，回家不到一年的李万年就被当地安全部门抓走了，家人花了两三万才把他捞出来，没法在当地呆，李万年流离失所了。

9
辽宁省劳教局很重视李万年、赵俊生的控告，再一次到劳教所做调查：到底打没打过赵俊生？到底有没有虐待过张良？那时张良已经回家了。
这次连三大队的哑巴都被要求签字做口供啦，筒道长吴贵和“四防”杨大智是主要证人。
没人看见赵俊生被打，也没人看见张良被虐待，吴贵和杨大智都签字给劳教局做了证明。

自己在劳教所居然会作伪证！这是杨大智实在没想到的，但又能怎么办呢，身不由己，在劳教所说真话太不现实了，说了真话怎么可能早回家呢？杨大智啥也不敢说，于爱江和李勇一直在门口听着呢。
外面的消息也传进来，妻子重新请律师调查后，公安局拘留了所有的证人，警告他们翻供的后果。后来，又开着警车去了证人的家乡，挨个威胁他们不许给杨大智作证，农村人都想过安生日子，谁敢再给杨大智站出来作证呢？
命运都是相似的，妻子作了伪证，自己的证人作了伪证，没想到他自己都不得不作伪证！杨大智苦笑了。

回家前一个月，杨大智在三大队又看见了鲁大庆，看见他又上了抻床，又躺在“死人床”上了，看见胥大夫又天天来给他检查身体了。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只能找机会送了他一些衣物，有时也偷偷给他送些吃的。
他对鲁大庆说：我佩服你，你是好人，而且有刚儿！

10
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杨大智的身后终于关上了。
坐在回家的车里，劳教所的高墙逐渐向后退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矮。走了一段郊外的路，进入市区，鳞次栉比的楼宇就在车窗前唰唰压过来。
路上在肯德基吃饭。刚下车，就看见几个城管在殴打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儿，然后把小贩儿的三轮车抬上执法车，开走了，水果滚落了一地。杨大智在马路边上站着发愣，看着小贩儿跪在地上，一个一个的把水果捡起来，抱在怀里哭。
林茹很担心，要在以前，杨大智可能会冲上去找城管理论理论。曾经就有过一次，有个骑电动车的把一个学生撞了，下来还要打学生，杨大智上去就揪住了开车的，最后被行人劝开了。
但这次杨大智没有上去，只是在路边瞅着，直到林茹叫他进去吃饭。
吃炸鸡时，儿子非常高兴，杨大智却心不在焉。
突然杨大智就说：“我不想回家。”他看着林茹，“我现在不安全，回家会被监控。”

三个月前警察用大石头砸开了他的家门，锁都砸坏了。
林茹将此事上了互联网。后来警察再次闯进家里，搜出照相机，删除了里面所有的照片，包括警察砸毁家门的照片。
临走时，他们拿走了电脑主机，恐吓林茹的父母说：
“你女儿在网上骂共产党，现在摊上事儿了，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你们最好识点儿相！”
林茹的父亲，当场就气的昏死过去。

杨大智不想回家，是不想家人再受骚扰。他们找了个旅店，结果又不让入住，身份证不合格，还没有换成第二代身份证呢。
“回家吧，该有事儿在哪儿都有事儿。”林茹虽然这样说，心里也想，回家会不会被监控啊？

11
“站住！别跑！站住！”
在中关村四通办公大楼里，鲁大庆刚刚送完一份外卖，从一个房间走出来，一个瘦小的身影就追上来。
鲁大庆以为要抓他呢，因为他刚才顺便挨个房间发了“神韵”光盘。（注：“神韵”，是以复兴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为宗旨的大型歌舞演出。）北京的便衣特别多，前几天他就差点被便衣给抓了，也是因为发“神韵”光盘。
电梯也不坐了，赶紧跑，他顺着楼梯蹬蹬蹬往下跑，那个小瘦子也顺着楼梯追，一边追一边喊：
“别跑！别跑！好容易找到你们！”
原来不是抓他的，鲁大庆这才停下来。
“可找到你们了！我哥哥就是法轮功！”
小瘦子高兴的拉住他的手，鲁大庆听出他是沈阳口音，老乡啊，再一问，原来还是同修呢。

