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中国的学问，在领导层的管理学上，深得孔子“温故知新”的要领，他们最聪明和突出的地方，就是懂得学以致用，读经典，读史书，将古人的教诲和具体实践经验活用于当代，解决各种现实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古至今，从天皇、幕府将军，直到当代首相和企业家们，都将孔子的《论语》和《贞观政要》列为首要典籍的原因。

《政要》是《论语》的完美实践

孔子的《论语》，是一部从为君者到平民等各个角度进行论述的人生总论，做人的纲要。而《贞观政要》在日本人眼中，则是一部帝王对《论语》的具体实践，并且是最完美、最经典的实践。有了这两部书，人生便不会有太多的困惑，出到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为何会这样呢？几千年来，中国的典籍浩瀚如海，为何日本最看重这两部典籍呢？原因在于，这是两部高度浓缩的精华。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首，是一切儒家学问的宗旨，做人正理的教诲，后世无论出了多少著述，有多少儒家门派，不管他们多么出名，都不过是后人从自己角度和人生经历对《论语》进行具体实践和研读后得出的不同时代的各家领悟。

跟唐太宗一样，开创出日本江户时代三百年最繁华历史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对这一点的领悟，最为深刻。家康深知，日本要想富强，繁荣，就要办学，对当时的管理国家的阶层——“武士”进行儒学教育，并把孔子的《论语》列为最重要的典籍，如今，在日本的中学国语教科书上，都特别提到，过去的武士，只要提起学习，首先要读的就是这部《论语》，首先想到的也是《论语》。因为其他著作，只能作为个人不同层次和角度的具体参考，如果不把握这部宗旨来读，就无法根据日本的实际国情、民族特点来实践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具体领悟。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会有不同时期，属于自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领悟，绝对不会一样的，但是原则宗旨不会改变。只有把握住这部纲要，才不会走偏，才不会教条，才能把经典活用于不同的现实社会。

德川家康跟唐太宗很相似，唐太宗参与统一大业，建立唐朝，完成中国古代最繁荣，达到顶峰的文明时代，而家康则统一日本，开创了江户幕府的时代，也是日本古代文化的顶峰。唐朝与江户幕府，都经历大致三百年的历史。这两大国家“元首”，都同样经历过创业和守成的两个时期，家康尤其喜欢研读《论语》和《贞观政要》，在做人和治国上，在成就上，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与唐太宗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切不禁令人联想到，这会不会就是佛家讲的轮回，道家讲的历史的天定的安排。使得中国神传的文化，一直保存在日本。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面对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家康需要从创业走向太平，如何守住基业的问题一下子摆在面前，你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处理不好，很快就会断送辛苦得来的统一基业。家康以前的两任统一天下的将军，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一个崇尚武力，喜好西洋技术，目空一切，有才无德，残忍待人，让人因畏惧其强大的武力而一时不敢不服，最后不得善终；一个出身下级武士，十几岁就到处流浪，吃尽人间疾苦，颇懂人心，但是终究没有受过上级武士才能学习的正统儒学教育，没有学过《论语》，不懂得学问的根本就是仁德。因此，只把获得人心，谦卑待人当作手段，一旦功成，就开始享乐淫奢，好大喜功，也断送了江山。

所以，如何守住基业，管理好他的国家，是最大的问题，而唐太宗的具体实践，君臣论道，无疑就是他最合适的教本，最具体的参照。两人的经历不仅相似，太宗时期的前所未有的繁荣鼎盛，也是最好的证据，等于告诉他，只要跟着太宗留下的政要学习，就是最好的治国捷径，富国捷径。因此这两本书，成为日本治国和从商的经典中的经典。

日本经济进入守成时代  

在当代汉学研究者守屋洋所著的《帝王学讲义》中，讲到，《贞观政要》是守成时代的最高领导者的心得。这就是它成为帝王教科书，被日本代代继承下来的原因。他提到，早在鎌仓幕府时代，当时的将军北条政子，就高度评价《政要》，命人翻译，入迷地学习。到了江户幕府的家康将军，他不仅招来著名的儒者藤原惺窝为自己讲解《政要》，还命令当时的足利学校进行出版发行，向社会普及。因此，江户时代的多数各地藩主（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都熟读《政要》，该书成为普遍知晓的为政要领。

并且，历代天皇，更是把《政要》当作帝王教科书，接受帝王的教育。仅仅有明确历史记录的天皇，就有十几人。昭和年代，此书也一度备受关注。进入最近的三十年前，日本经济从战后的创业进入守成时代，一大批经济领域的开创者，退居二线，今后，如何选择继承者，该交给怎样的人，为何急功近利，一味注重才智不可取，成为了最大的课题。在这样的现实问题下，人们又再次关注这部要典，于是当代日本从新掀起帝王学的高潮，直至今日，很多经营者都在不断地研读。

这些论述，让我们看到一点，日本但凡出现问题，就会从新研读中国古典，从新走回正轨，他们也许一时会因成功而犯错，出现政治和经济领域各种道德败坏的现象，但是只要有祖先的教诲在，经验在，传统文化只要不被隔离和歪曲抹黑，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问题，从新复兴传统学问，并追随先祖，明白如何温故知新，走回正道，从新崛起。

从下一篇开始，我们直接走入这部经典，看看是否仅仅适用于守成，是否对孔子的《论语》是最完美的实践，我们又该如何古为今用！完成我们华人自己的民族崛起。

今天的世人，即使再不懂历史，也知道唐太宗的丰功伟业。唐人成为海外华人的代称便是历史的见证。人们再没有见识，不懂治国之道，也听说过唐太宗与群臣推心置腹，从善如流，勇于纳谏，共治天下的美谈，尤其是他与魏征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所以，富国需要明君，明君才能纳谏养德，谄媚小人才不会得势，鱼肉百姓的黑暗政治才不会发生。因此这一期的帝王学，正如大家的了解，马上涉及到魏征，《贞观政要》开篇就论为君之道，而这篇内容，95%都是太宗与魏征的君臣问答。

太宗为政  温故知新  可以为师

唐太宗是读史的高手，常常能从历史的兴亡得出正面的教训，而非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识。这就是孔子所教导的读书法，学习法，让人不要读死书，要懂得温故知新。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了。（原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以太宗就能成为后世治国的导师，一直教育着日本的天皇，也一直教导着德川家康，代代流传。但是谁能真正实践，真正理解，那就是各自的品性所决定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德川家康因此获得近三百年的太平盛世。

实际上“温故知新”这个成语，来自孔子《论语》的“为政篇”中，也就是说，能够温故知新，是为政者的重要素养，包括君臣在内，需要不断读史书来获得治乱兴亡的教训和参照。孔子兴办教育，就是为了天下太平，民风善化。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孔子深知，人只有向善重德，才能导正为了私欲的征战。那么治理国家的君臣，就是要首先归正，首先接受教育的人物，只有君臣归正，成为百姓的表率，整个国家才能归正，天下也才能快速导正，得到太平。所以，孔子才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就可以导正国家和民众了。是为政者的要务与最大的责任——教化百姓，使他们向善。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权位。那么太宗究竟是如何温故知新，如何善导臣子的呢？

太宗答魏征  读史论明见

我们看《贞观政要》第一篇“论君道”里的这段话，就知道魏征的才能，是太宗的善用和引导成就的，这段话是太宗针对魏征的一次上奏书进行答复而写下的批奏，整段话几乎就是太宗写给魏征的回信，其白话文如下：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能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见皇上不谈治国大略，没有远虑，而只说一些生活俗事，这岂非要遗祸子孙？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大乱，你暂且可以保命。”他又指着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这一代，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死。”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争夺王位的叛乱，最后为荒淫的酷刑所杀。以往的史书称赞此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是不忠之臣，他罪大恶极。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勤于弥补君主的不足。这样就会扬善去恶，君主好的美德得到发扬，而错误不断得到纠正，此为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岂不荒谬？国家危亡却不知辅佐扶持，要这样的官吏何用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受益，年终不久，国家必会康健富裕。因有你的扶持，我感到很安心，就像鱼儿得水一样，一切都称心如意。你毫无隐瞒的直言和如此美好的谋虑，我回复得晚了些。此后，我将心怀恭谦，多多听取你治国方面的高德之音。

不愧明君  读史为师  成就德政

读过这封太宗的批奏，就可以看出，太宗有着很高的历史正见，作为一个帝王，他不仅能接受魏征的建议，肯定他的奏疏，还能详尽论述自己为何会同意魏征的谏言，可谓推心置腹，非常真诚对待臣子。可以将内心的想法直率地告知，如同朋友一般。

有了真诚的态度，加上对历史的正见，魏征必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忠心辅佐。因为太宗作为君主，非常清楚，什么样的臣子才是真的对君主忠心的忠臣，巧言令色，谄媚迎合，奉承为能的固然是危害君主的小人和奸臣，他们言听必从，不分是非地讨好君主，为的是自己的私利，不是真正的忠心，这个不难判断，一般帝王读史书，大致能读出这个见识，但是太宗更明白，读出了更高的新意和见识，他连同不敢直言劝诫君主，保持沉默的臣子，都认为是有大罪的。他非常清楚，臣子的职责，必须敢于纠正君主的过失，否则，就会危害国家，知情不敢说，比主动迎合君王错误的，罪过更大，是在明明白白地陷君主于不义，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所以，太宗非常英明，等于在教导魏征，臣子该如何做才是好的臣子，才是尽忠职守的忠臣。鼓励魏征敢于直言。

敢于直言，纠正君王的错误，是以德爱人的表现，是孔子的高徒曾子说过的君子爱人的做法，太宗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也像曾子教导弟子们和家人一样，教导臣子能以君子爱人的心来帮助他治国。

所以说，太宗从善如流，知错必改，让人以德爱他，让君子的仁德道义得到弘扬，并用于治国，试问，谁不愿意讲真话，尽心帮助这样的君王呢？小人也断然无法有机会靠近君主兴风作浪。所谓英明，正是如此。对历史有正见，温故知新，就可以为师，引导臣子，进而引导百姓，上行下效，百姓必然以德为荣，太平盛世自然成就。此为德政的必然。

那么为何日本当今的学者会认为《贞观政要》是守成时代典型的领导学，是今天政界和商界两大领域高层领导者的教科书呢？我们下回再续。

附原文：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时期的明君，不断研究他的治国思想和策略，并活用于现实社会，这跟《贞观政要》里的一段君臣问答有关，而且这段问答，就出在开宗明义的首篇《论君道》。从这段话里，看出太宗的三大素养:仁明武。

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

在《论君道》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太宗与房玄龄和魏征的君臣问答：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身边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成，哪件事比较艰难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征回答：“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辛，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替我安定天下，忧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必使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成这一难事就成当务之急，得考虑和诸公一道慎之才好。”

日本汉学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学讲义》中，对这段话是这样理解的：“太宗即位时，唐王朝已经摆脱创业的危机，正要进入守成的时期，太宗的话，正是面对这样的时候，表明自己的治国意向和决断。”守屋洋认为，从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本就是个大难题，两者都各有各的难处，难的内容不同罢了。不过，创业就如开辟自己独自的道路来登山，仿佛找不到类似的雷同的经验和方法，即使想学，也很难学习。但是守成则不同，通过对历史王朝灭亡过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共同点，这样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国家的灭亡。所以，即使是素质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规律，学到有用的经验和方法。因此，他认为，《贞观政要》这本书，是守成时代的君主，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对应政务，处理国事的心得，是历代天皇和幕府将军将它视为帝王教科书的最大理由。

高层领导的要责：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关于守成的心得，我们却能领悟到一点，那就是高层领导者，必须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职责，就是首先明确将来的方向，也就是说，懂得如何带领大家，将这条国家的大船平稳地驶向正确的目标。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这就跟现在的企业董事长一样，必须懂得分析自己企业的现状，弄清自己的处境，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主要位置，定下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会有这样一段对创业和守成的君臣问答，很显然，源自他所处的位置，一国之君，必须为国家定下努力的目标，否则一旦判断失误，就会导致沉船灭亡的危险。可见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经不再是父亲那一代，而是真正的获得了一个新的王朝。面临的主要业务，不再是到处征战，要征服四方威胁的豪强，而是基本稳定下来，也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于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亲辛苦开创的，传至自己的基业，平稳安定地传承下去。

