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当与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以外，再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实，以现在的思维模式推究起来，先秦时期当时举行考试的作用，多为了巩固与维护自家城邦的君权，多方延揽、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异士辅佐国政，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而对于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标，反倒置之不问，因此学校教育并没发挥真正的功效。

自从汉代左雄改進“察举制”以来，考试制度的雏型也就稍具规模了。隋唐以降，“科举”代之兴起，于是朝廷所挟以甄拔人才的方法，不得不出于考试一途。再历经宋、元、明、清，承袭历代已有的基础，加以不断的增删修补，故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与完善。可人间的事物，相生相克、有利有弊，久而久之，徒具追求形式上的整齐严肃，光从表面上讲究施行，可为了维护达官贵胄本身的既得利益与权势，暗地里营私舞弊、买卖贿赂……。如此一来，那些所谓的“国学”、“乡学”、“家塾”、“党庠”……等等的学校功用为科举选士所夺取，学术钻研为制度技艺所蒙蔽，失掉了作育英才、培养才德兼备文人、普及知识或专门学术、选贤与能以辅佐国政的真正目的！

再说，古代所谓的选士，也就是选拔够资格入朝为官、襄助施政的最佳人选。而历代选士制度，有个共同之处：其初始全取自学校，其后分于科举，再后学校科举趋于合流，又后科举学校互争存废，最后则二者连为一贯。在过去一两千年当中，科举和学校，相成相毁，相禅相递，科举因学校而起，也因学校而废。其间盈虚消长之迹，息息相关，宛如一体的两面，有不可分割的趋势。

举例说，汉代朝廷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的制度，实际是因学校而起；唐之“生徒”，则与科举并進；宋代曾罢科举，专以学校進身；或科举与学校并行，而应考人必由学校送考；明、清两代，名为专以科举取士，实则科举与学校合为一途。其举人以下，为学校制；举人以上，为科举制。五贡──恩、拔、岁、优、副贡之设立，乃是指贡于太学读书而言。名为科举取士，实则学校选生。降及末流，学校有名无实，群趋于科举的一途，乃有罢科举兴学校的事件发生。

古人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尽管学校教育包括在社会教育里边，尽管学校教育与历代考试、科举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附，变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双刃关系，在历朝历代各方面的发展上，并无举足轻重的剧烈影响，但对于民心士气、道德操守、言行规范……等等精神层面的建立，它那潜移默化之功，可是轻忽不得哪！

这儿只以一个有限的角度来谈谈古代学校教育，在选士、科举的双重影响下，历朝历代有些什么因应而突出的特色，简略扼要的举隅而已，难免以偏盖全、挂一漏万，但如能起到回归正道、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于愿足矣！

学校之制，以三代最为完备。家有塾、党有庠（音翔）、术有序、国有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是大学，“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孟子又说：“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成周的学制，是集虞、夏、殷三代的大成，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为贵族子弟修学之所，“乡学”为平民子弟修学之所。“国学”依程度的深浅，分为小学、大学两级。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就大学。《大学》一篇，是言大学堂之事；《弟子职》是言小学堂之事；《内则》一篇，是言女学堂之事；《学记》一篇，是言师范学堂之事。其他如农、工、商、兵学等亦都有学堂（见《管子、论语、左传》等书），其教育之普及如此。

至于地方的学校，则谓之“乡学”，属于小学性质。在乡（12500家）设有“虞庠”；在州（2500家）设有“夏序”；在党（500家）设有“商校”；在闾（25家）设有“塾”。这是周代地方学制的大概情形。

故周代的学制，为政教不分的制度。当时教育为行政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以普及教育为达到辅佐国家施政与管理民众的重要指标，两者关系密不可分。论职务则“官”“师”不分，论目的则“礼乐政刑，其极一也。”《尚书》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礼记 学记》载：“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可见君之与师，名虽二而其实则合而为一。君师既属合一，则教育和行政自不能有明显的划分了。

所谓教育机构，如明堂、辟媵（音庸）、庠、序、学、校等，并非专施教育的处所。由《诗经 灵台》篇得知“辟媵”为聚乐游宴的所在；由《鲁颂 泮水》得知，诸侯之“学”名“泮宫”的，为饮酒、献囚的所在；《礼记 王制》则告诉我们，学校为祭祀、献囚、献馘（音国，割下敌人的左耳，以报战功，谓之献馘）的所在。

于此可见古代的学校，并未与行政机关及宗庙分开。即就“乡学”，如《周礼》所载：大司徒以下各职官是掌政令教治。所谓“教万民”，并非文字和书本，而是见习、观摩以及实地训练的意思，和后代学校的性质，自是不同了。

以上为《周礼》、《礼记》等书所记载的西周的教育内容与特色，到了周室东迁以后，为春秋战国时代，风气开放和教育逐步普及的结果，使得社会结构、民生经济、思想内涵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旧有的教育制度也遭到严重考验，其所产生的结果有三：学校选士之制被自然废除，而诸侯公卿养士之制，起而代之；公立学校逐渐衰颓，私人讲学之风，日形发达；思想自由，百家争鸣，造成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

翻开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沧桑的历史画卷，无处不是烽火干戈、刀枪喊杀之声，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噬弱国，在时不时的相互战争中，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教战于民，并通过学校教育的形式，提升武备，保家卫国。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教育的一种主要特色。

国学（即贵族子弟）的学校教育内容有六德、六行、六艺等课程。小学时期侧重学习个人技术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以提高思想与生活素质；大学时期侧重学习六德、六行等理论，培养术德兼备的辅政能力。六艺中的乐，包含舞的内容。舞有两种：文舞与武舞。根据《国语 .楚语上》的记载，楚恭王当太子时的学习内容，包括文化历史、家族世系、诗书礼乐、法令名言、古籍法典以及正德善德文德、忠恕慈爱、诚信义理、孝悌礼节、敬戒仁厚、勇武精進、齐一肃慎……等等君临子民的素养与威仪。

以射、御为内容的训练，是形成这个时期社会风气重视武术防身，并以从戎为荣的显著特征。齐桓公为增强国力，采取管仲之谋让全国总动员：农民平时务农，在家生产，勤耕田禾，习练武术；战时征召从军，执盾操戈、随军作战；战后解甲归田，重整田园，发展生产。这种寓兵于民、全民皆兵、兵民合一、耕战相兼的制度，使平时备战的人力、物力大量增多，使这时期──民众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的教育特点更加突出。
（事据《国语 .齐语》）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造就了民间蓬勃发展的私人讲学之风，鬼谷子培养出了苏秦、张仪等擅长捭阖的纵横家，以及孙膑、庞涓这样精通韬略战术的风云人物。墨子的徒弟富于牺牲精神，可以“死不旋踵”。荀子提倡终身受教育，教学内容强调要切合需要，不重学裔而贵真才实学，对后世影响颇深。其中儒学尤为显赫。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后来选贤任能、平民登上仕途、士卒成为将帅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这期间，孔子倡导的儒学尤为显赫。孔子的教学宗旨──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孔子学说之精神所在──个人人格修养及社会伦理。

