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 1918年1月3日 -- 1997年1月25日) 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astrologer)和特异功能者(psychic)。她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无误的预言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商界要人都曾积极寻求她的建议，许多外国名人情愿放弃白宫的私人宴会而与她约见。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预言，因为预言的能力是人人都具备的天赋，而不是后天学来的技巧。然而，大多数人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预言的能力，这确实与人们后天的社会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一种能力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而又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时，其真实性就会受到怀疑。况且，人们不太相信预言的真实性也有其客观的因素：过去的许多预言往往措辞含混、模棱两可，加上年代久远而带来的语言障碍，为人们留下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有些预言不但需要作者的背景知识，而且要用到某些特殊的理论(如道家的《周易》)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而这些理论本身就不易被一般人理解和接受；有些预言的写法则明显的流露出预言者们当时心中的犹豫、顾虑和随之而来的闪烁其词。

然而，和那些预言相比，狄克逊女士的预言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1. 古代某些预言家怕自己的预言泄漏了天机，因此想方设法的遮遮掩掩；而狄克逊女士始终相信自己的预言是上帝交托给她的责任，因此尽量说得清楚、连许多细节都和盘托出，这就使她的预言没有任何第二种解释的可能；

2. 在已知的著名预言家中，狄克逊女士是距我们时代最近的现代人，她完全使用现代英语，不产生任何语言障碍的问题；她所预言的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感兴趣的，甚至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因而更引起人们对其真实性的强烈关注；

3.她的预言用不着任何高深知识和理论作基础，人人都能很容易的理解她的描述和解释；

4.更为可贵的是，她不但将自己所预言事件的细节全盘托出，而且把自己获得预言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指出哪些预言是不可更改的、哪些预言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这不但使阅读她的预言的读者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和咀嚼的余味，而且给了深入思考和研究预言的读者们许多宝贵的信息。

由于以上原因，许多对预言的存在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发现，他们用以质疑和反对预言的存在性的理由在狄克逊女士的预言面前不起作用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除了哪些蛮不讲理、无意于真理而只想争输赢的人外，任何稍有理智的人在看了我们选载的狄克逊女士的预言后，都会放下心来相信预言的真实存在。不但如此，当你一旦明白了预言是一种真实存在、而且是每个人原来都具备的能力时，你可能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群中就有好些可以偶尔言中未来事件的人，只不过他们的预言能力可能还没有达到预言家的程度罢了。

著名的预言家也有预言不兑现的时候，而且可能远远不止一次。狄克逊女士的有些预言也没有兑现。但这丝毫不影响她著名预言家的身份，更不影响预言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我们说“预言是真实存在的”时，只要我们找到哪怕是一个“真实的预言”，那就足够了。这叫做“存在性证明”。比方说，一个短跑名将在一次比赛中跑出了100米9秒8的新记录，我们就会说“他能跑100米9秒8”，但不会苛求他任何时候拔腿一跑就能那样快，更不会因为他以后再也没有跑过那样快就取消他创下的记录。同样的，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预言家的每一个预言都能兑现才承认他是预言家，或者才承认预言是真实的存在。

其实，正如狄克逊女士所说，有些预言本身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在作出预言后，当事人努力去避免其兑现，就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后果，因而使原来的预言落空。比如，在狄克逊女士在预言了罗伯特・肯尼迪将要被刺后，想尽办法通过许多政界熟人去通知他，但他始终不愿听，最终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当时有人成功的阻止了他，狄克逊女士最初的预言也就落空了(而这正是狄克逊女士最希望的后果)。又因为得到预言的方式有多种，预言家在解释自己所得信息时偶尔也会误解，等到事件发生后才发现自己是误解了信息，而事情的后果并未改变。这件事情远非读者想的那样简单，当你认真的一步步的去研究预言的本质时，你就可能对其复杂性获得深刻的理解。

为了让读者对预言的真实性、存在性有一个明确、可信的答案，我们将从狄克逊女士的众多预言中选载一部份作为例子推荐给读者，而且尽可能把每一则预言的相关信息也指出来。比如，何时作出预言，何时预言兑现，获得预言的方式，预言的性质(可不可以改变)，等等。

亲爱的读者，预祝您在阅读这些预言后获得对人生和社会中这一重要现象的理解和反思，从而为自己的生命进程作出更美好的选择：因为人的一生既是确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可以改变的！

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简称 JFK，1917-1963)，美国第35届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Dallas, Texas) 被刺身亡。

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前11年的某一天……

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清晨，迪克逊女士走进首都华盛顿的圣・马太大教堂去作早祷。她几天来一直有一种预感的激情，那是一种期待的感觉，似乎有重大事件要发生，而自己将要卷入其中。

当她站在圣母玛丽亚的雕像前时，突然看见白宫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出现在她面前。在屋顶的上方，从雾中现出了“1960”这个数字。一团不祥的乌云出现了，盖住了数字，并慢慢下降到白宫的上面。然后她向下看，看到一个年轻人，高高的身材，蓝眼睛，满头篷乱的粗棕发，静静的站在白宫的大门前。当她还在盯着他看的时候，不知哪儿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告诉她说，这个年轻人是个民主党人，将于1960年当选总统，并在任职期间被人刺杀。

整个影像随即淡入到墙壁中，淡入了远方，柔和得就象它来时那样。但它却会始终伴随着迪克逊女士，一直到11年后那个不幸的日子，它所描绘的事件在达拉斯成为现实。

凯・哈利(Kay Halle) 是肯尼迪总统的好友，对政治爱得入迷，写过一本关于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书，并曾建议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授予邱吉尔美国名誉公民。1963年11月初，她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神情焦虑地开门见山：“总统刚作出决定，要去南方某个地方。我知道你和肯尼迪总统一家来往甚密，请你传个话叫他别作这次旅行。”凯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来客继续说道：“很久以来，便有一团乌云罩在白宫上空。那团乌云越聚越大，现在正开始朝下压。这意味着大祸即将临头，他离开白宫会遭暗算的。”

凯觉得对方太唐突，淡淡敷衍：“假如这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那么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对吧？”来客不肯罢休：“有时，哪怕是再小的契机，只要来得及时就可能扭转局面，化险为夷，你必须警告他！”凯不以为然，只是因为对方一再坚持，她才答应尽力而为。但是客人一走，她便忘了这件事。

11月22日中午，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里，正兴高采烈的同朋友交谈的凯被侍者叫到电话机旁：一个沉重的声音响起“总统遭到枪击”。凯面色骤变：珍妮言中了！那位不速之客自然是珍妮了！

后来，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珍妮・迪克逊女士说：“现在我意识到，我当时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死是以(神的)启示的形式显现给我的，而启示所显现的命运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52年11月22日以前
预言兑现的时间：1963年11月22日(作出预言11年后)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经过11年时间的考验，其间知道此预言的人都可作证。
结果能否改变：不能。按照迪克逊女士的说法，(神的)启示的结果是不能改变的。

评注：虽然此前迪克逊女士作过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兑现，但却正是这一则预言，以其内容的重要性、过程的可信性而使她作为预言家的声誉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直线上升。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1925-1968)，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4年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68年6月初，他刚赢得了民主党加利福尼亚预选的胜利，便于6月5日早晨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内遭到枪击而死亡。

1967年9月13日，迪克逊女士终于感到急不可待的要当面告知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他的生命有危险。她选择了“太平洋战争日记”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华黑(James Fahey) 作她的使者去见罗伯特，试图安排一次她和参议员的会面，因为詹姆斯既是肯尼迪一家的密友，又是迪克逊女士的好友。

詹姆斯・华黑事后回忆道：“1967年9月13日，我偶然去首都并顺便去看望珍妮。‘吉姆(詹姆斯的昵称)，你得给我办件事’，她说，口气中带着急迫的味道。‘我得会见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此事特别重要。我有一本我亲自签名的我的书送给他。当你给他书时，请告诉他，我必须见他，和他谈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去博比(罗伯特的昵称)那儿时，受到照例的接待。‘吉姆，很高兴见到你！’他微笑着。‘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可以为你作吗？’‘是的，博比，有一件事。珍妮・迪克逊要我把她这本签名的书送给你，她说她想见你。她让我告诉你这件事！’他转过身去，然后停下来，他的头慢慢的低下去，直到他的眼睛盯住他前面的地板。在一个短暂的瞬间，我以为他要回答我了，但完全没那事，沉默是唯一可以感觉得到的反应。过了好一会儿，我打破了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我得走了，博比。我和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拉尔夫・雅波洛还有一个约见。’‘代我向他问好，吉姆’，他柔和的说，‘谢谢你顺道来访……’回到珍妮的办公室后，我把罗伯特・肯尼迪的反应告诉了她。她看上去很失望，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在同一年稍晚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再次告诉他，我认为他应该与珍妮・迪克逊建立联系。我还建议说，此事可以非正式的进行。但博比一直没有回话！”

1968年1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召开了一个由“肯塔基炸鸡”行业的股东们和特许代表们参加的会议。迪克逊女士在会上讲话后照例询问听众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罗伯特・肯尼迪会成为美国总统吗？”一位股东问道。她的回答是直接了当而又无条件的：“不，他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当晚有十多个与会者去了迪克逊女士的住处，其中的弗兰克・卡拉汉(Frank Callahan)问她：“你能肯定罗伯特・肯尼迪永远作不成总统吗？”“是的，卡拉汉先生。他将在今年六月于加利福尼亚被暗杀。”

1968年3月4日，詹姆斯・华黑又和肯尼迪参议员有过一次会面。他回忆道：“当我在珍妮丈夫的房间里等待她时，随手拿起一张报纸。闯入我眼帘的首先是鲍勃・E杜克(Bob Duke)1968年2月20日的专栏文章。‘华盛顿的预言家珍妮・迪克逊星期一晚上在这儿告诉被她强烈吸引的5千多名听众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将永远不会当选总统。’她为什么说他永远不会成为总统呢？他还没有参与竞选啊！第二天早上当我见到博比时，我没有提起报上的事。我给他一个从波士顿顺便买来的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小饰版，它的一面是圣・帕特里克，另一面是一首三行诗。博比读着那首诗：

 

‘在魔王知道你死亡
之前半小时
希望你已进天堂。’

当他的眼睛尾随着那些单词时，他的手颤抖着，但我希望的微笑始终没有出现。他没有说话。事实上，他的反应与我告诉他珍妮・迪克逊想见他时的反应很相似：他只是盯着它。当他最后抬起头来看我时，他的眼睛里显出悲哀和忧郁。那次会见一周后，我又见到他。但这回他正在电视上宣布他竞选总统的决定。整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珍妮・迪克逊急于要见他，他对我的礼物上小诗的反应，他眼中悲哀的表情……我变得恐惧起来，并寻求办法与他联系，要告诉他：他决不会成功的……

1968年5月27日，来了一个机会。我去戴维・鲍尔斯(Dave Powers)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原是肯尼迪总统的一个白宫助理。我想请他去敦促博比与珍妮会面。‘戴维’，我严肃的说，‘我有个消息会让你惊倒。它关系到罗伯特・肯尼迪和珍妮・迪克逊。我知道你打算和琼(Joan)以及尤妮斯・肯尼迪(Eunice Kennedy) 去爱尔兰参加肯尼迪总统花园的献赠典礼。你能否告诉琼，我认为她应该组织一次小型家庭会议，邀请珍妮，因为她必须和罗伯特谈话？’‘想告诉我什么事吗？’他问。‘不能，戴维，……但愿我能告诉你。’‘好吧，我会告诉她。’下一次我见到戴维是7月5日，谋杀事件后的一个月。当我问起那件事时，他说他当时事太多，把它忘了。”

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恐惧一直伴随着迪克逊女士。1968年3月29日，当她在得克萨斯州的福特・沃斯的一次庆祝早餐上讲话的前后，她又对陪伴她的米娅・怀特海(Mia Whitehead)、欢迎委员会的成员们以及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托尔(John Tower)的妻子预言了罗伯特之死。“当他在加利福尼亚时，他会被枪杀”，她感情冲动的说。

1968年4月4日，珍妮告诉她的朋友，阿拉巴马州的已故众议员弗兰克・博依金(Frank Boykin)和奥克罗・博伊金(Ocllo Boykin)，马丁・路德・金将会被枪杀，紧接着就是罗伯特・肯尼迪。弗兰克回忆道：“我们在华盛顿旅馆共进午餐时，珍妮一口气预言了马金・路德・金之死和罗伯特・肯尼迪之死，我并未感到惊讶。我试图告诫他，但他不听。珍妮反复告诉我：博比要出事。他不听任何人的话，只顾自己干。他父亲乔・肯尼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不久前打电话给我，‘弗兰克，想法抓住博比，试试看你能对他作点什么’。‘乔’，我说，‘你知道我对他什么也干不了，他不听！’‘我知道’，他绝望而不甘心的说，‘那你看能否找到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去和他谈’。于是我打电话给众议员史密斯，他和博比作了一次长谈。”

1968年5月28日，珍妮确实意识到，死亡正在最后的、不可避免的降临到罗伯特的头上。那一天，在洛杉矶大使旅馆的大舞厅里，珍妮在会议上讲话后请听众提问题。“博比将成为美国总统吗？”一位女士问道，听众正紧张的等着答案。“不，他不会。他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她平静的回答，“因为就在这个旅馆内将有一个惨案发生”。会后，她又对(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的官员乔治・梅恩斯和佛罗里达州副州长的岳母琼・赖特(June Wright)女士重复了这一预言。“你们觉得我们应该通知旅馆的管理人员吗？”珍妮问他们。“别这样，珍妮！”梅恩斯回答说，显然他身上发着抖，“博比・肯尼迪下周要在这里讲话，那只会给他们烦恼。”琼・赖特不同意他的说法，严肃的决定努力和她的朋友罗斯・肯尼迪(Rose Kennedy)取得联系。罗斯是肯尼迪参议员的母亲，那天晚上正呆在大使旅馆内。后来琼自己对珍妮说，她给罗斯・肯尼迪打了三次电话，留言请她回电话以便告诉她那个预言，但是肯尼迪女士忽视了那些电话，琼・赖特没能找到机会告诫她。

当他们一行人从厨房过道走出舞厅时，珍妮突然间感觉到了死亡……它到处弥漫，以一切黑暗邪恶的东西充满了过道。绝对的黑暗包围了她，恐怖的暗流从四方向她靠近。她向后退缩，看上去一定象是被击伤了，因为梅恩斯叫喊起来：“出什么事啦，珍妮？出了什么事？”他的声音把珍妮带回到现实中来。“罗伯特・肯尼迪……这就是他要被枪杀的地方，乔治！我看到他倒在地板上，浑身是血……”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67年9月13日或者以前
预言兑现的时间：1968年6月5日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知道和试图改变这一预言的人太多了。
结果能否改变：可能。按照迪克逊女士的说法，不是神，而是人计划了这次谋杀。

