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文化的环境多好

师父在《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的新讲法，让我感悟颇多，也更加重视自身党文化的问题。师父这样讲到：“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师父还说：“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的你是怪怪的。”

我震惊于不知道自己性格扭曲，不察觉自己原来是这样怪怪的，但是我并不很明确自己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那天我计划当晚把好几百人的三退名单、和同修投稿的文章打好，然后第二天就是周末，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家人同修对我说：“今晚我们要去同修那里交流学习师父新讲法的心得，如果隔的时间太久，就无法达到最佳效果。”我无语，因为同修说的有道理，但我自己的安排全被打乱了！我闷闷不乐。这时正巧我要用纸，本来放在桌上的纸却找不见了，家人同修从另一个地方把纸拿了过来，我脱口而出：“你怎么把纸放那儿了？！”同修当即平和的指出：“你发现了没有，你刚才那句话就是党文化。”我恍然大悟：“对呀！刚刚我的口气里都是质问反问，指责抱怨，而且对你的安排不高兴，却又不直说。原来自己的党文化很重呢，已经是不自觉的了，真谢谢你帮了我。”同修也说：“是呀，我们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习惯性说别人。”我说：“我怎么就形不成向内看、向内找的思维呢？为什么就不能总是心态平和呢？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心里真是难过苦恼！”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和学生说话时，一旁有个人说：“你说话全是党文化！”我说：“是呀，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看看海外，看看新唐人电视台。”醒后想想，还真有道理，虽然我对孩子们说话和缓，但也会有“你为什么没做呀”“你怎么没这样没那样呀”这种反问、责问、质问的话，透着就是高高在上的架子，缺少应有的谦和。我想，虽然大法是我的根，但从小在党文化社会长大，连什么是正常社会正常人都没接触，海外台湾也没去过，还真不晓得，没有邪恶党文化的环境会是一番什么样子呢。

有趣的是我紧接着做了一个很真切的梦：我到了海外，在海边，我拿着自己的一篇稿子在读，梦中的海风吹着我的裙摆说不出的清凉，虽然我一开始总读错，但看到海外同修们温和的面孔透着笑意，我终于顺利读完，这时有一位大陆同修说：“你给海外同修们唱首歌吧。”平时我很爽快，但不知怎的，梦中海外同修的反应我却不曾料到，他们既不热情，也没有邀请，但绝不冷淡，更没有板着脸的沉默严肃。而要么热情邀请，要么沉闷的板着脸，是我在大陆同修那里得来的经验。那海外同修给我什么感觉呢？平淡、真诚、清凉、温暖。既没有鼓励也没有压抑，但我知道无论怎样同修都会尊重我的选择，我的心里感到了适意和自在，清晰的对这位大陆同修说：“不，我已经读了文章，不必再唱歌了。”说完就醒了。

这只是一个梦，但却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没有党文化的人，就是一个正常人，心地平和、开放，不会提防戒备他人，既不会无端猜疑别人，更不会像强迫症一样，很强势的把自己的想法观念硬加给别人；他会理智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表达意见，同时也会轻松的接受或拒绝别人的意见，因为在他的理念之中，造物主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在他人看来不同的思想方式，所以他不会习惯性想到去要求改变别人，一个没有党文化环境里的正常人，不会有这种变异的思维模式。

一个没有党文化的环境，一定没有强权、没有压制，我们的环境会是一个实修的环境。不存在假大空式的发言，也没有伟光正的核心；没有走极端，没有强加，同修之间也充满尊重，心理状态变的轻松和纯净，沟通及配合也变的更容易和简单。

而我自己需要反省的是：要如何首先改变自身，用师父的法归正和洗净，修去变异的党文化，为开创没有党文化的环境起一份正作用，而不是固守这个扭曲的性格，继续加重邪党文化的因素，给邪恶提供存身之地。

我越来越充满了信心，因为只要我精進如初，师父会帮助我拿掉那些坏物质；对众生也充满了信心，放开自己多信任别人，不去灌输和强加，不抱着目地心、有求之心去讲真相，最近的救人更加顺利；对同修也像对自己一样有信心，因为实践中我深有体会，很多时候同修其实就是另一个自己，我们面对邪恶的环境和邪党残酷的打压，仍然坚持努力，希望用最好的状态去证实法和救人，同修正在做着我要做的事，他也在说着我要说的话，我们在不同或相同的地方，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竭尽全力，他的成功意味着我的收获，他受挫了意味着我也要停下来，所以，珍惜同修就是在珍惜自己，以他之长，补己之短，结果被师父加持的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我们做的一切也越来越接近圆满。

解体变异的党文化，开创“真、善、忍”的美好环境，原来需要的正是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