孔子与弟子论行己处世之道，最重“仁”字。他认为人的一生，不可能离群索居，不可能不与其他多数人相处。自其内部而言之，与人相处所共有之情曰“仁心”；自其外部而言之，其与人相处之大道曰“仁道”；凡具“仁心”而行“仁道”者曰“仁人”。

同时，孔子论“仁”，首贵直心由中，故他有屡屡强调“直道”。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人类之生存于世，端赖其能以直心直道相处。至于欺诈虚伪之风既盛，则其群必衰乱、必败亡。

孔子固然重“直”，但他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倘若肆情恣志，一意孤行，而不顾及人我相与之关系者，此非直也，所以他所谓的直道，必从讲“忠”、“恕”开始，并以“文、行、忠、信”为“四教”。文者文学，博学于文也；行者躬行，约之以礼也；而最终都要归于忠信。

他所重视的“仁”、“直”、“忠”、“恕”、“信”，都指的是人类内心情感而言，可他一面又重视外部之规范。孔子每每即事以论心，即心以推事，本末内外，一以贯之，并无轻重之分。至于孔子专论外部之规范者，则曰“礼”。他重礼的用意，在于他认为人内心之情感与外部之礼法，其实是一事之表里，无分轩轾。

孔子论“学”，以个人认为适性合情开始，以恭履实践为最终目的。他也论“道”，而这道，即为“仁”，即为“礼”，相辅相成；又论“君子”，他是孔子理想中的一个圆满人格的表现。他论君子之德行是这样的：君子当有高尚优美之情操与德行，一也。君子贵实行不尚空言，二也。君子重礼义尚群德，三也。君子有自得之乐，四也。

因此，孔子一生的所作所为，不仅成了教育界，所有为人师表的精神楷模，更获得了后世人们“至圣先师”的尊称！

秦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国祚极短，史料也不多，他的“焚书坑儒”之举，使得这一段空前的一统辉煌，蒙上阴影，使得该朝的文化、教育出现一片空白。

其实，说秦代没有学校是真的；要说秦代没有教育，也不见得。秦代教育承前启后，往前连着夏商周三代教育，往后开启了汉代教育；而汉代教育四百年，更是创下了煌煌伟业。尤其是洛阳太学，教育体制之完备，办学理念之先進，学术空前发展，实为世界古代教育所罕见。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知儒生是被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后备力量，难道秦始皇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为啥要“焚书坑儒”？他不懂得杀戮儒生就是斫断文化吗？

“现今战乱结束，天下归于一统，一干士人就该顺应时代，学习本朝新的法令。”所以丞相李斯建议：“凡不是秦国史书的，一律烧毁！借古讽今者，灭族！免得他们开办私学，标新立说，对现行政策评头论足，甚至進行诽谤，需要严加禁绝！”

秦始皇认为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观点――《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烧掉；两人以上谈论《诗》、《书》者，处死；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焚书运动开始，大火先从秦都咸阳燃起，接着蔓延到洛阳，千年典籍，灰飞烟灭。秦始皇还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名儒生，以“妖言”罪处死，活埋于临潼县城西二十里。

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是对文化、对教育進行了摧残禁锢的一场杀戮，但他以“小篆”作为文字形体标准──“书同文”，在全国加以推行。之后看到“秦隶”更为人们普遍接受，就允许民间使用隶书，这为后来书体演变至楷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朝虽然短寿，却是个桥梁，许多方面承前启后，尤其是博士制教学，直接延续至汉代教育。

 

汉武帝时所兴办的学校，尚在草创时期，并无系统可言。到了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始制定各级学制系统，当时分学校为五级：

在京畿只有“太学”一级；在地方分为“学”、“校”、“庠”、“序”四级。由郡国县邑兴办的称作“学”和“校”；由乡聚兴办的称作“庠”和“序”。

“太学”属于大学性质；“学”、“校”属于中学性质；“庠”、“序”似属于小学性质。其实这些等级，并不十分显明，且没有中小学正式的名称。“学”、“校”、“庠”、“序”四级，并没有连属的关系，对于京畿的“太学”，也不相统属；不过由“学”和“校”出身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求学罢了。

以上所说，全为直系的学校；此外还有两种旁系的学校：一为“宫邸学”──是京城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所创办的；一为“鸿都学”──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临时兴办的。

汉代时，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托在“私塾”（私人讲学授徒之所）里面。“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的特称“书馆”。“私塾”的势力有时且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而无足轻重了。

“太学”的起源──汉代的“太学”，在武帝时，始由董仲舒提议创设。当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时，已到三千人了。后汉初年，学额无从考查，但以光武帝热心提倡，继之明、章之治，更臻于完善，重视兴学，一时学者云集京师，则“太学”的发达，自不必言。而“太学生”最盛的时期，当以质、桓二帝在位的时代为第一！当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余人。郡国方面亦有“五经百石吏”，“文学椽”，于是京师内外，已多文质彬彬的学者了。当时设学的系统是这样的：

京师──“太学”。以“博士”为师，其学生为“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

地方──“郡国学”。以“文学椽”、“五经吏”为师，其学生取郡国子弟少年聪颖的入学，学成以后，贡于京师。

另有一点要说明，武帝初，采纳董仲舒提议所设置的“博士弟子”，系就原有的“博士官”而随从受业。到了光武中兴以后，为了广纳贤才，于是先访求四方隐居的儒雅、士子、学者云集京师，乃设十四“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领于太常。（官名，教育部分也归他掌管）太常选奏“博士”，先试而后用，于是乃有考试“博士”的制度。《文献通考.太学篇》载：“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关于汉代“太学”制度的建立，由西汉武帝初的五十名“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到后来发展成东汉光武中兴后的三万余人，其他州郡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学校生徒之众，可谓中古无匹了。根据《资治通鉴》司马光论教化风俗中，有这样的赞誉：“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

因为这些“太学生”入学不加选择，申送不加限制，教授不加考察，徒然想以“一第”（一次考试）验其成绩，虽然说达到了国家“兴学育才”的崇高目标，可却没考虑到，考上者几稀而落第者多如过江之飨的后果，一大票人“屡试屡败”，无法也无路取得一官半职，前途茫茫，不知归宿在哪？虽然朝廷为此特意一补再补，多方考试，不仅具有网罗遗才的善意，同时也具有消纳游宦之心，可久而久之，虽博得“兴教化”的美名，而实际上却造成“盛游宦”的流弊了。世间事总是利弊互见、得失消长的！

 

魏晋时期

汉代学校教育，原来甚为发达，到了东汉末年，国家动乱，政局不稳，因而逐渐废弛。至汉献帝建安八年（西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开始渐次发展教育。曹丕篡汉，在魏黄初元年（西元220年），“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到了黄初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遣。”（以上均据《文献通考 学校考二》）

又《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记载：“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其非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由此可见当时太学尽管开设，学生不少但内容空疏，有名无实，所谓太学成了装饰品。东吴只有学官而无学校；西蜀则国小民贫，年年用兵，更谈不上学校的设置。以上是三国时代的太学情形。

到了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承曹魏太学的旧制，稍加扩充。《宋书 礼志》载：“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者听留。诏曰已试经者留之，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

