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2年0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法轮功万人北京上访事件，事件真相被中共封锁至今已有13年，目前“4.25法轮功万人上访真相”仍作为被禁的关键词，被中共严密封锁和抹黑。
江泽民在车内目睹万名法轮功修炼者的状态 妒嫉、恐惧油然而生
那一天，一万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从清晨到夜晚，历时十多个小时，无暴力、无口号、无扰民、无垃圾、善意平静，创造了在中共几十年极权统治下不曾有过的官民成功对话、圆满解决问题的独有范例，也为世界舆论所惊叹和称颂。
那一天，江泽民的专车在中南海周围转，江也在电视监控屏幕上目睹了来自邻近省份的万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朴实、厚道和无惧的态度令江吃惊。法轮功学员在一天之内的聚集能力、中南海周围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律平和的坦然态度等等，这一切都让江泽民当时深感恐惧、震惊和妒嫉，江泽民特别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产生强烈的妒嫉和憎恨，4.25当日那一幕，促使江泽民决意要短期内消灭法轮功、抹黑李洪志大师。
那一天，也成为中共党魁江泽民阴谋镇压中国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起始。在以后的十多年岁月里，江泽民邪恶集团调动中共所有国家机器，耗费国库天文数字的财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
在纪念四•二五事件13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真相，使更多世人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真相，从而思考13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法轮大法不仅没有被邪恶的江泽民流氓集团镇压下去，反而洪传世界。
“科痞”何祚庥是触发事件的人物
1999年4月11日，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其作者就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对于这个不搞研究，专门靠投机钻营、打棍子起家的所谓院士，很多人嗤之以鼻，鄙之为“科痞”。他善于在科学家面前冒充哲学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学家，尤其善于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真正的科学。
在民众眼里，何“科痞”可谓劣迹斑斑。1955年围绕北京市古建筑拆留问题，毛泽东“主拆”，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主留”。当时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机遇，抛出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攻击“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于是，梁思成被迫检讨，古建筑被疯狂拆毁，数百年的老北京不复存在了。
1998年《人民日报》载文吹捧何祚庥“逐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何起劲的用马列主义批判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因为何祚庥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党媒《红旗》杂志力荐他当了中科院的院士。
何到了晚年又转而批判气功，声称是“伪科学”。特别是其看到法轮功深得民众喜爱，更是触动了小人的神经。到处疯狂投稿，攻击法轮功，颠倒黑白。
1999年2月，美国权威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它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1亿，就可以节省1000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先定罪、后找证据 罗干陷害法轮功
后来，因为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善意的对媒体讲真相，使何祚庥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搞事，于是就出现了那篇恶意文章。其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危言耸听称会导致亡国。
许多天津法轮功学员读了何祚庥的文章，感到何诽谤法轮功、误导舆论，诬陷之意十分明显，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地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公开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天津警方的暴力“执法”，凸显了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旨意。作为主管中共公检法系统的头目，罗干几年来一直企图找出法轮功的问题，以便罗织罪名，加以镇压。
其实，法轮大法的平和、奇效广传于世，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共高层不仅早就知道，而且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们学炼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秘密。1996年以前，北京紫竹院地区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教其夫人王冶坪学法轮功。因为法轮大法没有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不管职位高低，人生几十年，谁不愿意有个健康的身体呢？谁会反感一部教人向善的佛法呢？
因此，在北京各个法轮功炼功点上，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干休所的大批在职高官、离退休老干部比比皆是，不管其何种资历、级别，学员们都为李洪志先生的高深大法所折服，而公检法系统的干部学炼也不在少数。但是，以暴力起家的中共，特别是掌管所谓专政系统的罗干之流，对这一高德大法仅仅数年就迅速发展到上亿人，日益惶恐不安，便一直作为全国的监控对象。
1996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召集10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书籍。徐光春为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
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而全国公安厅局充分调查后均上报称“尚未发现问题”。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
罗干发的文件明显带有先定罪、后找证据的构陷性质。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卧底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但没想到法轮功无底可卧，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的上报材料中，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搜集到。
罗干还心焦的发现，公安部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于是罗干1996年特意改组了公安部，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系统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最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没有口号没有标语 安静祥和得令人吃惊
从各种迹象来看，何祚庥发文抹黑法轮功和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施暴，决不是一起杂志和读者之间的单纯事件。天津方面显然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指挥和压力。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
消息传到北京，震惊了几十万北京学员。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员得知此消息后，都认为应该去国家级的信访局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和平表达诉求。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很多国家机关任职的学员都听说了罗干指使公安在罗织罪名，企图加害法轮功，但因为学员都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自己，促使社会道德回升，精神文明好转，因此罗干们没有任何把柄可抓，因此公安虽然常有骚扰，也无法酿出大的构陷事件。而天津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让全国修炼群众感受到中共高层掌权者又要实施该党的阶级斗争惯技。
出于善良愿望，得知这一消息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相约而来。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后，中共面对政治运动造成的大量民怨，不得已建立了上访制度。因此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进步，至少承认了类似古代百姓拦轿喊冤的形式合法。
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陆续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地——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却秩序井然，出奇的安静。有附近居民出行才发现一街筒子道边站满了人，而之前在家并没有听到这么多人可能会发出的杂音。因此好奇之余，很是感叹人们的素养。
维持治安的警察开始也很紧张，因为中国有个词叫做“聚众闹事”。因此看着望不到边的人群，总觉得随时会出事。不过半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了不同。一是人们都面目祥和，没有任何敌意和过激举动，二是人群中一半是老人、妇女，三是大家都在专心看一本同样的书——《转法轮》。好像这群人不是来这告状的，是来集体读书的。累了的人也没有抱怨，只是做到后排去休息、炼功，前排的人却始终保持端正的站姿。
人是看得出好赖的。警察这时也觉得没什么事可以“执法”，就开始闲聊、喝水、抽烟，开始琢磨这些上访的群众，尤其是看到队伍里还站着穿警察制服、戴帽徽领章军服的警察、军官，他们更加惊奇。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一万多人里还有多少没穿制服的公安、国安警官、法官、检察官、税务官、国家机关高中级干部。
没有“包围”、更没有“冲击”中南海
后来在中共和江泽民的抹黑宣传中，一再出现“冲击中南海”的污蔑之词，无非是想将法轮功的和平请愿和暴徒扯上关系，煽动民众认同其镇压合法化。我们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与中南海西门隔街相望，从早到晚上万人没有一人企图“冲击”中南海，也没有人想去、或者认为可以去中南海里找谁说什么，因为对老百姓来说，那扇门洞里面永远是个神秘所在。因此江泽民们“冲击中南海”之说，不仅歪曲事实、而且荒唐可笑。如果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事件”，街上这三个半警察（见后图）还会悠闲的闲聊吗？
即使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的现场录像中，也没有出现过示威的人群和标语、口号等。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攻”中南海，更没有企图“冲击”，是名副其实的和平请愿。试想，如果群众为制造事端有备而来，一万多人要冲，多少兵能挡住？
据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整条街整天秩序井然：“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那么多人就地吃过两顿饭，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抱着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访的，希望它最终做出善的选择。
朱镕基出面和平解决了问题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10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
朱镕基后来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并且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为了能让朱总理了解法轮功，学员代表还送给他一本《转法轮》。
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告诉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法轮功学员代表被请进去与国务院信访办人员会谈时，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晚上8点多会谈完毕，得知天津公安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信访办前的学员也很快散去。临离开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离去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当年荷兰媒体曾报导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善良和高度的克制，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 四•二五事件的和平解决，开创了中共建政50年来，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不少人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一位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华人听闻此事后表示，“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他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