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信访局副局长的内心告白

编者按：1999年10月6日，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被套上囚服、带着手铐押到了公安局。

纪检委书记刘耀华对她说：“你影响太大了。你爱炼，就回家偷着炼去，违着心也得揭批（法轮功）。”

刘金英回答：“我宁可放弃工作、家庭、甚至生命。”

他伸手给了刘金英三个大嘴巴，打完了说：“回去给我写出深层次的揭批材料，8日交给我。写出别的来，我还揍你！”

回到监室，刘金英非常平静地写了一篇《捧给您——真诚的心》。

刘金英，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此前先后任乡、镇团委书记，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乡长、副镇长等职。1996年，刘金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刘金英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上访，却被推向了公审大会……

以下是刘金英的内心告白，根据明慧网刘金英在2001年上诉状和2015年递交的控告江泽民书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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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被骗

1999年7月20日傍晚，3名公安干警突然闯进我家，说是问一些“法轮功”的情况。

我说：“可以，你们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我这里的资料很全，你想看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拿出来看。”

他们没兴趣看资料，只是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就把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们。

1999年7月21日下午4点，我参加县委六楼的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听到了会上传达的“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及一些具体安排、布署。散会后回家已是晚上7点。我伺候好公婆和7岁的女儿，忙碌了一天的我揣摩着白天发生的一切，不知怎么做好。

当晚，夜深人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灯看表已是近12点。我隔窗问是谁，他们说是公安局的，说县委孙书记要找我谈话。我答应着穿好了衣服告诉我丈夫是领导谈话，就出了门。

当我见到几辆警车早已在门口等候时，心想他们也许在执行公务时顺便来通知我，便对干警说：“我骑自行车，一会儿回来方便。”

“不要骑了，这车快，回来送你。”

我就上了他们的车。

到了公安局办公室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孙书记和李秘书长。孙书记问我：“你还炼不炼哪？”我随口说：“不让炼就不炼了。”我知道这样的回答不是心里话，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但当时在领导面前我实在拉不下面子。

他们对我训斥几句后就走了，我觉得谈话结束了就往外走，一个干警拦住了我的去路把我送到了看守所。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7月22日下午，我和其他14名进京途中遣返的大法弟子一起被戴上手铐、脚镣录像，直到8月6日才被释放。

郑重辞职

出了拘留所，我才得知7月25日在涞水县电影院召开了迫害法轮功的公捕大会，迫害法轮功群众，有7名已被刑事拘留，会上我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回到家里我发现那些大法资料不见了，才知道公安抄了我的家。我坐在地上流下了眼泪。心在淌血啊！

8月12日我向县委组织部递交了《辞职报告》，并交了信访局的所有钥匙。

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非常理智的选择，是我们全家一致同意的。中共不是规定“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吗？

人类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我只不过在“当公务员”与“修炼法轮大法”间选择了后者，国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许修炼法轮大法呀！

8月21日下午，一位法轮功学员刘桂英来找我，说把书全交了很后悔，想上北京。我说我也想去，我们又找了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许术亭。8月22日早晨，我们3人去了北京。

3次审讯

9月28日晚，我们被三间房派出所留置。9月29日被朝阳分局处以15天行政拘留。9月30日我被保定信访局和涞水公安局的人从那儿接了出来，当天被送到涞水看守所刑事拘留。

10月1日下午，涞水县看守所。我被套上印有“囚犯”字样的白大褂、戴上手铐，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锁在一个大铁椅子上。

保定法院的人先自我介绍，我平静地给他们解释，他们了解到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再说什么。

但是，涞水县县委副书记孙贵杰大声嚷着：“如果因为你影响了我，我饶不了你，一会儿就揍你一顿。”

一个人给我打开了铁椅子上的锁链，（接着）一个耳光打在我的右脸上，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再上来人又打。临走时，孙贵杰还说：“这是轻的！”