这是晋初的一次淘汰，因为曹魏的太学生多非就学，而是避役，所以有这一次的修改。晋代的国子学，到了武帝咸宁二年（西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国子祭酒及国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西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设之大学也）及灵台（望气之台也，所以观?象，察气之妖祥也）。当时太学生的人数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类不齐，因而十年后，又再定必须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学。后中原板荡、两帝被掳，于是太学也就无形停闭了。

东晋建国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马的蹂躏，纷纷南徙避难，这一批知识份子怀着中原旧有的文物礼器以俱来，于是江左也修建太学；但因此时的朝廷政权旁落，内乱时起，学校受到了影响，因而时兴时废，毫无成效可言。到晋元帝建武元年（西元317年），新立太学。后因王敦构乱，致教学多未执行。一直到成帝咸康三年（西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学。

以上是魏晋时代太学的大概情形。至于地方教育，那更无可观了。曹魏和西晋立国短促，州郡学校大多在平靖时则开设，在变乱时则停闭。东晋的年代较长，朝中虽屡经政变，而大权则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国颇不一致，也没有统一的或长久的计划。总而言之，自曹丕篡汉，到东晋灭亡，将近二百年（西元220-419年），在这时期当中，学校教育虽不能说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说是在若有若无和时兴时废的状况之下度过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扰攘，祸乱相寻，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和魏、晋时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复立国学、玄学、史学、文学，凡四学并建，皇帝的车驾数次巡幸宗学馆，对那些苦读者，给的赏赠优厚。（《南史.宋本纪》）

齐──建元四年（西元482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西元485年），诏立学。初期宋太宗时置总明观以汇集学士，亦谓之东观，而齐武帝认为国学既立，乃省略总明观。至东昏侯永元初，废学。可当时也有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的情况。（《文献通考.学校考二》）

梁－－梁武帝于天监年间，除于京畿、地方建立国学以外，并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一人，充任馆长，而以五经教授一人总其成。其所授课程不外五经之术、六艺之文。学生只问程度，不限资格，果具才能，虽寒门子弟皆有入馆求学的机会。生徒入馆求学以后，由馆供给膳宿。馆中亦有定期考试，其能射策通明经术的，即可委派一种官职。五馆既不限资格，又不限名额，所以四方学子负笈求学的非常踊跃，每馆学生皆多至数百人。

武帝自建国学开五馆以后，尝仿效三代视学之礼，亲临省视，一则祭奠先师，一则奖励勤劳，并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学。这样积极提倡，不遗余力，不但学校发达为南渡以来诸朝之冠，即讲诵经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当时北方学者闻风而至的亦复不少。

此外梁代经学的昌明，还能远及国外。如《陈书.儒林陆诩传》：“梁世，百济国（即朝鲜）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这足以表现梁朝不仅昌明本国的文教，而且对于朝鲜半岛的文教，也有积极的贡献了。可惜武帝晚年时，学校教育的运作由盛渐衰，及至侯景之乱，也就无形停顿了。

陈──陈代地域较梁代为小，而且当大乱之后，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学官，后遭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陈书.儒林传》）

至于五胡，日在纷乱之中，其能保存经学文艺最有功的，当推前汉张氏。其他如前秦苻坚讲礼兴学；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汉化的建国。甚至如刘曜和石勒，也曾经注意儒学。

◎北朝学校较南朝为发达，一则由于国君的积极提倡；一则由于时局比较安定：

北魏──当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时期，即积极提倡经学，在首都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充当教授，学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这是北魏太学的创始。次年特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426年），又于城东建立太学一所，令州郡选派才学之士，進京求学。

到了献文帝的时候，乃规定州郡学校的制度，遍设乡学：每郡设乡学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华风，迁都洛阳（西元494年）以后，事事都模仿汉人所为，变胡服而衣华装、断胡语而从正音；一切礼仪制度，无一不效法汉人。至于开设太学、讲论经术，尤为汉族文化的特色，他对于此种文化的特色，极力提倡。所以在洛阳除了设立国子太学以外，又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

自此以后，北方承平将近八十年，不仅国学、乡学都比较南朝为完备，即私人讲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这个时候，正当南朝梁武帝提倡学校教育的时候，介于五、六世纪之间，我们若是统观南北朝的教育，要算这个时期为最发达。

北齐──《隋书.百官志》：“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大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三百人。”同时根据《北齐书本纪》以及《北史儒林传》中都记载着：北齐兴学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虽僻处西方，而对于儒术，非常尊崇，故对于学校方面，尚能认真办理，并非虚有其表。如《北周书.李昶传》：“昶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他对于教育，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于御前，令他们与大儒讲经论术，当时同辈都极为羡慕。《北周书武帝 静帝本纪》这都可以证明其重视教育的程度了。

综合以上的史实，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学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称道之外，其余各代都不甚发达，政局不稳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学生为避乱、免徭役而来，目的不纯；同时社会风气崇尚老、庄清谈，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长文学，海内景从，一般士子也对经学的研求放松了。

《通鉴纲目》：隋炀帝大业二年（西元606年），开始设置“進士科”，策试诸士，这样一来，奠立了科举取士的基础，开导唐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因此，科举制度，隋开其端，至唐而备。

隋朝在教育制度方面，改革很多，悉为后来唐代所本。就学制而论：
教育行政权，总于“国子监”（原称国子寺）；于专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外，另设“书学”、“算学”、“律学”。

隋文帝时，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自京畿以至地方，皆设学校，讲诵之声，道路不绝。《隋唐儒林传序》说：“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到了炀帝时代，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四起，空有建学之名，已无弘道之实了。

唐代学校制度，更较过去为完备。由京畿直接设立的学校，大概分为三系：

◎京城六学，是为直系──“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属于“国子监”。“国子监”的性质，等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官称为“国子祭酒”。六学中的前三学，似属于大学性质；后三学似属于专科学校性质。

◎旁系有二馆──“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崇文馆”，归“东宫”直辖。此二馆资格较“六学”为高，而程度反较低。

◎医学──亦属于专科学校性质，另成一系，直辖于“太医署”，不归“国子监”管辖。

除以上三系外，还有“崇玄学”隶于“祠部”（备注），亦属于大学性质；“集贤殿书院”隶于“中书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研究院，但实际上不过为一“京畿图书馆”。

至于地方政府办理的学校：

在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府、州、县、市、镇各学统属直系，由“长史”主管（“长史”等于现在的教育厅长），再隶于“国子监”。各府各州和各市镇另有“医学”，乃属于旁系。各地方政府办理的各种学校，其性质介乎中、小学之间，其毕业生有可以直接应“乡贡”的，亦有直接升入京城“四门学”的。

所有皇城（即京师）各学和地方各学的学生习业既成，每年仲冬由馆监举送到“尚书省”，和由州县所举送的“乡贡”，重试于“礼部”，考取的和“乡贡”取得同样的出身（即资格）。

唐代初年，天下“明经”、“進士”出身由“学监”举送考取的，都为人所重视，因为他们在官学中受过正式教育，终究较“乡贡”高出一筹。到了后来科举盛行的时候，士子都趋向于“乡贡”的一途，而“国学”遂不复引人注意了。

◎“国子监”执掌邦国儒学训导的政令，并统管“京师六学”。“监”设“祭酒”一人，为主管长官，以“司业”二员为副。“学”置“博士”、“助教”专门负责分经教授的责任，教法有讲有读。学生没把一门经术学完之前，不能更换其他经书。

