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5年12月25日】
一、知人善任建大业
东汉末的曹操，被人们称为是“乱世之奸雄”。说他阴险狡诈，挟天子而令诸候，有篡汉的野心，不为后世君子所称道，这些都是恰当正确的。但是，他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这一点是后人所难以赶上的。
颍川的荀彧、荀攸、郭嘉，都是曹操的腹心谋臣，共同筹划商讨军国大事，不必细说。对于其他人，根据他们的不同才智和能力，或授予一官，或分管一郡，才智无论大小，官职不论高低，各得其所，都非常称职，功绩卓然。
收复关中之后，唯恐此地的将领不服，再度祸害，曹操就派遣司隶校尉钟繇，掌管关中军事，其余诸将，归其指挥，从而使割据西凉的马腾、韩遂，只得遣送儿子来到京师，当作人质。
当时天下大乱，百姓离井背乡，田地荒芜，军队都缺乏粮食，那时，曹操就任命枣祗、任峻，为屯田校尉，建立屯田制，从而使得国库充裕，军资甚足。曹操依仗经济上的坚强后盾，铲除了群雄，平定了北方。想恢复盐务管理，从中取利，曹操就派卫觊，镇守、安抚关中，诸将归附。见当时河东(今山西西南)没有安定，就派杜畿为太守，致使卫固、范先，束手被擒杀掉。刚刚平定并州，便任命梁习为刺史，因而使边境安静太平。扬州被孙权攻陷。曹操把九江一郡，就交洽刘馥治理，恩泽遍及，教化大行。冯翊(今陕西大荔)被鄜州盗贼所困，就派郑浑前往治理，使百姓平安，贼寇自灭。代郡(今河北蓟县)乌丸的单于，依仗武力，骄横恣肆。曹操派裴潜，只乘一辆车进入代郡，使单于内心折服，从此不再骚扰边境。刚得到关中之地，就命令杜袭督察安抚，使百姓安乐，迁徙到洛阳、邺地的，竟达八万人。马超军马刚刚投降，风闻将让他们迁徒到他地，惊骇万分，意欲哗变，曹操就任命赵俨为护军，从而相继归降，被迁到东方的，也有二万人。
以上这些大事，所产生的效果，难道不大？影响不深远吗？另外，张辽在合肥大败孙权，郭淮在阳平(陕西勉县西)抗拒蜀国大军，徐晃在樊城打退关羽的进攻，都是以少胜多，为国分忧，独挡一面。
由于曹操知人善任，用人得当，事半功倍，方能得心应手。在建安年间无敌于天下，这并非是侥幸啊。不看到曹操的这一面，就不能正确全面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认清三国纷争、后归一统的历史事实。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
二、全凭慧眼识英雄
韩信投奔刘邦后，仅被任命为管理粮饷的治粟都尉，感到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当刘邦率军到达南郑(今陕西汉中东)时，韩信便乘着天黑，偷偷地离开军营，骑上马逃跑了。
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也来不及和刘邦商量，就亲自去追赶韩信。
刘邦大骂萧何道：“将领们逃亡的有几十人，你都不去追；你去追赶韩信，是骗我的吧？”
萧何说：“平常逃亡的将领容易得到。至于说韩信，却是举世无双的人才！要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再没有一起图谋大事的人了。”于是，刘邦设立高坛，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终于完成了汉室统一大业。
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王府的部属，多被调任他职，李世民很担忧，负责训练士民的兵曹参军杜如晦，也要被调出。谋士房玄龄，就对李世民说：“离开的人虽然多，都不值得惋惜。只有杜如晦，是安定天下的栋梁之才。您如果想要经营天下，除了杜如晦，就没有能图谋功业的人了。”于是上表请求将杜如晦留在幕府中，杜如晦从此辅佐李世民，成为一代名相。