太宗由于正好处于创业过度到守成的时期，也同时经历过帮助父亲创业的过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不仅对创业的艰难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未来如何守住基业的问题，征战不能用来治国，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虑。可见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对自己的要务和责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据现实的处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国施政的方向。此为识时务者。绝不脱离现实。

谦恭的态度  明智的决断

太宗是国家首领，当然最后需要自己下判断，他为了明确自己未来的航向，不敢刚愎自用，而是明白兼听则明的道理，毕竟一个人的见识和信息是有限的，领导的决断，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必须谨慎，因此，他每逢有疑虑，就会跟群臣商议，再三考虑，把自己的思路，打开来，表明自己的思想，共同研究。君主勤政懂得自己的要务，思虑国家大事和方略，大臣们必然会根据君主的思考方向，踊跃出谋划策，这才有了这场论答。于是跟随太宗创业的房玄龄道明创业的艰难，而魏征主要在守住基业上用心，所以强调守业的难度。两个大臣各有见解，我们看太宗，不仅不被大臣各执己见的观点所带动，反而非常明白两位大臣都是为了国家担忧，都有独到的见解，他很快做出合情合理的决断，两者都对，但是魏征说的，更加符合现在的现实，所以他不仅道出自己的最后决断，而且是整个细致分析为何会这样决定，让大家在守成上用心，杜绝守成时期最容易犯下的错误，谨慎对待，不可骄奢放纵。

这样处理政务，大家想想，不仅体谅创业时期，曾为他出生入死的老臣，认同、感激老臣的艰辛付出，同时，分析现状，让持有不同政见的臣子都能心服口服，原来自己的君主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真的是明智通透，还交代的清清楚楚，毫无隐瞒，开诚布公，让创业的老臣不至于心寒，还理解了君主的英明决断，大臣之间也绝对不会因政见不同而闹出矛盾和帮派。这就是太宗堂堂正正，谦虚谨慎，推心置腹的素养。关键还是为人的修养。带臣子既能谦恭体谅，又能拥有英明的见识，不会被大臣的偏执所左右，勇于决断。

帝王三大素养：仁明武

这就是太宗作为帝王的三大最优秀的素养——仁、明、武。仁，就是要体恤臣民，君王最大的仁，就是清醒认识自己的主要责任，永远要把握正确的航向，善用各种人才，治好国家。为此就要兼听谦恭，广开言路。天下事和大局才能把握好，不至于判断失误，陷入灭亡的处境。能仁者，必懂体恤百姓，也就能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才能区分大臣不同的见解，哪个才是当务之急，哪个是长远的方向，哪个不合时宜。此为明。有了明智的见识，就能够当机立断，此为武。

附原文：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日本自古将《贞观政要》视为帝王教科书，不仅源于其具体讲述了很多守成时期的治国要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此书一直围绕着“为君之道”在展开具体各个方面的论述，非常系统完备，也即是说，该书不仅仅在讲具体的君王的业务处理，而是把唐太宗这位君王为何会这样做决断，为何会这样处理政务的道理，宗旨，讲的明明白白，这不仅对高层领导能起到培训的作用，对一般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人交流，处理工作和业务也是大有启发和裨益的。

帝王教育关系百姓的命运

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会把帝王教育看得最重要，原因很简单，他的言行举措，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安危，一国民众的命运，几乎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因此作为帝王，中国讲帝王无私事，会被赋予极高的要求，现代人所说的随性而为，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宋徽宗，之所以会被金国掳走，并非因为他个人有多么残暴，相反如果他仅仅是一位普通人，还是一位难得的才子，诗词歌赋等文学修养也很高，历史对他的评价，也是精通音律和书画，文艺素养很高。如果他只是一位普通文人，只从事自己所好，也不为过，但是宋朝却因此积贫积弱，这不是音律书画本身有罪过，而是作为帝王，不可以此作为要务。

帝王是奉天命照顾国民的天子，能够履行好这个天命，勤于政事，忧虑天下大事，才是其要务，而宋徽宗，却沉迷于音律书画（只把音乐等技能的修习当作娱乐消遣所用，失去了古代圣王用音乐等艺术治国修德的正用），对选贤任能的大事不用心，以至于奸臣为祸，小人得志，蒙蔽视听，这才使得国家民不聊生，外族侵犯。奸臣尽管有罪，但毕竟最后却是宋徽宗自己所选择任命的，自己不明忠奸给小人机会为恶所造成的。岳飞最后被奸臣秦桧所害，国家百姓备受欺辱，就是奸臣当道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来看，坐在帝王的位置，却不履行帝王的要务，不管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在其他技能上是如何突出和优秀，都是犯了大罪。帝王的喜好和为人，决定着国家的走向，所以是首先要接受严格教育的对象，不仅仅要接受一般的基本教育，还要在自己的本分和要务上，亲自去实践作为帝王的仁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古代的大儒，之所以被国家请为帝王之师，严格教导皇子，为的正是这一点。而古代一开始的教育，原为贵族皇族的教育，也是这个原因，越是地位高，责任越大，影响越大，对其个人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就是为何在儒家首部经典《论语》中，阐明学习的基本要点就是成为有仁德的君子后，第二篇就是“为政”篇的原因。

经典的价值：开宗明义  匡扶正道

那么针对从政者，这些具体管理国家，影响百姓和国家命运的君臣，孔子是如何教导的呢？是不是很复杂很难懂呢？是不是很高深，一般人无法理解呢？绝对不是的。

古人著书立言，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宗明义，恨不能将自己所要留给后人的道理，讲的清清楚楚，谁看都能理解，马上就能实践，这原本就是立言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懂得多少深奥难懂的辞藻，如何能把人给绕糊涂了为能事，而是要匡正人的思想，造福后代。只不过当年古代的语言，是古语，当然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难懂，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是很普通的语言，所以真的不难。人活在世间碰到的烦恼和难题，几千年来，没有本质的改变，是相通的，不过是语言表述不同罢了。

所以，我们看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就凭孔子这部《论语》，就能辅佐开国帝王赵匡胤开创天下，也能治理天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孔子的教导，记录进《论语》的，都是简单易懂的语言和道理，都是开宗明义的，谁都易学易懂的。那么《贞观政要》的作者也不会例外，他不就是儒生吗？他当然知道儒生的要务和著书的目的就是导正国家。他当然也会把自己记录太宗君臣处理政务的目的写的清清楚楚，那就是针对从政者，尤其是君王，讲明为君之道。所以，一切的内容，都会围绕为君之道来记录和整理。期望成为后世帝王最好的榜样和培训内容。绝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流水帐的记录。因此开篇就是“论君道”。

那么回归正题，看看孔子到底在“为政篇”中，讲了什么样的“为政要道”。懂得了这个要道，再来看《贞观政要》，就会变得十分简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真义

在《论语》的第二篇“为政第二”中，开宗明义，起笔就直奔主题，开门见山，一语道破天机，那就是“为政以德”四个字。是不是很简单呢，很好懂呢？孔子一生讲的就是仁德，为政以德，那不就是以仁德治国施政吗？仁德是什么，仁德不就是“人德”吗？不就是人该奉行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仁义之理”吗？作为君王或者臣子，手中握有权力，其仁义不就体现在要拿手中的权力来仁爱百姓，施行仁政吗？今天讲的人道精神不就是仁道精神吗？仁者，人也，这能是偶然的吗？所以帝王的手中权力，不是为私的，是用来照顾百姓的。

那有人可能说了，哪里会这么简单，“为政以德”底下，不是还有话吗？对，就是底下的话，让今天的人感到很是困惑，以为孔子讲的是要维护帝王的权利和地位似的，要完全不分是非地服从于帝王的感觉，这是后人误导的结果。我们看看这句话的原文全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大家看看，这句话其实多简单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夫子说，治国为政，要重德，怎么重德呢？譬如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定位在核心，不变不动，其他众多的星辰都要围着北辰，以北辰为核心来运行。

这里哪个字提到权力地位呢？没有，那个譬如北辰，明显就是在打比喻，给如何理解“为政以德”在打比方，让人进一步理解，如何具体以仁德为政，德就是一切政务展开和执行的核心，任何政事都要围绕德这个北辰来展开，以它为标准。以德为核心，德就像北辰一样，是你们治国者的方向，准则，宗旨，绝对是不变不动的。

真不知道到了最后，为何会被后人歪曲成权利和地位。成了强调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不可违背，绝对服从的解释了。明明讲的是道德为核心，明明是在教导帝王要把德看作北辰，不可动摇，结果在中国大陆的解释和电视剧的解读中，变成了现在的曲解。

日本经济之父的涩泽荣一，在其讲义中，也对此论述得十分清楚，他也说，孔子告诉我们，要把德看成是跟北辰一样，是不变不动的原则，所有的行为和举措，都要以德为核心，围绕德来展开。那么具体的，我们留待下次再续。看看最终，古人有宗旨的施政和我们今天个人的人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和启迪。

日本人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儒学的文化，比如日本商店出售廉价商品，经常会注明“お德”的字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东西很便宜，买它很划算，能够得到额外的利益。这里的“德”就是“得”的含义。它用的是中国古人对德字的理解：有德者才有所得，两个字同音，含义深刻。又比如，日本把家务叫做家政，各种家政大学也都屡见不鲜（注：1949年前，在大陆的大学就有家政系，中共篡政后，就没有家政这个提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切其实都源自儒学的教育。本质上是儒学的帝王学思想早就深入民间百姓，连妇女持家都会运用，都是为政学问。

涩泽荣一领悟的“为政以德”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资本经济之父涩泽荣一对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的解读。看懂了他的解读，就会明白帝王学不仅仅是治国的学问，连管理家务，都会涉及，其核心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德字。

涩泽认为，孔子这句话说的是：“施行政治，必须常常将道德置于核心的位置，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就如北极星，经常处于一定的位置，不变不动，满天的星辰都会以北极星为中心围绕它而运转。”意思是说，政事要围绕道德展开，道德是核心，无论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政令或者法律，都不能动了这个根本的原则和宗旨。而且，他还对政治给出了明确的解说：“说起来，政治不仅仅限于国家，一个会社（公司）的经营，一个学校的管理，一个家庭的维持，都是政治。”

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对曾子“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的领悟和理解。说白了，曾子的思想来自孔子的亲自教导，孔子从仁讲到孝，从孝讲到忠义，就是从家庭讲到社会，一切都围绕仁德在讲话。因此，曾子领悟后，总结成这样一句话，为的是让从政者，记住从修身开始。显然涩泽荣一懂得如何在明治时代，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活学了曾子的思想。

从家到国，事物的处理，只是规模不同，本质并无太大区别，所有的政事家事，都是以修身重德作为基础的。除了自己单身一人过日子，不算政治，只要你有家庭，需要管理整个家，为家庭负责，存在上下长幼，夫妻兄弟等关系，就是有了人的管理和义务，就开始出现政事上的治理。

一个家庭，涉及到经济，农业，教育，健康，家规，一个国家，不也是主要涉及这些事物吗？只不过家规变成法律，只不过这个家太大了，需要专门的官员来管理负责。这才出现了官员的任命和选拔。所以家和国，只是规模不同罢了。

从《红楼梦》宝钗治家  看“为政以德”

我经常谈及《红楼梦》，原因在于，它记录了很多大家族里的女子，如何治理家庭的事情，这是其他古书和小说不同的地方，把古代治家的思想和做法，都写的非常仔细。尤其是女子治家，不同教育和性情，造就了不同的结果。我印象最深的是薛宝钗和王熙凤，她们两个，一个德才兼备，一个有才无德，因此下场截然不同，王熙凤贪财枉法，待下人十分苛刻，病的时候，下人落井下石，连贾母丧事都办不好了，死时无人怜惜，一张草席裹尸，十分凄惨。但看了薛宝钗的治家之法，就会发现，结局完全不同。