 ◎各学校教授的学科，举例如下：

“国学”、“太学”、“四门学”皆以经术为主。凡是学习“孝经”、“论语”的共限一岁（一年时间）；“尚书”、“公羊传”、“榖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传”各三岁。每日书写学习，仅仅发给一幅纸而已，其间还得研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书学以“石经三体”为主，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算学则是“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应学习。

律学以律令为主科，兼习格式、法例。

◎考试的时间：

“国子监六学”的学生，在学期中，十日举行一次“旬考”，年终举行一次“岁考”；后来又有“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西元806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试，然后给厨（供膳食）。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進者，停厨。敕旨从之。”如此元和以后，监生又有“月考”，惟“月考”推行时，“旬考”恐已废止。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改为“弘文馆”。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上朝听奏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

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馆主。当时仅为一研究和谘询性质的机关，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玄宗开元七年（西元719年），置学生三十八人，补为“弘文馆”学生，如此一来才开始成为学生学习之所。天宝十四年（西元755年）编制：“学士”人数未定，其职务是掌理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加以参议；“校书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以及“令史”、“典书”、“楷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举选，和“国子监”的学生相同。

太宗贞观十三年（西元639年），在“东宫”置“崇贤馆”。高宗显庆元年（西元656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学生二十人，都是皇族皇亲和高官的子弟。上元三年（西元676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教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书”、“楷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举选，一如“弘文馆”的例子。

◎“医学”属于“太医署”，内分四门：

“医学”计分五科：“体疗科”──学程限七年；“疮肿科”；“少小科”──以上两科学程均限五年；“耳目口齿科”；“角法科”──以上两科学程均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先读诸经，后分科学习。

“针学”置“针博士”一人，“针师”十人，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针生”二十人，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

“按摩学”置“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消除人的“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八疾。凡属因肢节腑脏壅积而发生的疾病，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的，也以按摩方法医治。

“咒禁学”置“咒禁博士”一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和祓（音服）除为厉的方法，斋戒以受。

上列“医学”四门学生的名额共八十五名，每月由“博士”考试，每季由“太医令丞”考试，每年年终由“太常丞”总试，学业有成的，其待遇和“国子监”的学生相同。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西元741年），西京和诸州各置“崇玄学”，是为道教有官学之始。天宝元年（西元742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令习“老”、“庄”、“文”、“列”四子书，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

备注：“祠部”──曹魏时，尚书设有祠部，掌礼制，历代沿袭之。北周始改为礼部；隋唐另置祠部曹，属于礼部，专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祝、医药等及僧尼簿籍。明代改为祠祭司。

五代十国，那是唐末至宋初的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在这段期间里，虽出现了五个自命继承大统，但却无力控制全局的朝代。同时在这五个中原王朝力所不及之处，则有十余个地方势力先后据地为王，这是“五代十国”名称的由来，也简称五代。

从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这段期间，连年战乱频仍，政权轮换不已，民生无法安定，因此正史上除了皇位的取得与兵燹的残酷纪录之外，其他有关民生施政的一切，鲜少资料，至于民间办学特色就更付阙如了。而作为皇城的京师，随着朝廷的兴替，经常搬迁几异其地，要谈有什么教育特色，那就更是难了。以下根据《五代会要》的记载，找出些许与教育有关的蛛丝马迹：

后唐天成三年诏曰：“……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门户，兼太学书生，亦依此例……每年于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

后唐同光三年七月，弘文馆奏：“请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馆为崇文馆。”敕：“崇文馆比与弘文馆并置，今请改称，颇协旧典。”从之。（当时枢密院枢密使郭崇韬亡父名弘，豆卢革（人名）希意奏改之，故有“弘文并置”之言。）

后周显德四年，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于侧陋，求谠正于箴规，殿廷之间，帝王亲试。……爰从近代，久废此科，……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具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先是，兵部尚书张昭上章请设制科，故有是诏。）

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兵部尚书姚洎知贡举，奏：“近代设文科，选胄子，所以纲维名教，崇树邦本也。今在公卿亲属，将相子孙，如有文行可取者，请许所在州府荐送，以广育才之路。”从之。

后晋天福五年九月敕：“废翰林学士院，其公事并归中书舍人。”开运元年六月敕：“……宜复置翰林学士院。”至三年正月，赐翰林学士院诏书金印一面。

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两京诸州府，每年造僧帐两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部。……”

后唐清泰三年三月，翰林学士和凝奏：“天下诸屯驻兵士，望令太医署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量事给付本军主掌，以给患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医疾令，和合药物，拯救贫民。兼请依本朝故事，诸道署置药博士，令考寻医方，以济部人。其御制《广济》、《广利》等方书，亦请翰林医官重校，颁行天下。”敕：“所奏医博士，诸道合有军医，许及诸道补署，不在奏闻，余依所奏。”

后汉干佑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b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由以上资料，大略可以归纳出来，五代时期，皇城重地、京畿范畴以及各地方的学制，大抵仍沿袭唐代，无论是管辖机关或是官员设置，以及直属权、分科和学习内容等大体差不多少，只是因为时局动荡，有些部门时兴时废而已。

其中也有些稍具特色，如后唐长兴四年七月三日，太常寺奏：“奉敕详定太子诸王见师、傅、保礼。”有所谓的“开元礼”、“礼阁新仪”等等，规定皇太子受册封前后，如何与师、傅、保等授业三师见面的礼仪；而师、傅见亲王，不同皇太子见三师的繁复，只须双方对拜、作揖，然后各退即可。可见皇亲贵胄更是重视礼节规范而不逾矩。

据记载，后梁开平二年、后晋天福四年、后周显德六年都曾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以备太庙迎神、迎俎、送神……等等使用的雅乐。因此五代时期并没忽视礼、乐、舞的教化作用。

后唐期间，更是极力提倡“断屠禁钓”，要求天下，人人慈悲为怀，珍惜生命，不得随意“杀生”。下诏曰：是凡军人、百姓，将牛驴及马宰杀后当货来卖，今后严格禁止，如敢故违，便擒捉处斩，连本军指挥使亦受连带处分。

长兴二年九月敕：“鹰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此后不得辄有進献。”三年五月一日敕：“凡罗网弹射并诸弋猎之具，比至冬初，并宜止绝。若有犯者，随处官吏科违禁之罪。起今后每年二月中，便作此敕晓谕中外。”这种教育子民，民胞物与的博爱胸襟，由这些禁令与诏书中可以窥见。

总之，五代时期，因为天下大乱，弦歌几至中断，但长江流域，还较为安定。自“十国”中的南唐以来，自由研究学术的“书院制度”，也在这时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间（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庐山“白鹿洞”建学馆，集师生，这是“书院制度”的开始。从此奠定有宋一代诸儒书院讲学之盛。

南、北两宋的学校教育，不管京畿或地方，各校设立的先后，教材的内容，运作的情形，和教职员、学生名额，都不一致，且每易一君主或换一派阁员也屡有变更。

京城方面的学校：

有“国子学”、“太学”、“辟雍”和“广文馆”，这些都属于大学性质；“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和“武学”，这些都属于专门学校性质；还有属于小学性质的“国立小学”。除“算学”（归“太史局”管）、“书学”（归“书艺局”管）、“画学”（归“图书局”管）、“医学”（归“太医局”管）等之外，其余全统归“国子监”管辖，谓之直系学校。