那次解教之后，媳妇抱着孩子改嫁了，鲁大庆就开始在当地打零工谋生。不久因为发“神韵”光盘又被抓进了马三家劳教所。
一年之后，鲁大庆出来了，把家里的房子给了哥哥，什么都没有了，连身份证都没有了，黑户。后来就流落到了北京，在中关村送外卖。一天干五个小时，一个月挣不到一千块钱，有时一个馒头就是晚餐了。剩下的时间鲁大庆还是满大街发“神韵”光盘，没想到这次就碰上了这个沈阳老乡，开始还真把他吓着了。

这老乡也是个流落他乡的人。哥哥死在沈阳监狱，也是因为炼法轮功被判的大刑。
那是2004年，在他的哀求下，警察允许他在监狱医院见了哥哥最后一面，病房里全是警察。
他已经三年没见过哥哥了，哥哥瘦的完全走了样儿，象非洲难民一样，脸上没有一点肉，还能认出来的是哥哥的鼻子，只有鼻子没有塌。
他悄悄趴在哥哥的耳朵边上问：“你对大法还有信心吗？”他看到哥哥的右耳变形，缺了一块。
哥哥虚弱的说：“你要好好看书（指《转法轮》），要相信法。”
沈阳老乡现在没有书了，也不敢修炼了。他说自己的父母都是本分的老农民，一个儿子已经死了，不想再失去另一个了，父母让他离开家乡到北京做生意，谋生活吧。

12
余晓航小心翼翼的挽着妻子，绕过沈阳市区的各种井盖儿。
“一定不能踩井盖儿，犯小人啊！”余晓航在陪妻子散步，妻子怀孕七个月了。

余晓航经常给妻子买高级的点心。看着那些点心，他想起了马三家的饼干，他忘不了那种大铁片圆饼干，他曾经觉得那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解教回家后，余晓航去见过那位曾从被窝里掏饼干给他吃的法轮功学员。关于饼干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妻子。原来的女朋友吹了，妻子是他解教后认识的，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余晓航和妻子一起看电视。沈阳台播放了一个节目，一个小伙子因为生活困难而自杀，没死成，给送到了医院抢救。余晓航想起了自己在马三家老想自杀的事儿，“想自杀也得有那胆儿啊”。他觉的这小子有勇气，就和妻子商量，想给那小伙子捐一千块钱，妻子同意了，他没有告诉妻子捐钱的真正原因。

余晓航提醒去他家的每一位朋友：“楼门前刚刚安装了摄像头，有监控，我们走后门吧。”
和朋友走在街上，他不时的看着脚下，还是那句话：
“一定不要踩井盖儿，犯小人啊！”
　
对于大墙外的人来说，十九个月一晃而过，而对于余晓航，马三家教养院的十九个月，从来就没有结束过，而且如影随形般的覆盖了他以后的生活。
他尽力抹去身上带回来的劳教所的影子，可是他知道，在他的身体里有一道很深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越埋越深，但却难以愈合，他不敢回忆，又无法忘记。
从十七岁那年上访到现在，他三十一岁了，他明白了很多同龄人不太去深想的问题，他知道什么是真男人。
他常想起张良，想起鲁大庆，想起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想起他们那没有怨恨的眼神。
他不恨李勇了，据说李勇的儿子得了脑残，老天的报应啊，还用人去惩罚吗？
他知道，“大环境不改变，就是干死李勇，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李勇，社会体制不变，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

