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3年04月28日】
葛特曼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言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DAFOH）”分别在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举办了“揭开中国器官移植黑幕”研讨会。《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一书联合作者、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驻伦敦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先生（Ethan Gutmann）以及来自德国的DAFOH代表以及医学教授李会革博士一起相约来到牛津和剑桥。牛津大学还是麦塔斯的母校，四十多年前他曾在这里学习法律。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协办单位是特赦国际（剑桥）以及特赦国际（剑桥学生）。
在两次研讨会上，四位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专家学者报告了他们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罪恶的调查研究结果，同时回顾介绍国际社会对这一拷问人类道德良知的重大问题的逐步反响和最新动向，并呼吁更多的政府和民众为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共同努力。
全面曝光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牟利的罪恶，这在牛津大学是第一次，在剑桥大学也是第一次。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在这两场在名校名城举办的研讨会中，四位发言人的演讲和问答让一百多位听众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行，一场由国家调动的为谋取人体器官进行的屠杀。
加深对中共器官摘取罪恶的认识
研讨会发言者有一个共识：系统性地谋杀以盗取人体器官是对全人类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战，一场由国家调动的为谋取人体器官进行的屠杀是对每一个人人性的挑战，这场由国家调动的迫害是对人类的犯罪，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罪恶无处不在。
从研讨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进一步确定器官活摘发生数目本身不再是四位发言人的关注焦点，他们的调查工作进展更集中体现在对罪恶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国际社会采取的切实行动是什么、中共自己正在如何进一步自爆其丑等方面。研讨会上，多次有人称中共“被证明为谋杀政权”。
首先发言的大卫•乔高的发言题目传递了明确信息：“终止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观点之醒目令人震惊：“我们这里要讲的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从1949年开始对被认定为它的反对者的统治和暴力镇压，这一过程的最新内容是大量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因为商业器官移植目的被摘取。”
乔高直接鼓励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结束这样的罪恶做出现实努力，他指出：“有责任的国际团体应该通过可行的建设性的渠道对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从而终止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并建议英国参考澳洲纽省加强有关立法管理的做法，例如立法禁止本国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任何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禁止培训器官移植医生从事非法器官移植和不道德交易等政策。
乔高和麦塔斯的联合调查报告已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二零零七年一月和近期先后三次发表，他们收集的用以证明指控的证据也从最初的十八类增长到五十多类证据。尽管如此，麦塔斯在剑桥讲演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更能说明问题的不是了解数据是多少，而是要去了解中共是怎样进行“真实数据掩盖”的，他认为在中国，可以用来支持器官摘取调查的数据是存在的，比如说法院会有死刑犯数量的数据，问题的关键是透明度问题，“是中共掩盖数据的问题”。
今年来坚持开展独立调查的葛特曼一直在跟踪观察国际社会对中共器官摘取罪恶的态度之变化，他不无惊讶地发现美国参议院的政治家们近期开始非常明确使用“反人类”来定义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呼吁要把相关责任人送上国际法庭。他还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已难以压盖得住器官摘取罪恶的发生。他认为2012年初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之后“活摘器官”一词在百度搜索上短暂解禁，证明活摘器官背后的主要参与者包括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和江泽民等一串所谓中共系统中的高层人物，意味着活体摘取器官罪行与中共政权体制的紧密联系。其受害者包括藏人、维吾尔人，而最大的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在牛津大学研讨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活体摘取器官罪行是中共掩盖不了的。他说：“西方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常常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掩盖罪行的企图会让罪行曝光和受惩罚，著名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但是，中共犯下的活体摘取器官反人类罪是罪大恶极，是无法掩盖的，不是能够通过所谓的‘改革’、‘变化’就能让事情了结的。只要中共不承认这一反人类罪行并不允许开展独立调查，就谈不上改革；只要中共不对中国大陆那些消失（在中共劳教系统里）人员的家属有个交代，中共的改革就是空谈。这件事是否了解，要由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消失人员的家人和亲属说了算。”
深入剖析 中共反人类犯罪机制
麦塔斯在牛津大学研讨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有些人仍然不能相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共暴力专制的本质，他认为：“如果你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残酷的事情得以如此大规模发生。要了解中国必须首先记住中共体制下的中国现实与我们西方社会的情形完全不同，这种巨大差别主要源于中共的存在；中共的行事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滥用它的权力，而在我们（西方民主社会）这里根本不允许中共的这种极端侵害和极度控制的发生。我认为西方社会必须清醒这一点。”“如果谁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会触及到中共的本质和核心。对于共产党来说，要他们自己做出这种改变是不可能的。”