此外，还有几所特殊学校，如“宗学”、“诸王宫学”和“内小学”三所，统为贵族学校，内兼高、初两等教育性质；另有“四门学”一所，则特地为庶民子弟而设立的，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地方学校方面：

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军有“军学”，监有“监学”，县有“县学”，介于中、小学性质之间，而界限不甚严明。各校由各级所设立的地方行政长官管辖，其上则统属于本路的“提举学事司”。

自仁宗以后，州郡也都有“学”，并置教授，以“经术”、“行艺”训导诸生，掌理课试之事。《宋史?职官志》、宋儒文集中常有“州郡建学碑记”，亦可见当时的风气了。

“国子监”有两种性质：

一为管辖学校的机关，称“国子监”；一为教养生徒的处所，又称“国子学”。“国子学”为国家最高学府，专教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当初学生的人数未定，其后以二百人为定额。

《宋史?选举志》有这么一段记载：“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错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诸科常赴讲习肄业，请以补监生之缺，诏从之。”由此看来，这些贵胄学子，可能生活优越，入学读书有名无实，虽具学籍但久不到校者可能不乏其人。所以在太祖开宝年间，就有插班补缺的办法；到了真宗景德年间，又有旁听的办法了。

“太学”的课程与“三舍法”：

“太学”的课程，历朝屡有变更。开国初年，以“五经”为教材，命诸生各习一经，每经设博士二人教授。熙宁以后，诏令学生学习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并且通令全国各学校遵用，以求统一。徽宗政和中，蔡京当国，“黄”、“老”、“庄”、“列”等书也都列入教材之中。

到了南宋，取消“三经新义”，仍定“五经”为教材，并学习“程、朱语录”，而“四书”也渐渐列入教材之中了。总之，在北宋，王氏学很占优势；在南宋，程氏学颇为风行；而诗、词、赋、策论则随时皆采，不分派别。

宋朝以“太学”为最发达，办法亦比较完善。开国之初，所定入学资格，只限于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子弟，内中管理和办事也极简单。到了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当国，特别注意学校教育，尤其注意大学教育，藉以培养一般通经致用的人才，所以他一方面改革从前科举的流弊，一方面扩充“太学”的内容。王氏把“太学”分为“三舍”，又将学生的资格分为三等：初進“太学”的为“外舍生”，由“外舍”升入“内舍”。再由“内舍”升入“上舍”，这就是所谓“三舍法”。

凡“外舍生”每年升级一次，即年终举行“公试”后，并参考“行艺”，取其合格的──取列第一、第二等的──升入“内舍”。凡“内舍生”每二年升级一次，当修满二年时，由学官按照贡举的手续，用“弥封誊录法”，试验其成业，如成业考列优、平二等，再参验其平日“行艺”，如能都合格，则升入“上舍”。凡“上舍生”修满二年，则举行“毕业试验”。

当举行“毕业试验”时，由政府特派大员主考，教官不得参与。一切手续与科举的“省试”办法相同。

评定成绩分为三等：“行”、“艺”二者俱优的为上等；一优一平的为中等；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

其试列上等的，当即授以官职；试列中等的，免除礼部试；试列下等的，则免解。考列上等的资格和進士一样，即在化原堂释褐（旧制，新進士必在太学行释褐礼。脱去布衣而换官服，因此用来比喻進士的及第授官），谓之“释褐状元”。

凡“三舍”考试，皆用“积分法”，为后世学校积分的创始。

专门学校方面：

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略述如下：

◎“律学”的设置，始于神宗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由“国子监”直接管理。置教授四人，专任教课。后来乃以教授一人兼管学务，执行学规。其入学资格分为两种：一为命官，一为举人，后者须有命官二人保送。

進学手续：初入学听讲，作为备取生，经过相当时间，才举行“入学试验”。如所习为“断案”，则试题一道，每道叙列刑名五事至七事；如所习为“律令”，则试大义五道。

经“入学考试”及格后，才为正取生，给以公费待遇。正取以后，各以所习，每月“公试”一次，“私试”三次。所试的内容，和“入学试验”相同。凡朝廷有新颁的律令，即由刑部颁发下来，令学生学习。

◎“算学”建立于徽宗崇宁三年（西元1104年），学生定额为二百一十人。其资格分命官和庶人两种。

教材以“九章”、“周髀”和“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此外兼习一小经，愿习大经的听其自便，兼科皆听自由选习。

◎“书学”于徽宗时与“算学”同时设立，课程分“练习”和“研究”两门：

“练习”以“篆”、“隶”、“草”三体为主；“研究”以“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为主。此外仍须兼通“论语”、“孟子义”。如愿意选习大经的听其自便。

练习“篆体”，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练习“隶体”，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练习“草字”，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画学”与“算”、“书”二学同时设立。入学资格分为二种，即“士流”和“杂流”。课程也分“练习”和“研究”两门：

“练习课程”又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木”六科；“研究课程”以“说文”、“释名”、“尔雅”、“方言”四种书。

“说文”一书，则令学生书写篆字，注解音训，其余三书皆设为问答，以学生所了解意义的程度，观察其能否通达画意。此外还有选科，“士流”须选习一大经和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医学”设立较早，与“律学”同于太祖统一天下以后即行设立。惟中途经变迁很多。初由“太常寺”管辖；神宗时，隶属于“提举判局”；徽宗时，归入“国子监”；后又改隶“太医局”；高宗南渡后，仍设“医局”；孝宗时，废“医局”而存留“医学科”；到光宗时，又复置“太医局”。

此学分三科：“方脉科”、“针科”、“疡科”。学生名额，前后不一，常以春日为招生之期。置有博士正录等员，分掌管教之职。

◎神宗时，于武成王庙内建立“武学”，生徒以百人为额。入学资格有“小臣”、“门荫子弟”和“庶民”。

入学以后，教以诸家兵法和弓矢骑射等术，并编辑历代用兵成败和前世忠臣义士，足以为精神上楷模的，逐日讲释。有愿试阵队的，酌给兵伍，令他们演习。以兵部郎中掌管学务，选用明悉军事的文武官员为教授。

修业期限三年，期满试验及格的酌给军职；其不及格的，留学一年再试。

以上六种专门学校，除“太学”自开国至灭亡三百余年间未尝一日停办外，其余“五学”，时兴时废，仅有“医学”曾普遍于各州县设立，其他只在京畿有一所罢了。

短期学校方面：

设有“广文馆”、“四门学”、“辟雍”（又称外学）三学，既非大学，又非专门，多由时君或执政大臣的意向，偶尔设置，历时亦极短促。

‘书院’制度

宋朝“书院”的制度，是起源于五代时期，因为天下大乱，弦歌几至中断，但长江流域，还较为安定。赵宋建国，日就承平，自南唐以来，自由研究学术的“书院制度”，也在这时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间（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庐山“白鹿洞”建学馆，集师生，这是“书院制度”的开始。

