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4年09月15日】
东日本大地震距今已有3年半，但随后引发的福岛核灾难仍在持续，“附带影响还在不断制造更多受害者”。《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探访了事故现场及周边村镇，记录了当地人的现状与心境。
我们头戴安全帽，脸罩防毒面具，手上套了三双手套，还缠了胶带确保安全，脚上穿了两双袜子外加塑胶靴子，身上裹着防护服，全身被聚乙烯包住。虽然有冰袋降温，但摄影师、记者和我还是开始出汗。可能是因为紧张，也可能缘于日本夏天湿热的天气。
很快，我们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切尔诺贝利（1986年）之后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地。脖子上套着的放射量测定器记录下了我们所暴露于的辐射水平。2011年3月11日9.0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发生以后，日本东北部海岸这座老化的核电站曾经完全断电，导致冷却系统关闭。核电站3处核反应堆堆芯过热，一波波核辐射传到平静的渔村、稻田和牧场。（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共有6个反应堆，其中2个在事故发生时处于冷关闭状态，1个被解除燃料的反应堆爆炸了。）我们套着笨重的行头，像B级片临时演员一样在核电站移动时，被告知身上包了这么多层也不能完全防辐射。东京电力公司（下面也称“东电”）的官员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核电站某些区域的辐射水平实际上比福岛县很多居民区还要低。此后，我坐在核电站综合设施一个未来派风格的格子间里，接受全身内部辐射检测时，听到背景录音再次强调了东京电力公司的安慰性讯息，还引用歌词，清脆甜美地说道“上帝与你同在”。
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至今，三年半已经过去，福岛第一核电站仍然处于危机之中。约6000名工人不得不一次次穿着令人窒息的防护服，努力控制核泄漏的危害——一穿就是几个小时。但还是有大量核辐射涌动于破损的核反应堆堆芯之中，没人能够真正靠近现场去确定损坏程度。每隔两天半，工人就放一个大储罐盛放射性水，那些水因为流经损毁的反应堆而受到污染。我们走过一片放置了1300个储罐的地方，每一个储罐中都有1000吨受污染的水，其中一些被用来冷却反应堆。
核泄漏殃及整个地区。2月，辐射水平超出安全标准数百万倍的受污染水从一个储罐中喷溢而出，事发地就在太平洋沿岸地区。东京电力公司表示，这些辐射水不太可能流入太平洋，但有内部工作人员就没有这么确定。问题是，一旦——而不是“如果”——再发生一起大地震，该怎么办？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最大的电力供应商——的最新计划是，修建冻土围墙，将受损反应堆及其他高辐射区域围起来，以防辐射外渗。但即使诸多技术修补措施成功了，政府估计，还需要至少30年时间才能彻底消除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危险。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关闭了国内其他所有48座核电站。不过，首相安倍晋三却不顾公众反对，想要重启部分核电站。 1971年投入运转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早该退役或者接受改造，而不应该等到14米高的海啸袭来。我绕游这座核电站，对至今仍遗留的损害状况感到震惊。这里，危险不只隐存于看不见的核燃料棒；损毁的核反应堆残骸本身所暴露于的地方，仍然保持着堆芯熔毁导致氢气爆炸所留下的烟熏痕迹。我们走进一栋建筑，1号、2号反应堆机组的控制室就在里面，在这里，12名工作人员曾因断电突然陷入黑暗，不得不依靠手电筒的光亮实现冷停（即用于冷却核燃料棒的水温低于沸点，可阻止燃料棒再度升温——观察者网注）。
在控制室内，一排排显示器和仪表板之间金属部分贴满的潦草计算，昭示着无法阻止堆芯熔毁的工程师们曾多么绝望。电力直到3月24日才恢复，这时距海啸发生几乎已过去两个星期。负责重组公司的东电执行总裁Takafumi Anegawa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地、深刻地反思事故”。他指责公司与监管方关系暧昧，对待安全问题漫不经心。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生产主管Akira Ono对国家的核未来也同样坦率直言，他说：“我们应该重置目标到最高标准。如果我们因为能力或文化原因无法达到这一标准，那就说明我们不合格”；“因为在我国，核能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福岛第一核电站是对东电及日本的巨大考验。而被毁的核电站看起来空荡没有活力，犹如一座好莱坞式的核废墟。这里登记在册的工人也许多达数千，但目之所及却寥寥无几。厚重的防护服拖慢了所有人的节奏，模煳了任何意义上的紧急情况。而在这些被毁反应堆之外，一大片被宣布已不适宜人居的空地上，杜鹃花却正盛开。一只兔子蹦蹦跳跳穿过马路——我想知道，在这片被毁之地上，它要去哪儿？
热情熄灭
可以不厌其烦地说：日本大概是世界上最具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但当人际信任彻底崩塌，又会怎样？对于这个长期、频繁遭遇海陆灾难的国家，福岛事故不仅是日本所经历的又一次大规模自然灾难，也是一场人为危机，源于政治自以为是、企业玩忽职守，以及（日本人）遮掩最丑陋痼疾的本能。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可能推崇精确、细节和安全，但福岛事故却证明，无论日本的公司制造出多少酷炫的发明，缺乏勘漏和应急主动性都是致命错误。