评注：虽然迪克逊女士和罗伯特・肯尼迪周围的亲友们作了许多努力来阻止这个预言的兑现，但都因罗伯特・肯尼迪自己置若罔闻而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难怪迪克逊女士后来说到此事时曾经用过“他选择了去死”这种不无怨愤的说法。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美国民权活动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以其消极抵抗政策和演讲技巧而闻名，于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人枪杀。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他们在那里所得到的评价不是来自他们皮肤的颜色，而是他们人品的优劣。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年夏，华盛顿)

1968年4月4日，这位梦想者被人杀害了……是一次共谋，还是单一的某个人仇恨的行动？人们可能永远也难以得到官方的证实。然而，迪克逊女士早在1960年便知道马丁・路德・金要被谋杀，而且与众不同的断定其谋杀背后的真正凶手和真正动机。

早在1948年，迪克逊女士就指出，美国的共产党人正在计划渗透到黑人运动中去。但直到1960年，他们才开始计划谋杀那个将要在1968年的民权斗争中领导黑人运动的人。

在1960年的一次集会上，迪克逊女士告诉她的丈夫吉米和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们，马丁・路德・金将会在1968年遭到枪杀：“我强烈的感到，为了获得他为自己的人民而渴望的迅速進展，他将要开始利用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他相信那样就能更好的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然而，共产党人却会反过来干，开始利用黑人运动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一旦他们渗透到了黑人运动中，他将不再对共产党的事业有用，于是他们会干掉他。这件事情将要发生在1968年，那时他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会遭遇到暴死。”

共产党人渗透到黑人运动中去的事实，以及马丁・路德・金自己的顾问班子被共产党人渗透的事实，都有大量的文件和档案证据可以证明。并且，马丁・路德・金本人对这些情况是心知肚明的。但他认定那样对自己的人民有好处，因此不但不反对，甚至还在纽约1964年7月23日的世界电讯报(World-Telegram)上说：“对于人们说的这个运动被共产党人及共产党同情者渗透了的话，我感到厌烦和恶心。这个运动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就象在佛罗里达州有许多爱斯基摩人一样。”

在1968年4月那个灾难性的星期的星期一，迪克逊女士因公拜访了众议员弗兰克・博依金，后者邀请她共進午餐。弗兰克事后回忆说：“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在华盛顿旅馆的顶层餐厅里吃着午餐。华盛顿的市长在和几个报界的人谈政治，他的桌子紧挨着我们的桌子。……‘我最近和南部的许多人谈话’，我对珍妮说，‘他们都担心这个麻烦，而我很不想看到马丁・路德・金又到这个城市来组织另一次游行……’珍妮从她的盘子上抬起头来，摸了一下我的手，‘别担心那个事，弗兰克’她微带悲哀的说，‘马丁・路德・金到不了华盛顿……他在到达这里之前将会被枪杀。他会在脖子上挨一枪……’‘但他正在计划几天之内就来这里……’我很吃惊并且不相信的说，‘别给我说他会那么快就遭枪杀……’‘就是那样快’，她强调的说，‘他将永远到不了这儿。他将被枪杀……而紧接着就是罗伯特・肯尼迪！’”

在那个致命的日子的傍晚，迪克逊女士和南希・史密斯女士在一家餐馆進餐。过道里一位男子在照管着一台电传打字机。正当餐馆主人奥格(Auger)夫妇来到迪克逊女士的桌子前问侯和闲谈时，那位看管电传打字机的男子从机上扯下一长条纸带，几步走到迪克逊女士的桌子前，镇静的把纸带递给她，并说道：“迪克逊女士，这儿是你的预见，马丁・路德・金死了。”

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1945-53)。他在1944年出任副总统，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成为总统，并于1948年的选举中当选而连任美国总统。

当珍妮・迪克逊在1948年1月宣称，哈里・杜鲁门总统将要在选举中获胜，继续作美国总统时，同意她这一预言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她的朋友们开始认为她正在失去自己的天赋能力。

沃尔特・马隆内(Walter Maloney) 女士是华盛顿的一位律师的妻子。她回忆起1948 年1月珍妮为她作预言时，叫她自己在心中发一个愿。然后珍妮观察了她的水晶球，并说：“你发的愿不是一个专为自己个人的，但你会如愿以偿，它会实现的。”马隆内女士认为她糊弄了珍妮，大笑着坦白说，她发的愿是希望杜鲁门先生当选连任总统，而这种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但珍妮告诉她，恰恰相反，这个愿望会实现，因为她从水晶球内看到了杜鲁门先生要取胜。

在这同一个时期内，珍妮还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埃斯特尔・弗里德利希(Estelle Friedrichs)， 告诉她不要担心自己在白宫里的工作问题，因为杜鲁门先生会赢得选举，连任总统。

珍妮的这个预言在公务人员中迅速的传播，一些华盛顿的主妇们愤怒的从她们自己的集会客人名单上划掉了珍妮的名字。一个大使馆的一位社会秘书甚至打电话给她，催促她公开改变这个预言，“因为你用这个预言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珍妮却守着自己的预言不变。

几周以后，珍妮在一个地方电台节目中预言说，竞选双方将会是托马斯・杜威和哈里・杜鲁门。她说：“我看到杜威先生从报纸的洪流中消失了，一顶胜利者的桂叶花环降落在杜鲁门先生的头上。”政治评论家雷・亨尔(Ray Henle) 也在他的全国性电台节目中广播了她的预言。

这一来，辱骂的信件从全国各地潮水般的向珍妮涌来。看起来没有人相信她，甚至包括她的朋友弗里德利希女士！(这个预言实现后的最直接受益者！)

选举前的那个星期六，马隆内女士在杜鲁门竞选总部当义务员工，以背水一战的努力征集捐款为总统的政治演说购买广播时间。就在一两天以前，由于资金短缺，总统的广播被切断了。珍妮顺路去那里捐了一些款，然后抱怨的说：“马德琳(马隆内的昵称)，人人都说我疯了。我们用扑克牌再试一次，看我是不是仍然得到同样的感应。”她把那副她有时使用的磨破了的牌拿出来，让马隆内分牌，然后她把牌摆开来。她有几分钟没有说话，但最后抬起头来说，她没有看到任何别的结果，杜鲁门将要赢得大选。

杜鲁门赢了。但实际上，除了总统本人和珍妮以外，这一结果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不已！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48年1月
预言兑现的时间：1948年11月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通过地方电台和全国电台节目广播。
结果能否改变：迪克逊女士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法。

评注：

对于已经兑现的预言，预言怀疑论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们是猜着的”。这一则预言是他们最后一道防线的克星：任何人要“猜测”任何结果，都会往“可能性大”的一边猜，这是“猜测”的唯一原则。而这一则预言的结论是谁都认为“不可能”的，谁会这样猜呢？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这一则预言是“最可信的预言”或者“最使人相信预言的预言”。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简称“艾克”，1890-1969)，美国第34届总统(1953-1961)。他是二战中盟军总司令，并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当选美国总统。

正当1952年夏季两党提名大会前不久，电视节目主持人玛莎・饶恩特里(Martha Rountree) 在她华盛顿家中的花园里举行了一个盛大聚会。大多数有可能上电视的人都邀请到了，而珍妮则被告之，她须要带上她的水晶球。在聚会时，珍妮为民主党人艾费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和参议员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 作预言说，他们得不到民主党的提名，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姓氏是以字母“S”打头的(史蒂文森)。

珍妮又为众院发言人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 作预言说，他会失去众院发言人的位置，但很快会失而复得。在他73岁生日时，他将得到自己全部生涯中最大的荣誉。后来，萨姆果然失去了他发言人的位置，但两年后又成为发言人。在他73 岁生日时，民主党人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萨姆・雷伯恩晚宴”，来客超过了大厅的容量，艾森豪威尔总统授予他一块荣耀的饰版。第二天，他便打电话给珍妮说：“我对你的诚信是超乎寻常的。那个晚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继续作你为人们作的事吧，你的预言在我生活的低潮中总是让我振作起来。”

就是在这次聚会上，珍妮预言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要入主白宫。著名专栏作家露丝・蒙哥马利(Ruth Montgomery) 当时是第一次见到珍妮，事后便将她的预言写到了自己的专栏中。珍妮还告诉了霍普・赖丁斯・米勒(Hope Ridings Miller)，艾森豪威尔将军会击败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霍普当时非常失望，以至于告诉珍妮，如果预言有什么改变，一定要立刻通知她。米勒女士现在是“外交官”杂志的编辑。她回忆说：“当我在大选两周前收到珍妮的电报时，我正呆在纽约的沃尔多尔夫(Waldorf)。她说，艾森豪威尔将以压倒的优势当选。结果真是那样。”

1955年12月31日，纽约“每日新闻”中以作者姓名为题的专栏里，迪克逊女士名下的新闻是：“当成打的参议员和州长们正在满怀信心的匆匆作出他们的新年决定--去竞选总统时，华盛顿受人喜欢的预言家已经在静静的观察她的水晶球了。如果珍妮・迪克逊最近的预言能被证实和她过去那些预言一样令人惊讶的准确的话，那么，想当总统的人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竞选总统的徽章收拾起来了，因为她的司命之星已经注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会再次当选。”

珍妮的预言发表在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之前11个月。更让人惊讶的是，当珍妮预言他要再次当选总统时，艾森豪威尔本人甚至还没有确定他自己是否要再次竞选总统呢！原因是，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处在一场心脏病的恢复阶段，而这场心脏病也是珍妮事先给他预言到的。

这次心脏病发作前两天，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打电话给珍妮，说他被邀请到丹佛市的夏季白宫去，但他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你必须马上去，不能耽误”，她回答说，“因为你不去就将太晚了，总统将会病得很厉害。”珍妮原来就已经叫过一位白宫顾问去警告总统，要他在一段时间内远离高尔夫球，但没人听。过了两天，在丹佛那种空气稀薄的环境中打了36分高尔夫球后，总统得了心脏病。当那位官员打电话给珍妮，告诉她总统得病了时，珍妮平静的回答说：“没问题。他会恢复过来，并且比过去还好。”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52年夏季(第一次当选)-1955年12月31日(第二次当选)
预言兑现的时间：1952年11月(第一次当选)-1956年11月(第二次当选)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两次预言都发表在报纸上。
结果能否改变：迪克逊女士本人没有讲。
评注：对预言现象有兴趣的读者应该注意的是，第二次预言作出后，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没有确定他是否要再次竞选总统！这种现象是对宿命论的一种有力支持。

一、印度的分裂

历史背景：在1947年8月14日之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在那之后，印度成为独立的国家。但与此同时，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部份地区也宣布独立，成为后来的巴基斯坦。实际上，印度在独立的同时就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那是1946年的一个下午，在印度驻华盛顿总代办的宴会上，一位男士自我介绍说，他是印度驻华盛顿代办处的一位新成员，并要求珍妮为他预卜命程。第二天，珍妮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观察了自己的水晶球之后，珍妮告诉他，两年之内，印度将会宣告分裂。震惊之余，那位官员大声嚷道：“不，不！迪克逊女士，印度将永远不会分裂！”

珍妮平静的断言说，这一分裂将会在1947年2月20日公布于世。她还进一步说道，这位官员自己将要离开印度，加入到“另外一边”去，并且从此以后平步青云。“不会的！”他大叫道，“我要在统一的印度里度过我的一生！”

1947年2月20日上午，那位官员打电话给珍妮，挖苦她预言失灵。珍妮自信的反驳他说：这一天还没有过去呢。第二天一大早的各家报纸上都纷纷以大标题报道了印度的分裂。那位印度官员为了向珍妮认错，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和珍妮共进晚餐，并向珍妮表达自己的敬意。

正如珍妮预言的那样，没过多久，那位官员回国去了，并迁居到了巴基斯坦。他在那边果然官运亨通，后来成了巴基斯坦政府中的一位重要官员。

二、甘地被刺

马哈特马・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 - 1948)，世界闻名的印度政治家，于1948年1月30日被刺身亡。

在1947年仲夏里的一个潮湿的夜晚，一个名叫丹尼尔・玛格纳的经理顾问顺道来访迪克逊一家，要和他的朋友吉米讨论他即将去远东的旅行。珍妮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听着他讲话。然而，当他刚一提到新德里时，一个影像在她面前展现出来，她随即脱口而出的说道：“马哈特马・甘地要被刺杀！”

两位男士转过身来盯着她。“珍妮，你在说什么啊？”玛格纳问道。

“真的”，她回答说，声音里带着兴奋。“你刚一说到印度，我就看到一幕印度总理的影像，他正在举起双臂迎向一个太亲近西方的宗教，他的人民中有些人不能容忍这种宗教。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是在接近上帝。他将在六个月之内，被一个他们最不怀疑的人杀死。”

1948年1月30日，果然未出六个月，印度的伟大精神领袖甘地先期而亡。刺杀他的人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信徒，属于玛哈萨巴政治宗教团体。

三、尼赫鲁逝世及其继任者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 - 1964)，1947年成为印度第一个总理兼外交部长，是印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1956年下半年，在一个报纸采访节目中，一位记者要求珍妮作一个关于尼赫鲁的预言。珍妮观察了她的水晶球，然后回答说，在大约七年时间内，他将会被另一个人接任，那个人的姓氏以字母S 开头。

1964年5月27日，死亡夺走了这位伟大的印度领导人的生命。议会选择了拉尔・沙斯特里(Lal B. Shastri) 作他的继任者。沙斯特里的姓，正如刚刚七年多一点以前所预言的，确实是以字母S 开头的。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1946年的某天；2。1947年仲夏；3。1956年下半年
预言兑现的时间：1。1947年2月20日；2。1948年1月30日；3。1964年5月27日

评注：珍妮・迪克逊女士一生从未走出过美国大陆，却准确的预言了印度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事件，其中两个事件牵涉到印度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预言兑现的时间，少的也是几个月，多的长达七年。

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简称FDR，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被三次选举为总统的人。

1944年11月里的一个上午，珍妮・迪克逊在她的公寓里接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位女士的声音。在确定了接话人是迪克逊女士后，她说道：“我是替总统打电话给你。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你的事情，总统很乐于同你谈一次话。下周四的早上11点钟后，你有空吗？”到了那一天的清晨，一位男士又打电话来再次确定珍妮与总统在上午的约见。

