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0年02月28日】
开会议学术漂白
亚洲泛太平洋肝学会（APASL）是197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其区域包括整个亚太、新西兰、土耳其和埃及等。主要宗旨是提倡亚太地区的肝病学的科研和教育，每年召开年会。本次大会二十年来头一次在中国大陆举行，地点选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11月正式开幕的国家会议中心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设施最新、综合配套最齐全的特大型国际会议中心，最近刚刚举办了孔子学院大会暨孔子学院资源展。选择这样的地方开会，足见举办方的用心和背后的心机。整个会议的主题是基础和临床科研，不是临床界年会，而主办方迫不及待的在第一天加进去了肝移植教程，冠以“肝移植的艺术”为名，邀请亚洲肝移植界的临床医生到会发言。会议刻意淡化中国移植的巨大数量，在共二十名发言者中，只安排一名中国医生（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发言。而每个会议议程的主持人则都为中国医生，如武警医院沈中阳、浙医一院郑树森、华西医院严律南等，而主办者之一，大会主席则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庄辉。
二十年来，为什么中共最近才对亚洲泛太平洋肝学会如此热衷？
活摘器官事件曝光后，中共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参与活摘器官的直接责任人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急需在同行中用学术为自己披上画皮，对移植界进行欺骗，拖延清算的到来。如果国际移植界全面了解真相，把中共卫生系统控制的活摘器官的医生从国际移植界除名，并要求调查其罪行和剥夺其医生称号，就会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法庭直接的连锁反应，直至导致中共失去在国际上的任何合法地位。活摘器官这样的滔天罪行，一旦最后被国际社会定罪，将导致中共被全人类抛弃，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的近代学术界对临床研究有非常具体的要求，一定要通过整个医院的研究委员会认可，确认没有医学、伦理、法律等问题，而且要取得被研究对象的许可，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在投稿时要确证其真实性等等。
中共活摘器官过程中，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符合做研究的规定，所以近年来，来自中国大陆临床移植的研究一直不被国际刊物所接纳。而中共方面又努力的想在国际界发表文章，其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张国际认可的画皮，从而掩盖其杀人的罪证。比如一篇文章发表了，中共马上会宣称「器官移植和国际接轨，捐献器官者完全自愿，移植过程把捐赠者的健康作为第一考虑因素」等等谎言骗人，把其活摘的罪行合法化，达到和黑社会洗钱一样的效果。
在中国，吃饭是办事的工具。在会后，招待、会餐、参观是免不了的。而这正是中共移植界参与活摘的医生混淆是非的大好机会。比如一个杀人犯，你从报纸上看到他杀人，一定会相信这个人是坏人；而你刚刚和一个文质彬彬，一起开过学术会议的人吃过饭聊过天，看到他参与活摘器官的报道，你再相信他是坏人就没那么容易。在这聊天过程中，一个中共方面要求的核心要点就是把一切注意力往死刑犯上引。
一个典型的模拟对话就是：“A：你们的器官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那么短时间就找得到？B：那都是死刑犯，事先配好型，到时候和司法部门配合行刑就是了。A：那关于活摘法轮功器官的事情是不是真的？B：我们用的都是死刑犯。你到北京来没看到法轮功吧，法轮功在中国早就被镇压下去了，现在哪有那么多法轮功？”读者可以以此类推，想想中共方面会营造多少谎言来掩盖活摘器官真相，与会者离开北京时，头脑里又会装进多少迷魂药，回到所在国不知不觉成了帮助中共把水搅浑的“托儿”。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主席庄辉，本来从事基础研究，在活摘器官的巨大利润面前成为沈中阳、石炳毅等人的帮凶。他2005年和沈中阳和石炳毅等受聘于位于北京地坛医院的北京肝移植康复中心当客座主任。2006年把沈中阳的病例数据拿来为己用，在《中华肝脏病杂志》上发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并发症”一文，其研究使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技术（对504例原位肝移植患者进行术前和术后连续监测。而这504个肝脏，每个肝脏的背后都是一条人命。 2009年，他又到兰州，同沈中阳、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甘肃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李存文、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等出现在兰州肝病与肝移植高峰论坛暨甘肃省肝友会成立仪式上。这个所谓肝友会名为为省内肝移植患者搭建一座信息共享与沟通的桥梁，其实是到甘肃走穴，为自己拉更多的移植病人挣大钱。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从这样的人作为中方代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共办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如何的阴毒。
进政协头衔染红
2006年，参加美国波士顿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中国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部队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被法轮功团体控告触犯酷刑罪。控告沈中阳的主要根据为：其所任职的医院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该医院器官移植的来源有法轮功学员。
沈中阳现任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除了有「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等头衔外。据中国大陆《三肾网》数据，截止到2004年4月，沈中阳主持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总例数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中阳完成第1600 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
沈中阳曾先后获天津市卫生局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天津市首批跨世纪青年人才、九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十大杰出青年、天津市政府奖、优秀归国人员荣誉称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突出人才奖、卫生部授予卫生界首届突出贡献专家等等头衔。