到了宋代，即建立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商邱的“应天府书院”以及登封的“嵩阳书院”。其建置先于各州之学。（马端临《文献通考》及王应麟《玉海》均有记载）此外，则衡州有“石鼓书院”，建置也是很久的。

北宋诸儒多在私家讲学，南宋诸儒多在“书院”讲学，所以南宋时的“书院”最盛。（见《续文献通考》）

按宋代“书院”的性质，有“官立”和“私立”两种：“官立”的如“白鹿”、“岳麓”等是；“私立”的如“泰山书院”（见《石介?泰山书院记》）、“浮>b书院”（见《宋元学案》）等是。其为《续文献通考》所未载入的，尚有“石坡书院”、“杜洲书院”、“同人书院”、“石洞书院”、“象山书院”等。（见《宋元学案》）

至于学生的膏火（求学的费用），有取之田租的（《全祖望集?杜洲书院记》），有取之官费的（《朱熹?措置潭州岳麓书院牒》），有或由私人捐助的，各不相同；其讲学的法则，高低弟子，也无一定的规则。（均见《宋元学案》）

 

元代的学校教育，有些是沿袭宋代的，有些是另行创设的，分别略述如下：

国子学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西元1287年），始立“国子学”，国子生博果密（人名）等请讲解经传，教以修、齐、治、平之道；其下分设“小学”、“律”、“书”、“算”诸科，由国子学官主持其事，加意点勘。学生中勤学的升“上舍”，怠惰的降“下舍”。

当时迁都燕京，更立“国学”于城东，令“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助教”专守一斋。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

“博士”和“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则伴读，依次传习，讲说也是如此。次日抽签，教学生复说。又置“蒙古国子学”教授蒙古文，“回回国子学”教授回回文，依汉人入学的制度，每日肄习。

到了仁宗延佑三年（西元1316年），授纳集贤学士赵孟頫等的建议，建立“国子生贡试积分法”，其规定有如下三种：

上两斋──左为“时习”，右为“日新”，讲说《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并课习明义等程文。

中两斋──左为“据德”，右为“志道”，讲说学、庸、论、孟四书，并课肄诗律。

下两斋──左为“游艺”，右为“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的，都在其中学习。

上述六斋，各以学业的浅深，分为三等。每斋生员的人数不等。每季考试所习经书课业，如不违背规矩的，则以次递升。

◎私试规矩：

斋分三等，汉人以考列第一等的为“上斋”；蒙古人和色目人则以考列第二等的为“上斋”，因其智识水准不如汉人，故从宽办理，且以显示优待本族。既升“上斋”，过了二年，才能参加“私试”，词理俱优的给一分，词平理优的给半分。岁修积至八分的为高等，以四十名为足额。蒙古人、色目人各十人，汉人则二十人。

◎黜罚科条：

应“私试”积分，生员中如有不专心课业和违背规矩的，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应补高等生员，有违背规矩的，初犯罚“殿试”一年，再犯除名。应在学生员，岁终历实坐斋（实际上课日数）不满半年的除名。除月假以外，其余告假，并不准计算。应在学生员，除蒙古人、色目人别议外，汉人生员如三年不能通一经和不肯勤学的，则勒令出学。

所积分数，高等生员最初以“国子监学”、“正录”诸职相处，此后则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故“国学”的出路，仍以科举为归宿。

地方之学

至于郡国乡党之学，在太宗初年设置，并建立“孔、颜、孟三氏学”，后又置“蒙古字学”。至元二十八年（西元1291年），学校的数目，计增加到二万一千三百余所之多。州县学校也都有田产，赡养学者。复置诸路阴阳学，设“教授”训诲，有精通艺术的，即升用“司天台”。

医学方面，世祖时，设置诸路提举负责教导，故所出的名医也很多。

书院

元代的“书院”比宋代更盛，书院“山长”，也成为定员。《元史?选举志》记载：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或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

元代著名的“书院”，不下百数。《续通考》载：

“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为元朝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由此可知元虽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而教育权柄仍操在汉族儒者手中，所以宋儒讲学的风气，虽改朝换代仍持续不衰哪！

综观以上所述，元代的教育，沿袭宋代遗制，除有“国子学”和“府、县学”之外，又有“书院”普遍的设立，所以一般淡于名利、志在讲求修身治人的学者，多乐趣于“书院”，这实在是当时学校和“书院”的一大区别。

故当时定令，各地方虽有学校，而士大夫仍可于学校之外，增设“书院”，不以并行为病。这种讲学自由的精神，正为今日学者所渴望之事，我国古代已有前规，凡属今人所欲为者，古人已早能见及并已实行啦!

明初最重学校，以学校为“科举”的基本。《明史.选举志》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兹将明代学校概况略述如下：

国子学

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在南京设“国子学”，为明代“太学”的名称。令品官子弟和人民俊秀通文义的，并充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和“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

到了成祖永乐十八年（西元1420年），迁都北京，亦置“太学”，故有南北两“太学”之分，各地土官和日本、高丽、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学生额数极盛时，几达万人之多。

“太学”中除衣、食、住有布帛、廪饩（每月由公家所供给的官俸。亦作既廪、饩廪）、号房等供给以外，关于“育”、“行”方面，也有所资助。

至于“太学”中的教授方法，每日早晨，“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的首席，则依次序立，诸生揖举，质问经史，拱立听命。

每月的朔望日各给假一天，其余日子升堂聚餐，而会讲、覆讲、背书、轮课为经常课业。

所习的功课，自“四子书本经”以外，兼及“刘向说苑”和“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以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

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功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有事故外出，必须报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报告“祭酒”“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守的记下来，再三犯的予以责罚，四犯的则发遣安置。

所有学规条目，屡次更定，宽严得中。堂宇宿舍饮馔澡浴等等俱有禁例，司教的官员，必选耆老宿儒。

关于“国子监”学生课外的工作，照《南雍志》一书所说，如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即户口）、兴修水利等事，皆命监生去做；或缮写书籍；或学习翻译；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从行。而对于分发至府衙各部门辅佐实习诸生，即依其表现随时任官这一点，尤为重视。《续文献通考》载：

“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十月，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尝遣国子生林国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继而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时虽复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太学生‘拨历制’

明代学制，尚有一项优良制度，联络“学校”与“铨叙”（按照资格而授以官职）的关系，为两汉、唐、宋诸代所无，而清代又不能踵行的“太学生拨历制”。

“拨历制”始于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命国子学生于诸司习吏事，是为“历事生”。有“正历”、“杂历”和“诸色办事”等名目，各有定额。以在学年月的深浅，为“拨历”的先后。其在各部历事，亦有一定年月。昼则趋事于各司，夜则归宿于斋舍。限满则或上迁；或回“监”，仍得参加科举。

“拨历制”的优点为：“优游之以岁月，琢磨之以文理，束约之以规矩。廪食学校，则俾其学经史；历事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岁，使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备。”

所谓“拨历”，乃分发实习之意。故有长差、短差之分，后俱改为一年上选。其考核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的始获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再考得上等的，以上等用；中等的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的回“监”读书。

府州县学

明代除于南京北京设立两个“国子监”以外，在府、州、县、卫无不有“学”，教养之法，亦甚完备。《明史?选举志》载：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下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
社学

明代于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并在诏中说：“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