珍妮很注意的穿了一身专门为自己设计的黑色西服，西服的钮扣都设计成水晶球的形状。她戴了一顶平顶无边的矮圆桶形女帽和一双白手套。守门人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按照白宫的指南，她从西北面的大门进去。她告诉了门卫她的姓名，门卫让她进去后，个子高高的、灰白头发的威廉・西蒙斯迎上前来，并把她一直带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罗斯福总统从他的写字台上抬起头来，用强壮的手臂半撑起他的身躯。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温暖的笑容，对珍妮说道：“早安，珍妮。谢谢你的来临。”他把轮椅开到他的写字台的尽头，与珍妮握了手。当他握着珍妮的手时，珍妮几乎感觉到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在了他的宽阔的双肩上。

她在写字台一个角落处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与总统互相谈了几句天气。当感到对方“一阵孤独的浪潮向她涌来”时，珍妮终于开口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心中有了疑问时，有时找人开导一下倒是很明智的。”

罗斯福总统叹了口气，回答说：“人生短暂，活得再长的人也都一样。我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我必须完成的工作呢？”

“我能摸一下你的手指吗？”她问道。他伸出了他的大手。当她接受到他的生命振动时，她拼命想要岔开话题、避免回答那个问题。但他坚持要得到一个直接的答复，她只好极不情愿的说道：“六个月，或许更少。”

有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沉寂。然后，总统和珍妮谈到了俄国、中国、欧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对于珍妮预言的、后来也证实了的关于中国和非洲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感到意外和惊讶。

他们谈论得有点久了。随后，罗斯福总统又转回到他最初那个问题上来。他慢吞吞的问珍妮：“你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我的工作，几年？”

珍妮温和的更正道：“不是几年，总统先生，不能以年来计算，而是以月。不超过六个月。”“哦，那样长啊？”他低声的咕哝着，象是自言自语，然后转过身去，两眼直盯着天空。

回想起那一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珍妮说道：“我能确切的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在想，‘急事先办’。他眼里是档案连着档案，一堆又一堆的文件。我能感觉得到，他心中已经有了死亡的预感，只不过是来确认这一事实。”

为了打断他孤独的思绪，珍妮称赞起他的写字台上一只美国鹰的造型来。随后他们握手道别，他说道：“你来这里真好”。

1945年1月中旬，珍妮接到了白宫的第二次电话。一位女士的声音问道：“你愿意来白宫与总统见面吗？”一次约见被安排在三天之后，还是在上午11点，珍妮还是乘出租车去的。

“你带了你那个水晶球了吗？”罗斯福总统问道。“他显得比较轻松，不象上次那样拘束”，珍妮沉思的说。“但是他的外貌在两个月内改变了好多呀！他的脸部瘦削下垂，看上去好像掉了50磅。但这一回我们见面时就象老朋友和共谋者一样。”当珍妮把水晶球从包里拿出来时，她和罗斯福总统相互会心一笑。

“好了，我还有多少时间？”他问道，就象一个没有耐心的小男孩急着要自己的生日礼物一样。

作为对他的快活情绪的回应，珍妮把姆指和食指弓起来，在它们之间留下二英寸的空隙，并说道：“这样多。”

好像接受了终点正在来临的事实，总统和蔼可亲的点点头，“时间真短啊。”“是的”，珍妮不情愿的附和着，“短到了我们不喜欢去想它。”

随后他再次问起珍妮国际和国内的预言。这一回珍妮谈到了美国将要被种族问题困扰，甚至有流血事件产生，一直到1980年。虽然这个预言后来被证实了，但当时罗斯福总统不同意她的说法，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气氛一度变得紧张。

这一次，他显得很不愿意珍妮离开。当她伸出手来握别时，他用自己的双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眼里重新闪着光芒，并对她说道：“好好保管这个水晶球。”珍妮把水晶球放回她的大钱包里，并对他说“奥夫维德忍”(德语“再见”)。“上帝保佑你”，他回答说。从那以后，珍妮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945年4月12日，带着沉重负担的罗斯福总统由于脑出血而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市逝世。从他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迪克逊女士算起，他的生命确实没有超出六个月。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44年11月
预言兑现的时间：1945年4月12日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经过两次总统的正式接见。
评注：这个故事不但使人相信预言的真实性，而且让人象罗斯福总统那样感叹“人生短暂”。作为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总统，即使知道了自己生命的极限，也无能为力啊！其实，人的生命进程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与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而是与人的心性的高低有关。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珍妮・迪克逊女士。除了他自己的生命极限这个敏感话题外，他最关心的是和俄国的关系问题。他问珍妮，美国可不可能和俄国结成盟友。

珍妮摇头说，她看到的影像恰恰相反。但是她说，美国和俄国将来会再次结盟，去反对红色中国。

罗斯福总统大吃一惊，“红色中国？中国不是红色的！我们和中国之间不会有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必须与俄国结盟以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生存。”

专心致意的看过她的水晶球上构成的画面后，珍妮说道：“我看到中国将会变成共产党国家，并成为我们的头号麻烦；非洲将成为我们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第二大烦恼。”

1945年1月中旬，罗斯福总统再次在白宫接见了珍妮。见面后，罗斯福总统重新提到上次见面时问过的话题：他自己生命的极限、美国和俄国的联盟。珍妮重复了自己的预言：二战后，同盟国之间将会分崩离析，“但最终我们将和俄国结成联盟去反对红色中国。只不过那已经至少是一代人以后的事了。”

1946年10月里的一个凉爽的傍晚，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内有一个大型的聚会。按照大使馆里鸡尾酒会上的习惯，人们三五成群的在谈着当天的新闻。

一位把自己看成国际问题专家的男士发表评论说，真是太可惜了，我们把德国消灭了，却听凭俄国来对付西方自由世界。“你太正确了”，另一位同意的说，“哪怕德国再坏，苏俄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我们本来应该让他们两败俱亡。听我说吧，有一天我们还得和俄国打仗。”

洛仪・亨德森(Loy Henderson)大使的夫人对那次谈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珍妮・E迪克逊不好意思的插嘴道：“我不喜欢反驳你，先生。但我看到美国在将来要和红色中国打仗，而不是和赤俄。”

亨德森大使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里有名的近东和非洲事务的领导人，以前还作过美国驻俄国的代办。亨德森夫人惊讶的凝视着迪克逊女士，“怎么啦？中国不是红色的”，她大声的说，“并且因为它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绝不会去追求一个象共产主义这样的外来理想。中国人总是不和外界来往的。”

珍妮明亮的眼睛沉静的注视着她，回答道：“中国将要变成共产党国家。”

他们都扬起了自己的眉毛，“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亨德森夫人后来坦白的承认道。

1948年，洛仪・亨德森被杜鲁门总统指派为美国驻印度的大使。在新德里居留的期间，亨德森夫人终于有机会想起了珍妮预言里的警告，因为就在1949年9月21日，共产党人得意洋洋的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大陆成为红色的了。

在珍妮和著名专栏作家蒙哥马利女士合作的预言专栏里，她们每年的年底都要宣布一些下一年里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p>在1956年的预言专栏中，珍妮宣称，“在不久的将来，我没有看到战争，也没有什么危险来自俄国。我们的大麻烦将会来自共产党中国。而奇怪的事情是，红色中国很快就要掉过头来攻击俄国。我们应当把俄国当作一个激烈的竞争对手来对待，因为当红色中国在1964年变为世界性威胁的时候，我们将需要她站在我们这一边。”

在1962年的预言专栏中，珍妮预言说：“俄国不想要战争，因为它在发展中希望没有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和俄国联盟反对中国、非洲的一部份以及远东。但红色中国在那以后的稳步上升会与美国内部深藏的麻烦相巧合。”

年复一年，珍妮一直在强调来自红色中国的危险。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44年11月
预言兑现的时间：1949年9月21日
预言的可信度：极高。两次总统接见以及外交官们参加的聚会上的谈话。
评注：当珍妮告诉人们，中国要成为共产党国家时，没有一个人相信她，更不相信中国会成为美国的第一麻烦。因为她把话说得太早了，人们还没有能力看得那样远：人们要到二十年后才开始相信她的预言的正确性。因此，这个预言也是我们原来说过的那种“最使人相信预言的预言”。

1953年5月14日，电视主播者玛莎・荣特里邀请珍妮・迪克逊带着她的水晶球在美国NBC电视台的一个现场直播电视节目中露面。

当美国前驻苏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 步入电视镜头时，珍妮心里正在重演最近看到的关于尼泊尔的一出影像，并考虑如何回答他的问题。

然而，他却劈头第一句话就问道：“马林科夫还能作多久的俄国总理？”对于他的问题，每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只有珍妮例外。在电视镜头前，面对这位写过畅销书“出使莫斯科”的俄国问题专家，她一点也没有显出那种因为要回避他的问题而惹起的烦恼。

凝视了她的水晶球后，珍妮看到马林科夫被另一个人取代了。那个人的相貌她看得很清楚。她回答说：“他将会在两年少一点点的时间内辞职，让位于一个脑袋呈椭圆形、灰头发呈波浪形、有点山羊胡子、眼睛微带绿色的男人。”

前驻苏大使发出一阵沉闷的笑声。为了显示他对于苏联的超高的知识，他反驳道，俄国的总理们不是以和平方式被取代的：他们要么逝世、要么被杀。而且，他还说，俄国人看起来不象珍妮描述的那种样子，因此珍妮说的话在各方面都是错的。

珍妮平静的回答说，她是在告诉别人她“看”到的是什么，而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什么。而且，那件事情肯定会在两年即将过去之前真象大白，因为在那个“2”字下面她“看到一条很小的尾巴”。

现在，珍妮这个电视节目的全部参加者都到齐了，他们包括：前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 及其夫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勒穆尔・谢泼德(Lemuel C. Shepherd) 和谢泼德女士，以及戴维斯女士(原名玛乔丽・坡斯特)。但珍妮好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因为此时另一幅图画正在她的水晶球里开始形成。

珍妮急着把看到的景像告诉大家。她说，那个山羊胡子的人只能统治一个短时期，然后被一个矮矮的、秃头的人取代。“就在那以后不久”，她继续说道，“一个银色的球状物将进入外层太空。它将围绕地球飞行并回到俄国，就象一只和平鸽一样降落在那个矮胖子的光头上。然后它就把它的爪子挖进他的头皮里去。”她解释说，这意味着，在俄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物体后，苏联人将会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珍妮还伸出两手作成圆形，以表示那个未来的人造卫星的形状。

这时，前驻苏大使戴维斯完全不能再控制住自己了。他抓住珍妮的手膀子，粗声粗气的叫道：“不对，不对，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我一直在那里当大使，我知道，事情在俄国不是那样进行的。”

当回忆起那次戏剧性事件时，珍妮叹息道：“本来还有许多事要说，但戴维斯先生竟然抓住我的手臂来摇我，说我应该读一读他的书，知道一点俄国的事情。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以至于忘记了我们是在电视节目上。否则，我不会说出我后来说的那些话。”当时的电视观众听到珍妮惊叫道：“哎呀！大使先生，你把我的影像联系全搞乱了！”

直到电视节目结束时，戴维斯先生还在继续取笑珍妮。然而，他总算活着看到了珍妮的预言被证实为是真实的。

还差一个月到两年的时候，布尔加宁以和平的方式取代了马林科夫而成为苏联总理。有着灰头发、山羊胡子的布尔加宁完全与珍妮在预言里的描述相吻合。而且矮胖子、光头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很快接管了实权而成为共产党的老板。1957年，苏联人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轨道。赫鲁晓夫在次年三月份解除了布尔加宁的总理职务。

然而，回顾1953年的时候，那些被逗乐了的、珍妮的电视观众们却没能与她分享未来事件的具体表现所构成的生动影像。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53年5月14日
预言兑现的时间：1955年4月14日左右
预言的可信度：最高。是在全国大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所作的预言。
评注：象这样在全美最大电视台之一的NBC的直播节目中，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被人突然袭击、挑战式的要求下，临时观察水晶球而当场作出一系列有关苏俄的重要历史事件的预言，而且其预言是如此的生动形象而又准确无误，确属预言史上的千古一绝，堪称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

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二战时的杰出领袖，后再任英国首相(1951-1955)，是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并于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45年早春时节，温斯顿・邱吉尔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 及其夫人邀请了迪克逊女士去参加一个欢迎他们的来访首相的聚会。

虽然珍妮对英国的政治形势一无所知，但当她在被接见的行列中与邱吉尔握手时，接收到了他的信息。她便诚恳的请求他说：“首相先生，请不要过早進行选举，否则你会落选的。”

这位英国政界元老掉过头来盯着这位鲁莽的年青女士，她清亮的淡褐色眼睛也正在回盯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咕哝着说道：“英国决不会使我丢脸。”

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珍妮继续说道：“不过也不要紧，几年以后你会重新掌权的。”

邱吉尔仍然在当年6月進行了选举，结果工党控制了议院，邱吉尔被阿特利(Attlee)首相所取代。六年后保守党再次获胜，邱吉尔得意洋洋的再披首相披风，直到1955年他自愿隐退。

1962年，珍妮为这位伟大政治家作了另一个预言。她告诉罗素・赖利，温斯顿爵士将于1964年年底逝世。她所预言的日期比实际的日子只差了26天。

 

*** **** ***

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1888-1959)，美国著名国务卿(1953-1959)，逝世前不久被授予自由勋章。

1958年12月，珍妮・迪克逊曾经亲自对著名专栏女作家露丝・蒙哥马利作了一则最不可思议的预言。

当露丝正在准备她的专栏里珍妮对下一年中重要事件的预言时，珍妮说道：“(下一年)年中以后，约翰・杜勒斯就不会在政府内阁中了。”

露丝对她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而觉得好笑，便回答说：“我不能把这个写到专栏里去。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杜勒斯的依赖超过了内阁中任何其他成员，他作梦也不会让他走的。”

“当然不会的”，珍妮沉着的说，“他不会解雇他的”。

“那么，杜勒斯先生肯定是不会辞职的”，露丝争论道，“他一辈子就想当那个国务卿”。

珍妮对露丝表现出的恼怒全不在意。她回答说：“不会的，他不会辞职。但是他活不到明年的年中。”

震惊之余，露丝说，她不能对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写一则如此不吉祥的预言。珍妮照例很温和的回答说，写什么东西应由露丝自己决定，她只是把自己预见到的事告诉露丝而已。

最后，露丝搞了个折衷办法。她在1958年12月28日发表的对1959年的预言专栏里写道：“珍妮・迪克逊预言说，在年底以前，国务卿杜勒斯将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很不情愿的从内阁中退出。”