估计大家都对薛宝钗替病重的王熙凤管家的那一段故事非常熟悉，宝钗被王夫人请来跟探春一起替她管家，发现很多帐目都是浪费，为了纠正浪费，节俭家用，两位小姐改变了一些做法，这里特别想说的，就是她们为了省下大笔费用，决定改变大观园的管理方式，将原先花大笔钱请人打理花果树木的事项，变成承包给原先自家管事的老妈妈们，发挥这些下人的才能，这样一来，妈妈们可以自己做主管好花果香草和各种动植物，各自管辖的园林出产的东西，除了一部分提供给住在大观园的公子小姐，还能出卖，然后出卖的钱财还能变成家族的收入，这样一来，不仅不用花钱请人管理园子，还有了收入。

探春因此非常高兴，宝钗这时非常清醒地提醒她，莫要只顾自己有收入，就忘记这些老妈妈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要让她们有收入才行，自己这里，象征性收一部分就好，剩下的，就是她们自己的。这样一来她们也就会尽心尽力。否则，就会变成见利忘义的市井小人，招来怨恨，提醒探春莫要忘了孔夫子的教导了。

两个受过教育的女子，管家时谈论起了孔子的学问，大家都听不懂，其实就是管家事，不能忘记以德为核心的意思，不能忘记顾及别人的生活，否则，就会凉了下人们的心。结果妈妈们听说了都对宝钗十分感恩敬服，用心做事。

说白了，只要读过《论语》，谁都会知道为政以德的这句话，但是差距就在这里，王熙凤虽然出身大家族，但是没有接受过四书的教育，只是从小看见母亲等长辈管家的手法，见多了自然就会，她缺少的，就是德，因此，不得人心，而宝钗，待人厚道，上下皆服，众人夸赞，可见儒学正统教育的重要。受过这些教育，连女子管家教子，都会得心应手。

活用于现代治家

有人会说，那是古代大家族，有机会管理这么大的家务事，手下管事的人也很多，当然像个小社会，可是现代的一般家庭就那么简单几个人，好像为政以德的教导用不上。我简单讲讲自己处理过的一件事。

记得很多年前，丈夫在北京开公司，公婆年老了身体不太好，就想跟儿子过，急着要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让儿子再出一部分钱，合起来在北京买房子，因为丈夫当时住的是租的房子，老人觉得租的房子住得不踏实，不是自己家。催着丈夫要买房子。然后老人要搬到北京跟着儿子一起过日子。

北京的房子当时贵得惊人，丈夫觉得买房子将来会迅速降价，一定要后悔，而且北京空气很不好，万一老人离开原先住的地方，突然对这里的环境不适应，后悔了，要回去，可是不好办，那时候再卖房子，就会出现惊人的差距，损失太大，老人又要心疼，说不定会病倒。丈夫被催得急，又是个孝子，不知如何劝说老人，不答应他们，怕老人伤心儿子养大了不知孝敬，答应又觉得很不妥当。为此跟我诉苦。

我当时想了想，如果我老了，会不会也急着身边有儿子在，会安心，老人的心我必须理解。不能埋怨，但是完全听公婆的，又真的不太妥当，那么如何让老人能听进劝导，又不误会儿子不舍得花钱呢？于是我突然想到把我们家的存款大部分提出来，存到老人的帐下，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我们不舍得花钱了，然后再跟他们讲不买房子，先租房子的道理，过来住一年后，如果觉得很适应，再决定将来买房的事也不晚。

丈夫听到后很吃惊，如同开窍一样，高兴地谢谢我为他解决了难题。结果老人根本不要我们的存款，也听进去了儿子的话，理解了儿子，买房就作罢了。丈夫问我为何能想到这个好办法，我说，人只要心存善念，懂得考虑别人，自然有灵感。

所以说，为政以德，同样适用于现代家庭。

这一期，我们以一则日本现代企业故事为例，探讨让人从内心臣服，自觉听从命令的根本法则和智慧。看看帝王学如何活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

部长新上任  下属拒不听令  

当代日本企业顾问小宫一庆，为了形象生动地教育企业领导应该如何管理员工，进行企业的经营，以长年指导各种企业出现的问题为核心，写了一本名为《成功する上司》（意为：成功的上司）的书籍，用以指导人如何成长为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该书以小说的风格，描述了一位企业部长不断遇到难题，不断陷于困境，又不断走出困境的成长过程。由于是根据现实而来，很大程度反映当代日本企业家的核心经营思想。

我们学习帝王学，为的是活用于现实生活，指导我们的人生，因此，这里就讲讲该书笔下的部长，是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手下听从自己，自觉配合他进行部门的调整和改编。这样的问题，估计是身居上位者最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所以，该书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展开。

一个频临倒闭的中小企业被日本物产的母公司收购，等于救了这家小公司的五十名员工。主人公山村被母公司委派到这家刚刚收购的子公司，成为第一事业部的部长。他肩负重担，要在三年内将赤字亏损变成黑字运营。头一年，必须达到赤字减半，否则，无法扭转乾坤，就无法真的救活这家企业。于是山村被升级，从领导几个人的小领导，变成了领导50人的事业部部长。压力不言而喻。

他离开母公司，前往这家子公司，第一天上班，就明显感到这家公司的社风非常不好，产生了厌烦的情绪，从待人接物，到精神状体，处处都无法与母公司相比，但是这些他还无从顾及，他最大的要务，就是一年里如何达成赤字半减，为此，首先就要进行部门的调整，变成跟母公司一样的编制，把五个部门调成三个部门。好让子公司能接受母公司的庇护与帮助，业务协调一致，否则，就无法改变目前的赤字亏损。此为当务之急，是从一开始母公司收购时就定下的计划，根本没有退路。

本以为一切会很顺利，没想到几次召开五个分部的部长会议，讲明要调整部门编制，五个缩减成三个，没有一个部长同意，全都以各种理由消极对抗，无人听令配合，这让他始料不及，本就对这个子公司的风气没有好感，加上觉得自己原先的母公司好歹救助了他们，怎么就不知感恩，还如此抵抗，心中十分不快，觉得这些人素养太差，好几次都想干脆直接下命令，不必问他们的意见了。

作者指出，这种强制的方法运用到这些原来的各个分部的老部长身上，必然让全体员工产生叛逆情绪，今后的工作，会更加棘手，众叛亲离的局面，极有可能发生。对于这一点，山村还未意识到，他只是又急又恼，从母公司来到这里，一切都感觉很陌生，自己就像个外人，不受欢迎，无人愿意听从他的话，感到除了强制下命令，实在无路可走。他从未想到过，问题正是出在他自身的修养。

人无德   虽令不从

山村找到母公司原先的上司，向对方诉苦，没想到上司首先责怪的不是子公司的员工不配合，而是首先打量山村的打扮，告诉他，这样体面的穿衣方式，跟子公司的朴素风格不合，如此等于告诉他们，我来自优越的母公司，是你们的上司，来指导你们了，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如何跟大家融洽呢，本来自己就来自名声好的母公司，本来对方就几乎倒闭，有自卑感和恐惧感，觉得会被裁员，担心新来的领导会不会借助改编，把员工裁减，减轻负担，他们失去原先社长的庇护，新来的会如何对待他们，心中本来就不安，结果见你一来就高高在上，衣着体面，显示与他们不同的优越感，如何能打开他们的心呢，大家必然敬而远之。（高傲的态度实为不正不仁）。

上司的教诲让山村恍然大悟，他没有站在子公司的立场考虑问题，忽视了他们的不安。他们怕被解雇，这些下属的老部长，更是年纪大了，有家有口需要抚养，不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如何让他们积极配合听令呢？于是山村找到问题所在，是自己不够成熟，不会当领导，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显然作者是想通过山村的问题，告诉企业的高层领导，碰到难题，碰到属下不听话，要看自己是否懂得身正仁爱：照顾好自己的员工，解除他们的不安，才是自己身为上司的责任，态度还要谦恭有礼，不可因为自己身居上位，就动不动使用职权来强行施压，这是无德无能的表现，会招致怨恨，带来诸多后果。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很快，山村改换比较朴实的衣服，跟大家一致，消除高高在上的优越傲慢的态度，然后，照顾下属的心理，为让他们每个分部部长都能畅所欲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和担心的心结，分别谈话，并到公司外的适合轻松谈话的饮食店，耐心问话。问家庭情况，孩子的情况，表示关心，从年龄最大的部长开始。

很快，部长们发现山村很有人情味，懂得考虑他们的生活，抚养妻儿的不易，自然就改变态度，消除戒备心理，将大家怕裁员的担心据实以告，也知道深受母公司的救助之恩，十分感激。彼此开始以诚相待，敞开心门。

山村也将为何要改编部门的原因详细讲明：为取得母公司的援助，提高业绩，扭转亏损，改编部门是必须走的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的避开裁员的后果。表明改编部门不是为了裁员，只要公司经营越来越好，他是不会裁员的，相反，如果不尽快进行调整，母公司就无法援助，很多业务就不能交给子公司，最后真的无法让业务好转，不想裁员也不得不考虑裁员了。因此，希望各位回去说服底下各自管辖的员工，大家积极配合，同心协力度过难关。

很快各部部长都改变抵制情绪，主动配合，说服各自的手下，没有强行下令，这一困境终于得到完善的解决，成功走出第一步。山村也通过这件事，开始真的被子公司接纳和认可，这才成为真正的上司。

可见孔子讲的“为政以德”可以用在任何时代，帝王学的核心，就这四个字，教育的核心也是一个德字，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正统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家庭讲言传身教，养不教父之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就是子女的典范，父母正，则家安子孝；帝王是国父，臣民是子民，帝王待臣民要爱民如子，以身作则，同样要言传身教，慈爱而正派。这样一来自然上令下行。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说的正是此意。公司领导要想员工心甘情愿地服从，必须仁爱，身正，懂得自己的职责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以德行感化他们，以正理善行教导他们，成为公司的典范，员工自然乐于效仿和跟随。

前边我们一直在讲，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为政以德的从政宗旨，是人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管理智慧。也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以为，这些圣贤大道理，不实际，我们更需要来点实惠的东西，因此总觉得做人重德跟自己毫无关系，只要不犯法，学会看得见的经营手法，更加实际。为何非要懂得做任何事情，非要有什么高尚的宗旨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信地主宰自己的人生，从根本上摆脱受制于人和事的困境。之所以要从帝王学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从一个很大的高度学会处理问题，其他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从失去传统宗旨的病态医疗谈起

今天的人，看问题变得复杂，就是因为无论做任何事情，总是陷入具体的症状来解决事情，结果越处理，问题越多，就是看不到其根源，无法根治。包括自己的人生。比如我们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健康话题。也许通过对现代医学的思考，就会明白正确的宗旨会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其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无论是否学过医学，都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为何现代医学会走向药物开发的越来越多，而不治之症也越治越多的死胡同当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一片混乱，奇奇怪怪的症状是越治越多，越治越复杂，医学已经让人感到绝望。许多西医大夫都直言不讳地著书表达出对现代医学对症疗法的指导方向的控诉和谴责。如今的大夫，将人体分成局部，并且发烧了退烧，过敏了就不让人体发挥对有害物质进行防卫的机能，也就是让人体的这些机能失去作用，那么痛了，就让你感觉痛的能力被抑制住，于是症状感觉不到了，表面迅速舒服了，可是造成病的原因却无人关注，于是这个病就长期存在，于是就要长期吃药。而药也是毒，很快，人们的身体越来越弱，毒素越来越多，各个器官的功能开始病变，各种综合症就来啦，来了怎么办，这里痛，那里疼，没办法，大夫也分析不明白了，只好继续开药。眼前的药不足以应付新的症状了，那就继续研发不让那些奇奇怪怪症状出现的药物，继续抑制人体机能。总之病因没找到，病也治不好，但是暂时让人体各种机能麻痹，一吃药就感觉不到痛苦的药物越来越多，吃的量也越来越大，最后人体机能全部混乱，被宣告再也无药可救。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人人都可能陷于终身吃药，样样病都会变成不治之症的绝境。