10月2日上午，我又被套上囚犯白大褂、戴上手铐，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锁在大铁椅子上。

县委书记韩雅生亲自指挥一帮人对我大打出手。他们让我给县委书记跪下，一个人打累了，另一个接着打，有时还共同出击。

韩雅生暴跳如雷地喊：“臭不要脸的，拿电棍去电她！”

话声刚落，一个警察拿了一个带刺的胶皮棍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后背上。

公安局局长谭书平从地上把我抓起来，揪住我的衣领，左右开弓地打了我一阵耳光，翻了翻眼皮才散手。

10月2日下午，当我被第三次带上手铐，穿上囚服押到地下室时，见到了市委书记王珽玖，他命令人把手铐打开，平静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告诉他：“我去北京是为修法轮大法，只要能有书看，能炼功，哪怕打工、当保姆。”

那天我从地下室上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于振刚被绳子捆着押了去。他是“301粮库”的职工，我在外面听到了对他的打骂声。

10月4日，看守所办公室。谭局长带着一个叫王炳武的副局长坐在沙发上问我：“要枪毙了你，你还炼不炼哪？”

我说：“枪毙就枪毙，有自由我就炼。”

一个叫梁战海的警察说：“你永远有不了自由！”

谭局长又问：“那就给你报枪毙了？”

我没说话。那时，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号被隔离，只有3个刑事罪犯看着我，也真不知外面是什么环境，没人给我透露一点消息。

10月6日，公安局政保股。谭局长劝我：“你说咱们都是同龄人，我比你也大不了两岁，你今年才35岁，就按70岁的寿命计算，你还有35年呢！你怎么会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街上那些捡西瓜皮吃的，都不愿意死……爱炼回家插上门偷着炼去吧！”

10月13日晚上，我被取保候审送到了民兵训练基地靶场学习班，我见到那里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打得满脸是伤，也有的眼睛挂着血丝、嘴角挂着伤。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3个单位的人轮流看着。

公安纪检委书记刘耀华瞪着眼对我说：“你先考虑一会儿，如果你再说炼，我就开始揍你，打得你说不炼了为止。”

10月20日，我和其他6名法轮功群众从靶场被带进拘留所。10月22日，发给我《拘留证》，日期为10天。实际这次拘留长达49天，直到12月7日我丈夫拿了5,530元，才把我赎去。

530元是交拘留所的：49天的饭费，每天两碗稀粥10元。还有40元“按手印钱”。那5,000元交到公安局政保股李增林的手里。

我问他：“不开票啊？”

他说：“不开票。”

我又问他：“这是属于罚款还是属于押金？”

他说：“不叫罚款也不叫押金，交了钱你就走人。”而且还得自己写上“自愿交纳”的保证书。

我心里说：这简直就是敲诈！虽然不愿意，但那时我从家出来已经三个半月，心想：为了这点钱就没必要在这儿撑著啦！

后来我发现这叫助纣为虐。这五千多元已远远超出了我上班时一年的所有收入，我为共产党工作16年，无论家里有多大困难，也从没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钱，这钱交得没道理。这么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乡、镇工作，风里雨里的不说，我的孩子真的比同龄人缺少母爱，吃了不少苦。

辞职回家后，我不再从事任何社会活动，只是做一些家务，接送孩子上学。

拘留所受刑老太太遍体鳞伤

2000年7月19日，两名公安干警又到我家，说交不了差，把我送到拘留所。

7月19日晚上，纪检委书记刘耀华、政保股代春杰提审我。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抓我，非要逼得我远走他乡，妻离子散吗？炼不炼法轮功是我自己的事，再说我在家里炼，也没犯什么法，你们让我回家吧。我的父亲病着呢，孩子也需要照顾。”我听到的答复是：“你就委屈几天吧！”

2000年7月20日上午，我接到了已填写好的《拘留证》，填写时间是7月19日，上面写着：“由于仍然坚持练法轮功，处以15日行政拘留。”