你可能会想，一个被列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在太平洋沿岸建造核电站时一定会多加小心。但事实上，东电的灾难处置计划和事故后协调行动却实在可悲。它忽略了政府和电站此前对海啸可能性的研究报告。东电的顾问团队被太多退休人员所拖累。过错绝不仅限于一家电力公司。日本国会授权的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其2012年针对本次核泄漏事故的报告中批评道：“必须——非常痛苦地——承认的是，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传统之中：我们的自发性顺从、我们对权威的不愿质疑、我们的全身心‘遵守程序’、我们的团体主义，以及我们的岛国根性。”由日本科学家、医生及工程师组成的该委员会继续直言不讳地表示，“福岛事故中，疏忽所致后果以其灾难性引发关注，但孕育灾难的思维定式却贯穿日本全国。”
然而，希望日本本次核危机引发全国整顿的期待未获实现。“3·11”核泄漏是广岛、长崎原爆以来，日本国土上发生的单次伤亡人数最大的一次灾难。不过，日本在70年前的灾难后重生了，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从战败和被毁建筑的废墟中崛起了一座经济动力房，其三分之一的能源来自核能。而这一次，凤凰涅槃却没有发生。日本公众因为这场灾难，失去了对政府保障安全、处置危机的信心，而福岛事故却没能激发足以自夸成就的新环境或民间团体运动。日本商业联合会21世纪公众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泽圭太田昭宏（Akihiro Sawa，音译）说，“惰性还是非常强大”。
与此同时，福岛事故的附带影响还在不断制造更多受害者。近2万人——大部分在岩手和宫城县，福岛县也有——死于地震和海啸。但只有在福岛——核灾难发生的中心地点，日本政府声称，这次自然灾害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最初的灾害死亡人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导致死亡率上升。
福岛大约12.5万居民——其中大部分居住于核电站周边30公里半径内——还在以避难者的身份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园位于政府划定的隔离区内。他们中有些人住在活动房里，这些地方让人更容易想起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灾区。6月，日本环境部长承认，受灾核电站附近部分县镇的污染消除努力失败了；居民即使愿意，也无法回家。在附近其他地区，恐惧则开始蔓延，海啸来袭之后，父母担心被毁核反应堆释放出的辐射云会给他们的孩子造成伤害。而在废弃的核电站内，很多富有经验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官方设定的最大可接受辐射量极限——重要的工作只能留给没有那么富有经验的工人去做。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向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请相信我们。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视察福岛，咧嘴而笑并咬了一口当地种植的桃子，以此证明这里生产的食物可以安全食用。水果品尝之行过后不久，安倍出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发表演讲，宣传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我向你们保证，局势得到了控制”，他说。但情况果真如此吗？日本核问题最著名的电视评论员仓泽治雄（Haruo Kurasawa，音译）表示，“这是一次重大的事故，其中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没有人被关进监狱，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所有人都还在避左右而言他。没有什么真正改变”。
高危地带
通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路上一派日本小镇风景：柜台上摆放着筷子和调味品的面馆、木瓦屋顶的农舍，挂着钩子的吊车……还有写着快餐店、保龄球场和温泉度假胜地名字的广告牌。但是，没有人在这儿居住。自从2011年3月12日，第一座核反应堆爆炸，附近所有小镇沦为放射性黄色危险区域之时，这里就成了被遗弃之地。
由纪惠生活在整洁的小镇双叶。这里很多居民都在附近的核电站上班。随着老龄化及年轻一代涌向大城市，日本其他地区乡村人口在逐渐减少，但双叶因为有核电站得以幸免。由纪惠的家族历史可以说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她的奶奶在后来被建成核电站的一片农田上长大，她本人和一个核电站的工人走入了包办婚姻（由纪惠的丈夫仍在核电站工作，所以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我们是东电家庭”，由纪惠说。疏散命令下达时，由纪惠和家人跑回家——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3.2公里——抓了几件生活必需品，有毯子还有给女儿用的尿布，然后就挤进一辆车，向西北开去。然而他们不知道，当时风正是把核辐射吹向了同一个方向。