在电传这篇专栏文章之前，露丝打了个电话给在纽约的专栏编辑米尔顿・卡普兰，告诉他珍妮的确切预言，并请他记住这件事情，以便珍妮的预言被证实时他能想得起来。

几周以后，国务院宣布，国务卿杜勒斯患了癌症。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逝世了。他果真没有活到年中。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45年早春(邱吉尔)；1958年12月(杜勒斯)
预言兑现的时间：1945年6月(邱吉尔)；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
预言的可信度：很高。一个在大型外交聚会上，一个在大报的专栏文章里。
评注：这两则预言都具有非常出人意料、乃至不可思议的特点。1945年6月英国大选时，正是邱吉尔在国内、国际都声名显赫的时候，却居然败给了工党，而使自己成为“反对党领袖”！对此结果感到震惊的又何止邱吉尔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好端端的没病没痛，说死就死，以至于对珍妮非常信任的露丝也不敢把她的预言和盘托出。正如我们原来已经指出过的，这两则预言也都属于那种“最使人相信预言的预言”。

在珍妮・迪克逊和著名专栏作家露丝・蒙哥马利女士合作的预言专栏里，她们每年的年底都要预言一些下一年里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1962年发表的预言专栏中，珍妮说，1963年将标志着俄国和红色中国的关系破裂。在那以后几年的时间之内，红色中国会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入侵苏联。“看起来好象是细菌战”，她说道，“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和俄国会站在同一边去对付共同的危险。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俄国将要明显的从一个亚洲国家变为一个欧洲国家，尽管赫鲁晓夫要继续耍一些花招来把事情弄得很混乱，以便他能获得时间来作一些调整”。赤俄与红色中国之间的疏远现在已成了历史，但珍妮所描述的入侵似乎没有被公开证实过。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许多规模不大的战争都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因为交战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要对那次战争保持沉默。(但中苏交恶时，中国民间确实有过中苏打过一场未被公开的战争的传言，说苏联“吃了哑巴亏”，言下颇有些得意洋洋和幸灾乐祸的味道。)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突然大改组使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们深感意外。然而，对于珍妮・迪克逊，话就不能这样说。她在前一年的12月里就已经预言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很快就会被废黜。

在1963年发表的预言专栏中，珍妮写道：“我看到在1964 到1967年这一期间内，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都有很大的危险。这一危险会因为一位俄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而变得更为突出。这位领导人将会在未来的18个月中代替尼基塔・赫鲁晓夫主席。对我们来讲，他远比赫鲁晓夫更难对付。他已经在和苏联、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阴谋毁灭我们，但他不会成功的。”正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老板和总理的职权，已经在10月的大改组中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来分享了。

就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大改组的同一天，红色中国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珍妮・迪克逊可以就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再次说道：“这是我告诉过你们的呀。”

在露丝的1963年新年专栏中，珍妮警告说，共产党中国很快就会有资格成为“核俱乐部”这一独一无二的世界组织的成员。随着1964年10月在中国的核爆炸，红色中国自动加入了俄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行列而成为五个核大国之一。珍妮还预见到，那以后不久，中国会出现上层人物之争，全国陷入一种空前未有的混乱。个人独裁、不可思议的崇拜异常高涨，一大批领导人被逐出权力机构，十几亿中国人几近疯狂。直到十年之后，一场大地震发生，北方一座城市毁灭，那个神秘人物随之而死，这场混乱才逐渐平息。这些描述实际上就是对1965年以后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精确预言。

1967年5月初，当珍妮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座教堂里谈话时，周围的人们突然暗淡模糊起来。珍妮开始看到刚来美国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丽鲁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 的影像。她的影像逐渐变大，直到占据了全部视野。她的周围阳光灿烂，在她后面，珍妮看到男男女女组成的绵绵不断的人流，慢慢的沿着叛逃之路移动下来。从这一影像，珍妮知道她叛逃西方将意味着许多人、特别是东欧人的生命转折点。

几天以后，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像以及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她的一个好朋友海伦・高丁(Helen Gaudin)，因为珍妮认为这是人们回归到上帝意愿下的和谐。

又过了五天，准确的说是1967年5月17日。珍妮看到的人流中的第一个正式沿着叛逃的路过来了。那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说，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了他的辞职信，并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

两周以后，在5月31日，一则机密情报被一家报纸泄漏了出来。美国国务院紧接着部份的确认了，匈牙利大使馆的新闻秘书兼匈牙利情报部门高级官员欧恩・贝尔纳特(Erne Bernat) 已于4月21日叛逃美国，他的叛逃属于绝对机密。

同年6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故事证实了从东方来的一个叛逃者。报纸报道说，1966年12月逃出中国的音乐家马思聪教授，在一本书中痛斥北京政府，指控北京政府以残暴的运动来对付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识份子。

然而，到那时为止的、对共产主义事业最大的打击发生了：苏维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叶甫根尼・荣基上校(Colonel Yevgeny Runge)，于10月10日叛逃到了西柏林。波恩政府的一位官员自豪的宣布说，他是“迄今为止来到我方的最知情的共产党间谍人员”。他也是少数几个成功的渗透進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安全盾牌的间谍之一。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62年到1967年
预言兑现的时间：从十来天到十来年
预言的可信度：很高。绝大多数发表在大报的专栏文章里。

1953年6月，当珍妮‧迪克逊正在一个慈善性质的聚会上为公众作预言时，她看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影像：就在首席法官的标志上方，一把椅子被罩上了黑布。

“哎呀！”她悲哀的叫道，“首席法官几个月内就要死了！”那些听到她说这句话的人又告诉了他们的朋友。

在9月里，当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 意外死亡时，新闻评论员哈泽尔‧马克尔(Hazel Markel) 在她的全国电台节目上讲述了珍妮在预言此事时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195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伙朋友在迪克逊房地产办公室里开会讨论一个展览会的事。那是艺术家埃玛‧恩奇(Emma Ench) 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专为一个癌症基金会而安排的。

恩奇小姐随身带了一大堆用来展览的8乘10英寸的像片。她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递给洛伦，洛伦对它们的艺术质量惊叹一番，又递给珍妮，珍妮也对它评论一回，再递给周围的人。

洛伦记得，第十张图片显示的是埃玛的娱乐室里陈列品的一个断面图，她觉得特别吸引人。但当她递给珍妮时，珍妮却把它掉到了地上，好象她的手指头被烧灼了一样，并且吓得叫起来：“哎呀！埃玛，如果不是非常小心，你会遇到一场可怕的大火灾！”

埃玛：“哎哟，呸，珍妮，别想用借口就不来帕特森看展览。消防队长已经去过那里并准许了展览的安排。”

珍妮：“埃玛，请听我说！就是要求一切东西都是能防火的，我的警告也是不够的。”

埃玛：“别担心，珍妮；我告诉你，一切都没问题。”

珍妮：“埃玛，埃玛，要小心，你必须让那间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是防火的，否则会有可怕的悲剧，我求你听我的话！”

埃玛：“珍妮，别老那样说。我告诉你，消防大队长说，一切都没有问题。”

珍妮：“埃玛，我请你，请你听我的话。”

会议在难堪中破裂了。恩奇小姐和埃斯特莉离开了。洛伦走在后面，珍妮以一种放弃的口气对洛伦低声咕哝道：“可怜的，可怜的埃玛！可怜的埃玛！”

展览被定在1955年1月15日结束。两天以后，珍妮和洛伦乘飞机去纽约为那个癌症基金会办事。当她们走進主任的办公室时，秘书惊叫道：“恩奇小姐的事不是太可怕了吗？”然后递给她们一份1955年1月17日的帕特森的早报，报纸的八栏通栏大标题写着：“聚会火灾导致恩奇小姐死亡”。

1961年季夏，当埃莉诺‧邦加德纳正与珍妮讨论一个出国计划时，珍妮出乎意料的大声说道：“没有问题，贵小姐，只要你不在九月中旬与达格‧哈马尔斯约尔德(Dag Hammarskjold) 同乘一架飞机就行。他的飞机要坠毁，他将遇难。”

埃莉诺从来没有和这位联合国秘书长见过面，只得干巴巴的说道：他们之间没有联合旅行计划。

9月18日，正在欧洲的埃莉诺从报纸获悉：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斯约尔德在北罗德西亚的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当时他正肩负使命，寻求在联合国和刚果的卡坦嘎力量之间建立一个停火协定。

珍妮怎么知道的呢？她只是说：“当我和埃莉诺谈话时，我看到了事件的发生。警告哈马尔斯约尔德先生的企图可能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知道我，对我的话不会注意。”

1961年晚秋时节，伊夫琳‧弗吉斯(Evelyn Verges) 与珍妮‧迪克逊一起乘飞机去纽约。当时弗吉斯女士正在为一个她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担心，并向珍妮透露，那个朋友曾经威胁说要去自杀。

当珍妮听到“自杀”一词时，她的眼前闪过一个特异形象，并且咕哝着说道：“不会的，她永远不会自杀；但是玛丽琳‧梦露(Marilyn Monroe) 却会自杀。”

“玛丽琳‧梦露！”伊夫琳惊叫起来。“珍妮，你为什么对这位令人崇拜的年轻女人说这样的话？她可望拥有世界上的一切。”“我知道”，珍妮说，“但此事下一年内就会发生，我已经看到了。”

九个月以后，当时伊夫琳‧弗吉斯正在意大利。报纸的大标题报道了令人震惊的新闻：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影星，刚刚不久前还在纽约肯尼迪总统的聚会上唱了“生日快乐”的问候歌曲，已经服安眠药自杀了。

1964年，卡尔‧凡‧洛伊告诉珍妮，他要去智利，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连锁超级市场，那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的一部份。卡尔是个很能干的人，曾经拥有一个连锁超级市场。

一天早上，珍妮发现他有些苦恼，便决定给他谈一下他的事情。“卡尔，我们会想念你的”，珍妮对他说道，“我……”，珍妮突然停下来。卡尔看起来溶入了他背后的墙壁里去。他甚至比透明还要透明，……他正在淡化和消失！

“卡尔”，珍妮犹豫的接着说道，“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厉害，我对此事感到不安，因为我感觉到的是：你根本就去不了智利……”

卡尔的面庞罩上了一个微笑：“最后的一些文件将要在今天下午签署，珍妮，你的这种‘感觉’来得太迟了。”

在六月初，卡尔病得很厉害，被送到医院里去了。一周以后，在6月17日，也就是他和他妻子准备飞往智利的那一天，卡尔‧凡‧洛伊逝世了。

与这些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53年6月；1954年11月；1961年季夏；1961年晚秋；1964年6月前

预言兑现的时间：1953年9月；1955年1月16日；1961年9月18日；9个月以后；1964年6月17日

评注：

这里的五个预言都是珍妮“意外的发现”：她当时并没有要预言这些事件的企图和努力，而这些事件的过程却自动的在她的眼前展现开来。我们原来登载过的、珍妮关于印度总理甘地被刺的预言也是这一类中的典型。这些预言的产生有时是通过相关事物的引发(比如一个地名、一个单词、一幅画或人物形象)，有时则好象“没有任何理由”就跑出来了。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珍妮・迪克逊正在洛杉矶的维斯特摩尔美容沙龙做头发时，卡罗尔・朗巴德(Carole Lombard) 溜达着進来了。珍妮当然认得这位富有魅力的电影明星，何况她的丈夫又是大影星克拉克・嘎布尔(Clark Gable)。

一位发型设计师给她们互相介绍，珍妮很高兴的伸出手来与她握手。握手之间，她感到一种警告性的信息。她忘记了自我，大声惊叫道：“哎呀！朗巴德小姐，你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之内决不要乘飞机到任何地方去！”

那位金发女郎微笑着回答说，她几乎是马上就要动身上路，去促進战时公债的销售。珍妮也在帮助战时公债的销售，知道卡罗尔的任务的重要性，但她还是警告卡罗尔说，在她的“危险”期间，她必须只乘汽车或者火车。

那位介绍她们相识的发型设计师后来告诉珍妮，她离开沙龙后，朗巴德小姐抛了一次硬币来决定她是否应该听信珍妮主动提供的劝告。她叫了正面，结果硬币落下来却是反面。几天后，这位大明星坐飞机去中西部，果然在飞机失事时身亡。

当设法解释她是怎样感觉到即将发生的惨剧时，珍妮若有所思的说道：“我接触到她的手，就看到死亡的标志在她的上方，离地很高。我看到生命在她周围的地上，因此我就知道，如果她保持脚踏实地，她就能逃避危险。还有一个内在的声音说：‘六个星期’。这个声音经常到我这里来，我总是对它听而信之。”

珍妮二十一岁时与她丈夫詹姆斯・迪克逊结婚。度过蜜月后不久，她和她丈夫去纽约商业旅行。当他们走進他们的旅馆时，她感到一种奇怪的预兆。

“吉米”，她说道，一边抓住他的手臂来支撑自己，“我们家里会有一个不幸事件要发生。我可以打电话到加利福尼亚去吗？”

吉米拍了拍她抓住自己袖子的手，安慰的说：“不会的，亲爱的，那是因为你第一次离开家庭。你可能是想家。如果你要来点音乐提一提神，我带你到露秋(Luchow's) 去吃晚饭。”

由吉米的一位朋友作陪，他们到了那个有名的德国餐馆。但珍妮内心极度不安，根本没有动自己的饭菜。“一个死亡非常接近我”，她坚持说，“或许是我母亲，或许是我父亲。”

当他们三位回到旅馆时，一份电报正在等着她。珍妮的母亲去世了。当珍妮和她丈夫在不到一周前和她告别时，她看上去一切都很好。

珍妮的母亲去世两年后，珍妮的父亲平克特先生开始体重下降。医生们诊断说，他的病是喉癌。人们对他的康复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位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先生却一直继续过着合情合理的正常生活。

一天晚上，珍妮突然反常的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我父亲正站在我床前”，她说，“就象他在我小时候经常作的那样。我能听到他的声音，清楚得就和我听到你的声音一样。他说，他来向我告别。他告诉我说，我必须继续走下去……有时我会显得非常孤独……我得艰苦工作……但是更平和的日子最终会摆在眼前。”

珍妮马上给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打了个电话，悲哀的对她妹妹说：“那件事发生了，是吗？”“是的，珍妮”，她的妹妹满眼是泪的回答道：“我们二十分钟前给你发了一份电报。父亲去世了。”

在一个偶然的大使馆的聚会上，珍妮认识了具有贵族血统的基蒂。基蒂和前夫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一个女儿结婚之前，珍妮告诉基蒂，她会离婚并再结婚，后来果然是那样。

基蒂永远忘不了那个早上珍妮为她的另一个女儿作的预言。珍妮警告她，立刻让她女儿南希搬出华盛顿。她那位具有赤褐色头发的漂亮女儿南希・罗吉尔斯刚刚回到首都，把她丈夫罗伯特・罗吉尔斯留在了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一片牧场上。他一直大量酗酒，夫妻间始终合不来，于是南希离开了他，现在自己住在一所公寓里面。