这究竟是为何呢？一句话，就是远离正确医疗宗旨的结果，将传统医疗尊重人体，珍惜生命，将人体看成是与天地自然一体，是一个完美小宇宙的根本观念丢失了，舍本逐末，无法将病看成是整个人体生病，也不关注精神的因素，都在表面的、很小的局部来看待病症，因此根本无法把握病的来龙去脉，从医理上，就出错的话，那么所有的发展就会走向末路。那么是否有大夫意识到了呢，当然有，比如美国知名的胃肠内视镜专家新谷弘实，不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借用中医古老的自然宇宙观，将人体看成整体来治病，关注人的生活作息，在这样的指导下，成功发现很多疑难病，善用现代医疗技术，而变成了世界名医了吗？

传统医疗为何高明

我们古老的中医，病理很简单，来自古老的宇宙观，来自修道的黄帝与其师父问答留下的《黄帝内经》。就是阴阳体现在人体的理论。简单地说，人体由阴阳构成，阴阳调和，人体处于正的状态，就不生病，阴阳失衡有偏，就会出现机能混乱，于是病症就发生了，而阴阳分离，生命就死亡了。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擅长针灸，还是擅长用药，一个大夫，如果不知道这部经典的核心宗旨就是导正人体的阴阳处于调和的状态，那么你同样不会用药，同样不会下针，即使你把人体经络和穴位的位置学得多么清楚，药物性能懂得多明白，你照样不会用。因此学习了技术，不等于会看病，你必须知道为何要学习这些脏腑知识，为何要掌握经络和穴位，无论你学习何种技术，都要有正确的医疗观来指导。离开阴阳观，是不会治病的，学到的技术，就无法灵活运用。所有的技能，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导正人体阴阳的位置，处于相互调和的状态。一旦回归平衡，所有脏腑和神经功能就都自动归正，因此多复杂的症状也就突然消失了。

一句话，治病要的是归正人体，让人体自己恢复正常运转的机能，现代医学不也开始明白了吗？免疫学不就出现了吗？研究来研究去，不是还得依靠人体免疫细胞的机能，模仿人体如何产生免疫细胞的机能来做实验吗？不是发现，最合理，最方便廉价的，能力最高的还是人体吗？人体的免疫力才是最好的药物，才能真正抵抗癌症和病毒性的病症。人体完美的机制，至今无人可以复制，也始终就是个谜。人怎敢不尊重和珍惜奥妙无穷的人体呢？怎敢不谦虚地向人体和自然学习，尽全部力量保护好并顺应人体和自然本身来归正人体呢？失去了正统的医疗宗旨，一切研究都处于本末倒置的情形，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统帅，大量钱财用错了地方，医疗贵得惊人，人体被弄得千疮百孔，百病滋生，苦不堪言。这就是现代医疗的病态症状，失去了正统的宗旨，就陷入了绝境。

面对病态社会与人生

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如此。法律越定越多，无法解决的各种乱象也越来越多，当然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政府和经济的问题，多的根本无法面对，复杂的就像生病的人体，不治之症多的让人疲于奔命，最后只能依靠法律条文的制定来限制各种乱象，法律多的让人到了不知道如何生活的地步。然而，人们依然看不到希望，学说也多如牛毛，一个个都治标不治本，到最后，人们都糊涂了，也茫然了。找不到出路。

说起来，很多事并不复杂，归根结底，是抛弃传统教育重德的宗旨，依赖治标不治本的法律的结果，本末倒置的结果。因为人们受到的教育是不看全局，没有宗旨的教育，因此，无论学任何东西，学到的就只是具体的业务和技术，因此学得很累很繁杂，学了一生，不会运用，原因就在，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接受教育，为何要从事医学，为何要经商，整个社会没人教导你如何确立正确的人生宗旨，如何在这个宗旨下，确立方向和目标，因此孩子们，毫无目的，毫无热情地接受各种知识，学得很累很郁闷，大人们只会告诉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利益金钱，总之，要不断跻身上层，就要变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都要无所不知，要让天下所有的信息和知识都装满了大脑，要很忙很忙，要学很多很多，要跟上潮流和节奏，否则被社会淘汰，从小学到中学，我们求名次，求高分，害怕落于人后，所有的一切，就只是为了各种学科的大量新旧信息和知识装进脑中。我们的孩子，最后变成了一部人体电脑。

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家身心疲惫，渐渐失去自己主宰人生的见识和能力，没有了统帅自己的宗旨和智慧。所以才会如此迷惘，即使物质很丰富，享受很多，却感到疲惫不堪，活得没有价值和幸福感，总被各种乱象纠缠不清，活得无奈绝望而患得患失。要想治好这一切，就让我们从正确的宗旨学起吧。先从古老的帝王学寻找出路吧。

我们说，从家庭到国家，只要存在人的管理，就属于广义的帝王学的范畴，规模不同，但处理问题的核心智慧却是相同的，治国和治家，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德字。孔子说的“为政以德”是第一次从具体的也是最重要的处理国政的职业角度阐明德的实际作用。也就是如何运用德来展开国政了。因为德就是所有职业的宗旨，离开这个宗旨，无论你拥有多高的专业技能，都可能沦为随意被人操控的利器。当然也就会见识狭隘，无法掌控全局，极易处于被动的局面。

日本近代宰相导师“安冈正笃”就曾明确指出，光有专门业务能力或者技术能力的从政者，不能被叫做政治家，只能说是一味执行具体业务的业务家。两者区别就在于见识的不同，器量的不同。其实我们说白了，这就是德行不同的外在表现。德的大小真的就决定着智慧的大小。

政治家不是业务家

安冈正笃研究宰相，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他在说明政治家与业务家的区别时，举了两个例子，都是中国古代的名相。其中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丙吉问牛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汉书．丙吉传》。大概说的是，汉朝汉宣帝时，暮春的一天，宰相丙吉外出，遇到行人斗殴，看到路边躺有死伤者，但丙吉却不闻不问，驱车而过，侍从感到太奇怪了。不曾想过了一会儿，看到老农赶的牛步履蹒跚、气喘吁吁时，丙吉却如临大敌，十分惊异，马上让车夫停车，询问缘由。

下属觉得太过不解，于是问丙吉何以如此重畜轻人。

丙吉回答说：“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即可，我只要适时考察其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就可以了。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所关心的重点应当是国家大事（不是这些斗殴小事）。而问牛的事则不同，如今是春天，天气还不是太热，那头牛如果觉得天太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气节就不太正常了，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过问了牛的事儿。”

安冈正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不局限在具体的业务，而是把握全局考虑问题。他的说法有对的地方，但并未触及到根本。

看丙吉如何认识宰相要务

大家看这个故事，丙吉并非不关心人的性命，相反，这才是宰相真正爱百姓的方式。他心里很清楚，地方发生斗殴事件，自然有地方管理治安的机构和官员来处理，他只要监管百官的德行政绩，为君主慧眼识人才，选贤任能即可。当然有罪者，渎职者，就要惩罚告诫或者撤职。做好这些事，有德的贤能官员，自然就能处理好这些斗殴的事件，从根本上照顾好全国各地的百姓。如果各地官员德行有亏，那才是真的危害百姓。宰相一个人就算再有精力，再心疼百姓，也无法全国各地一一亲历亲为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为君主慧眼识人，选拔有德贤能，才是宰相之德政，才起到宰相本质的作用，才能真正让人，让百姓受惠。

而他见牛喘气，意不在牛，而在人，担心的是节气不正常，影响农事，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计，是百姓存亡的大事。如果农事出问题，发生饥荒，那才是最可怕的，死的人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也就是说，宰相在替君主把握全局，非常明白自己的要务是什么。他不是做具体业务的人，而是识人用人者，这一点安冈正笃说的不错。但是问题来了，人们也可以说识人用人就是宰相的具体业务，在这个位置的人，应该还是掌握了具体业务的操作的。其实说法应该反过来，有多大的修为，有多大的仁德，就有多大的气度和见识，自然就能把握全局。自身无德，就无法公正无私，胸襟器量自然就小，就爱听好话，眼界自然就低，见识自然就狭隘，识人也就不明，把握全局就更做不到。

宰相为政  德是统帅

那么宰相该如何识人用人呢？什么才是标准呢？很简单，以德为宗旨为统帅，第二才是看才能，否则必然天下大乱，自己的宰相之位甚至性命也必将不保。

宰相选拔官员大权在握，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时候，国家命运就掌握在宰相的手中。他如果结党营私，对百姓无仁爱之心，只想着维护自己的权势，就不能一心想着如何照顾好百姓，那么他选拔的官员，就是能够投其所好，奉承自己，维护自己的谄媚之徒。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的腐败政治，就会发生。反过来，自己也会被人利用和摆布。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些谄媚奉承者，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人会真心待人。最后不过相互利用。宰相如果无德，属下百官自然无德，自身也就逃脱不了被人利用和出卖的结局。

所以，一个有仁德，讲道义的人，自然就会站在自己的位置，思考如何为政以德，就是如何在宰相主要政务上围绕德来展开。所以丙吉就会在替君主选拔贤能，监管百官的宰相政务上围绕德来进行。以道德标准恒定官员政绩，选拔人才。他做的，基本上就是帝王的主要政务了。也是帝王学的主要内容。只不过这样一来，帝王选用宰相的眼光就变得很关键了。眼光错了，就会被奸臣所害，被奸臣利用和摆布。秦桧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出卖国家，害死岳飞，让宋徽宗父子受尽屈辱，被金国囚禁，不得回朝。宋徽宗可谓历史上因用人不当，反受其制，最受屈辱的皇帝了。

结语

这个故事，其实讲明了两点，一个就是为政者因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主要业务，不可不察。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其中一个具体的理解；另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不管身处何种位置，处理何种政务，都要本着一个德字来展开，否则，不但毫无智慧，还会出乱子。比如这个宰相的政务，如果他仅仅知道自己的政务，但是却无德，选用的都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之徒，那么不久国家必乱，人心必败坏，各地动乱不止，到那时，宰相之位也坐不稳了，各种焦头烂额的事也就接踵而来，必然不得善终。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因此，不在其位虽然不谋其政，但是在其位者，必须谋德政。如果不谋德政，就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即使坐在那里，也坐不稳的，坐不长久的。帝王无德，会被推翻，宰相等官员无德，会被弹劾，或者招致牢狱之灾。这样的情形，今天的中国还在发生着，只不过恶报的时间早晚不同罢了。

当然，这也就是为何古代圣贤娶妻重德，选择贤者的原因。家政同样需要贤妻才能管理好，才能家和万事兴。

安冈正笃举出这个故事，是提醒人不要变成只懂得业务和技术，不懂是非善恶的人，失去宗旨的人。业务家和政治家的区别，说白了就是有德无德的区别。没有了德驾驭才能，统领业务，你的技术和才能就会被恶用。

理解了这些，再回过头看《贞观政要》的为政宗旨，为君之道，就会感同身受了。

（待续）

在日本，企业管理学或者说经营学，会提到目的与目标的概念，目的跟有德的价值观相连，而目标他们认为只是为实现目的的一个个阶段要达成的通过点。目标是手段，不是最后的目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呢？跟我们一般人有何关系，跟《贞观政要》的宗旨又有何关系呢？

从孩子的进学目标与目的谈起

我们以孩子教育为比方，比如孩子上学了，很幸运，他在中学时，因为从小就看到自己父亲是个大夫，做的是治病救人的工作，于是渐渐意识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能救助很多的人，也就在中学定下了自己将来的志向，要成为一名大夫，目的是通过大夫的工作，达成自己今生的价值，就古代儒生的说法，就是通过大夫的职业这条路，成就自己救助百姓的志向，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此为目的。那么这个孩子有了目的，就要开始计划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成为大夫，否则，没有资格行医救人。那么取得资格就要考医科大学，或者有医学部的大学，于是考上医科大学成了高中学习的目标，因此中学初中的第一步就是先考上有利于上医科大学的高中。

