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的前一天

7月21日是我的生日。

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1999年前我每天的日程除了正常的工作就是和母亲一起到学法点学法炼功，那时的生活无忧无虑、充实而且快乐！可是就在1999年的7月19日早上炼功时听到了一些同修的议论，当时并没有在意，当天下午时才确切的得知国家对大法学员有了不公正的对待，便抱着和平上访的心态和几位同修坐上长途汽车到达了长春——省政府附近（母亲和另外一些同修已先于我们达到）。因当时有同修说，已经有人去和相关领导联系并做解释了，所以请同修们先原地等待，我们便在公园附近等待。

这时有同修发现有一些人既不是同修，又不是闲逛的市民，因为他们老是跟在我们后面问这问那。还把瓜子皮扔一地，一位同修给了他一个空塑料袋，他很惊奇的问：干什么用呀。同修说：装瓜子皮用，要不清洁工人扫起来太麻烦。他才反应过来，气急败坏的说：管你什么事，就走开了。因当天并没得到相关领导的答复，同修们商量先在长春住下，明天再说。就这样我们就在当地同修的安排下住下了。

7月20日早3点钟，大家就都起床了陆续的往省政府聚集。当时天还没怎么亮，我们也不认识路，但只要看着有人，跟着走就行了。当天亮时，我们就已经在省政府了，这时前后一望，道的两旁站满了人，大家都表情凝重，相互认识的同修见到了也只是一点头，并且都有序的站在适当的位置上，将过道留了出来。这时应该是长春当地的同修，送来了馒头和面包，大家也都是有序的吃多少拿多少，没有纷争，没有客套，甚至都没有过多的话语。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我们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大约9点多以后，警察越来越多，再后来警察把同修往车上拉，不论男女，不论老少，行为越来越粗暴。这时没有被拉上车的同修们背起了<论语>，远处的同修也背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时警察也停住了手，看着眼前这一片一片静坐着的人群，喘着粗气，摇了摇头。拉扯的时候我和母亲走散了，我和另外一些同修被拉到了一个什么学校，由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看着我们，并说要登记才能让出去，这时有同修小声说，不要听他们的，他们骗人。这样他们就把我们软禁了起来不让我们走动。这时有一个看着我们的老师悄声跟我们说，你们不应该呆在这里时，我们才醒悟，我们应该回去（也许这人是同修），便三三两两的以各种理由和方法逃了出来。这时的长春几乎看不到公共汽车，我们便步行往回走。当走到长百时，有人说省政府已进不去了，我们便在长百附近的一个桥下休息。当快到中午12点时，我听到有人说，快看天上都是法轮！我站起身，向天空望去，看到太阳不像平时那样刺眼，而满天空都是和太阳一样大小的法轮在旋转。连路过的常人也都驻足观看，人们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当天，我和母亲再相遇并一同回到住处时并没想好如何是好，当晚的雷声，真好似一场善恶的交战！

7月21日，早已有同修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我和母亲说，我也想去。母亲说，这事我管不了你，你自己拿主意。当时我就想应该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也没有多想，虽然从家走时没有带身份证，我就带着身上两百多元钱（差不多只够来回的车票钱），自己买了票去北京。到了北京下车后“偶遇”到了同来的几位同修，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无法住宿，所以北京当地的同修把我安排在一个学校宿舍住了下来（后来同修们说，他们因北京的大搜查，东躲西藏吃了好多苦）。我住的床是一个家在东北的女大学生同修的床铺。她父母也是同修，当时她的父母也在北京，他们白天回来轮流睡觉，晚上到火车站和汽车站接到北京来的各地同修，帮助安排住处和联络事宜。

据他们回来说，北京体育馆抓了好多同修，政府已不和我们对话了，直接就是抓人，还有不少同修挨了打。我当时就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当晚我和两位女同修一起去火车站买回家的票时，我听见有人喊：你站住，站住！我仍然径直往前走，当我走过一段路后再回头，不见了另两位同修，我便给学校的同修打电话，他让我先回学校。第二天，他们给我买了票让我别四处走，到点上车。恰巧在车厢里看见了昨天走散了的两位女同修。她们说：别提了，当时有人喊站住，我们就站住了，上来一群警察把她们带到了站前派出所。那里关押着好多各地来上访的同修，其中还有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小同修，警察把他们关在一起非打即骂，用啤酒瓶打同修的头，小同修们吓的哇哇哭，说着我们都流出了眼泪。因为警察在她们身上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来，她们又说出了一个亲属在北京的地址，警察便把她们放了，她们在车站附近租住了一宿也买了回程的票，我们便又一起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