于是乡社皆置“学”，令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令“社学”子弟读“诰”、“律”的赴京师，由礼部比较其所诵的多寡，次第给赏。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西元1436年），诏有俊秀向学的学生，许补“儒学”生员。孝宗弘治十七年（西元1504年），令各州、府、县访问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岁以下的，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法。（见《续文献通考》）

当时官吏凡留心民事的，常以兴举“社学”为要务。又“社学”教读，且负有改良地方风俗教化的责任。如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社学教条》说：“……通加礼貌优待，给以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育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再看《王文成公全书》的“训蒙大意”，亦可见当时教读督责幼儿之法，和儒者研究教育的用心啦！

书院

此外尚有“书院”制度，如王阳明讲学的地方，有“龙岗书院”（在龙场）、“贵阳书院”（在贵阳）、“濂溪书院”（在赣州）、“稽山书院”（在浙江）、“敷山书院”（在南宁）。（均见《王文成年谱》）可见到处经营的理念，是隐然以复古学校为己任。

明末书院最著名的，有“首善”、“东林”二书院，曾为魏忠贤所毁，魏奸败后，儒者复立。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尤为著名。（见《明史?刘宗周传》）

明儒讲学之所，在书院以外，复有寺观祠宇的集会，月有定期，以相砥砺。《王文成年谱》中记载王阳明的门人，集会尤盛；徐阶在灵济宫的集会，听讲的有数千人之多。

当时讲学的钜子，如钱德洪、陈时芳、王畿（以上三人，明史上都有传），所至之处，集会开讲，至老不衰。随时随地因事举例讲解，并无一定章法，依高道德标准及古圣先贤的处理方式，抒发一己观感。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这实在是前古所未有的盛况了！

清代的教育制度，完全采取明朝的办法，学校和科举相辅而行。在京畿有“国子监”、“宗学”、“旗学”。“国子监”的性质，一方面是国家最高的学校行政机关，一方面为大学生读书的处所。

“宗学”又分“宗学”和“觉罗学”二种，清廷贵胄学校以此二种为最高。“旗学”一类的学校，种类很多，有设在京师的，有设在满、蒙等处的，其中大小繁简也不一致，大抵为满、蒙八旗和汉军八旗子弟读书的地方。

以上“宗学”和“旗学”成为一种特殊系统，多不属于“国子监”管辖。

国子监

“国子监”的学生以“贡生”和“监生”为主。其编制仍沿袭明代，分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和“广业”六堂。每堂设学正、助教各一人，担任教课事宜。

课程方面，则仿照宋胡安定的办法，分“经义”和“治事”二科：“经义科”以御纂经说为主要教材，兼教诸家的学术；“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乐律一类的材料。

总之，清代的“国子监”，在规章和组织方面，大多沿袭明朝的遗制；但其中有一点不同的，即明代的成例，学生须居住监中，清代则打破此例，准许学生在其寓所肄业，甚至在原籍肄业（见《清通考》）。似乎其教育精神已不如前朝严格了。

地方学校

清代地方行政在中国内部为省、道、府或州、县四级。但学校的区划，只有府州和县两级，而省和道二级则不设学校。在府称“府学”，在州称“州学”，在县称“县学”，凡州、府、县三学，统称“儒学”，为国家教育最低级学校，亦为最基本的一级，全国各地共有一千七百余所。由此出身的，可以住书院；可以升太学；可以应乡试。

地方教育行政，各省设提学使，管理各该省学政事务，三年一任。各府设教授、训导；州设学正、训导；县设教谕。

入学的生员须身家清白，并须经过三次考试：第一次由本县长官主持；第二次由府或州长官主持；第三次由学正主持。由学正考取以后，才有入学的资格，俗称“秀才”。

诸生自初次考取以后，虽名曰入学，实际上并不留在“儒学”内肄业，只不过于相当时期来应应考课就是了。此项考课，分为两种：一为“岁考”，每年举行一次；一为“科考”，间岁举行一次。皆由京师所派的学正主持。

其它学校

清代的学校，除以上京畿“国子监”和地方各“儒学”以外，还有其他几种特殊学校。此类学校，顾名思义，谁都可以一望而知其为宗室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但因清室皇族姓觉罗氏，故设有“觉罗学”，乃贵族中的贵族子弟肄业之所。

◎宗学──此学在顺治九年（西元1652年）开办，到了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才有较为详细的学制。凡亲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如年在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皆可以送進去读书。

校址在京师左右两翼官房，每翼立一“满学”，一“汉学”，共有“宗学”四所。每学派王公一人为总管，其下设正教长一人，教长八人，皆以宗室中行辈较尊和年长的充任。再下设教习若干人，担任教课事宜。修业以三年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引见皇帝录用。此“学”属于宗人府，一切奖惩大权，皆由该府执行。

◎觉罗学──最初只有“宗学”，皇族子孙一律和其他宗室子孙同入一“学”。后来以皇族子孙逐年增加，势难兼容，乃于雍正七年（西元1729年），于“宗学”外，又创办一种专为皇族子孙读书的“觉罗学”。生员入学的年龄，和宗学大致相同。

◎旗学──即“八旗学校”，名目很多：

八旗官学──京师八旗分为四处，每处设官学一所，专教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创办于顺治元年（西元1644年）。到康熙时才规定生员名额，满州、蒙古各四十名，汉军生员由四十名减为二十名。此学属于“国子监”管辖，故每十日须赴“监”考课一次。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于本学外，又添设“八旗蒙古官学”，每旗设立一所，专教蒙古语言。

八旗学堂──本“学”近于半官立性质，为八旗贫苦子弟读书的处所。

八旗义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此类学校创办的宗旨，大致和“宗学”相同。内设满、汉教习若干人，以進士、举人和各地方学校选拔出来的各类优秀“贡生”充任。生员修业期间三年，期满得分别录用。

◎算法馆──这是清代研究自然科学的唯一学校，隶属“国子监”。

◎俄罗斯学馆──此“学”也隶属“国子监”，专教“俄罗斯”子弟的。清代外国派遣学生前来我国留学的，据典章所载，有琉球、安南、朝鲜等国。俄罗斯设立一“学”，专教他们的学生。由此亦可见清初时，中俄两国关系的密切了。

书院

书院在清代初年，并不很注重，到了中叶以后，才逐渐注意起来。不过本期“书院”的性质，和以前的不同：

在宋、元、明三代，“书院”多由名儒学者私人设立，朝廷不过从旁加以奖励和维护；在清代，则完全成为官立的教育机构。乾隆元年（西元1736年），下诏各省整饬“书院”说：“‘书院’之制，所以导進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国子监虽设于京，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

当时的书院，似相当于省立高等学校或大学，但书院不给学位。当初一省往往有数所之多，于是有“省书院”和“道书院”等名目。其所聘教习，皆地方的名儒学者，平日有官课、有私课，办理较为认真，而成绩亦日着。于是各府、州、县学的学生，皆愿進“书院”读书，因而“书院”已成为教育士子的学校，使原有的地方“儒学”名存实亡。

 

国家之治乱系乎“人”，人才者，国民之本；学校者，人才之本；兴学所以安国而长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果能如此，那么，一国之事无不举，境内之民得安宁！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当然，攸关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点演绎的环节。