珍妮告诉基蒂，“除非南希立刻离开华盛顿，否则一场可怕的悲剧就会发生。”她说，“南希或者会自杀，或者会被谋杀。”

由于相信珍妮的预言能力，基蒂催促她女儿放弃那个新公寓住处，离开城里。但南希，完全沉浸在老朋友们的圈子里，反驳她母亲说，她已经“在以前对付过波布”，她还能再那样对付他。

三周以后，南希死了。后来她们获悉，罗吉尔斯追踪他已经疏远的妻子到了那栋珍妮要南希搬出的公寓。当他说服妻子重归于好的企图失败后，他打了她三枪，然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那是一桩又是谋杀、又是自杀的案子。

评注：

这里的四个例子与前一篇里的五个例子是完全同类的，只不过这里的两个例子中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却因为预言对象不相信预言而没能避免，就象前一篇里那位女艺术家因为太相信消防大队长的一句话而没能避免自己的死亡一样。

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1932 - )，美国参议员。由于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涉及到一位年轻女子的死亡而迫使他退出了1979年的总统竞选。他的哥哥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被人刺杀；他的另一位哥哥罗伯特・肯尼迪于1968 年6月5日被人暗杀。

肯尼迪总统被刺后不到三个月，珍妮对于未知力量的特异调谐功能又進一步带来了使人不安的消息。

她对凯・哈利(Kay Halle) 、埃莉诺・邦加德纳(Eleanor Bumgardner) 和露丝・蒙哥马利(Ruth Montgomery) 说：“肯尼迪家族的悲剧还没有结束。我看到另一个悲剧很快要发生，那是针对他们家中的另一位男性成员的。”

在1964年6月19日那个星期五的早晨，沃尔特・斯托克的太太打电话给迪克逊女士，对她诉说自己的家庭问题。斯托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府官员，他在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以及其后的每一位总统手下任过职，并得到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授予的勋章。现在他因震颤性麻痹症而卧病在床。

医生们一致认为，他的病是治不了的。尽管斯托克女士已经满怀希望的作了安排，要把他转到另一个医院去治疗，她还是试图让自己思想上有所准备，去“接受上帝的旨意”。玛丽・斯托克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告诉珍妮：“如果我那宝贝丈夫真要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将要求把他埋在阿林顿尽可能靠近肯尼迪总统的地方，因为他太热爱这位总统了。”

珍妮一边叹着气一边说道：“玛丽，肯尼迪家族的悲剧还没有了结。我看到另一个悲剧几乎马上就要到来。”“你的意思是说总统的父亲吗？”斯托克女士问道，她心里正想着将近三年前这个家族的族长所遭遇的使他自己瘫痪的中风。

“不，不是”，珍妮回答说，“这回是年轻的参议员。玛丽，如果你真是很热爱肯尼迪家族的话，请你去告诫他们，在以后的两周内，爱德华必须绝对远离私人飞机。否则，将要发生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斯托克女士在门口拾起报纸，读着那显眼的大标题：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一架包租的飞机坠毁时身受重伤。他的亲密助手和飞机驾驶员遇难。参议员伯奇・贝(Birch Bayh) 及其夫人伤势比爱德华・肯尼迪轻。爱德华的脊柱折断。

斯托克女士冲到电话前，发疯似的拨了珍妮的电话号码。“珍妮，真的出事了！就象往回一样，你的预感是正确的！”

珍妮还没有听到飞机失事的新闻。当斯托克女士给她读报纸细节时，她静静的听着。报纸读完后，珍妮只是说：“那不是预感，是上帝让我看到的。”

与此预言有关的信息：
作出预言的时间：1964年2月22日之前的某一天
预言兑现的时间：1964年6月20日
预言的可信度：很高。在四个月时间中告诉过不同的社会名人。
结果能否改变：按迪克逊女士的说法，“是上帝让我看到的”，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评注：

爱德华・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三大政治家中最年轻、看上去最有前途的一位，却没有成功的竞选上总统。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是三兄弟中唯一活下来了的人。正如有些人说的，他如果选上总统(甚至哪怕是获得提名去竞选总统)，他也很可能步两位哥哥的后尘。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简称 LBJ，1908-1973)，美国第36届总统(1963-69)。在他的任内通过了公民权和选举权两大法案，对非洲裔美国人帮助很大，但因为越南战争的升级而导致民众抗议，1969年退出政坛。

有一次，珍妮和她的朋友凯・哈利(Kay Halle，参见本系列中之(二))在乔治城凯的家里吃午饭。突然间，珍妮对约翰逊总统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凯，听我说，……”珍妮着急的说道，“我正得到信息……我看到他坐着飞机，看到一些可怕的决定正要作出来，并且……”“请别说了，珍妮”，凯打断了珍妮的话，眼里带着恐怖的神情。“别告诉我任何事要发生在约翰逊一家人的头上！请别告诉我，我不想听到。”

“还没有那么可怕，凯”，珍妮安慰的说道。“他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存在着一种威胁 -- 我想是来自古巴 -- 但他们要改变总统座机。为了把事情弄得更能迷惑古巴人，他们正计划改变到另一个飞机场着陆，而不是在原来计划的佛罗里达机场。”

当天晚上，一位电台新闻评论员报道说，由于有谣传，说古巴的“自杀型”攻击者将要攻击总统座机，总统机身上的总统标志已经被弄掉了。由于这一威胁，“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飞行计划已经改变了。

事后珍妮说，她是通过她所谓的“思维传递”接受到的信息。在那最危险的时刻，有许多人都在担心总统的安全，以至于她“不得不”接收到，“那个信号非常强烈！”

1965年2月，艾拉・沃尔什(Ira Walsh) 有幸结识了珍妮・迪克逊女士，并邀请她几天后共进午餐。沃尔什先生是赫斯特报社的经管人，当时被暂时借调到政府的“反贫困之战”项目里作特殊助理。

在他们共进午餐那天，双方握手时，珍妮的情绪突然大变，并对他说，他应该立刻去看一下医生，“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可以大大延长你的生命。”

沃尔什先生说他感觉“绝对的很好”，朋友们也一直告诉他，自从他减肥后，看上去比以往都要好。然而珍妮的建议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们一见面，珍妮就已经两次说出他心里想的事情的细节来，让他惊恐不已。于是他在第二周的周四那天去看了一位医生，要求作个全面身体检查。由于他的家在旧金山，来华盛顿才几个月，那里的医生们都不认识他。

但经过常规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你的血糖指标超过了500。你很幸运，今天来这里检查，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来，你很可能突然休克、倒地而亡。”医生又让他在那里多呆了一个小时，以避免他进入昏迷状态的可能，并且为他规定了严格的日常饮食。

对于这一次经验，沃尔什先生说道：“毫无疑问，珍妮・迪克逊救了我的命。如果我当时拖延了看医生的时间，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了。尽管我原来完全不相信特异功能领域里的事，现在我甚至连鬼魂都相信。”

有一次，珍妮对著名专栏女作家露丝・蒙哥马利预言说，她的一位朋友正遭遇婚姻方面的困境，将要试图自杀。

过了不久，珍妮试着给那位朋友打电话，但是得不到回音。于是珍妮打电话要了一辆救护车，要他们直接开到那位朋友的家里去。回答电话的医生说，那位女士吞了超量的安眠药，如果不是救护车去得快，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她肯定会死的。

米切尔先生度过一段假期后又回到詹姆斯・迪克逊代办处来工作。他看上去晒黑了，好象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放松。珍妮正要离开办公室，和他迎面碰上了，对他的外表夸了几句。他衷心的回答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感觉。”

珍妮是去康涅狄格大道上的一家美容沙龙。一会儿以后，她便在一个吹风干燥机下面进入了放松状态。这时，在她半睁半闭的眼前出现了影象，其含义是如此的清楚而又紧迫。她把干燥机一把推到旁边，冲到顾客接待室的电话前，拨了她自己的办公室号码，并告诉店员乔治・米勒：“立刻照我说的办，不要浪费时间提问题。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来，把米切尔先生送到医院里去。他正在心脏病发作。”

乔治吓了一跳，转过身来以便能看到米切尔，但他发现米切尔正静静的在隔壁房间里的写字台上工作。是老板的太太疯疯癫癫啦？他耸了耸肩，回答说：“怎么啦？迪克逊女士，他是好好的呀。我从这儿能看到他……唉哟，我的天，他要死了！”就在那一瞬间，米切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米勒被吓呆了，软弱无力的把电话交给了帕特丽夏・克莱斯特，后者按照珍妮干净利落的指令，作了“为米切尔先生叫一辆救护车”的事。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但米切尔先生已经如此的濒临死亡，以至于在把他抬上担架之前，必须先给他戴上吸氧面罩。医生问米勒，在他叫救护车以前，他知道米切尔病了多久。那位浑身打抖的人回答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迪克逊女士从美容沙龙打电话回来，说他要死了。”

米切尔在吸氧帐里躺了五天，医院里每天电话不断。珍妮关于他的心脏病的预告成了华盛顿各报的头版新闻，米切尔成了“本周新闻人物”。医生们报告说，当米切尔被送到医院来时，他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如果他心脏衰竭的发现晚于珍妮的电话几分钟，他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当米切尔最后能够与来访者谈话时，他谦卑的拉着珍妮的手承认道：“我想告诉你，我以前从未确认过，但此事发生后，我知道了，神是确实存在的。”

评注：这里的四个例子与上两篇中的九个例子是同一类的：都是无意中看到的意外死亡。但有一个重要区别是：那九例里的死亡都没能避免(虽然至少有三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这里的四例死亡都被避免了，其中有三例是由于预言家自己及时安排的抢救工作。

珍妮・迪克逊第一次与琼・斯陶特(Jean Stout) 见面，是在珍妮丈夫的华盛顿房地产公司里。后来，她们的商业性会面变成了相互间兴趣的分享和对对方性格的深入了解，她们之间友谊的发展使得双方都很高兴。

琼的丈夫弗雷德・斯陶特(Fred Stout) 是一位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当时正在载人宇宙飞行局的地面指挥部负责。在这个组织中，他直接参与了阿波罗航天计划。

1965年9月，珍妮通过特异影象接收到一系列相当令人困惑的、看起来与航天飞行有关的高技术性术语。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些是给弗雷德・斯陶特的”。于是她给琼・斯陶特打了一个电话：“请写下我要给你讲的话”，她说，“我要给你描述的词语和图画，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但我会把它们原样传给你。我敢肯定它们对你丈夫来说很重要，因此觉得必须告诉你。

“告诉你丈夫，他会参与选择第一部载人登月启动装置的‘窗户’。可别太激动，这是三年后的事。然而，他可能有兴趣知道，我看到他在一次超过83小时的时间间隔中，一直在观察一个看起来由两个电视机构成的部件。还有某种滑动结构，看起来象个红热的三角形，可以上下移动。告诉弗雷德吧，他会想知道的！”

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当琼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丈夫时，弗雷德・斯陶特惊呆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感到震惊的海军指挥官回答说，“这简直太离奇了！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珍妮・迪克逊说的‘窗户’是什么？”，琼问道。“那是航天术语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那一段我们足可以发射一个航天飞行器的时间。决定‘窗户’牵涉到很多因素的考虑。其中包括地球的转动，发射和回收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宇航飞行被取消的情况下，允许断掉燃料的、发射地区的充足日光。对于直接的登月飞行，‘窗户’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我们要同时考虑地球上和月球上目标区域内的条件。”

“哪个‘滑动’和两部电视机又是咋回事呢？”琼又问道。“那是对重返地球型太空舱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弗雷德接着又对琼作了非常细节性的说明。

1966年12月20日，琼对珍妮说：“我对阿波罗计划很感兴趣，它看起来象个什么样子呀？”珍妮向她伸出了一只手，“你钱包里有和阿波罗相关的东西”，她反问道，“我能看一下吗？”

琼打开她的钱包。“是这个吗？”她给珍妮看一个上面粘着阿波罗图案小纸片的备忘本子。“不是这个。那是一个正方体样的……”。琼感到困惑起来。但再一搜，她找到一个金色的塑料小方盒，里面装着一枚阿波罗领带别针，那是弗雷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随身带回来的。“是这个吗？”珍妮点点头。“但是你到底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个东西的呀？”琼惊叫道，有些迷惑不解。“弗雷德昨天才拿到它，今早我们开车时他把它放到了我的包里…”

珍妮没有回答她，而是把那个微型舱的顶部取下，用眼睛向里瞄。他们在那里啦，三个微型宇航员，斜靠在他们的沙发上。当珍妮盯着他们时，突然感到一阵怜悯的浪潮吞没了自己。琼事后评论说，她注意到了珍妮巨大的变化，好像她突然在天堂里发现了死亡。

“琼”，珍妮软弱的说，“这个计划中有死亡……”。当珍妮看到在她眼前展开的画面时，恐怖笼罩着她。“琼，在一月底之前，这个舱里将有生命的丧失。三位男士会在这个舱里死去，但不一定是在飞行之中。要发生的事情将会因疏忽而发生。如果那些电线经过一再的检查和小心的测试，这事可以被避免。然而，你丈夫却什么事也帮不上。

“那个舱的地板也有些奇怪”，珍妮继续说道，“看起来如此的薄，几乎就象锡箔纸。我担心，一件工具落在上面，或者脚后跟重踏在上面，就会一下子穿过去。而在地板的下面……”她停了一下，搜寻确切的词语，“在地板下，我看到一大团绞在一起的电线……我看到一场可怕的火灾……会导致宇航员们的死亡……我感到他们的灵魂在一阵阵烟雾中离开那燃烧的机舱……”

她们两人都浑身颤抖着。当琼把那三个人的模型舱放回她的钱包时，好像她是在恭敬的把他们放到那里去安息。她们无声的分了手，各自在心中想着那即将来临的灾难。

琼的朋友们劝她不要把珍妮的话告诉她丈夫，因为反正他都不会认真对待的。然而，琼还是把珍妮的预言告诉了他。“你确实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朋友，亲爱的”，他幽默的评论道，“我们不会那样快就进入飞行，因此你最好忘掉她的预言。”“但珍妮・迪克逊没有说要发生在飞行中”，琼强调说，“她只是说要发生！还有别的事我要告诉你”，琼又把珍妮关于锡箔纸似的地板和绞缠的大团电线的说法告诉了他。弗雷德明显的流露出惊讶的神情。经过一阵带神秘感的短暂沉默后，他压着嗓子对某些不同的--非常不一样的航天设计作了某种评论。