医学博士李会革的报告题目是“器官摘取罪行在中国成为可能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他在报告中基于对中共夺权后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指出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并用无神论的洗脑教育毒害中国人，从而让中国人对中共邪党树立起的所谓的‘党的敌人’充满仇恨，而且是可以泯灭人性的仇恨，这种‘恶化’的社会土壤是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得以在中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葛特曼在四月二十六日剑桥大学讲演时强调指出：中共是盗摘人体器官惯犯，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基于邪党权力体系的大规模集体犯罪。根据葛特曼的调查，中共至少早在一九九四年就开始在新疆活摘被关押犯人的人体器官了。在中共意识形态洗脑下，中国民众已经习惯接受对政治犯的非人对待。
赞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的重大意义
在牛津大学举办研讨会当天恰巧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十四周年纪念日，这个标志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标准、坚持真理的纪念日，凸显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勇气和毅力的重大意义，包括在推动国际社会正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上的作用作用。
麦塔斯在牛津大学会后接受采访时说，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的努力已经成为为重建医学道德的动力，围绕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行摘取这一罪恶，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的努力对建立一个法制健全、有职业操守的国际器官移植系统做出了贡献。他认为医学伦理是移植界必须关注的问题，移植手术必须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在人权和医学伦理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悲剧。他说：“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而对（器官摘取）这一领域来说‘真’就最重要了，因为要能够把真实的信息传达出来，当事人能够真实面对所发生的事实非常重要。我认识很多法轮功学员，我对他们遭受的迫害非常关注，我希望迫害早日结束。当然作为一个律师，我当然总是希望我的当事人能够理性地提供真实的证词群体，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有力量的证词。我充分感受到法轮功群体在讲真相上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他们已经成为在建立全球器官移植道德体系方面的真诚努力。”
葛特曼也认为，“法轮功学员能够在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坚持到街上去讲真相，近年来又坚持不断地提器官摘取这个问题，这需要时间，但这为国际社会开始改变对器官摘取罪行的态度打下了坚持基础。”
听众表示对反人类罪行发生感到责任感和负罪感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世界各地被揭露，同时国际社会反响升温。不少听众在了解真相后马上付诸行动去制止反人类罪行。
四月二十五日的牛津研讨会上，来自牛津大学医学、法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四十余人了研讨会，报告结束后，报告人和听众之间的问答互动非常活跃。与会人士中不少人表示自己被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所深深震惊，认为中共系统性地谋杀以盗取人体器官是对全人类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战、是最邪恶的罪恶，必须制止。
麦塔斯表示，七年来他和乔高一直在世界各地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他高兴地看到近期国际社会的反响越来越强烈，大家对真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虽然过去关于反对人权迫害的努力一直存在，但现在有关的行动明显增加。
从国外来剑桥短期逗留的萨拉（Sarah）女士也是剑桥研讨会听众之一，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表示：“我对这样大规模的杀人罪行的发生感到震惊，我更对社会对这样事情的发生不管不顾感到更加痛心和遗憾。想想一个名人换件新衣服就会受到多大的关注。我现在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负罪感。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活摘器官）这一行为，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一部份责任。”
“我妈妈是德国人，从这里听到的让我想到一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人在欧洲受到的对待。作为半个德国人，我特别关注这些事情。我希望犹太人所受的折磨不会再次重演。”
瑞那德德拉•拉巴特•斯密特先生（Reynavd de la Bat Smit）是出席牛津大学研讨会的的一位退休教授，他过去的专业包括宗教、古希腊语等广泛领域。他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比纳粹大屠杀更邪恶。研讨会结束后他兴奋地和发言人交谈。他说：“我感到十分震惊，对我来说，不经同意摘取别人的器官是极度的人权侵害，更别说这样的侵害还与酷刑和其它损害相伴出现。这样的事情不是该不该发生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我对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感到惊讶，如果发生在其它地方国际法早就该起作用了了，中国医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震惊，我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医生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没有医生上街游行。这事就如当初在德国发生的纳粹大屠杀案一样，因为它太恐怖了以至人们不敢相信。因为太可怕，每个人都假装这事不存在。不过这事终将被曝光，就象当初纳粹的罪行被曝光一样。但不幸的是，又如当初纳粹德国被允许举办奥运一样，这次中国（中共暴政）也被允许举办奥运，并以此掩盖其罪恶。我认为中共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这（迫害）让我心碎。”
他同时感谢麦塔斯和乔高这样的人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