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6年08月09日】
原重庆铁路分局调度所（二零零五年已合并到成都铁路局调度所）调度员吴荣跃坚持修炼法轮功，四次被非法抄家、拘留，二次被劳教迫害累计四年，给他与家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二零一五年六月，吴荣跃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及其它相关责任。
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吴荣跃的妹妹吴红梅也多次被迫害，被关劳教所、疯人院、被酷刑，身心受到巨大创伤，至今笼罩在恐惧和阴影中。
下面是五十八岁的吴荣跃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控告人原是重庆铁路分局调度所（二零零五年已合并到成都铁路局调度所）调度员。由于工作关系，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通常一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常常疲惫不堪。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但精神长期处于萎靡状态。一九九六年底，我妹妹开始炼法轮功，向我推荐。我看了两遍《转法轮》后，神经衰弱一下就消失了，而且身体轻盈，神清气爽，精神也从桎梏中解脱出来。我欣喜万分。修炼后，身体渐渐强壮起来。脸色红润，走路轻快，睡眠恢复了正常。
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不知不觉中，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开始学会替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改自己的缺点，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变好。比如以前有人骂我时，我会不假思索，迎头痛击。但修炼后我不会这样，我会想，我哪里做得不好使人家生气了？为什么没做好？有什么不好的心赶快放下。在利益上，也能放淡，不要不义之财。我常骑摩托车上班，有的朋友常搭乘同行，时间长了，过意不去，将单位公家的汽油倒给我，我坚决不要，我对朋友说，能帮助朋友是愉快的事情，需要帮忙说一声就行了。其实我单位的私人摩托车几乎都烧公家的汽油，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有一次，我到商店买两台半自动热水器，扛回家打开一看，两台都是全自动的，一台要贵三百多元，我想到营业员要赔六百多元钱，心里会很着急的，就立即将两台全自动扛回去，换了半自动热水器。那位营业员并没有感谢之意，怕领导知道了责备。我也不介意，因为我能够理解她。
法轮大法不但祛病健身效果奇佳，而且能够快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促进社会道德回升，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百利无一害。我就积极的向朋友们推广介绍法轮功，使有缘人也受受益。
正当我愉快修炼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却不顾事实、违反民意，发动了一场针对法轮功善良民众的残酷斗争运动。从那一刻起，全国舆论铺天盖地一边倒的诋毁法轮功，污蔑谩骂法轮功创始人。极大的毁坏了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声誉、形象。对社会秩序及道德的重建起到了极大破坏作用。在这种大环境下，控告人开始受到无休止的迫害。
进京上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上旬，当时正是迫害的高峰期，为了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阻止无端的迫害，我自费到北京上访。信访办有很多警察正在抓人，九月二十六日我在河北燕郊被当地警察绑架，一百多人被关在三合市的一个学校模样的大院里。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东北同修、重庆同修被警察围殴。两天后重庆国安把我们劫持回重庆，将我转交给重庆铁路公安处一科马庭渝、辛小平、刘兵等人，当晚非法抄了我的家及在单位存放的大法资料，送去铁路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二天；出来后立刻被劫持到重庆铁路车务段招待所办洗脑班（位于小南海火车站）。以开除公职来要挟我放弃信仰。
回单位后，由于我坚决不放弃法轮大法的信仰，调度所不安排我上班。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我被重庆铁路分局解聘调度员职务，下放到重庆西机务段运用车间当干砂工，给机车上防滑的砂子。虽然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我仍然以修炼人的心态，吃苦为乐，认真负责的把它干好。同事、领导都背地里称赞。但是迫害仍然是如影随形。单位有关部门仍安排人密切监视我的言行动向。
面对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升级，我决心进京抗议。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千年交替时刻，我毅然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体炼功，抗议迫害，军警抓人时走脱。返回重庆后，被刑事拘留三十天，非法关押在重庆铁路第一看守所。期间单位动员我全家姐妹、父母劝说、逼我放弃信仰，搞得全家不得安宁，痛苦不堪。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三日，我下班回家途中，去同修李杰琳家归还书籍，被正在那儿抄家的南岸区国安刘思明一伙绑架，“理由”是我随身带有《转法轮》一书，诬我在“串联”。我不服这荒诞的罪名，据理力争，择机跑了，被恶警刘思明抓回，一阵乱打。随后被关押在南坪派出所一夜。第二天被转交给重庆铁路公安处，两单位的国安不法人员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我的大法书多本及一些真相资料。然后将我投入铁路第一看守所。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四川资阳大堰劳教所，我受到了更为非人道的摧残。因为在入所队没能“转化”我，当我被分到机械厂（劳教所的一个中队）时，那里的恶警就拉开了架式要加大力度迫害，因为上面已悬赏两千元。
在机械厂，立刻就被“严管”。每天四个吸毒劳教人员组成的包夹人群随时紧围着我，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书籍，限期写“三书”，（改过书、保证书、决心书）当时的厂长廖子良、干事方纯龙在威逼、利诱失效后，就开始不准我睡觉，白天被逼着做玻璃纤维，在高温火炉中将玻璃烧熔化，再抽成丝，酷热难当。