1967年1月27日，事情发生了！当三位很有前途的年青宇航员正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检测阿波罗的飞行舱时，一场无法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他们烧成了面目全非的木炭，让不知所措的美国处于一场震撼之中。

几个月后，官方的最后报告发表了。作为证据的一张照片显示，一样工具被绞缠在一团乱麻似的电线中。这与珍妮事前的预见和事发第二天给琼打电话、要弗雷德重点检查的细节完全吻合。

评注：下面是珍妮在事后对获得预言信息的形式的说明：

在我的特异影象中，我经常看到单词和术语，我对它们完全不理解，但对那些当事人却有着唯一确定的意义。在阿波罗的情形，“窗户”、“无重力环境”和“言辞”传达给我时特别的清晰。我接收到的信息，在语言和图画方面都具有充分的细节。……使许多语言专家完全感到神秘的是，我经常“得”到一些词汇、资料和描述，它们比任何普遍使用的术语和词组或者只有少数学者才知道的词汇都要优越和准确得多。

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又译作“披头士乐队”)，20世纪50、60年代来自英国利物浦的一支由四个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曾经风靡一时，对当时美国的青少年一代影响特别大，以至于英语中产生了“甲壳虫狂”(Beatlemania) 和“甲壳虫现象”(Beatle phenomenon) 等新词。

甲壳虫乐队，不但粉碎了无数个家中有青少年的美国家庭的宁静，而且他们还漫不经心的给珍妮・迪克逊女士带来一场空前的大混乱。

就象一般成年人一样，珍妮对所谓的甲壳虫现象只是略有所闻，也从来没有对这四个留着拖把式头发的年青人进行过特异的静坐(入定)观察。因而，下述的事件就使她特别的意外和震惊。

1964年3月，全美国各地的电视评论员们、报章杂志的作家们开始给珍妮打来长途电话，就一些报道的内容对她进行询问，那些报道说，她预言了在8月里，甲壳虫乐队的成员们要在一次飞机坠毁中身亡。

珍妮被这些问题搞糊涂了，只好回答说，她没有作过任何一种关于甲壳虫乐队的预言。几百个青少年，显然是被传说的她的预言吓坏了，也相继打来电话，其中许多人哭泣着乞求珍妮，想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保住甲壳虫乐队的命。紧接着，大袋大袋的邮件开始涌来，电话白日夜晚都在不停的响，使得珍妮简直不能睡觉。电话和信件的泛滥如此严重的影响了珍妮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她不得不向她的朋友专栏作家露斯・蒙哥马利寻求帮助。露丝建议说，珍妮可以静坐入定观察甲壳虫乐队，如果通过特异能力看到什么结果，她可以写一则报纸专栏文章，谈一谈珍妮对他们的真正的预言。珍妮果然作了。

1964年3月26日，露丝的专栏文章报道说，珍妮预见到，甲壳虫乐队会继续成功，虽然他们中的一位“不久将要不幸的离开乐队，并在后来感到后悔”。专栏文章还向甲壳虫乐队的歌迷们保证说，迪克逊女士预见到，四位歌手中没有任何一位会遭遇到飞机失事或其它类型的暴死。

结果，这篇专栏文章又导致大量的感谢信件纷纷涌来，感谢珍妮给他们的“好消息”，并且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个“甲壳虫迷俱乐部”还深表感谢的把珍妮命名为他们的“年度最佳女士”。珍妮・迪克逊的办公室相对的平静下来了。

1964年8月底，来自伦敦、夏威夷和二十个大陆美国州的电话又把电话总机堵塞了。迪克逊女士是否真的预言了，四个甲壳虫中的三个会在9月3日或4日遭遇悲剧性的死亡？

有个自称是“甲壳虫”乔治・哈里森的姐姐、名叫露易丝・哈里森・考德威尔的女士从依利诺斯州的本顿打来电话，说她的弟弟很担心那个预言，不知道他们的乐队是否应该取消此行。

珍妮又一次尽可能耐心的向打来电话的人保证，她只看到所有四个甲壳虫都很健康。并且她总是要问他们，这个遥传是从哪里开始的？看起来没有人知道。所能看到的就只是伦敦每日邮报上的一英寸高的大标题和几种其它英文报纸报道的、据说是迪克逊女士的预言。

两天后，当时正在英国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代理人李・沃尔什给珍妮通过空邮寄来了几张伦敦的报纸。上面所有文章都带着美国的新闻电讯的电头。由于一大群伦敦记者与甲壳虫乐队同行，我们只能设想：他们中的几位决定，除了青少年们的尖叫声所代表的反映外，还得用点什么来使他们的报道更活泼一些。

评注：

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预言家，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只遇到愉快和舒服的事情：人们的崇拜和传扬，国内外重要人物客气的接见和登门拜访，国家某些特殊部门对相关信息的资讯与寻求，媒体时刻不离的追踪和报道，预言受益者的终身感激，等等。本篇所载的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只有大预言家才会遇到的麻烦。而且，读过本篇以后，读者自己也可能想象得到，在珍妮的生活中势必还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不错，这里所载的甲壳虫事件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我们以后还可能以专题的形式向读者作一些介绍。

1948年1月3日，也就是珍妮・迪克逊女士30岁生日那天，她在1947年仲夏作的预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将在六个月之内被人刺杀，果然应验了。

到这个时候，珍妮的预言已经时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经常围着她，请她预卜命程。只要她一参加什么聚会，就会有一大堆人把她推拥到一个角落上，人人都伸出自己的手掌，求她为自己的生活指点迷津。她的电话可以在夜里的任何时候响起来，使得吉米的睡眠受到干扰。

一天晚上，当一个远东大使馆的一位武官敲门求卜命程时，吉米・迪克逊觉得他实在受够了。他很礼貌、然而也很果决的告诉那人，迪克逊女士已经就寝，不能再打扰她。然后他就和自己美丽的妻子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珍妮，行善先从家里做起”，他告诉她说。“这些人在利用你的善心，来耗散你的精力。看起来你是无法找到一个办法来拒绝他们的，我想你最好到我办公室去工作。电话总机管理员可以帮你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力，一旦人们想占用你的时间，你也有个合法的借口。”珍妮同意了丈夫的计划，因为她也知道，持续不断的为人卜命已经消耗了她必须的能量。因此，第二天早上她就随同吉米到他的办公室去，并接受了给她指定的办公桌。然后，吉米告诉公寓女仆和办公室接待员：“我不管是谁找迪克逊女士，管他是个国王还是个大使，只管告诉他们，她不能被打扰。”

尽管如此，政府高层人士、政治家、外国大使以及外国代表团成员们，仍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珍妮。这使得她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不但在美国，而且在许多其它的国家。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任何一封从欧洲或亚洲某国寄来的信件，只要信封上写有“珍妮・迪克逊，美国”的字样，就能顺利的到达珍妮的手中！

珍妮的每日星象专栏，在美国的三百多家报纸上都有转载。每当她有一个预言在报纸上登出来后，电话、电报和信件便潮水般的涌入她的办公室和家中。单是信件的数量就是每周三千封左右。如果碰到一个超常的预言或事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就可能有上千封信件涌来。人们还争相邀请她作讲演，特别是商业界中同一行道的联合会等组织，每次讲演后又可能涌来几百封信件。

珍妮已经不能象最初那样对每一封来信作答，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为他们的生活与命程指点迷津。她雇佣了一名全日制工作的秘书，专门为她处理与预言和特异现象相关的来信和来电。她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工余时间来尽量满足人们的要求，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赞叹她的过人精力和热情。

当珍妮的预言成为许多人熟悉的现象时，尾随而来的就是有意无意的以珍妮的名义制造出来的谣传。正是这些谣传，不但为珍妮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干扰，而且也给千万个听信了这些谣传的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怖和担心。每一次这种谣传蔓延开来时，信件便如狂潮般涌来，迪克逊公司的电话总机便被堵塞，实际上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业务。

1964年3月那个关于“甲壳虫乐队”的谣传(参见本系列“甲壳虫带来烦恼”)，为珍妮的生活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体验。以后类似的事件便时有发生，下面所选列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个实例。

1967年春天，有一个谣传特别厉害。那些有儿子、丈夫或心爱者在海岸警卫队的“查理行动计划”中的人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和担惊受怕的日子，因为有一个持续的谣言说，珍妮预言了那次行动计划的船只将在靠近(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的地方沉没，船上所有的人都将遇难。幸好，“查理行动计划”成功的结束了，那条船也安全的返回来，这一谣传的恶劣影响才告一终结。

1967年的“67博览会”刚开始不久，珍妮便受到信件、电报和电话的围攻，询问她是否真的预言了博览会所在地的那座人造岛屿将会沉没，生命的损失数目随着谣言滚雪球式的扩大而从1500人增加到8000人！询问者大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计划去看博览。另一些人有亲戚住在博览会所在的地区。也有许多信来自那个地区的旅馆和汽车旅店，因为他们要依靠旅游顾客作生意。压力变得如此的强大，以至于珍妮最后只得要求“蒙特利尔报”的编辑为她否认这一谣传。

毫无疑问，那些意想天开的谣言都是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造出来的，但使珍妮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故事栽到她的头上。1967年，一位十五岁的姑娘寄了一封狂热的信给珍妮，打听她是否真的预言了，所有耳朵上穿了耳环孔的姑娘都会在1979年6月死于一种奇怪而致命的疾病。珍妮马上给她回信，告诉她这全是胡说。但在这则谣言平息下来之前，珍妮又回答了几百封类似的信件。

1967年的冬天，有人宣称，珍妮预见到一群火星人要来地球，抓走小孩子和青少年姑娘。尽管这件事牵强附会到了超过科幻小说的程度，但还是有许多人真的给弄得惊慌起来。一般说来，要找出这一类谣传的源头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离奇的火星人的谣传，在经过许多努力后，还真的找到了它的源头。事情是由巴尔的摩的一位给人照料小孩子的青少年姑娘造出来的。她是科幻节目的虔诚的爱好者。她吓唬她照料的两个小孩子说，如果他们不上床睡觉，就会有火星人来抓他们。“谁说火星人要来抓我们？”小孩们尖叫着以示对抗。“珍妮・迪克逊”，小保姆直接了当的说道。几分钟之内两个小孩子就上床睡觉了，但事情却并未就此了结。第二天早上，两个小孩告诉了他们的父母，火星人要来地球，是珍妮・迪克逊说的。他们又去学校里传播同样的故事。当天晚上，在他们上床安睡以前，谣言已经失控了，几百个吓坏了的小孩子毛骨耸然的躺在他们的睡毯下面，心中琢磨着什么时候火星人就要来了。

1969年3月和4月，另一个疯狂的谣言又造出来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将有破坏性的大地震，并且和以前一样，许多人声称是珍妮作出的这则不祥的预言。在4月1日，珍妮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作出了如下的否认：

“在过去的几周内，我的(稿件)辛迪加，新闻日报号外，以及我每天收到的来自全美国的50多个电话、几百封信件和电报，都在询问我关于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的归结于我的谣言的确切性。这个谣言声称，我预言了在不久的将来，加利福尼亚州或该州的一大部份，将要滑入太平洋中。”

“为数众多的电台和电视台的人们，以及许多新闻部门，散布了一种看法，认为我真的预言了这样一场灾难。”

“这一回，我愿意对新闻媒体、并通过新闻媒体转致我的美国同胞们，把问题彻底讲明白：我绝对没有预言过、也不会预言这样的一场灾难即将发生。我不是说将来不会有地震或地动，但我再重复一遍，我没有预言过、现在也不预言诸如加利福尼亚州即将消失这样的重大事件。”

评注：

这五个例子，加上原来的甲壳虫乐队一例，展现了作为著名预言家所特有的一类烦恼。不过它们还只牵涉到别人借名造谣这一类事件。还有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也会给珍妮带来麻烦。比如，当珍妮在电视节目上谈到她通过影像看到苏联的最新式卫星可能控制美国飞机后，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便把珍妮找到苏联大使馆去询问她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美国国防部也紧张的又打电话、又派人来追问，非要知道珍妮是怎样获得这些最绝密的国家机密的。当珍妮解释了自己怎样从影像中看到这些事情后，那位国防部的官员却说：你是不应该知道这些最高国家机密的！这使得脾气一向非常温顺的珍妮也忍不住了，向那位官员大声顶撞道：我应该知道什么，上帝才是最好的裁判！

珍妮・迪克逊与她丈夫吉米・迪克逊结婚时正是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的前两年。战争已经在逼近美国的海岸。吉米经常在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之间来往旅行。

一天早上，当珍妮正拿着她的水晶球静坐时，她“看”到了一架飞机在燃烧中坠毁。那天下午吉米回家来收拾去芝加哥的行李，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象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他必须改乘火车。吉米有些迟疑不决。珍妮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失望而急得直跺脚。

当很久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吉米悔恨的说：“就象大多数作丈夫的一样，哪怕是我并不喜欢的，我也接受妻子的规劝，使她觉得我是喜欢的。但有时我一走出家门，就仍然坚持我自己的方式。不过丈夫和妻子有感情时，他会听她的话。我那天终于没有去乘那班飞机。”结果，刚好就是那班飞机，在芝加哥城外坠毁了，机上所有的人全部遇难。

1964年7月里的一天早晨，珍妮顺道去拜访路易斯夫人。路易斯夫人的丈夫威尔莫特・路易斯爵士(Sir Wilmott Lewis) 生前长期担任伦敦太晤士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她们在一起闲聊时，路易斯夫人告诉珍妮，她有些担心弗朗西斯・迪尔，觉得她近来看上去不太好。路易斯夫人知道，珍妮和弗朗西斯也很熟悉。但当她一提到弗朗西斯的名字时，珍妮缓慢的说道：“我看到她正在她的家里把一幅黑帘子拉下来。弗朗西斯周围会有死亡，非常靠近她，但不是她自己，因为是她把那个帘子拉下来的。”

第二天，路易斯夫人得悉，迪尔女士发现住在她家里的客人，查尔斯・基托女士，因为心脏病而去世了。她的死对路易斯夫人以及所有知道她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她是一个大连锁店的总裁的遗孀。她在年轻时曾与著名动画片画家丰特恩・福克斯(Fontaine Fox) 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关系。说来也奇怪，她去世后两个星期，福克斯本人也去世了。

1966年下半年的一个傍晚，珍妮、吉米正和一些朋友共進晚餐。珍妮突然感到一阵冲动，走到一处电话前向她的朋友路易丝打了个电话。

“你的二女儿刚刚遇到一次小型车祸，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珍妮向她保证说。“然而，你可以向她建议，在以后的几周内，让她远离车辆。”