韩信和杜如晦二人的去留，和兴衰治乱的关系如此重大，可知萧何、房玄龄，他们慧眼独具，是无人能够比得上的！
樊哙跟随刘邦在丰、沛起兵，攻占咸阳后，劝刘邦驻军霸上，解除鸿门宴上刘邦异常危险的处境，功劳也不小了。但是韩信羞与同他为伍，唐俭帮助李世民，下决心灭隋建唐，在蒲津揭发狐独怀恩反动叛乱的阴谋，制定诱降突厥的计谋，并非平庸之臣，可是，李靖认为：失去他不值得可惜。大概拿韩信、李靖和樊哙、唐俭相比，就犹如拿熊罴和猫狸相比一般，不能相提并论。
创建一代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就可以的，一定要等待象韩信这样能征善战的大将，象杜如晦这样善于运筹判断的贤相，而后重用他，不也很难吗？只有能够让萧何、房玄龄这样的人才运筹于帏幄之中，荐举贤能，那么天下的有志之士，就会自然前来效劳。
(《容斋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
三、宽猛相济，贵在安民
曹操派裴潜任代郡太守，平定了乌丸三单于的叛乱，使他们甘心归服。后来，曹操把裴潜召回来，称赞他治理代郡的功劳。裴潜却对曹操说：“我对于代郡的百姓，虽然政策宽松，但对于胡人法令严历。如今我的继任者，必定认为治理过分严厉，会对胡人政策宽松，施惠布恩。而胡人一向骄横恣肆；如果政策宽松，他们就会骄纵；一旦骄纵之后，又将用法令来严加约束他们；从而产生怨恨，再次兴兵叛乱。这就是长期以来，胡人反复无常的原因。根据形势预料，代郡的胡人必定再次叛乱。”
听了裴潜的这一番话，曹操非常后悔把裴潜召回得太快了，缺乏考虑。几十天后，乌丸三单于反叛的消息果然传来。
北魏世祖，任命陆俟为怀荒(今河北张县北)镇的守将，当时高车(当时活动于河北、内蒙一带的少数民族)各部落上告陆俟严酷苛刻，毫无恩情，再次请求让前任镇将郎孤代替陆俟。世祖于是派郎孤接替了陆俟。陆俟回来后，曾说：“不过一年，郎孤必然溃败，高车族必定背叛朝廷。”世祖狠狠地痛责了他一顿。第二年，高车各部落果然杀死了郎孤而发动叛乱。世祖就把陆俟召来，问他：“你怎么知道高车必定背叛呢？”
陆俟回答说：“高车各部落，从来不知上下君臣之礼，故而我用法令制度，来驾驭约束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职份。但是高车各部落上告我严酷苛刻、毫无恩情，称赞郎孤的好处。郎孤再次担任镇将，对于他们的称赞颂扬，非常喜悦，只用宽和仁慈对待他们，这些不懂礼义廉耻的高车各部族，很容易产生骄横怠慢之心，郎孤必将再用严厉的法令制裁他们，众人心怀怨恨和不满，必定产生祸害变乱啊！”
世祖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裴潜、陆俟，可以说是懂得治理之道了。
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病重时对代替他做相的子大叔直言告诫说：“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以宽服人，其次再没有比严厉的办法，更好的了。”子大叔执政之后，不忍心用严厉的法令治国，而是采用宽松仁慈的治国之道，从而导致了萑苻(今河南中牟北)盗贼的出现，子大叔派兵镇压，颇费周折，才得到安定，他非常后悔没听子产的话。
因此，孔子才有宽猛相济的说法，宽和仁慈的政治，要和严厉的法令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宽猛相济，贵在安民，要使百姓安居安业，从而达到国強民富。乌丸单于、高车诸部，从来不懂上下之道、纲常伦理，裴潜、陆俟二人，先用威严的法令对待他们，让他们逐渐适应，进一步归服汉化，然后必定会逐渐实施宽和之政的。后代人只读书本上的话，只用严厉猛烈的办法治理少数民族，而从不考虑补救弊端的方法。不管是对汉人，还是对夷族，都会必然失败。
(《容斋随笔》卷十三《裴潜 陆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