13
“等我有能耐的时候，我要送我老婆孩子去美国。”这是杨大智在劳教所时最大的愿望。
但出来不久，他就和林茹离婚了。

即使离婚后，看见穿红马甲的环卫工人，林茹都揪心的闭上眼睛：和杨大智在劳教所穿的一样。她说，虽然离婚了，如果将来杨大智出什么事儿，她还会帮他的。
说到离婚，林茹还是有些伤心。最早她腆着大肚子陪杨大智上访，后来又与娘家人一起陪杨大智上访，杨大智被劳教后，林茹又在外面为他的劳教案子申诉、复议、继续上访，没想到案子无果而终，他们却离婚了。
“我爸说，有钱了杨大智就忘恩负义了，其实不是。”他俩都知道离婚的真正原因。
有些事儿可能一直没有显现，但有些东西脆弱的已经有了裂痕，笔录的事儿对杨大智是个伤害，虽然他自己在劳教所也作过伪证，但他对妻子做笔录的事儿耿耿于怀，“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

在劳教所后来受孙队长的影响，杨大智会唱很多佛歌，他说自己信佛。
“我觉的他只相信他自己。”林茹说，“他说他相信法律，如果这国家有法律，是可以相信法律，如果这国家没有法律，相信法律又有什么用呢？”
官司不了了之，很长一段时间，杨大智被仇恨充斥着，他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想复仇，只想复仇。
后来杨大智就疯狂赚钱了。做金融，搞大额借贷，一年他就换了车，几万块钱就轱辘成几百万。如今，一提杨大智，圈里谁都知道他，一个脑袋顶别人三个脑袋，能做大生意。在外人看来，他到哪儿都吃的开，开一辆豪华宽大的越野车，够风光。
虽然对社会上的不公他已经不再关心了，但听到高俊峰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杨大智还是很难受，他还答应过帮助高俊峰的妻儿呢。

林茹带着儿子一起生活。一天早上，四岁的儿子醒来，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了。
“爸爸开着很大的车，可累可累了，找不到家。”

14
聪聪的癫痫病越来越重了，一有大的响动它就抽风、吐白沫。
关叔给李梅介绍了一个天坛附近的狗医生，李梅去开了一大堆中药，还特意给聪聪买了一个熬药的砂锅。
每天给狗喂药就成了妻子的大事儿。其实妻子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给聪聪喂，但只要在家的时候，张良总是扶着聪聪的腿，帮妻子喂药。
聪聪知道药苦，一般先习惯性的反抗一下，不配合，但只要稍微用点劲儿，它就不再蹬腿了，它也没多大力气反抗了。张良一手抓它的前腿，一手抓它的后腿，然后李梅捏开它的嘴，麻利的用针管把药打进去。
一边打药李梅一边哄它：
“乖，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喝甜的了，乖啊。”
喂完药，李梅又给它喂了糖水。
喂好后赶紧把聪聪放到地上，张良说，多可怜呀，天天圈在家里，张良想起自己关小号的日子了。
妻子说，“那是你想的，它可不一定觉的外面好。”

想想也是，现在聪聪一走路就摔跤，颤巍巍的站不住，上下台阶都得要人抱了，它是越来越老了。
喂完药，妻子回到房间看电视去了，《非诚勿扰》。
随后传来妻子的笑声：“老说优越，有多少钱呀，见了女人话都不会说！”原来说的是《非诚勿扰》里的一个宅男，自己总有优越感，结果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妄想狂。
张良也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他正研究电脑的加密系统呢。

七、求救信出现了

1

2009年，从马三家解教回来的时候，老朴的腰也因扛麻包损伤了，一头黑发全都白了。他精神恍惚，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和他说话，过一会儿他才能反应过来对方说的是什么。

2012年12月，学会用翻墙软件不久，老朴在网上看到，马三家求救信在美国被发现了！泪流满面，他激动啊，差一点儿喊出声来：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四年前在八大队，张良给了他求救信的底稿，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照抄了两封，后来藏到了包装箱里。当时，他只知道信的大概意思，不懂里面英文的具体含义，现在在网上，看到这封信被翻译过来，老朴才明白自己当年抄的是什么。这么大的反响，这么重要的意义，老朴为自己能参与其中感到自豪。