那天晚上她的女儿回家来后，路易丝把珍妮的警告告诉了她。“我们刚刚遇到了迪克逊女士预言的车祸”，她的女儿惊奇的说道。“不过没事，只是留下一小块凹痕、一块挡泥板擦坏了……”

珍妮的警告确实使路易丝的女儿非常的小心。她极其审慎的避免接触车辆，虽然有一天晚上几乎没有守住。事后路易丝告诉珍妮，当一个非常特殊的男朋友要她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时，“她已经打算要走了，但在最后一分钟又决定不去了”，路易丝说道。“她这回作对了。那个男朋友在去聚会的路上卷入了一场几乎是致命的车祸，将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星期。如果她陪他去了，她恐怕不能活到今天。”

有时珍妮会看到一些自己不能很好的解释的影象，因为她当时接受到的信息不完全。有一次，她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去参加另一位同事艾莉撒・赫菱的婚礼。当她坐在来宾们中间，看到新娘和新郎站在圣坛前的时候，她看到了死亡進入那个宁静的教堂。

婚礼是使人喜爱的礼仪，珍妮简直没有料到这种事会发生。然而他就在那儿，不请自来，而且无论如何都是凄惨悲伤的。代表他的是两副看上去很不吉祥的、围着黑幔的棺材。珍妮看到它们就放在艾莉撒和她的新郎背后，耐心的在那里等待着要把人装進去。

那两付棺材是艾莉撒和她的新郎的吗？影像没有告诉珍妮，谁将要死去？为什么要死？然而，看着那两付棺材，珍妮明白了，参与这次婚礼的人中，反正有两位很快就会被叫去面临上帝的审判。

在回家的路上，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像告诉了她的同事们，但要求她们严守秘密，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亲近艾莉撒的人感到惊慌。

在艾莉撒婚礼的几个星期之后，事情发生了。婚礼上担任男傧相的人淹死了。紧接着他的突然死亡，两周以后，新郎的兄弟又遭遇事故性死亡。他们两人都是那次婚礼的参与者。

评注：

这里的四个例子，与前面三篇同名文章中的十三个例子是完全相同的类型。这里的五位预言对象中，除了三位因为事前不知道确切信息、无法救援外，另两位都有效的避免了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看到的“拉下黑帘子”、“两副围着黑幔的棺材”，以及前面文章中提到的“被罩上黑布的椅子”、预言对象身体变得透明、死亡在预言对象的上空、生命在她周围的地上，等等影象，不但是预言研究中很有趣的研究现象，而且是已经具有相当预言能力的读者很好的参考经验。

毫无疑问，是珍妮救了她丈夫吉米的命。吉米的母亲本来就和这个儿媳亲近得不得了，再加上她救了自己儿子的命，可能在她心中又加入了感激的情份。在她去世后，人们发现她在遗嘱中把自己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珍妮，而没有留给任何一个自己的子女。

珍妮・迪克逊说过，她一直相信，她使用自己的特异天赋的真正目地，是试图帮助其他人─不是为他们解读他们的未来，而是帮助他们发现人人都具有的、自己独特的天赋，并把这些天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管他们曾经是多么的胆怯、低下、贫困，或者看起来已被人遗弃，只要他们试图自助并能找到自己的天赋，他们就能站直自己的身躯，变得高大、自豪，容光焕发。

其实，珍妮从小就是这样作的。当她才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慕名而来，向她自我介绍说，她叫玛丽・德热斯勒(Marie Dressler)，并说她正打算开办一个供膳的寄宿处，因为她当女演员并不成功。当小珍妮观察自己的水晶球时，发现里面“冒出的火光就象国庆节晚上空中爆开的礼花。”在描述自己看到的形象时，珍妮说：“从礼花射出许多一百元、一千元的钞票，我的解释是，她有一天要成为大明星并挣许多钱。我告诉她，她必须放弃开办供膳寄宿处的想法，把全部精力用到演出上。”就是说，她的天赋确实是在演出业，只是没有努力到家。

后来，当玛丽的名字在全国的电影大幕上闪烁的时候，她经常告诉人们，如果不是小珍妮・平克特，她早就放弃影剧院了。(玛丽・德热斯勒，曾与卓别麟一起演过电影，并于1931年获奥斯卡奖，是当时极有名的影、剧大明星。)

作为一个大预言家，珍妮的亲友们自然可能首先受惠于她的预言天赋。她的丈夫就是一个由于珍妮的预言天赋而发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隐藏天赋的典型例子。

迪克逊房地产公司的顾员们都知道他们的老板吉米・迪克逊在业余时间里写作音乐，还知道他的作品之一，“哥伦比亚特区是我的故乡”，经常在华盛顿的公众活动中被演奏。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发展起这一业余爱好的。

作为一个新娘子，珍妮经常主动给丈夫读一些东西，但吉米总是太忙。至少，那是他找的理由。但珍妮最后堵死了他的退路，她拿出了自己的水晶球，兴趣盎然的观察着眼前出现的象征性符号。“嘿，吉米”，她惊叫道，“你能创作音乐！你既能写曲子又能写歌词。”

吉米只在小时候半心半意的玩过一阵小提琴，因此觉得珍妮的话很可笑：“唉呀，珍妮，我不能写音乐，人家会嘲笑我的。”“那有什么关系”，她固执的说，“只要你是在发展一种上帝给予你的天赋？你是通过这条渠道和宇宙保持和谐的，你还能通过音乐为其他人带来快乐。你所能知道的最高荣誉和最大的满足将会来自你的音乐创作。”

紧接着，珍妮的父亲逝世了。她赶回加利福尼亚为父亲奔丧。在回来的火车上，她遇到一位不断抹眼泪的小青年。他是去华盛顿见他父亲，一位上校军官。小青年在家乡奥马哈和一位姑娘订了婚，但他还不到十八岁，他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才能结婚，而父亲却不同意他们结婚。

为了让青年振作起来，珍妮安慰的说道：“别担心。我丈夫会为你写一首歌曲去寄给你的女朋友。把你在华盛顿的地址给我，我会保证你得到一份歌曲的副本。”把这件事与吉米联系起来之后，她要求吉米帮她守自己的诺言。

这就是吉米碰巧开始音乐创作的起因。他为此而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有一颗甜蜜的心在内布拉斯加”被沙皮诺・伯恩斯坦公司发表了。

由于这第一次音乐冒险的成功，吉米便持续的创作歌曲并在各种聚会上用他的男中音向人演唱。他成了各种音乐协会中的积极分子，并被提名为约翰・菲立普・索萨记念馆的副指导和主席，后来又被指定为约翰・肯尼迪文化中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1964年7月26日，在水门举行的海航乐队音乐会上，美国乐队指挥家协会把埃德文・弗朗科・戈德曼记念奖(Edwin Franko Goldman Memorial Award)授予了吉米・迪克逊，以后又为他在马丁・沃格尔(Martin Vogel)女士家中举行了由华盛顿公务界和社交界人士参加的庆祝聚会。珍妮的预言又一次兑现了。

珍妮特别善于发现青年人隐藏着的天赋和专业潜能。当她的侄女玛丽・弗朗西斯・平克特八岁的时候，珍妮告诉她哥哥和嫂嫂，他们的孩子有艺术才能，应该加以鼓励。“将来有一天，她会通过绘画为自己挣得名声”，她这样预言道。

由于预言家是很少在家中得到承认的，玛丽・弗朗西斯的父母没有干任何事情来鼓励这位小姑娘在绘画方面的发展。作为她的初级中学正规课程的一部份，她在艺术课的学习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后来，加利福尼亚州举办了一个创造性绘画比赛。就在投稿参展截止日期的头一天晚上，玛丽・弗朗西斯走進自己的房间去开始绘画。当平克特女士拿着一杯牛奶回自己房间时，她看到十四岁的女儿正站在自己的画架前。玛丽・弗朗西斯没有出来吃晚饭。到了就寝时间，平克特女士向女儿的房里看了一眼，注意到她还在画画。第二天早上，平克特女士去女儿的房间想要叫醒她，却发现她正在洗她的画笔。

“唉哟，妈妈，我都要死了啊”，小姑娘叹着气说。

平克特女士这才意识到女儿已经画了一个通宵。于是她朝着画架扫视过去。当她仔细审视那幅日本艺妓姑娘的想象画时，禁不住大声的赞美起来。玛丽・弗朗西斯疲惫不堪的匆匆上床睡觉去了，但她的母亲赶紧把绘画送到装框店，等到立刻装框后，再赶着送到参展的地方去。那幅艺妓姑娘得了第一名，并且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珍妮随时随地都在帮助别人发现自己的天赋和特长，好像都成了她的生活习惯了一样。

在1964年的早春时节，珍妮去波士顿接受波布・肯尼迪的九十分钟电视表演的采访。她的角色是回答电视观众的电话提问。但在节目开始前她转身对她的主持人建议说：“你可以去选学你正在考虑的歌唱课程”。事后回忆起此事时，肯尼迪先生说：“除了我妻子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正在考虑选学一些声乐课程。”

1964年春天，一位朋友陪伴她去克里弗兰参加迈克・道格拉斯的电视表演。有人把她介绍给玛格丽特・怀丁(Margaret Whiting)。她们刚一握手时，珍妮就告诉她说，“你应该写一本书谈谈你的父亲。你和你父亲有许多共同点。你们都是生就的音乐天才。”那位朋友问她知不知道对方是谁，珍妮不知道。朋友告诉她，那是一位顶有名的电视歌星，而她的父亲，已经过世的理查德・怀丁(Richard Whiting)，曾经谱写过诸如“在愉快的罗利泊普船上”、“我不能从你身边逃走”以及“当你微笑的时候”等轰动一时的歌曲。

或许是因为珍妮帮助人们发现自己天赋的故事特别能激发人们的上進心理，或许是因为多数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特殊的天赋来挣得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什么都不想干但却希望过得很舒服的懒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在珍妮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中，总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写信人都是请求珍妮给予他们指导，以便能发现他们自己的独特天赋和生活目的。

安德鲁・哈利(Andrew Haley)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层空间宇航权威，他的著作有“火箭技术与空间探索”和“太空利用法规与政府”。他当时是国际宇航联盟的总顾问和美国航空与宇航协会的顾问。

1953年5月14日，珍妮・迪克逊在美国NBC电视台的一个现场直播电视节目中预言道，俄国人将要在四年后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参阅本系列(十一)“关于苏俄的重要预言”)。

哈利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向欧洲的科学家们询问俄国的有关空间计划，但却没有结果。两年后，在哥本哈根参加国际宇航联盟的会议时，苏联代表团告诉哈利，他们确实在搞这样的空间项目。

他回到华盛顿后就给珍妮打电话，想获得更多的细节。珍妮所能告诉他的就是，她“看”到俄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样子象一个银色的球体，当它飞回俄国时，变成了一只鸽子，并把它的爪子插入一个光头的头皮内，那个光头就是当时的俄国领导人。后来，当哈利作为美国观察员去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参加宇航和导弹会议时，或者到印度的新德里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大会时，或者担任美国火箭协会会长及其空间飞行委员会主席时，他的脑子里一直装着珍妮给他的这些信息。

1957年，当俄国发射卫星一号时，安德鲁・哈利是最先向珍妮打电话表示祝贺的人之一，祝贺她四年前就准确的预言了这一重大事件。哈利一直继续向珍妮传递一次又一次的资讯，并最终决定召开一个有珍妮参加的科学家小组会议。

1963年8月14日，一些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个旨在探究超感官认知的会议。除了哈利和珍妮・迪克逊夫妇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他是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搞研究的物理学家；詹姆斯・晒纳尔(James Shiner)，他是美国航天航空局高级研究和技术办公室里生物技术与人类研究处处长助理；雷吉斯・里森曼博士(Dr. F. Regis Riesenman)，他是著名的精神病学者。

珍妮・迪克逊在与此有关的科学和技术上的训练，大体上和幼儿园里的小孩子差不多。然而，当她在观看影像时，这种对某一学科背景知识的缺乏，丝毫也没显出对她的深刻理解有任何干扰。她这种奇特能力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小组里的科学家们对迪克逊女士的影像进行了严格的考查--它们是怎样到她这里来的，她怎样解释它们，以及她是否还有其它影像与外层空间有关”，哈利回忆道，“而那天会议上最有趣的事情是，除了我自己以外，珍妮・迪克逊在火箭方面比屋子里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

里森曼博士则说道：“毫无问题，她的能力是真的。尽管她一生中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但她说起话来却知识丰富得令人惊讶。”

由于科学家们显得非常热切的想要知道更多的美苏空间竞赛的未来情况，珍妮同意在当天晚上就火箭问题作一次入定观察。上床就寝后，她说，一个影像在黑暗中冲她而来，使得卧室都明亮起来。“我看到一个就象卫星那样的银色球体从俄国升起来，并进入一枚强大的导弹中，导弹向着左方围绕着地球飞行。突然间，它改换了路线，向着反方向飞行。在它的下面，美国本来到处都灯火通明，但是当导弹改变方向时，我国的灯光完全熄灭了，把我们完全留在黑暗中。我把它解释为：俄国有了一种秘密导弹，对这种导弹我们还没有反导弹导弹。它是如此的厉害，可以使我们的通讯系统和照明系统完全瘫痪，它还能使我们的飞机的飞行陷入巨大的混乱中。”珍妮还确信，俄国在1963年秋天就已经发展了这种武器，“并且准备让我们的政府知道他们有这种东西，以便迫使我们按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进行交易，但这件事会因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而受到干扰。”

1963年10月6日，也就是看到那个影像后七个星期，珍妮在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电视节目中就那种武器对美国观众发出了警告。她还在事前对哈利和里森曼博士作了细节性的描述。

1963年11月1日，苏联发射了一颗无人驾驶的卫星，名叫“巴尔约特1号”。这颗卫星遵照地上无线电信号的指示而作出一系列改变飞行轨道的表演。苏联的公告描述了它在太空中“复杂的飞行特技”，而一份俄国军方的出版物则说：“我们新的操作灵敏的宇宙飞船，听从来自地上的无线电命令，乖乖的先转向一边，然后再转向另一边，向上猛升，向下俯冲，在太空中不断改变着它的位置。”这样听起来就很象珍妮预见的那种怪异而可怕的卫星了。

1964年1月28日，美国人获悉，他们的一架 T39 飞机在东德被打下来了。三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经过一番调查以后，美国空军宣称：“事情很清楚，那架 T39 当时正遭遇到通讯困难，因为自从14:30 以后，它就没有对任何无线电通讯作出过反应；并且它也遇到了导航上的问题，很明显，当时飞行员并不知道他已经误入了苏联的区域。”