于是高中，医科大学，大夫，就成为了为达到治病救人目的的一个个通过点。如果连治病救人都是目标，那么最后的目的，就是通过治病救人实现今生的人生价值。成为今生活着的意义。所有的高中，大学，甚至大夫的工作，一路走来，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展开的，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离开了这个目的，来谈目标和手段，就会十分混乱，人生必然没有方向和依托，学习也就没有热情，这也就是很多人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有了工作，甚至小有成就，事业有成后，转而沉迷金钱享乐，心灵依旧感到空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为何从小要确立以德为本的人生价值观的原因。

这就跟文章一样，没有确立要表达的主旨，就开始写，要不变成流水帐，要不就多个论点并列，十分混乱。而确立了主旨，然后找素材，定写法，甚至考虑针对的人群对象的接受能力和需要，再来组织文章，就会很有章程。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考大学而考大学，也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如果对人类没有丝毫意义，如果不能通过考大学，写文章这些手段来解决一定的人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这应该是考大学或者说动笔之前就想好的。

企业赚钱，并非目的

同理，企业经营和管理也是达成企业目的的手段。很多人进入公司，一开始只是为了生存，这也无可厚非，养家糊口，也是要首先做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仅仅以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也行，这都是人各有志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然而现实中，估计大多数的人，不会停留在这里。多多少少，都会隐隐约约考虑过自己一生活着的目的。

不少人小有成就，或者成为高级主管后，也就是说，凭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完成了一个个公司定下的目标后，比如扭亏为盈，几年后盈利多少多少，确立了领导的地位后，很多人突然从危机感中放松后，一下子失去了目标，感觉十分空虚，失去动力，这就是说，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进行经营管理了。

日本学术界在研究这个课题时，讲到了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注意到，有企业理念的，懂得以企业的形式来完成自己人生价值，贡献社会的，就会关注人的问题和需要，视野开阔，集思广益，首先考虑的，是他人，而非自己。这样的企业，永远不会被社会淘汰。因此一个企业最后要考虑的，不是要赚多少，而是为何要赚钱，赚了钱，如何回馈社会和贡献社会。这不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而是长期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也是一个经营者，不会失去目标和动力的根本保障。这是日本长期以来很多实业家和经营者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只为个人享乐或者功名，一旦小有成就，就会失去目标，开始骄奢淫欲，公司绝不会长久。

唐太宗首重为君之道

那么，讲到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贞观政要》，就会明白它的第一篇，就讲为君之道的原因。而且为君之道这四个字，如同《论语》笔法讲“为政以德”，开笔就来，是唐太宗自己的话。我们一起来看首篇《论君道》的第一段：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这段话非常通俗，大意是说：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近臣说：“做君王的要道，就是要先考虑百姓，以百姓生计为先，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自身正而影弯，上头正而下边歪的事情。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非身外之物，都是由于沉迷的欲望太多而酿成的灾祸。如果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道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征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修正入手，故能进一步远而推及体悟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却以修好自身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的具体办法，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端正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是唐太宗与魏征的对答，太宗的话，以为君之道开始，可见他首先考虑的是做君王的宗旨，那就是先存百姓，后考虑自己。这是德政的具体领悟。否则，就会伤人伤己，走向灭亡。所以安定天下，治理国家的要道，就是先修正自己，警惕享乐与安逸带来的危害。自己修好了，懂得仁爱关照百姓了，选贤任能和具体的国家政策以及目标，都会围绕百姓的生计用心展开，自然国治民安，天下太平。太宗为政的宗旨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也很端正，因而一路通达，获得千古未有的盛世。

这里体现的思想，不管是太宗还是魏征，都是曾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源自孔子对曾子从孝道讲到治国的亲传。以仁德为核心。（大家可以参照孔子那部《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篇”。儒学的根本宗旨，就在头几段。）

所以企业经营管理，终极核心就是德，最初与最后考虑的就是企业对社会的意义，而不是个人的私利。为这个目的而运营，才能得人心，才会长久，才不会迷失方向，急功近利。个人人生也是如此。

提到德，今天的人以为古人只是在宣扬漂亮的大道理，完全意识不到，要想成为人中的智者，分分秒秒都要记住这个德字，才能站在高处，拥有慧眼。否则，必会陷入教条和迂腐的境地，也就是犯下走极端的穷途和绝境。离开德字讲人伦，讲礼教，讲智慧，讲法律，教育和艺术都会走极端，必然陷入穷途末路的地步。这就是《贞观政要》开笔第一句，就直奔主题，以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展开君臣讨论，定下整本书以德为宗旨的原因。

其目的是教导后世的从政者，为政治国（包括齐家）莫忘德是核心要领。不管将来涉及到什么样的具体的政事，这条宗旨都会成为最为名正言顺的纲要，无论事情多么复杂，都能让人理出头绪，不会走向教条和极端，使自己陷入复杂混乱的政事和人事或者各种学派学说当中难以解脱，不知决断。失去方向。

《资治通鉴》的教训

其实提起帝王教科书，还有一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宋代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就意味着，是可以资助治理国家，给出从政者一个通用借鉴的意思。里头的资料非常丰富，与其它史书不同，其选材集中于宋代之前历朝历代各种正反面关系到治乱兴亡的典型事件。事件不在大小，为的是分析治国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可以说是治国案例的大汇总，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不过此书，现代人比较容易抓不到要领。因为他开篇论君臣之礼，论朝纲的伦常次序，这样的论点，必须是具备了儒生基本的仁德教导，懂得自己接受教育，是为了明白做人的仁义之道，为了成为一个有德行的，善良的人，然后立志报效国家，也就是有了这些基本的做人的宗旨教育，懂得为人重德的宗旨，才能理解司马光为何这样重视君臣朝纲。开篇论礼论朝纲，这样的写法，对于完全脱离儒学四书五经教育的后世学者是很难理解的，以至于很可能成为被中共批判成所谓维护封建礼教的原因。

其实礼教本身没有贬义，如今封建礼教的贬义，也不过是中共为了断绝中国人与祖先的联系，为了达到让中国人自动贬低、嘲讽自己的文化，自觉远离所有古代经典，看不到真相的目的而有意进行的恶毒歪曲。将古代的儒生和官员，通过文人小说，影视剧作，统统刻画成迂腐、固执可笑的、一味只知维护礼法、教条做人的愚者。这种阴毒的手段，导致我们中国人自己远离祖先，看不到祖先伟大的智慧，看不到礼仪之邦的美好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很多人一旦来到日本，才会惊叹和羡慕日本人居然如此彬彬有礼。那些原本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其实以礼教导百姓，就是礼教了，让人都待人以礼，本身根本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共将儒释道文化统统批判打倒后，传统做人的教育便消失了，传统教育以德为本的宗旨，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一味讲礼教，就无法理解了。也可以随意解释和歪曲了。

打破谎言  《三字经》足矣

其实要打破这些谎言，非常简单，只要学过一遍宋代开始就有的学童启蒙教本《三字经》，而且只要读了开头的六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就明白了，儒生正统的教育，都是从明白为何接受教育开始。这六句话，已经道明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善良本性，让这个原本善良的心性，不会因社会的影响而受到蒙蔽。不接受教育，就会偏离本性，远离天赋的善良。可见，这是古代所有教育的根本宗旨。

而礼教，是维护道德的外在表现和通用的方式，人们需要具备这些基本的人伦礼教，才能在社会顺利地成长，才能有个基本的待人的方式。不同国家民族，自然外在礼法不同，但是为了达到善待人的理念，有个基本做法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不站在德的宗旨来讲礼法，就算作者自己明白根本宗旨是仁德，也会让后世不了解的人，被邪党随意利用进行恶意的解释和攻击，因此这一点是要首先阐明的。否则，就会上了仇视传统的中共的当。

可见无论是写书，还是做人，也无论从事哪个职业，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个德字。这也就是我为何首先选择《贞观政要》来讲帝王学的原因。不仅唐太宗明白德为宗旨这个道理，整理史书，写作史书的作者，也是非常清晰，所以唐朝贞观的千古盛世，绝非偶然，来自君臣明大理。太宗治国就因为抓住了这个德的要领，古圣王治国的要领，才会不断升华，去繁存精，看问题一下就能看到关键要害，决断也就很快。

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等

那么司马光知不知道德的重要呢?当然知道，他分析世上有四种人，也就是四个等级，完全以德来划分：最高的是圣人，有德有才，就是德高才智也高；次一等的是贤人，德高但是才智稍稍逊色；第三种是愚者，既无德也无才，但是虽然无德，因为也无才智，因此无法做出大恶的事情，对社会的危害力不大；最后一等人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有才无德。

司马光把有才无德的人看作是最低等的小人，因为他比愚者危害要大，如果用掌握了高明手术的医生来比喻，他会将“高明的手术之才”，用到“杀人害人”的地方。如果以今天的教育来看，重技术而不重德，我们这些拥有高科技的大学生，该属于哪一种人呢？日本汉学研究者“加地伸行”就曾说过，现代的教育，就如同批量生产小人。看看今天的拜金主义，看看今天的冷漠的人心，变异的道德乱象，这个论断，绝非危言耸听。

当年，司马光写这本史书，是站在受过儒学根本教育的基础上写的，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不需要讲德，都会明白，因此才采用了一上来就讲伦常的方式来开笔。所以觉得是遗憾也是教训。

法律失德必成怪法恶法  

想来很多领域，都是因为不提德了，才导致走偏的，比如法律，离开了德，就会没有是非善恶，也可以被有权者随意解释和制定恶法。（礼教被攻击，也是中共不告诉你原先礼教以德为本的宗旨，从而可以随意解释和歪曲。）原本法律是为了维护人类基本道德，从而维持社会次序而建立的强制措施。什么是恶法，古人有德，有善恶是非，很容易识破。但是今天的法律，已经脱离道德，有的变成了可以维护不德行为，败坏人伦和家庭婚姻的怪异法律。人们都糊涂了，没有原则地脱离道德地以绝对的人权自由为幌子为藉口，维护人的各种变异（比如同性婚姻等）的喜好和行为了。离开德，人类就会陷入穷途末路。

社会乱象，人生迷惘，只有回到德，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不会陷于教条迂腐当中，一个人有了基本的仁德，看问题就会高明，因此帝王素养，有了这个核心，必然会出现明智的决断。成为明君。因此《贞观政要》第二段，就开始论及何为明君。

（待续）

《贞观政要》的第二段，论述的是“何为明君”。其核心讲的是“兼听则明”的道理。通俗的说，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做决断，不要偏听偏信。这段话让人想到了孔子教导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义就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极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会走向极端，走向末路和绝境。这个中庸，其实就是道家阴阳平衡之理在人中的体现，被孔子视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难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极端，失去智慧，无法明断。

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研究宋朝历史，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朝“文”太过，“武”不足，偏听文人的政见，导致政坛上文人的理论空谈太过，偏离了务实的轨道，学派党派争论不休，仁宗时看似平和繁荣，实则已经走向末路。

他说的现象其实就是因宽仁（柔）过度，正义（刚）不足，姑息养奸导致的，刚柔不能相济，使得国家走向屈辱的末路。与唐朝太宗文治武功并驾齐驱、刚柔平衡刚好相反。

何为明君

我们先来看看《贞观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这段话很通俗，大意是说，贞观二年，唐太宗问大臣魏征说：“什么叫做明君昏君？”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见；之所以会昏暗不明，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询意见。’古昔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广开视听，了解四面八方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恩泽四方，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无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么下情就一定能上达朝廷，为人君所知。”太宗对这番话十分赞赏。

魏征的论述十分清楚，让太宗做到兼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并举出历史上的圣明帝王尧舜二帝的正面范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来论证。这就是古人读历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种人生教训，而作为帝王，读史得出的治国教训和经验，则更加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命运。

魏征的话虽然目的是要让太宗了解民情国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为君之道讲德，这个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爱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为先。作为帝王，守护好照顾好自己的子民，这是第一个要责，也是帝王讲德的出发点。但是第二段则告诉太宗不仅要仁爱，还要圣明，合在一起，就是仁义的善用，仁中必须有正义相随，才能刚柔相济。