从那以后，由纪惠和她的家人搬了10次家，从一套狭小的公寓搬到另一套。而无形无味的辐射幽灵一直跟着他们。33岁的由纪惠和她的两个孩子，现在被困在磐城市郊的禁闭房里。磐城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最大的城市，距核电站40公里。今年早些时候，由纪惠的女儿身上忽然出现了神秘的皮疹。一名出诊医师推测，核辐射是皮疹的诱因（不过其他医生也有不同的判断）。由纪惠则频繁流鼻血，她说在核泄漏事故发生前，自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病症。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福岛核泄漏与附近居民——甚至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存在关联。政府则指出，照X光或搭乘远程航班都会导致身体暴露于特别高的辐射，而人们仍是继续生活不必担心有任何风险。不过，即使科学另有解释，但如福岛核泄漏这样的事故产生的辐射还是让人感觉异样，更加危险。在福岛市经营一家私人诊所的肿瘤学家Sachihiko Fuse就说，“我们有太大的压力，甚至不能提辐射这个词。国家及县政府都说，‘这没什么危险，请照常生活’，但人们却感到担心。”
福岛核事故引发的精神健康危机无疑是真实存在的。没人知道压力究竟会如何体现在身体病痛上，包括流鼻血。有时，其影响还要严重许多。有当地医生表示，很多家庭因害怕蒙羞而没有报告自杀事件，所以真实的死亡人数无法确定。54岁的菅野茂清（Shigekiyo Kanno，音译）没有隐藏自己的感受。菅野是相马市（位于福岛县东北部——观察者网注）一名奶农，因为人们担心他生产的牛奶受辐射污染而失去生计。菅野把自杀遗言写在了牛棚的墙上：“要是能没有核电站该有多好。”他的死亡最初没有被列入福岛核事故的相关统计。
核能政治
核能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2009年，现执政党自民党收到的个人政治捐赠中， 70%来自当时或前电力公司高管。自民党支持重启前政府闲置的核电站。日本经济产业省电力供需办公室主管 Toshikazu Okuya就将重启核反应堆描述成，能源资源匮乏下的国家环境和经济需要。2010年到2012 年，随着进口矿物燃料取代了核燃料，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7%。政府估计，关闭核电站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每年 354亿美元——而这发生在安倍试图重振国民经济的背景下。 Okuy谈到核能时承认，“我们不能说它没有风险”，但是“我们要设法重拾民众信心。”
而在福岛，这要从妈妈——政治上意外地活跃且越来越反核的群体——开始。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几个月后， 桥本佳代子（Kayoko Hashimoto，音译）的女儿按政府的要求，戴着放射量测定器上学。辐射云从此地经过，但民众却被告知当地是安全的。那么她女儿的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会录得高水平的放射量？ 桥本买了一个最好的放射量测定器，开始对女儿上学路上的辐射量进行检测。让她震惊的是，她发现社区存在一些小型高危地点，一个在面包店旁，一个在狗舍旁，还有一个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福岛有些镇子因为担心居民过多暴露于辐射下，对室外活动时间有严格限制。桥本发现，这些地方辐射水平甚至比那些小镇还要高。这些高危地点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桥本感到担心，她说，“人们害怕辐射”，“但他们却不愿大惊小怪或吸引外界的注意力。”
桥本也反对在学校操场上存放污染废弃物。福岛到处散落着一堆堆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受辐射污染的地面表层土和草木。但没人愿意在自己身边建正式的垃圾堆积场。即使指定个临时的垃圾堆放点都很困难，学校因此派上了用处。这些塑料袋的寿命虽然可达数年，但其中一些已经被里面的草木和废弃物戳破。核专家仓泽（Kurasawa，音译）说，“把这叫做污染清理是错误的”，“这只是将污染废弃物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
一些负责清污的工人没受过多少训练，薪资也很低；招聘人员甚至将招聘目标锁定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四分之三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人都是分包工人。3月，核电站一名合同工遭遇意外，耗时1个小时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昵称为Sunny的核电站工人表示，“以前我感到骄傲，因为我认为自己在拯救日本”，“但这里工作时间长，待遇差。新手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媒体报道说我们总是搞砸事情。我已经失去了自豪感。”
而榻榻米垫制造商、前核电站工人Kyoji Konnai就不担心辐射问题。4月，政府在有关清污工作结束后，正式撤消了都路地区的疏散命令。都路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仅隔一条山路。Konnai和他所在社区三分之一的其他居民已经返回并清理了家园。Konnai说，“我还是认为核工业很重要”，“没有核电厂，我们就没有工作。”而其他人则无法回家。磐城市郊一片阴冷的金属棚子是为250户双叶家庭提供的最新一批临时住房。77岁的Tatsuko Shiga在她的小小住所前种了几盆花。一个架子搭成了她的家庭祭坛，在这样一个预制小屋里，只能做这些。不过，Shiga还是不愿回到自己在双叶的农房，虽然那是她所在社区少数几座没被海啸吞没的建筑之一。“那个地方完了，” Shiga说，“只适合鬼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