综观先秦至清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类环境中，有意无意的由简易到完备，由贵胄到庶民，由行艺至专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达私人，由国内达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补充、一路修正。只为建立人类正确的道德准则与生活规范，达成神传教化为目的。

周朝以乡三物教万民

古代举士皆出于学校。《周官》载：“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通志》注：物犹事也，兴犹举也。）也就是说，把这六项德、行、艺和四术完整的教给万民之后，乡大夫（官名，《周礼》地官之属。王有六乡，每乡“卿”一人，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皆其时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诸侯亦皆有乡大夫。）就能从中举其能者、贤者，以“乡饮酒礼”待为上宾，接着再将其著述或言论進献于王，使之受重用。

《周礼》中记载：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渊、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乡饮酒礼”即是上古之乡学，三年业成之后，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举荐其贤者能者，以晋升于君。将升之时，乡大夫为主人，与之饮酒而后升之之谓。（见《仪礼.乡饮酒礼篇》）

唐代太学生严格的黜陟法则

“国子监六学”学生的“岁考”，如有以下情况出现的：口问大义，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学超过九年的；“律学”学生已经念了六年，仍不堪“贡举”者；不服从教导，一年中违规期满三十日、事故满百日、亲病满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学资格，罢归为民！

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学生”。

其学业有成的，由监司简试，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

总计每年“明经”、“進士”及第的不过百人，“两监”学生仅有一二十人罢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两宋时，对于学生，有所谓的“学行考查”，凡学生初進学校以后，由斋长、月谕逐日登记他们的操行和学业。到一季终了时，挑其可选的送至学谕处考查一次；学谕考查过了，过十日再由学录考查；再过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后又由长贰考查。长贰即国子祭酒和司业。一年终了时，由长贰会同教职员评定高下，登记于“行艺簿”以为升舍试验的参考。（见《宋史.选举志.职官志》）可见古时对在学学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极其严峻，关卡重重，丝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间事虽有利有弊，可这神传文化的精华，全在灌输人们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为依归，所有全以此为出发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设多少“学”，发展多少“特色”，但基础全在“行艺”二字，行为不妥、言论不当就不行，干什么都没门，当官更甭想！

任何一学或专门研究什么科，都得选读一小“经”或一大“经”，更鼓励所有的经全选最佳！虽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進一步为辅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后历朝历代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等等考课，其课程内容探讨与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所以道德伦理、言行规范是为人应有的生活准则！什么都离不开“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虽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欲”却是古今相同的，那时的学生生涯也不简单，读经要讲究打坐，姿势更是要求严格，还得净心、调息，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求学过程一丝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观察与纪录哪！反观今日，开放“发禁”、“服禁”，提倡别伤害个人自尊，把个“德育”弄成了虚名；多样化的社团活动充斥，夺去了大部分学经时间……其实，那些经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人处世的法典，并非像今日人们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视课外活动与分发实习

明朝监生的课外活动内容，多彩多姿。《南雍志》里有不少记载，这儿仅举几项：

明太祖曾命户部据实核覆天下土田，而苏、松一带有钱富户，为了规避徭役与赋税，想方设法以不正当手段徇私舞弊，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皇上闻之，特地派遣国子生武淳等前往该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多寡，分成区块，每区置粮长四人，让他们召集里甲中六、七十岁的耆老们，大伙儿亲自到田亩间共同丈量之，测其大小、定其字号，并且在其间竖立名牌，书写该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积。如此编类为册，发给地主“名状”一纸以?证明与确认。此项巨大工程于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远望田间，名牌块块竖立，若鱼鳞一般，故名“鱼鳞图册”。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地籍图册完成進呈朝廷，太祖喜悦，赐太学生武淳等丰厚赏赠。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户部所贮藏的天下黄册，全都送往后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纪录遗失或差错等事，就造册直接上奏。其官员、监生合用的饮食、馔品、器皿等项，以及膳夫、厨妇，都于国子监里征调取用；如果还不够，可于都税司和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援拨用，其后奏准本国子监惟供给监生即可。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过湖至该地晒晾所有黄册。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才分别至天下郡县拜访，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并酌给道里费补助；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呈所纂录的韵书，赐名《文献大成》，可皇上认为尚未完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特地挑选能书善写的监生配合誊写；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学习译书。每人每月给米一石，遇到开科取士时就令其就试，否则仍继续翻译所作文字。合格者获准科举出身并当官就职。该翻译馆设置于长安右门之外。以四种夷狄字学为主，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纪录可以明白，明朝时把课外活动与实习分发联系起来的“太学生拨历制”，发挥了极大效用，不仅弥补了官员人手的不足，也为监生提供了進阶升官的另一途径。其实现今的所谓“建教合作”、“社区服务”……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时代早已热闹登场过啦，千万别以为古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已哪！

中土教化远播域外

《明史?选举志》：直隶省省城为诸多士子、太学生云集求学之处，连边疆地区的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国子监读书，朝廷时常加以厚赐，其从人、随行并获好处。云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监读书者，人数众多，其给赐与日本诸国相同，朝廷更在国子监前，另外建造百间房舍让其居住。

《蒋一葵长安客话》：明朝建国初年，高丽派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现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那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另设国子监以来，为处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传文化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学生的住宿筹画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乐全考虑周全，还有公俸补助可领，因此，当时的观念认为能入学读书，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儿呢！虽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没有，早已七老八十了，还在读书，那么清朝时有这么条规定：高年不第，赏以出身，以示其惠──乡试不第，年届九十之廪生监生，与年届八十之贡生均赏给举人；年过八十之生员均赏给副榜；会试不第，如年过百岁之李炜赏国子监司业头衔；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赏翰林院检讨头衔；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赏国子监学正头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皓首穷经”也非同小可，一个人穷毕生之力钻研经书，满脑子灌的都是古人穷通达礼的处世原则，一肚子装的都是往圣先贤的道德智慧，虽然他屡试不第，虽然他命运多舛，可他这一生的一言一行，绝对中规中矩，绝对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绝对是个上天认可的好人，那么可能今生或来世福报连连。

中国是神特地选定来辅导和传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谈举止、人该具有的道德内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与规划中悄然引领，但是不管哪方面，无论涉及什么，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为本，除此之外寸步难行！总之，神传文化奠定了自古以来人类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艺”辅育。

《明儒学案》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场人，听王心斋（备注）讲学，感觉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开讲，必定造访该地专心听之，饿了就向都养（主持讲学之事的人）乞求浆汤，解开自家所带的裹饭配食，听毕，则满心欢喜浩歌负薪而去。

陶匠韩乐吾，兴化人，以陶瓦为业，私心羡慕樵夫朱恕的学养而从之学，久之，觉有所得，心有所获，于是以教化风俗为己任，闲暇之余，遇人请教就随机指点。结果，农工商贾各行各业，跟从他游学者有千余人之多，秋天收成后的农闲暇隙，陶匠韩乐吾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至一村，前村歌诵后村答辩，弦诵之声，洋洋然不绝于耳也。

这就是神传文化的广被之力！这就是教育潜移默化的功效！

备注：王艮，字止汝，号心斋，泰州安丰人（西元1483-1541年），是王阳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