仁义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书治要》收录的《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可见孔子一生讲仁义，讲的就是伏羲圣皇传下来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现的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的道理，体现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学的就是大地刚柔相济的道理，而地学的，正是阴阳平衡的天道。这就是说孔子的中庸从仁德出发，但是仁中必有义相随，才不会走向极端。偏听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体现柔和宽大的一面，而义，则偏重刚正威武，不讲情面的威严。所以，孔子那部《论语》开卷的“学而第一”就告诫后世儒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就是说讲信用虽然是仁德的体现，但必须合乎义理，才能去履行承诺。这些道理在《论语》第一篇就写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学者，渐渐偏离孔子教导，流于各种理论的空谈，类似今天的教育，各种学说和名词不断出现，重学术研究，忘记了务实的精神，也就是忘记了用仁义之理对照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时的文人，由于喜欢争论不休，形成各种学派，反映在政坛上，就是党派的形成和争执。已经失去了唐太宗时儒生包容的大气和刚正的大义。后世的儒生也因此渐渐偏离和迷失尧舜以来圣王留下的治国要道。德的含义也就开始走向极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轻武，一味脱离义来讲仁，导致阳刚不足，对周边外族的侵犯屡屡姑息，真的是姑息养奸，消极被动，饱受屈辱，教训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阳刚，宣武过度，则会变成暴政。同样不可。所以孔子讲涵养，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过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记录孔子原话  讲过犹不及

孔子在《中庸》里讲过这样的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运用它，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久了！”这句话道明了孔子领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这些领悟来自《易经》的研究。“韦编三绝”这个成语，讲的就是孔子对《易经》的研读，到了翻断竹简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还在感叹如果能活得长久一些，应该领悟到更深的内涵。

孔子一生只是负责讲述和传承先古圣王的德行教化，自己从不著书，对祖先非常恭敬谦虚，从不敢将整理好的《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等经书视为自己的东西，认为自己领悟的还不够多，也就是教导后世弟子，学问从三皇五帝经由夏商周得来的，切莫自立派别，标新立异，走向末路。后世一些儒生出现的教条迂腐的现象正是偏离孔子教导的后果。这些不好的现象被中共利用来歪曲和攻击传统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经典的真相。千万莫把后世部分走向极端的不好的行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头上，歪曲我们的祖先。

《中庸》里头还有一句孔子的话，对过犹不及的道理讲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做事过了头；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说，大家都走极端，达不到圣明的地步。要不太过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为《中庸》是子思所写，其实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孔子的话，乃孔子所传。懂得运用这个道理，就能处世不败，连管家，都会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会因溺爱过度而变成不肖子孙。　

读史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难题，就会变成读死书，变成理论空谈，因此，这一期，我从一个商人朋友的烦恼谈起，看看历史该如何活用于自己的人生。看完这个故事，对《贞观政要》会有深刻的理解。

朋友的经营难题

我的这个朋友，八年未曾见面，不久前，他突然打通我的电话，说是很着急，想要跟我见面，请教经商遇到的问题。我这才知道，他这些年从记者变成了商人，进入了日本商界。尽管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能不能解决他的烦恼，但是多年未见，还是很想见他一面，于是才有了这次活用历史的谈话。

由于时间很紧，同时涉及到他公司的人事管理，他不便透露具体的事情，只是跟我说，他以前很喜欢看一部韩剧《商道》，他走入商场这么多年，就是希望实践“经商就是赚人”而非赚钱的商道。意思是得人心，才是经商的王道。而且因为秉持这样的信念，他做得很顺利，为公司开拓市场，招收人才，成为了高级主管，是上司最得力的参谋，但是如今公司碰到一个是否要辞退一位老年职员的问题，让他很难决断。

原来，他们公司这位年纪较大的职员，能力一般，跟别人配合更是不好，不少人对他怨言很多，有的甚至因他辞职不干了，明显影响了有能力的人留在公司，变成公司很大的损失。所以公司非常头疼，考虑要辞退他。这件事，已经无法回避，要马上做出决定，所以老板等着他的意见。朋友说，这件事让他左右为难，真的要辞退这位老人，内心感到不忍，他年纪虽大，还是有家要养活。但是不辞退他，就影响公司的利益，毕竟公司不是福利机构，即使辞退他，在多数人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此，他内心非常矛盾，不知道辞退老人是否违背了他多年的信念。而公司老板正等着他的意见。

也就是说，他很担心自己重利轻义，违背自己坚守的商道。而自己的意见却能左右一位老人的命运。这时，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的信念在动摇，他正在找藉口说服自己，自己的辞退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此人既无能力，又损害公司利益，辞退他怎么看都没有错，也许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了。很显然，在现实矛盾中，他遇到了一次很大的考验和抉择。世俗的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正在动摇他的信念。我意识到，由于这样的不安，他才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不经商的人来提醒他。

“日本经营之神”的启发

我非常清楚，他的矛盾要想得到解决，就要让公司老板清楚地意识到，讲道义不辞退老职员不仅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还会获得更加长远的利益。于是我给他讲了两个历史故事。

由于他是商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有“日本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他是松下电器的创始人。幸之助有个特点，就是不轻易论及辞退员工。很适合解决朋友的烦恼。即使是在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大家都纷纷裁员，公司面临倒闭时，幸之助也不裁员。而是与大家共度难关。将公司面临倒闭的状况公开，让所有人都去推销积存的商品，都成为公司的主人，因而人们又把他的经营叫做玻璃管理，意思是公开透明，员工因此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公司，同甘苦共患难。大家一起发挥能力，解决了问题，所有积存都卖出去了。这个故事不仅朋友很熟悉，日本商界也是无人不知，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人们就觉得，这样的道义经营，是只有像神一样的人格，一样的才能，才能做到的，是特殊人的理想。其实不然。

人们学习经营，很容易学的是具体的手段和策略，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价值观，也就是正确的信念。幸之助一生坚守的信念就是：经营的价值和荣誉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让百姓富裕，让员工幸福。这个价值观的坚守，遇到任何难题都不动摇的坚守，才是他获得经营之神美誉的关键。有了这个信念，他就会根据具体现实，具体问题，灵活决策。而不是被具体的手法所束缚。这个信念，就是他的宗旨原则，离开这个宗旨研究他的经营手法，就不会活学活用，因此人们才误认为，只有特殊的人才能做到。

松下幸之助讲过自己一生坦诚待人，就是对人讲真话。所谓的玻璃管理，也就是公开财政，公开公司烦恼，正是真诚的体现。为何要这样做呢？就是他认定自己办公司，为的是贡献社会，那当然首先养活员工就是自己的责任和价值，因此公司就是员工的家，大家的公司，当然不会轻易论及辞退员工，因为员工，如同家人，要同舟共济，怎会不真实坦诚。这一切不过是信念使然。如果没有贡献社会、让员工幸福的这个宗旨，他不会这样做，即使人们想学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和气魄。他不仅对员工如此，对代理商也同样十分人道，因此获得人望，大家因感恩而忠诚，愿意跟他共患难，也愿意奉行他的宗旨，大家都觉得这样经营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感到莫大的荣誉和快乐。公司一旦建立这样的社风和社训，也就是公开奉行同样的价值观，就会演变成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力量。我们看到的，就会是奇迹般的成功。

给出参考建议

朋友听我讲完，若有所思。脸色变得开朗起来。我建议他开诚布公地跟老人讲明公司的烦恼，并调整他的工作职务，找一个适合的职位给他，不一定要解雇。同时让其他有怨言的员工理解领导做出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出于道义，不愿意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及老人的生活。以此建立公司的社风和价值观。这会使得公司获得长远的真正忠义的人才，经得起未来的风浪，最终获得长远利益。当然我只是给出参考，具体做法希望他自己根据公司和人的具体情况，来灵活决定。如果此人存在很严重道德问题，那当然辞退也不为过。

随后我还讲了中国春秋战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供他参考，因为这段历史，讲了很多救急的策略，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策略，既是方法，又能透露出道义的本质，因此听完这个故事后，他终于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了。（待续）

针对是否解雇老职员的问题，紧接着，我给经商的朋友讲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策略，或者说一个为救急，为迅速富国强兵而普遍采用的办法。但我希望朋友明白的不是策略本身，而是能看到策略背后的根本道理。这样一来，才能活学活用，灵活根据自己公司的现实情况制定方案。

春秋战国历史的启发

人在处于困境时，总会急于寻找一个救急的方案，让自己迅速度过难关，因此，春秋战国那段历史的种种做法，诸侯国们如何在生死存亡面前进行应对的策略，就非常适合今天的商场竞争。

于是我跟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其实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不是春秋五霸，就是战国七雄，兼并战争随时发生，弱国最后都被吞并，大家为了强大起来，不被灭国，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就是招纳贤才。你知道，在那样的情形下，这些国王们，有多么听话吗？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为了救命的时候，他们非常听话，也非常谦恭地对待贤能之士，有的，甚至为了迅速招揽到天下的能人，可以将自己多么礼贤下士当成一种对策来使用，也就是为了将自己爱才惜才，求贤若渴的心意迅速传达给天下人知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一个短时间就能奏效的宣传和广告，他们甚至想到把一个看起来很一般的老年人敬若上宾，恭敬有加，给予极高的身份待遇。这样一来，这个消息就会传遍天下，有才之士就会纷纷跑过来，知道这个国王能接纳自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也就是说，人们看到国王居然将如此无能的老者，都能以礼相待，敬若贤能，那些天下怀才不遇的能人，必然被打动，心想我的条件比那位老者好得多，于是都能主动找上门来。这就是说，为了招揽贤能，国王将普通的老者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并宣扬出去，以求得礼贤下士的名声，这个做法，就是一个为急于求人而采取的策略。”

讲完这段话，我提醒他，我并非教他要对待他们公司的老职员以同样的做法，也给他一个很高的职位和待遇。我想说的是，从这个救急的策略，人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个策略真正奏效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其实不管你具体做法是什么，人心都是一样的，人都会朝着敬自己、爱自己的方向靠拢，被人爱，被人珍惜，被人尊重、以礼相待，都会感动人。真正打动人的，就是你的礼敬之心。但是在那段历史，这种原本看作修养的善心，被运用成了谋略之一。如果仅仅将这个做法，当成急救的策略，那么事后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很多国王一旦度过危机，或者一旦称霸诸侯，就开始傲慢安逸，刚愎自用，贪图享乐，甚至出现兔死狗烹的情形。没有了强大的威胁自己的敌人，也就不再励精图治了，自然就会怠慢甚至诛杀功臣。也就出现有始无终的现象，很快又再次走向衰败。原因就在于，很多国王，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心礼贤下士，而是当作了一个策略来使用。

我们读历史，学习这些具体策略，当然没有错，至少在人生遇到困境时，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参考，只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具体的做法，而是透过具体的策略，领悟其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如何运用到现实。

面对公司  如何善用历史策略

就朋友的公司，他必须自己去判断，公司是否在扩大业务，广招人才，是否仅仅只是很小的处理一个员工的问题，就能解决公司内部的矛盾，我不便具体过问和打听，只是告诉他，希望他能真心对待自己的员工，而不是在执着某种策略。如果老人还有可用之处，道德也无大过，如果他们公司，真的志在通过办公司经商，能留下宝贵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和民众做贡献，而不是只求一时的功利，那么每一件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如果公司能调整他的职位，待老人开诚布公，讲明领导站在整个公司处理事情的烦恼和理由，同时考虑到他的生活，养家的不易，希望他能支持领导，很抱歉地恭敬地说话，感谢他曾为公司做过的努力，老员工也会理解也会感动的。

而对于那些年轻有为的嫌弃老职员的才子们，也同样可以讲明公司办公司的志向和原则，是希望将员工视同家人，彼此相互关照，如果一旦看到人老了，没用了，就不要他了，也不顾及他养家的问题，那就成了见利忘义的商人了，那么人人都走到年老的时候，真的希望被后人这样对待吗？把不轻易解雇老职员的道义原则讲明白，人也都能理性思考，员工们会通过这次具体事情的处理，看到领导的为人和用心，他们自己就会做出决定。能留下来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忠义人才。人们从你待老职员的态度，就会被感动，从而认清自己为何要留在公司，是否要跟随公司的道义原则。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留在这里，毕竟谁不希望找到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公司呢？