我身上被玻纤扎的全是红点，肿得老高。我不愿当奴工，经常被牢头打骂。后来又被押着干重体力活，手端着几十斤重的筛子浸泡在有毒的水里筛洗碎旧玻璃块，供应八、九个人做玻璃纤维。晚上不准睡觉，被逼在院坝跑步，下半夜由吸毒人员李侠等人轮番换班押着我“面壁”。稍有合眼就被殴打。第二天仍然接着干重体力活。
因为我洗的玻纤原料都是回收的旧玻璃瓶碎渣，水是有毒的，我成天手脚泡在里边，开始化脓，腿肿得很大，穿短裤都困难，满腿都在流脓血。我找到厂长，向他申明，信仰无罪，叫他们不要迫害好人，他挥舞着电棍威胁我：不想受罪就赶快转化，否则我叫你在这里生不如死。于是迫害更变本加厉。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苦役——剥夺睡眠——苦役——剥夺睡眠，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几乎崩溃，违心的妥协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妥协后，外在的折磨减轻了，他们去领赏了，但我的心里在哭泣，充满内疚、自责，在压力下丧失了一个人的基本良知，整天无地自容。我慢慢的再次审视自己的信仰，确认他是我愿为之付出一切的真理。在十天后我郑重声明，在不公正的迫害下所写的“三书”作废，法轮大法是正法，继续坚定修炼。
于是，二零零一年初，他们又把我调到人称“魔鬼中队”的四中队，队长是廖良，以超强奴工进行迫害。这中队是烧砖的，我被分去拉石头，每天推着五、六百斤的页岩石头在坑洼不平的泥路上来回奔跑，供应原料，而且是自己装卸。我每天尽管上气不接下气，汗水从未干过，全身肌肉都在痛，仍然完不成他们规定的数量，就被罚做苦工，收工后还要做很多鞭炮才能睡觉。天不亮又上工地了，身体和心理的压力都到了极限。但是我仍然坚定正信，不再屈服。时间久了，他们才作罢。
二零零一年底的一天，我突然被叫去监狱医院检查身体。我自知身体没有一点不适，拒绝去医院，姓刘的警察叫来几个劳教人员，将我强行塞进大箩筐，抬到了劳教所医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各种指标的检查化验。当后来活摘器官曝光后，我质疑这次体检是否与活摘器官抽样有关？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重庆铁路公安处一科马庭渝一伙人来到我单位保卫科，要我写字核对笔迹，我拒绝，因为他们干的事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我若核对了笔迹，就是在协助邪恶迫害同修、迫害大法。当时他们狼狈的离开，却怀恨在心，准备再次报复陷害我。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下班回家刚到门口，混在人群中的铁路公安处一科马庭渝、刘兵、辛小平等人，一拥而上，将我绑架，随即抢过我的钥匙，强行抄家，抢走师父讲法录音带八盒、《转法轮》一本、真相资料十九份、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扫描仪一台、电视机（已归还）、DVD播放机一台、现金两千多元等。
当晚我被关押在铁路第二看守所。我不承认自己有罪，不应该到这里来，我不报数，不穿囚衣，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指使几个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强行给我加上脚镣和手铐。这样铐了三十天直到我离开。我被铐上手铐和脚镣，行动受到限制，脚被磨破皮，直流血，手也动不了。有一个年轻的刑事犯人，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他明白真相，同情大法，是他帮我打水、擦身。在这里，我绝食抗议，他们就暴力灌食，将我按在长椅上，手脚铐住，象大字拉开，将头按在背靠上，用钢筋撬开嘴，用胶皮管在胃中、气管中大肆乱搅，肆意折磨。直到半年后我的气管疼痛才慢慢消失。
在这里关押了一个月，说我在同事中宣传法轮功，将我非法劳教两年，送到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迫害。我被从重庆送往四川绵阳的途中，在成绵公路德阳段，我抵制迫害，从高速行驶的囚车上跳下，面部摔伤严重，劳教所不收，重庆铁路公安处的警察托关系，出钱行贿，强行将我丢到那里。
在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我到六大队二中队时，就是五个包夹人员胁持我，前后有人扯衣服，左右有人挽手臂，另有一人是牢头，四方都有人拉扯，不能自己走动，不准与同修讲话、微笑、打招呼，上厕所要报告。那里的队长董海波，副队长付卫东，先是假惺惺装出伪善面孔，找已转化的“犹大”引诱威胁我，都没起作用。后来把我调到四大队，那里有个叫赵钰的象恶魔一样的头目，专门迫害法轮功。四大队经常都以整训的形式迫害法轮功，强迫写“三书”，不写就超强度的走队列、跑步，跑不快的用两个大汉拖着跑。烈日下暴晒、站军姿等等。强迫唱歌唱邪党的歌，我们抵制不唱，赵钰拉出去罚站、电棍电。同样经受威胁、恐吓、剥夺睡眠、坐板、不准上厕所、超时奴工，强制跑步，开批判会等迫害。
后来我又被调到六大队二中队，每天做长时间奴工，从早六点到晚十点，甚至十一点。随时都有包夹人员紧跟，连睡觉时都有包夹在床边，监视在床上的一举一动。有时空闲的时候，就强迫坐板，不准乱动，不准说话，我们拒绝“转化”的都被剥夺通信权，会见权等。
两次被强制离开家乡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六日，重庆主办召开亚洲议会和平协会（AAPP），中共的610非法组织，惧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驱赶重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背井离乡，到市外回避。重庆西站派出所逼迫我及另一位女同修唐彩梅离开，我拒绝后，警察提着手铐来威胁：不走就到派出所关几天。质问他是谁规定的，你们开会就要迫害法轮功？你们开会为什么要扰乱人民的生活秩序？警察说，是上面的规定，没办法。单位保卫科廖述寿、叶昌兵借机派车将我们拉到外地。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重庆要召开亚太城市市长高峰会议，重庆市610指使各单位强制驱逐法轮功学员离开重庆。十月十日，重庆西站派出所威胁如不离开就关押几天。机务段保卫科长杜勇软硬兼施，派保卫干部魏景川将我带离外地十多天。
被控告人江泽民在任期间，一意孤行的发动了这场对众多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怂恿坏人迫害好人，严重破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使得近十多年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使道德与法律处于崩溃边缘。根据《中国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