不到两个月之后，美国的一架 IB66 飞机又在东德被打下来了。这一回，美国空军只是宣布说，那架飞机“由于导航错误而進入了东德”，并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斗机从这架飞机旁边飞过，整个事件在毫无警告的情形下就产生了。

以上事件中的通讯失灵和导航错误是否就是来自珍妮几个月前预见的那种奇怪的新发明呢？由于美国和共产世界之间的冷战，两架飞机误入敌空的神秘事件是高级机密，其真实情况可能在许多年中都不会被揭示出来。但哈利说：“如果苏联人确实找到了一种办法去返转磁场方向，那么任何事情，包括迪克逊女士预言的那种美国与其飞机之间的通讯中断，都是可能发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1963年10月6日，珍妮在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电视节目中就那种武器对美国观众发出了警告后，她的一位在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工作的朋友，前众议员柯雅・鲁特森(Coya Knutson)女士便打电话告诉她说：“珍妮，你把这座大楼弄了个天翻地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你从哪里得到了你在约翰尼・卡森的电视节目中的那些信息。”后来，柯雅把珍妮预言的俄国卫星可以切断我们的通讯系统的事告诉了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汉弗莱回答道：“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担心着的就是这样一种发展。”

1959年的时候，著名的精神病学者、世界上杰出的特异功能研究者雷吉斯・里森曼博士(Dr. F. Regis Riesenman) 对著名预言家珍妮・迪克逊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在那之前和之后，他测试过几千人，并得出结论说，每一个人都是特异功能者，只是人们自己不知道。里森曼博士说，大多数人都有(准确度)在3%到7%之间的某种超感功能。“但这些人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是真正的特异功能”。余下的70%是虚假的，其余的则应归结为某种情绪下的潜意识作用。然而，珍妮・迪克逊的超感功能是真实的并且(其准确度)被他定为90%到97%之间！

虽然大多数可以信赖的这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都觉得特异现象是从人到人、或者从高级生命到人，通过一个迄今为止未知的、无法探测到的频谱来传递的，但设在纽约的巴克斯特基金会的负责人克利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 却发现了看来确实是这种信号的东西！

他发现了一种看来可联络一切生物的信息交流方法，并把那种信号称为“首次确认的原始通讯的证据”。他把一株植物联结到多波记录仪(即通常所说的“测谎器”)的感觉原件上，他感觉到并记录下了植物与动物生命之间在原始水平上的一种真实的信息交流形式。巴克斯特的发现表明，一直到单个的细胞水平上，都存在着原始的感知过程。

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的发现时，巴克斯特指出，这一发现还只是最终理解生物的第一步。“我不能告诉你，我们发现的是哪一种信号”，巴克斯特承认道，“但我确实知道它不是哪一类。它不在各种已知的频谱内，比如说AM，FM，或者任何其它可以用常规方法屏蔽的信号形式。我们已经试过使用法拉第屏蔽甚至铅容器来封锁一些植物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海虾在死亡时刻发出的信号，但那些信号仍然能通过。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我确信珍妮・迪克逊和我都已经使用到了宇宙智慧所使用的频率。我不怀疑，这种通讯方法是一直存在着的。我们通过偏见封锁了自己的超感官感觉功能。我们告诉自己，而科学和我们的环境也告诉我们，说额外的感知是胡闹……珍妮・迪克逊的头脑是开放的。看来，她对于一种曾经广泛使用过、后来因为不使用而实际上隐入幕后的本能具有完备的使用方法。”

1963年10月6日，珍妮在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电视节目中就一种苏联的新式武器对美国观众发出了警告：这种武器“在我们头顶的突然爆发可以而且将会把一部份电灯弄熄，并且使得我们的通讯失灵。”两年后，新英格兰大停电发生了，而且约翰尼・卡森的播音室有史以来第一次瘫痪了-- 电灯全熄了！

1965年5月，珍妮正在静坐中集中注意欧洲的时候，突然惊讶的发现两个显然是来自俄国的物体。“其中一个上面带着奇怪的缩写字母MIRV，沿着一条就象蓝色带子的轨道绕着地球飞行。另一个的特别之处要直到1966年的圣诞节时才会让我看到。那是一个具有多种检测功能的飞行器，用来检测一种使用宇宙射线和磁力作动力的推进系统。我看到这些力量以某种方式牵引和排斥推进器，以便被利用来推动宇宙飞船进入外层空间。俄国人在这个领域里远远的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MIRV 的重要性要在那个检测飞行器之前让我看到了，因为MIRV仍然对我们的生存随时有着威胁。”那是一个绕地球飞行的导弹载体，能够通过它的鱼雷状管道发射核导弹。珍妮还看到，每个导弹上都有独立的电子导航系统，使它能寻找自己的目标。珍妮还警告说，美国东部的九个大城市处于直接的危险中，首先安置在MIRV里的九个核弹头瞄准着这九个城市。

1967年6月，理查德・惠楞(Richard Whalen) 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核防卫的文章，其中讨论到了MIRV的价值。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在同年的俄国革命五十周年前夕承认说，苏联正在生产MIRV，这时距珍妮发出最初的警告已经过了两年半了！

惠楞在他的文章中说，苏联人的防卫导弹“产生出就象太阳一样的能量爆发，在其附近空间的真空中放射出巨大的热辐射脉冲”，“俄国人显然正在扩展他们的反弹道导弹技术。在他们的实验中，有两次是先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用一枚核导弹去拦截它，然后再发射第二枚导弹，并从第一枚导弹爆炸产生的辐射来预测决定它的弹头是否会受到影响。他们也研究核爆炸在他们的雷达上产生的阻断效果。”

但这些情况珍妮在几年前就看到了，并且这就是她反对“禁止核实验条约”的理由。她还指出，惠楞的文章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她所看到的是连续发射三枚导弹，前两枚相隔200英里，第三枚距第二枚500英里。第一枚产生了核爆炸，第二枚通过了蘑菇状烟云，然后，拦截导弹从地面飞上来消灭第三枚导弹。

另外，珍妮还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影像，在导弹改进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和细节性的技术建议。比如她看到有闪光通过核弹头内的金子接触点，结果使得核弹失效，因此提出必须寻找别的替代物来代替金子。

1969年5月20日，休斯顿邮报要求珍妮・迪克逊尽快获得当时正在绕着月亮飞行的宇航员的情况，“请静坐观察”，他们请求道，“并尽你的一切可能，尽快告诉我们这三位宇航员的情况。”

当天晚上，珍妮提前下班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静坐。她通过特异能力发现的宇航员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出来了。她的预报中提到指挥官斯塔福(Stafford) 将要发现他的皮肤因受刺激而不舒服。两天以后，世界各地报纸刊登了通过太空--地球通讯而得到的宇航员报导的摘要，其中包括指挥官斯塔福抱怨他的面部“发痒和不舒服。”后来，调查显示，一些纤维玻璃渣滓从宇宙飞船的飞行舱中脱落下来，并且镶入了他的面部。

评论：

从本篇的例子可以看出，珍妮的遥视和预见功能对于美国国防尖端科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由于她通过影像看到的许多细节是科技人员和专家们无法看到的，甚至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未来才会发生的，因此她在这些科技问题上的贡献可能是无法估量的。这一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尖端科学(特别是国防科学)研究人员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珍妮肯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预言家和遥视功能者。(任何可以通过影像作出预言的预言家都是遥视功能者，但有许多遥视功能者不一定是预言家。)当然，其它国家也会利用这类人来帮助尖端科学的研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那些人不敢象珍妮这样随便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向人交流而已。(有些国家会说你出卖国家机密，把你关进监狱；或者说你在说疯话，把你关进疯人院。)

弗兰克・平克特(Frank Pinckert) 先生当初带着他的新娘埃玛・冯・格雷菲・平克特(Emma Von Graffee Pinckert) 到美国来度蜜月。他对这个新的世界是如此的喜爱，以至于卖掉了他在德国的财产，又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到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一笔可以舒适度日的财产，于是便退休了，并且把他的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罗萨(Santa Rosa)市居住。

他一直对美国的印地安人有着强烈的兴趣。在和世界知名的园艺家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 建立起热烈的友情后，他又迷上了在乡村里流浪的游牧吉卜赛人。有一天，当他知道有一位吉卜赛女人正在伯班克的庄园里露营的时候，他便建议妻子带着八岁的女儿珍妮去见她。

正是这位和蔼的吉卜赛女郎，唤醒了珍妮内在的奇妙潜能，通过这次见面彻底改变了珍妮的一生。当回忆起那次会见的时候，珍妮仍然滔滔不绝的流露出她的兴奋和激动。

“那位吉卜赛女士有一辆遮盖起来的四轮马车，马车的帆布顶上冒出一截火炉的烟囱”，珍妮说道，“一群鸡把它们的头伸到车门外面来，一匹拴在树上的马在我们的前面任性的踢着跳着。吉卜赛人通常住在户外，但她用一把扫帚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还记得她用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修剪指甲。”

平克特女士和珍妮到达那儿时，吉卜赛女郎正在用纸牌为一位妇女算命。当轮到珍妮的时候，她拿起珍妮的双手翻了过来，随着发出一声长叹。“这个小姑娘将来会非常有名啊。她将能预见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因为她具有天赋的预言能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掌纹哪！”

“你看她的左手”，吉卜赛女郎惊讶的说道，“这里是一颗德维星，单凭从这颗星伸展出的双头纹，她不需要任何其它标志都会具有预言的能力。可是再看这儿！她的朱庇特峰上还有一颗星。而在她右掌上，有一颗极大的星射向四面八方。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头纹，它完全跨越了手掌，把手包起来，在掌外形成一个半月形。”

平克特女士会意的微笑着，因为她看起来好像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的重要性。吉卜赛女郎庄重的说道，“它们意味着，这个孩子会生出巨大的智慧。左手上的掌纹是一个人梦想与潜能的蓝图；右手上的则显示出你将使用哪些神赐的能力去作哪一些事情。她已经在很快的发展中了。”

在一阵沉思之后，吉卜赛女郎转身回到她那遮掩的马车里，带着一个水晶球回来了。“来吧，我的孩子”，她对珍妮柔和的说道，并把水晶球放到珍妮伸出的双手中。“拿去看吧，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珍妮急切的对着那闪烁的新“玩具”里面瞅，图画开始在里面形成了。

珍妮看到的景像是那样的美丽，几乎使得她要大叫起来。她看到“一片遥远的土地上粗犷的、满是岩石的海岸线，汹涌的大海撞击着那些岩石构成的锯齿状的海岸。碧蓝的巨浪被劈裂成小水珠、化为白色的泡沫雨，落下了，又重新升起来，让自己消失在海风的低语中。在内陆的更远处，一只海鸥对着云朵，飞向它生命中的预定目标。”

“孩子，你在描述我的家乡”，吉卜赛女郎悲哀的说道。“你看到了地球上最美妙的景像。留下那个球吧，它是你的了。它在你的手里能比在我的手里做出更多的事情！”

“我把双手捧着水晶球，看到她把手伸到一个奇怪的烹饪锅上方。我感觉到了危险，大声叫她小心别烫伤自己。下一次我们去拜访她时，她的手上缠着绷带。她说她在作饭时打翻了一锅开水，两手被深度烫伤”，珍妮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吉卜赛人。通过那一次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我有一个特定的生活目地。”

米尔・赖・阿里(Mir Laik Ali) 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 的一位工业巨头。他向珍妮叩问自己的命运并急于知道自己家乡的未来归属。珍妮告诉他，他的家乡将要被并入印度，但此事不会发生在他被任命为海德拉巴的总理之前。他嘲笑珍妮天真不懂国际事务，并说，海德拉巴从来没有过总理，将来也不会有。珍妮毫不泄气，坚持说，他会得到这样一个位置，并且那以后不久，他就会被投入监狱。“但你会被人救出”，她向他保证说。“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鸟儿，从天上飞下来，把你抓起来以后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突然间，他显得严肃起来，并以谦恭和信服的语气坦白的说，他自己也看到一个影象，预兆他要被关入监狱。“哪你为什么来找我呢”，珍妮好奇的问道，“既然你有和我一样的天赋和能耐可以看到未来？你是我预卜过命程的人中唯一的一个也能观察水晶球的人。”

米尔・赖・阿里承认他确实能作，但却希望来落实一下他自己的确没错。那是珍妮最后一次看到他，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第二年，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参赞贝格先生(M.O.A. Baig) 给珍妮捎信来说，米尔・赖・阿里成了海德拉巴的尼萨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总理。但是当印度合并了那个邦后，他马上就進了监狱。后来贝格先生自己的兄弟用直升飞机(珍妮的“奇怪的鸟儿”)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了。

当珍妮沉思起她为那些东方显贵们预卜命程的事时，她说道：“远东人非常信赖人们的掌纹，当然，他们相信星象学。他们来的第一件事情毫无例外的都是请求我准许他们看看我的双手。当看到那个很大的半月形和右掌上巨大的星时，他们就不断的对我鞠躬和擦着脚躬身后退，使我很尴尬。他们说，或许在一千年中，会出生一个带着这种掌纹的人。”

1960年6月，里森曼博士(Dr. Riesenman, 参见本系列二十二、二十三) 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人物：他把受到广为宣传的荷兰特异功能者彼得・赫尔科斯(Peter Hurkos) 带到首都华盛顿来帮助解决那个18月前的卡罗尔・杰克森夫妇及其两个幼女的谋杀案。

赫尔科斯看过犯罪现场后，把警察引向了一个拾垃圾的人。在其妻子的要求下，他被送去接受考查。除了珍妮以外，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松了口气，以为那个危险的杀人犯再也不会骚扰郊区了。珍妮坚持对商业界的熟人和朋友们说：“他们找错人了。那个杀人犯是个音乐家。他是个高个子，满头浓密的黑发。”十天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个从马里兰的海亚茨维儿来的年轻的爵士乐音乐家。他的日记看起来描述了那桩可怕罪行的犯罪过程。珍妮确信这回警察找对了人。他与珍妮的描述完全吻合，而且后来被证实确实是那个杀人犯。

1963年夏天，里森曼博士向珍妮又谈到赫尔科斯。珍妮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忧郁的评论道：“赫尔科斯先生有上帝给予的奇妙天赋，但我看到他即将遇到困境。他不久就要陷入麻烦，并经受严厉的感情上的考验和磨难，然后才会有所领悟。”1963年10月，赫尔科斯离婚了，并显得感情不稳、心烦意乱。珍妮和他见面后又对里森曼博士说，“两个月左右以后，赫尔科斯就会遇到灾难”。两个月后，这位曾经被人在电视上用两次电视连续剧介绍其生平的荷兰特异功能者在威斯康辛州以冒充联邦调查局特工而被起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