所以说出现的矛盾也好，困境也好，处理好了，就是一次走过人生考验的机会，正面实践商道的机会，迎来的，必然会是人心的归附，得到的，必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长远的利益。

建立社训  名正方能言顺

讲到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原则或者说宗旨。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孔夫子的教导。没有道义作为原则，处理事情很难公正，很难理直气壮，顺理成章；而当人以道义为原则时，无论碰到多复杂的难题，都会自动得出相应的决断，这个决断就能摆平矛盾，因为公开公正，一切言语，都能说在理上，当然就能让人心服口服，即使有人因此离开公司，也不会是抱怨，而是明白自己不是志同道合的人。

因此归根结底，人生经营任何事业，一开始就要走正，即使是处于困境都要坚守原则。这才会赢得真正基于道义基础上的信誉。这个信誉，就是真正的财富。而且将来，不管公司遇到怎样的问题，都不会手忙脚乱。因此，如果可以，我建议朋友想办法让公司拥有一个明确的社训。朋友很高兴，说自己恍然大悟，已经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做了。

走的时候，我一再叮嘱他，无论他参考任何一个时代的做法，都要看到本质，每一个具体做法，甚至诸子百家的做法，都有借鉴的价值，但是必须用在正道上，策略如同手术刀，必须善用，不可恶用。同时不能忽略现实。每个时代都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现实做出的决策，因此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现状来考虑，切不可照葫芦画瓢。

朋友的问题解决了，这更让我意识到读史的重要。历史就是历朝历代各种不同的人实践出来的人生教训的集合。经验智慧，正反教训，都在其中。不可不知。只可惜，今天的教育，已经不懂得如何学习历史，甚至不懂为何要学习历史，很多人因此进入公司，被人与人的各种矛盾弄得精疲力尽，没有主见和判断能力，造成各种精神上的疾病，心理医生也为此应运而生。

那么下期回到《贞观政要》，大家就会看到，讲完仁德与兼听则明的为君之道，魏征要提醒唐太宗的，就是为君之道要有始有终。这样一来，就不会将仁德、将礼贤下士等等做法，当作应急的策略，而是变成君王从内心奉行的道理和宗旨了。

（待续）

《贞观政要》的首篇《论君道》大部分是魏征的奏疏，他为了明确指出德政的重要，并劝导唐太宗奉行德政要有始有终，讲了两段很重要的话。他的话，等于是对春秋战国争霸的国王无法长期拥有霸主地位的根本原因的揭示。对现代的商战，是个极好的教诲。

魏征谈治国之本

贞观十一年，魏征又进献了一篇奏疏。其核心就是下边这两段话。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说：“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大壮实，必须稳固它的根部；要想使河水流得长远，必须使它的源头深通；要想使国家安定无忧，必须以德治国，不断积累仁德与道义。源头的水不深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厚民心不服，却希望国家得到治理，我虽然愚蠢，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人呢！”

这段话，开始明确总结治国为政“德是核心、是根本、是源头”的道理。离开这个根本，一切手法策略，都是枉然，绝对不会长治久安。

最难有始有终

讲完德对治国的重要，魏征重点揭示给唐太宗的，是奉行德政必须做到有始有终。这是最难做到的。历史给出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能做到的帝王，也实在太少了。魏征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少有的明君，如果太宗能一直保持下去，就会成为圣王。因此，他苦心写下奏疏，告诫太宗一定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因此有了下边的一段话。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大凡众多历史上的开元国君，皆为顺应天命而来，当国家百姓处于危难时，处于忧患时，国君因忧虑而德行显著，做事处处讲求符合道义，深怕失去民心，政局动荡。但是一旦功成，就容易忽视德行，渐渐走向衰败。德行就会被忘记或者抛弃。历史上因此多数君王都能在开头做到重视德政（善始就是开始做到很容易，实繁就是实在是很繁多的意思），开头做得好的君王实在是太多了，可是能一直坚守德政，坚持初衷到最后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的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为了统一天下，表现出励精图治的壮志，懂得克勤克俭，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得到的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觉得很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能以礼相待；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待人傲慢，开始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能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久远吗？

这段话，魏征讲得很重也很恳切，他真心地告诫太宗莫忘历史上很多帝王给出的教训。唐朝的贞观年间空前繁荣，证实了唐太宗的伟大，他做到了善始善终，成就了圣君的功业。也证实了德政的教诲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历史留给人的最重要的安身立命的做人的根本。

揭示东周列国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历史走到唐朝，反反复复留下的教训实在数不胜数，就连商末的暴君商纣王，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暴虐昏庸的，他刚开始也是很有志向，并把国家治理得很繁荣安定的，只因得志后开始得意洋洋，沉迷妲己美色，不敬女娲，亵渎神灵，骄奢淫欲，本性被蒙蔽，德行渐渐衰败，最后完全消失，走向暴虐，甚至残害皇子皇后和至亲忠臣，才丢失了江山。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在一开始就明确地自行违背道义的，他们这些末代暴君也好，昏君也好，一开始也都受过教育，懂得历史兴亡的教训，所以，也都希望自己登上王位后，能有一番作为，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代敬仰。但是虎头蛇尾的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就是魏征提到的因忧患而清醒，因安逸而糊涂。

我们看之前提到的春秋战国的历史，非常典型的暴露出这个根本的教训。各国国君处于忧患时，必会励精图治，克勤克俭，甚至能忍辱负重，比如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灭掉吴国，但国家复兴，又残害功臣，之前的楚国平王也是如此，一旦国家强盛，就会走向安逸，失去志向，沉迷美色，甚至不顾人伦，纳太子妃为妻，导致国家被伍子胥复仇而灭。有始无终的国君实在不少。这段历史教训，早就被后人所知，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重蹈覆辙，不断犯错，为何呢，就是因为人太容易安逸了，太喜欢舒适和享乐了，很难克制自己的欲望，尤其身居王位者。

这些教训如果不能牢牢记住，想要在今天的商战中，得到长久的胜利和繁荣，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企业研究讲得最多的教训，也是这一点，很多企业在创业时，不敢松懈，不敢放纵，一旦得志，便开始享乐，人们真的需要好好反省，如果一开始的重德，谦恭待人，懂得廉洁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走形式，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益，把道德当成一时的策略，那就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无法善始善终。最后企业必然走向衰败。

今天很多人喜欢研究兵法和法家韩非子的思想，不喜欢读儒家经典和正史，因此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离开道德讲兵法策略，无法善用这些东西，必然急功近利，无法长久。古今同理。

总结《贞观政要》首篇讲的为君之道，就是要爱民，要兼听（则明），最后要坚守德政勤俭治国有始有终。这是治国的纲领，因此放在最开始，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提醒大家，所有后边展开的具体策略，形式上的各个方面的具体的政事，都不能偏离这个原则。是一部极为清醒而智慧的史书，处处点到要害和根本。

从帝王教科书《贞观政要》谈起

在日本，一直有关于帝王学和宰相学的研究，而记录唐太宗君臣政论、讨论治国要领的史书《贞观政要》被视为最典型的帝王教科书，不仅天皇家族和幕府将军德川家康酷爱研读，就是今天的日本学者、企业家，也爱不释手。研读汉学经典和中国史书，尤其是记录帝王、宰相政论和典故的史书，对今天的“商业战国”时代，人人皆可成为“企业帝王”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帝王学或者宰相学，实为领导学，也就是高层管理学。

无论是被誉为近代日本宰相之师的儒学家安冈正笃，还是当代汉学研究者，抑或是近代商企之父涩泽荣一和当代商界领袖、世界著名的经营家稻盛和夫（两大世界级企业集团“京瓷”和KDDI电讯公司的创业者），都能领悟出帝王学的核心智慧，并用于实践。

稻盛和夫在自己的著作《活法》（原名：生き方）中就明确道出他的经营观：他创业时，没有学过经营管理，是个外行，出现棘手问题，就回到小时候父母最初的教育，不撒谎，不贪利，诚实正直，思考作为一个人，哪些是该做的，那些是不该做的。最后发现，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国家政事，甚至是家庭小事，邻里纠纷，都会变得很简单。经营中不管面临的问题多么复杂，显露的表象多么错乱不堪，看似焦头烂额，令人无可奈何，只要抛开名利的执着，回到做人的原则不动不变，就会找到问题的要害，很快做出决断，解决方案瞬间就会浮现出来。

他还说，日本当代政界和商界近年出现许多不该有的堕落，就是本末倒置，重才智，轻德行，选才看重聪明才智、急功近利的结果。他一直奉行选人德行第一，勇气第二，才智第三的原则，他一生成功不败的经营“神话”，证明了他的领悟顺应了天道，正是为政以德的正确性在经营管理上得到的见证。

他的话，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帝王学的核心智慧，就是孔子所言的四个字——“为政以德”。这是施政和经营的要诀。是决策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关键原理。

德者，得也，不德者，不得也。四五千年前的神创汉字，其内涵早就揭示着做人的真机。神传文化的奥秘，几人识破几人得。日本民族因继承正统汉学，领悟本质，触及浅层真机，得以腾飞和繁荣。

帝王和宰相，在大陆，被歪曲为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权谋家。仿佛个个都是为了维护王权，不惜大开杀戒，不分是非只顾维护王室体面的伪君子。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文艺作品，统统都在“有血有肉、合情合理、形象生动”中潜移默化地抹黑我们本应引以为傲的祖先和文化。所幸，日本德川将军酷爱汉学，儒家典籍和史学研究，得以一直秉承汉学的正统，代代延续。由于各界精英勇于实践，从各个角度为今天揭示和归正被中共歪曲的儒学真谛，帝王形象，留下了宝贵的证据和借鉴。

我们今天试着以日本当代汉学者“守屋洋”所著的《帝王学讲义》中涉及的论述来解读《贞观政要》 这本经典帝王教科书，重启汉学中领导者的智慧。

除了《帝王学讲义》，我们还会涉及安冈正笃的《东洋宰相学》以及我之前一直论述的涩泽荣一的“论语讲义”等相关著作。看看这些近现代日本汉学者和精英，是如何“温故知新”，成为各界导师的。期待我们这些被邪灵共党在腥风血雨中强行中断汉文化正统，被植入仇恨与争斗60多年的炎黄子孙，能够早日摆脱党文化的洗脑和蒙蔽，重拾往日的风骨。

何谓帝王学

狭义的帝王学，就是为君者，如何按照做人的正理，来处理政事，治理国家的学问。为何这样说呢？

记得以前我借助涩泽荣一的讲义，在讲解孔子《论语》学而篇的时候，讲过孔子的教导，集中体现在“学而篇”中，该篇是核心论点，首先讲明教育的目的，让人读书为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理，明白做人的正理，然后不断在生活中实践练习，此为学和习的真谛。接着，还要注意运用中庸之道，以避免过犹不及的危害。从此你能安贫乐道，不被物欲功名所捆绑和束缚，你就能活出自信满满的快乐人生。

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是一个真正智慧的君子了，就能拥有不变不动的君子的德行与修养了，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为民造福的人才了。 这是对所有人，从君王到庶民的基本人格教育，是不分贵贱上下的人性向善的教育。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工作和责任，因此，儒学，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开论述。商人践行儒学，就是商道，医者行医，同样会形成医道，因此帝王践行儒学，就会形成为政之道。

而孔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君王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民风迅速归正，是天下太平的捷径和关键。所以首先教育好为君者，也就是后来的帝王，上梁正则全民正，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因此他曾周游列国，劝诫君王为政以德。这是他的最大的愿望。当意识到短时间无法实现，孔子便开始办教育，要培养所有人懂得为政的道理，为君为臣的道理，当然也包括最基本的为人的道理。目的是为了以德教化天下。

所以“学而篇”之后，马上就是“为政篇”。讲述为政的道理，必须要以德为核心。懂得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后，开始在帝王或者为政者的角度，具体展开这个层面的人，如何以仁德治国的论述。也就是说，帝王，如何在治国施政方面实践做人的正理，所形成的学问，就是帝王学。当然如果集中讲宰相如何辅助君王施政，则是宰相学。我这里只是以帝王为主。实际上只要是参与政事的官员或者企业的领导，只要你站在管理民众的位置上，基本道理是一样的，都会面临识人、用人，或者如何带领大家心甘情愿共同办好事情的问题。这是广义的帝王学。