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老朴想跟帖，想把他的激动表达出来。

他在大纪元网友评论中写道：

“那都是真的，我就是当事人之一。

那是2008年上半年做的那些万圣节饰品，其中有一款是小鬼抱着十字架。小鬼穿的、是用把做蚊帐的纱料，剪成一条一缕的并染成黑灰色的所谓衣服。因为我就是当时受迫害的，并参与写信的。当时我们冒着被加期、被酷刑折磨的危险写过多封信，想叫世界知道。我们在那里生不如死，因为我们只要不转化干活再好也没有减期，干不好要体罚、电棍电甚至还面临加期。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喝的是腥臭味特大的凉水；因为水井挨着厕所。与世隔绝一样，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出来。

我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就是参与者之一，如果需要我会揭露一切。我们还向SOS写过多封求救信，都在饰品的夹心层。因为我们知道做的这些产品都是给国外做的，只有这一个办法叫国外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知道这里发生什么……

回忆这一切它对我的身心伤害太大了。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擦了几次眼泪。”

老朴打字很不熟练，又碰错了键盘上的按键，跟帖还没写完，文字就已经发过去了。

他太激动了。

2

时间太久了，对张良来说，这件事真的是有点太久远了，经历了近乎绝望的等待，在他几乎遗忘的时候，求救信突然在地球的那一端出现了！

而且，他没想到这封信在世界上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从马三家劳教所寄出的一封信，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引起的巨大反响。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正是美国民众忙于采购圣诞用品和礼物的时候，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快速流传，很快的就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国际主流媒体密集报道这一套墓地套件是在美国的超市Kmart购买的，Kmart的母公司就是西尔斯（Sears），这个公司也表示要进行调查，其它的主流媒体现在也正在跟进报导。可以说这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所看到的对中国劳教产品、奴工产品最密集的报导。据《俄勒冈人报》的一篇跟进的文章说，周五那一天，《俄勒冈人报》的第一篇报导的阅读量就超过了五十万次，是近年来所有单个报导当中最高的，据说昨天一天全美国各地的媒体，一直远到挪威的媒体，都在争相采访朱莉‧凯斯女士。”

这是翻墙收听到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访谈节目。听完这个节目，妻子不断的担忧起来：“这件事会不会出危险？咱们会不会遭到麻烦？”

然后，妻子就因为这封信而一直烦恼了。

张良也不知道会不会遭遇不测，他一边兴奋着，一边又忐忑不安着。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不久，表哥晓光打电话给他：

“安全局如果想查你，那可太容易了。你要不要到我这里躲一躲？”

3

忽然就有人敲门。

李梅警觉起来，踮着脚走到张良的书房。

“怎么回事儿？”李梅问张良。

张良从电脑屏幕上回过头，怎么了？

“你听，有人敲门。”李梅一脸的惊恐。

除非约好，家里几乎是不来人的，李梅怕是警察敲门。

“哦，刚才我打电话要了一桶水，送水的吧。”

但张良还是谨慎的卸下了电脑加密盘，然后去开门了。

送水的。

李梅松了一口气。

4

正在书房里的张良隐约听到喔喔的叫声，是聪聪。凭经验，张良知道它可能又在马桶后面卡住了，它把自己塞到那里，总认为那里安全。

果然，聪聪的头扎进那个狭窄的地方出不来，疼的太厉害，所以它才叫了起来。

费很大劲儿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张良看到它的腮帮子都蹭烂了，可下次它还会往里钻。

为什么呢？张良问了关叔，关叔说，怕是活不长了。

2013年初，李梅打电话给关叔：“关叔呀，狗死了，我下班一回家就看见狗死了，刚死，还没凉呢。”

李梅哭的非常伤心，“关叔，怎么办呢？张良也不在，他回老家了。”

“你放哪儿了？”关叔问。

“放阳台上了，搁在一个方便面箱里。”