那时拘留所里关了我们共10名大法弟子，有5人是先后进京上访抓回来的，另5人是从家抓去的。当我得知一个叫张凤芝的老太太已经10多天没吃饭了，就过去问她为什么？她拖着很瘦的身体，用很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没有犯法，我不吃这里的饭。”

看到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问她：“他们打你了吗？”

她点点头，掀起衣服让我看她身上的伤。

真是遍体鳞伤啊！她的臀部及腿上的肌肉有很多瘀血，硬梆梆的，我用手按按几乎没有弹性；胯上还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脓包，像个小气球灌上了水，软软的，后背上清清楚楚地留下了男鞋底的印迹，血淋淋的……她告诉我是他们镇党委书记带人亲自下手打的。她今年50多岁，和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看着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受到这样的伤害，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此外，宋各庄乡的法轮功学员隗凤兰、王金花曾被抓到乡里，关在一个小黑屋里，3天3夜没给吃的，也不准她们上厕所。7月19日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用手把门掀了一块板，从底下爬出来跳墙后步行向北京走，到了张坊以东才赶上了公共汽车。

她们到了天安门，警察把她们送到了密云县拘留所。后来由涞水县公安局接回的。陈成兰去北京上访是被送到昌平拘留所后接回的。据她们说北京各大分局装不下了，才把她们送到了周边县，抓的人太多，她们都被编了号。

我刚进拘留所的时候，心里真的不平衡，觉得不该和她们关在一起，我没去北京啊！但逐渐我认识到自己和她们相比确实逊色许多，都是大法弟子，也都是做母亲的，当大法遭到迫害、大法弟子受迫害时，她们却敢于去证实大法，而我想到的只是自己，还有那个家。

到了8月3日该释放的日子，仍不放人。

8月3日下午，我要了纸笔，写了“给中央及政府领导的一封信”。王金花、杨振平她们也想写， 我就把她们提供的内容也写在了那封信上，共三方面：（一）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二）1999年7月以来，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三）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写的都是我们10个人的亲身经历。

然后我们亲手签了自己的姓名：刘金英、方永连、杨锡芳、张国华、张凤芝、王金花、隗凤兰、陈成兰、杨振平、陈淑英。

8月4日下午交了170元稀粥钱后，我才被第一个释放。至此，涞水县公安局已对我进行3次行政拘留（每次都是超期拘留）、一次刑事拘留，累计96天。

去天安门附近炼功

我从拘留所回到家中，陆续有一些亲朋好友到家看望我。大热天，又拘留17天，他们也愤愤不平。我就把在拘留所写的上访信拿给他们看，得到了许多人赞同，又有人签了自己的姓名、详细住址及联系电话。

8月8日，又有6、7个人签了名，当时我正发愁怎么样能把这封信让中央领导见到，有个大姐说：她的弟弟给中央写的上访信被打回来了，还被义安镇罚款2,000元，我才想到了上网最可靠。当有人提出把这封信带到她家去签，我就递给了她，并说：“签名要自愿，要负责任，为的也是有据可查。”

8月10日早晨，我和法轮功学员闫财旭、张娥、李小华一行4人坐出租车去了张坊，见到张建平接过上访信及签名，张建平也上了我们去北京的车，她还带着一个人到北京，我们去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家，把信委托给她们就去了天安门。

在东长安街路边金水桥附近，我们停住了脚。我对李小华说：“你如果想回家，就带闫财旭回去吧，她没来过北京。一会儿我在这儿炼功可能要被警察问。”她们执意不走，我就坐在地下打坐炼功，一会儿警察就过来了。

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告诉我们，“今天光涞水县的，就登记了55个，还不算你们6个。”

很快我们被送到保定驻京办事处。涞水县石亭镇镇长李亚民脱下自己的皮鞋疯狂地抽打我们的脸，打时还骂不绝口。那天下午，李亚民非法把我们送往涞水县党校，还要了我们每人10元的车费。