而唐太宗的君臣关系与治国之道，是为政以德的完美实践，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顶峰，太宗的盛名因此流芳千古，他终于完成孔子的理想，实践出一套完整的帝王学，被记录下来，成为《贞观政要》。太宗因此成为历代明君和现代领导者的典范。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礼仪，定下规制，目的是维护人伦道义，善化民风，这是帝王重大的政务之一，也就是说，他们身为君父，有责任以身作则，维护做人的正道，定下礼制，教化百姓。因此我们看到，《论礼乐》这一章，重点不在记录礼仪制度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详尽地记录唐太宗君臣为何要这样规定礼仪的整个论述过程，把对礼的认识，辨析的十分透彻。我们先看一国之父的唐太宗对礼是如何认识，如何归正的。

据经典 通情理 杜绝极端

《论礼乐》是从唐太宗论避帝王名讳之礼开始的，这段话，不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归正礼仪的责任，还要以身作则，遵循宗旨，依据圣贤经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为，妄自尊大，随意定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据情理，绝不流于迂腐教条的英明见识。让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该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说：“根据《周礼》，帝王的名字，终究须要避讳，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时候的先古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因此虽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诗》中并未避讳昌这个字，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意思是这句话的同盟二字，就有同这个字。也没有因鲁庄公叫同，就避讳同，进行迂腐的更换。）只是到了后来，近代的帝王们曲解经典，妄自尊大而为，这才制造出许多有违情理、非常极端的诸多禁忌制度，他们特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道理不通，是不应该被允许的，理应进行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经，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导，变得教条极端，妄加禁忌，两个字都要避开，生出很多的避讳，肆意而为，全然违背了《礼》经的教导。现在应该遵循经典，务必简约，效仿先哲，还原和归正礼的本义，以之规范后世。往后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两个字不连用在一起，就没有必要避讳。”

太宗正礼 还原本质

从这段话，我们清楚地看到，太宗论礼，定礼，首先从自己做起，绝不会因身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为，妄自尊大。他要归正礼的原本意义，还原经书和孔子教导的真实含义。以此为天下做出表率，教导百姓，并流传给后世，成为后人明礼的正确依据。

也就是说，他身为帝王，完全懂得尊礼，定礼，先正自己，是帝王的义务和责任，礼是否明晰，是否正确，不仅关系到本朝的风气，还关系到后世的民风，他如果理解不对，那么制定的礼仪制度，必然有害于整个社会，还影响到后人，造成后世的迂腐教条，甚至违背经书，不合道义，这样一来，礼就会失去原本的作用，变成不通情理的维护帝王个人地位和脸面的虚礼了。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就会丢失礼原本维护人伦道德的本义。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开始归正尊卑礼数上的曲解带来的问题，发现了近代帝王曲解经书、曲解孔子教导的错误做法。在太宗看来，帝王固然尊贵，百姓大臣理应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给以上位者应有的尊敬，因此，根据仁义之道的人伦道德，对尊长是要有礼的，那么对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维护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礼经原意，避名讳到了极端的地步，以至于生活工作，写文章都会变得极不方便。太宗看到了这个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危害。

其实任何时代，都会有部分人出现走极端的现象，也会出现读死书的人，教条迂腐。 （这部分不良现象，被中共阴险地夸大，利用来歪曲古代的历史文化）但也始终会有人注意到，进行不断归正。一些少数迂腐文人的认识不能代表整体主流，不能因此宣扬这些短暂的现象，看不到整个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礼，其实维护的就是仁义本身，不是个人私情。

慎终追远 归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们还从这段话，看到一点，只要有先祖的经典在，不管后世文人，帝王，出现过多少次偏离和错误，都能再次被人察觉，就象太宗一样，读经典，找依据，就能有独立的思考，从原典出发，从圣人孔子的教导出发，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导和做法，发现当世近代不对的地方，进行归正，可以从漫长历史浩大的书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论中理出头绪，形成正确的依据和见识，得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从新兴起帝王学，研读《贞观政要》，研读孔子的经典，研读中国的历史，就是因为，他们从未诋毁和批判过古代的正统文化，对传统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一代开始遗忘了，一部分人变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经济和教育都出现了不德现象，人们感到危险和惊惧，急切呼吁回归传统道德，学习先祖圣人的教诲。也就是说，只要对古圣贤以及经典怀有敬意，有经典和先祖的实践作为参照和依据，即使一时迷惘走偏，也能重新归正。

可怕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过文革，儒家经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价值观，历史观已经被抛弃，没有了经书的指导，不仅遇到事情无法得出正确的决断，还可以让小人阴险的做派横行于世，让文人的小说，戏剧，各种影视作品肆意曲解中国的礼教文化，忠义思想，把中国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无耻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们嘲笑​​先祖，道德败坏，失去归正的智慧和依据。

孔子那部《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说的就是要追随先祖久远的教诲，自始自终莫忘经书的本义，以此做人，教导百姓，就会归正百姓的道德风气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导，依据经书，归正礼制，见识得以英明果断。这才成为礼仪之邦，光耀千古，获得世界的敬仰。

既然知道正礼，是为了正人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唐太宗正婚礼以婚姻之道为依据，归正婚礼，却先正氏族等级，让天下氏族明白不德者，必遭降级，会令祖先和家族蒙羞，在人前无法抬头。名门望族，必须带头重德，名副其实，方配享有高等待遇，方配得到世人的尊敬。婚礼败坏实则为人心败坏，君臣整个归正婚礼的过程，都将归正人心，维护道德作为根本目的。

以下是太宗归正婚礼的原文，本为一段，按文脉分成三段如下：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注释：累叶，累世。陵迟，盛况渐衰。累叶陵迟在这里指家世衰落。)，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注释：古代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

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注释：槚，木名，即楸树，常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贩鬻松槚意思是拿着前世的声望做交易。），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注释：远世的官绅），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第一段：发觉婚姻成交易 重正氏族

大意：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以多为贵，根据财礼的多少来决定婚约，如同商贩，拿婚礼进行交易，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不知轻重，门望与行为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离经叛道者。），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

解读：这段话表明，太宗发现有山东一些氏族借着先祖的功名，狂妄自大，借着婚礼索要聘礼财物，不仅把婚礼当成交易，其实也是把先祖的名望拿来赚钱，如不改正，这些所谓的望族，就会成为百姓效仿的伪君子，不但起不到表率的作用，反而让人伦道德沦为虚伪的东西，民心必会大乱，道德必定下滑，崇拜金钱的民风，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太宗不仅要礼部，还责令各部要臣一同参与此项改革。要让氏族的等级名副其实。可见太宗正礼，正的是人心，从未忘记教化百姓是帝王的职责。

古代聘礼，是婚礼中为定下婚约的礼制，表达男方对女方家族的尊重和承诺，有敬意，有感恩，有信用，有诚意。下了聘礼，是对女方最大的诚意，也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将对女方终身负责，给出了可靠的人人皆知的承诺。无特殊因由，是轻易不能反悔的。这是聘礼存在的本义，怎可当成交易呢？何况是名门望族带头，百姓必然跟风，没有比这样的行为影响更坏的了。

太宗正婚礼，先从氏族荣辱下手，就是在警告名门望族的后代子孙，莫要辱没了先祖的名声，让天下人看到，不好好修正自己的德行，就不配拥有至高的等级。一旦被降低等级，在人前无法抬头，脸上有如被贴上恶人或者伪君子的标签，是最大的羞辱。这样一来，人们不仅会从新认识和思考婚姻的意义，更使得整体社会懂得把道义放在第一位，懂得做人德重财轻。

也就是说，太宗非常英明，懂得先将在乡里有影响力的氏族归正，褒奖忠贤，方能自上而下引导百姓重德。正的，并非仅仅是婚礼，并非仅仅是规定如何下聘礼。而是从婚礼的扭曲当中，看到了人心的败坏，必须严肃纠正。

但大臣却依旧将崔家列为一等氏族。太宗觉得大臣们还是不太明白自己重新定氏族等级的用意，于是有了太宗第二段的论述。 （待续）

今天，受现代古装剧等文艺作品的影响，人们错把善恶不分的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视为忠，这是不读史书，杜绝传统教育的后果。所谓忠言逆耳。看到君王有错而不敢进逆耳忠言，只会说顺耳讨好的话，怎会是真正的忠臣呢？但是为何忠言会逆耳呢？为了清晰地了解这个忠的内涵，我们一同来看看唐朝一代贤后——长孙皇后嫁女论忠臣的故事。

皇后：以道义抑制帝王私欲方为忠

这个故事出自《贞观政要》＜论公平＞这一章。讲的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陪嫁的财礼太多，受到魏征劝阻后，皇后对此事的认识。史书对这个故事的记录十分完整，我们先看白话文的大意（原文附在文章最后）：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文德皇后（注：就是长孙皇后，死后谥号文德皇后，表示她德行昭著）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

魏征上奏劝阻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皆以此作为美谈。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对她们感情不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不妥，望您能够三思。”

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征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义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征家中赏赐他。

看完这个故事，估计对忠的内涵，有了一个很形象清晰的认识，唐太宗作为帝王，不可能事事想得周到，再英明，也会有失误出错的时候，因此，需要臣子的提醒辅助，弥补不足。这里太宗就犯了错，因为长乐公主是自己敬重的皇后所生，因私人感情，对妻子的偏爱，必然体现在女儿身上，对公主十分宠爱，不知不觉就感情用事，忘记了身为帝王不能偏私的道理了。于是给公主的陪嫁，比公主的姑姑，太宗的姐妹还要高出一倍，有违敬长辈的孝道，不合长幼有序的做人的道理了。长孙皇后不但不生气，不责怪魏征如此对待自己女儿，不给自己情面，反而称赞他为社稷忠臣，将忠臣的含义解释为“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实在精辟。

也就是说，忠言之所以逆耳，是因为它符合道义，逆的，必然是不合道义的只为自己个人高兴，满足私欲的帝王言行，当然不会让帝王顺心如意，自然就会逆耳。因此，道义是忠臣的尺度，不讲道义的惟命是从，绝非忠臣。

“忠言逆耳利于行”出自孔子

皇后在这里，还讲到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其实出自孔子的教导。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出自《孔子家语．六本》）

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商汤和周武王因为能听取进谏的直言而使国家昌盛，夏桀和商纣因为只听随声附和、唯命是从的话而国破身亡。国君没有直言敢谏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敢谏的儿子，兄长没有直言敢劝的弟弟，士人没有直言敢劝的朋友，要想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国君有失误，臣子来补救；父亲有失误，儿子来补救；哥哥有失误，弟弟来补救；自己有失误，朋友来补救。’这样，国家就没有灭亡的危险，家庭就没有悖逆的坏事，父子兄弟之间不会失和，朋友也不会断绝来往。”

大家看看，孔子讲的忠，涉及到了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其实也包括夫妻，所有人伦关系都需要忠言劝谏补救，方能使得国、家安康太平。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少数暴君的谬论，有何关系呢？正因为我们不读传统教育留下的经典，方才被蒙蔽了真相，丑化了以忠孝为本的祖先。

传统教育普及民间，出自孔子，但是很多人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孔子一生，到底在教育什么呢？通俗地说，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用古代的概念来说，就是仁义二字。在此基础又具体分出礼智信，合成五常。是对人这一层生命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传统教育，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仁主要指对别人的仁心善行，义首先针对自己，要求自己行为方正，符合正理做人。帝王则要公道，才能符合帝王的道义。因此，魏征提醒太宗，身为帝王，自己一定要做事公道，符合义理，方能让天下人信服，没有怨言。如果自己女儿陪嫁高出她的姑姑，就是对姑姑的不敬和太宗处事的不公。所以这个皇后论忠臣的故事，才被《贞观政要》放在《论公平》这一章。目的是教育后世帝王，处处事事要记住以公道处理事情，才能做到公正合理，天下太平。

附故事原文：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诣征宅以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