过了几天，李梅请了假，抱着方便面箱子与关叔一起去找埋狗的地方，关叔还借了一把破铁锹。

好不容易找到离家不远的一片松树林。

刚下完雪才几天，地都冻了，铁锹又不好使，铲也铲不动，没办法，最后只好找了一个挖走树根的树坑，把狗从箱子里抱出来，裹上两层旧衣服，放到了坑里。树坑周围的土不多，撮一点旁边松动的浮土，勉强盖上了。

李梅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这只狗陪了她十四年。

聪聪是在过年前死的，这回节日的鞭炮可再也吓不着它了。

尾 声

1

2013年秋天，张良再一次重返马三家。

此时，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据说很快就要被宣布废止了。

如果没有教养院，马三家镇看起来和东北的其它小镇并没有什么不同。

靠近汽车总站的树丛上蒙了一层土，上面长满了灰白的虫包，塑料袋在树枝间胡乱的缠绕着。载着巨幅饮料广告的大货车，花花绿绿的在狭窄脏污的街道里穿来穿去。马路坑洼不平，沿街都是低矮的商铺，圆梦彩票、马三白酒、杀猪菜、棋牌室，最高的大都市美食城和洗浴中心，也只有二层楼高。头上，是一大块特别干净的天空，特别的蓝。

农贸市场里面就非常昏暗了，红色的灯罩下，各种熟食、鲜肉及摊主的脸庞显的油润鲜亮，人头攒动，生意兴隆。

风很大，土也大，但不影响人们在市场旁边的小摊上不紧不慢的吃下一大碗馄饨，然后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根烟。头顶上，呼啦呼啦吹起的是遮棚塑料布，一阵风过，一个白色塑料袋上了天，飘飘摇摇，上下翻飞，最后终于缠到了旁边的一个电线杆上。

离农贸市场不到二十米，就是教养院的大门牌楼了，鎏金的“马三家教养院”几个字有的已经脱落，警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牌还是很醒目，下面张贴的小广告已经多日没有洗刷了，一层覆着一层。

张良走进教养院，一个穿着西装的农民坐在拖拉机上，从他旁边咔咔的开了过去。

2

象往常一样，八十一岁的老吴，背着手拿了一把帆布小折椅，慢慢的从家属区的月亮门里踱出来，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大太阳地儿。秋天的阳光非常温暖，他看着一个妇女蹲在路边编筐。

老吴穿的非常整洁，藏蓝色的夹克和帽子干干净净，里面的一件淡蓝色衬衫能看出是警察的制服，张良和他聊起来。

退休警察老吴1961年转业后就一直在马三家教养院工作，住在院里的家属楼。年轻警察现在都住到城里去了，城里人多，夏天太热，他还是愿意住教养院这里。

“解放前这地方业障大，不安宁，经常闹胡子，水灾、旱灾、地震，还有鼠疫霍乱、绑票的撕票的，死了不少人。”

老吴习惯于把马三家镇的变化分成解放前和解放后。

“解放后，在政府的治理下，这个地区越来越安定了。”

用老吴自己的话讲，他一直管“劳教”、“管生产”，退休时担任马三家教养院一大队生产大队长。

“解放前这里就是一片大荒甸子，那时教养院里面都得骑马。”想起过去创业的艰辛，老吴感慨起来：“现在好啊！”

张良突然问了一句：

“里面打‘劳教’吗？”

老吴耳背，张良凑上去又问，“里面打‘劳教’吗？”

老吴听清了，马上大声说：

“没有打人的，不让打人，打人犯法，都是说服教育，没有打人的！”

“现在马三家出名了，国外都知道中国有个马三家。”

“是吗，那可不知道。”

“劳教是不合法的，您知道吗？”

“劳教不合法？没有这事儿！那都是有法律程序的！”

“劳教制度快解体了，您知道吗？”

“那不可能！”

老吴背着手，慢慢走了，他要到教养院里的蒲河公园晒太阳去了，“那儿的荷花池很好。”老吴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