那么真实的沈中阳是怎样的呢？广为流传的“天津医学十大怪”中第八是这样讲的，第八怪：吸完大烟换肝快（一中心换肝专家院长沈中阳吸毒）。知情人如此评价： “什么狗屁沈中阳就是个骗子，收红包不待眨眼的，低过一万的还不收，而且还吸毒。”了解沈中阳的人说：“那个主刀（就是给傅彪换肝的）就是个吸毒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够他吸的。”
傅彪换肝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据悉，傅彪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家属因为听说给傅彪移植的器官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就追问主刀医生沈中阳关于器官的来源问题。沈答：第一、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第二、这不是你们应该过问的。沈中阳事后还说：“傅彪所患肝癌为第四期肝细胞肝癌，此类患者一般从诊断明确到患者死亡，平均生存期只有3至6个月，亦被称为‘癌中之王’，傅彪进行肝移植，赢得了一年的寿命，比平均生存期延长了半年。”而傅彪在北京武警总院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先后做了两次肝移植手术。一年里，他饱受了肝癌的折磨和手术、化疗、放疗的痛苦，还被掏空了上百万的家底。这样的半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移植界有一个“米兰标准”，晚期肝癌不在这个标准之内，因为癌细胞广泛扩散在胆管系统，移植后还会复发。沈中阳无视医学常识，说“所以，晚期肝癌（患者），不适合做（肝）移植实际上是对国外规定的误读。”“你有钱，你就有买宝马的权利。”大力鼓励有钱人做肝移植，不管患者是不是适合移植。目的就是多做移植，反正不缺肝源（法轮功学员），知道移植也不会有效果，徒增患者痛苦和经济压力，为个人利益谋财害命。
香港肝脏移植的权威，有“换肝之父”之称的范上达直言，换肝是大型手术，每每要12小时，以前更要23小时，所以曾和同事说「做一个换肝手术，命都短几年」。沈中阳换肝超过千例，其动力何在？毒瘾如魔鬼一般驱赶着他去杀人、换肝、挣钱、出名、然后再进入新一个循环，这就是答案。
中国大陆对黑社会团伙有一个精辟的描述：黑恶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进军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沈中阳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从2001年底正式参加武警总医院工作，成立“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开始，积累大量资金，到2007年，其主持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派人到德国购买手术室设备，他们不惜重金购买了多套外科手术室设备，来人说，肝移植中心要从原来的 7个手术室扩建到20个。从大量移植中得到大量利润到打通各个关节，到得到种种头衔，当上‘东方之子”、“杰出青年”。到进入全国政协当上政协委员，在中共的政治系统里有一席之地，进入其集团的核心。这个杀人、吸毒的罪犯走的是同样的一条“成功转型”之路。只不过是中共系统主动的拉他入伙、有目的的把他培养成了活摘器官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
党政军警医 血染五星旗
据中国大陆的说法，截止到2004年4月，沈中阳主持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总例数一半以上。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器官来源于死刑犯，那么要么北京天津地区的死刑犯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要么以天津为中心，方圆1000公里之内的死刑犯器官凡合格的都要送给沈中阳。因为肝脏移植的要求是，从截断供体血管和肝脏联系到恢复肝脏和受体血液供应之间不能超过15小时，一般是要在7.5－12.5小时内完成肝脏和受体血管吻合。如果最大估计有十个小时警车开道畅通无阻运输，离天津1000公里之内的器官可以拿来移植。这两点中，第二点显然可能性不大，因为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其他当地医院不会坐视外人来瓜分市场。
沈中阳的东方移植中心移植数据中，1998年前9例，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例数为33例，2000年 111例，2001年240例，2002年512例，2003年801例，2004年1601例。以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为分界点，2004年肝移植病例与1998年比较，肝脏移植的年手术量增加了近200倍。而沈中阳个人博客上，2006年2月之后就没有任何文章，而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苏家屯事件曝光是2006年3月。
那么，第一种可能恰好符合了迫害法轮功开始，大批法轮功学员进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鸣冤、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历史事件。据明慧网初步统计，从1999年7.20到2001年的7.20的两年间，约有700万法轮功学员赴京上访。仅2001年7月后的几个月里，留在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100万，其中进入北京市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30万，而持续停留在北京近郊区的约有70万。据悉目前仍有 10万法轮功学员失踪。沈中阳手术所需要的巨大数量供体，正是通过武警系统得到的法轮功学员供体库。
1999年7月20日以来，从中共中央和江泽民发动的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通过610系统，开动各级政治机器，层层遍及全国。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 1999年7至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在这场迫害中，党政军警医层层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大规模杀人，手上蘸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而沈中阳这个特殊的个案又进一步的证实了这场迫害的残酷和涉及的范围之广。沈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武警医院负责人、手术的受害者来自军队和武警控制的活体器官库，沈本人又是中共送到日本精心培养的高级医生，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院长，而他能飞黄腾达的原因又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充当了工具，也间接证实了活摘器官不是个案，而是一个国家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