天黑了，县委副书记孙贵杰说：“把刘金英、张娥、方永莲送到看守所去。”他一句话我们3人就都被刑事拘留了，后来我被非法判刑。

我被关入看守所最后排一个小号监室。那个小号的后窗紧挨着一个猪圈，这是看守所警察巡视在押人员的窗口。小号墙上的壁虎随处可见，炕上的小虫比沙子粒还小，咬得奇痒。

每天晚上，他们要我值班（干活），白天还要叠1,500个蚊香袋。

一次，检察院廖志刚非法提审我时，只有他一个人，还拿手铐铐了我。他平日以前就和我住在一个院里。这次，他答应给我丈夫捎个信请律师。

但是，他最终没敢登门去我家。

一位信访局副局长的内心告白（下）

编者按：每一次出工都是折磨。

他们把刘金英从楼道往下拖，拖到台阶上，蹭得她脊背上破了一片肉皮;裤子磨成了碎片，像穿着树叶；鞋被磨烂。犯人们接着拉着她的右胳膊，身体着地在水泥马路上蹭。右肩膀、右脚趾、右膝盖都被蹭破了皮，流着血。

2001年6月3日早晨，警察李香兰又强迫刘金英出工劳动改造。李香兰让犯人们把她拖到楼下，把楼门关上，拿着电棍电击她的左胳膊。然后命令犯人开门把她拖走⋯⋯

刘金英，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此前先后任乡、镇团委书记，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乡长、副镇长等职。1996年，刘金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刘金英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上访，等待她的却是人间地狱。

以下是刘金英的内心告白，根据明慧网刘金英在2001年上诉状和2015年递交的控告江泽民书整理而成（文字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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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5年

2000年11月30日下午，我和法轮功学员陈成兰接到通知去开庭。

看守所所长刘卿让人给我们砸上脚镣，用一个手铐把我俩铐在一起。脚镣只有3个短环，迈不开步，上车时需要人扶，下车时两脚一齐往下蹦。这个脚镣直到12月22日开庭才第一次打开。

庭上没有一个证人，证言中谈到的很多人，我从来没见过面。当听到休庭的声音后，我还以为还会再次开庭。（当天也没有判决结果。）

为了抗议迫害，我在看守所绝食绝水5天5夜，之后开始吃饭。由于脚镣拖地的声音很响，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每晚值班后，我两手攥住脚镣的两头，挪著走回去。

白天要做蜡纸花，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长达14个小时。

2001年1月10日，屋里还没生火，很多人冻了手。看守所警察张鹏达打了陈成兰，我去制止，又被戴了10天脚镣。

我和陈成兰被非法判刑5年。

一开始，我被关押在河北太行监狱。没有床，床板就铺在水泥地上。包夹犯人把我的衣服用臭墨全打印成“罪犯”字样，打饭也不允许下楼。

5月8日，警察马会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看了你的上诉书，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我必须把你送走。”

太行监狱不敢承担责任。非法收监8天后，我被戴上手铐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转到石家庄第二监狱女子大队。

2001年5月16日，一个姓史的、一个姓王的警察拿着电棍、带刺的警棍逼着4个犯人强行把我的衣服扒掉，套上囚服，背铐著关进了禁闭室。

那里四面无窗，只有铁门上一个拳头大小的方口。

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馒头、一片咸菜，一天只许去2次厕所。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能睡觉，一直铐了我13个昼夜。

期间，冯可庄当着我的面烧了我的法轮大法书。我告诉她不能烧，她说：“我们不怕，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2001年6月25日至7月4日，我被强行戴手铐再次关禁闭10天。他们给我脖子里挂了一个辱骂法轮大法师父的牌子。在禁闭室，我再次抗议，绝食绝水6天6夜。