教养院里的蒲河公园不仅有漂亮的荷花池，还有假山。

曹老四的三蹦子突突的停在了旁边，张良坐上了他的车。

3

又在这条柏油路上了。

跑出这条路，就可以在马三家镇上叫一辆去沈阳城里的车了，就可以逃离这个地方了。这条被许多劳教人员在头脑中不断假想、反复盘算的逃亡之路，从南到北有十公里长。

“解散了，二所没人了。”曹老四告诉张良。

“那您生意不好做了吧？”

“哪能呢，这里要变成轻刑监狱了，黄不了。”

曹老四啥都知道：“过去劳教拿铁锹叮咣的，挖地沟，铺路，穿着红马甲，一群一群的。要不就是下大地，起早贪黑的干，嗨，改造呗。”

“后来好了，后来看不见他们出来了，住的也好了，都在里面干活儿，都享福了。”

“法轮功？”曹老四听说过，“是有‘法轮儿’，不过他们来了可不遭罪。不象刑事犯儿，他们也就是上上课，学习学习。”

4

张良在二所门口下了车，两座旧楼已经完全变了样儿。

不止一次的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旧楼焕然一新，显得非常干净，已经看不出往日的任何痕迹。

有那么一瞬间，张良感到对这里的记忆也模模糊糊的了，就好象磁盘被消磁了一样，恍如隔世，难道这里就是四年前他干“鬼活儿”做墓碑的地方吗？

围墙大约有七八米高，上面缠绕着闪亮的铁刺藜，围墙的四个角新建了高高的岗楼，还没竣工呢，脚手架上有几个工人在爬上爬下的忙乎。

变成监狱就要配备岗楼、由武警把守了，但据说里面管犯人的还是劳教所的那帮警察，仍旧归司法厅管辖，现在他们正在轮流接受培训，要不了多久就要上岗了。

起风了，风从教养院上空滚过，飞奔过来，摇动了一切能摇动的。还没发黄的树叶被强行从大树上撕扯下来，那些细小的野草，被秋风捎的有些发黄却很坚韧的把抓着下面的泥土，抖动着。

稻浪翻滚，一波一波象大海的波涛层层涌动，但不会象海浪那样升腾爆发，只是平地翻滚涌动，一阵风过，叶子翻着个，又一阵攒动的聚集，然后散开，随风翻滚，酝酿着，集聚着，又散开……

风停的时候，那些细小的野草，仍旧发出沙沙的声响，瑟瑟颤栗着。

5

曹老四带张良去探访了几处马三家教养院各大队的旧址。

当年张良曾经从窗口遥望过的那些颓垣残壁，走近了其实是荒野中的几处平房，从残留的一些痕迹中，隐约能看出是某大队的旧址。“现在都是加工鸡翅的黑工厂了，”曹老四说，“已经承包给当地农民了，有的在里面养鸭子养鹅。”

有一处苏式的尖顶红砖瓦房，门头上有一颗五角星和“一大队”三个红字，这是早期劳教所旧址中保留最完好的一座了，门廊的黑板上，留有几十年前粉刷的报头：“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后面几个字已模糊不清，黑板中间，是粉笔写的工厂宣传口号：“质量是企业的灵魂。”

旧址的岗楼上有很大的蜂窝，还有几个鸟巢，监舍的窗子钉着稀疏的铁栅栏，残破的封条随风抖动，屋边墙角长了很多野草，野草一直长上了房顶。

从铁栅栏向筒道里望去，地上全是灰，陈年的厚厚的灰。

6

到一所三大队的时候，天暗了下来，灰色的监舍大楼显得非常安静。张良望着它，人生中最漫长的两个冬天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天很快就黑了，曹老四说，“走吧，里面没人了，人都放了。”

黑暗中扑啦扑啦的响，一群黑翅膀飞过，“呀”的一声怪叫，是乌鸦。

坐在曹老四的车上，回去的这条路，张良还是感到很漫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