警察李香兰叫来4名犯人，捏着我的鼻子强行灌食。

另一名警察马新荣拿着竹板撬我的牙，一边踢我的腿,一边骂：“贱货，再不张嘴就撬掉你的牙。”

冯可庄在一边喊著：“给她打一针。” 黄色的药水已吸入注射器在旁边放好。

后来用胶皮管子插进我的鼻孔，插了几次才灌成。每一次刺激，眼泪就往出流。

马新荣喊著：“不配合，一分钟就憋死你！”

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被犯人们抬着灌2次。

灌完食就把我扔在二中队车间的水泥地上。那时有一段时间，二中队车间的犯人们正在包筷子。

李香兰说：“去，挪远点，别在门口堵著，跟个死尸似的。”

杀人犯姜连凤打我的脸，另一名杀人犯李翠琴打我的手。

后来,他们就用尼龙匹子吊上我一只脚。一动，姜连凤就拉那尼龙匹子，越拉越紧，勒到肉里。时间长了再放开、再勒。

犯医韩小萍则在旁边不时给我量血压、听心跳，（看是否到达我的身体极限）。

不准家人会见

我丈夫是涞水县原地税局办公室主任。

2001年7月12日是二中队的接见日，我在监狱大门里边，看到他和我母亲领着我的女儿，抱着被子从大门进来了。

我在接见室等了半天，隔窗看见李香兰在威胁、哄骗我女儿。好大一会儿，孩子一个人进来了。我把她抱起来，问怎么回事。她说：“爸爸被她们扣那儿了。”

我母亲在远处站着，也一直不让和我说话。

过了几天，我问李香兰是否监听了我第一次接见和丈夫的谈话。她说：“这是什么地方，能让你们随便说吗？”

我后来得知，在李香兰、冯可庄的指使下，监狱门口的武警非法搜身，从丈夫的上衣袋里拿出了《解梅花诗后三段》这篇师父经文。

丈夫张东生回家后一直被跟踪。

2001年8月19日，丈夫在单位被涞水公安非法抓捕，8月21日送易县看守所迫害，被非法判刑15年。

强迫体检

2001年8月初的一天，收到一项通知–“参加八项体检，是监狱里交钱，车在外面等著。”

我不知道她们要耍什么花招，只听口气不对劲。我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不体检。”

但是，在监狱里的体检都是强迫性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做了2次X光透视、经常抽血化验、做心电图。

回来的路上，李香兰骂我不要脸，还说：血只有2克，再不吃就死了。

绝食绝水一个月以后，她们就开始给我输“氨基酸”，每天250毫升及50%的高糖，然后化验尿，说我血糖高。是狱医马新荣指使犯医韩小萍干的，记录随便写。

我心想，不能就这样让她们害死呀，8月18日，我开始吃饭，一个半馒头、米粥、咸菜。

中毒风波

2001年8月21日上午，警察李香兰买来豆腐脑和汉堡包给我。

我说吃过饭了。她一愣，告诉犯医韩小萍：“给她理发，叫她睡觉。”我的头发被理的很短，像男人的寸头。

姜连凤告诉我：“这些你要吃就一下吃了，别一会儿吃几口一会儿吃几口的。”

我看里面有韭菜花，天热又怕坏了，理完发我就挑了几口，剩下的就给了一个送水的老太太。结果，她喝了眼睛发木，睁着眼费劲。后来，那个汉堡包给谁，谁也不吃。

（吃了李香兰给的东西后，身体不舒服，）我躺在了床上。下午2、3点钟左右，听见贾凌云小声说：“她动了吗？”又问了一句：“车来了吗？”

打晚饭时，李翠芹她们叫我，扶着我坐起来，我一直没（能）睁眼。李香兰就命令犯人把那个汉堡包强行往我嘴里塞。我不张嘴。

杀人犯陈秀兰说：“给安心贤吃吧。”

李香兰赶紧说：“坏了就别吃了，扔了吧。”

陈秀兰听懂了她的话，赶紧就扔到垃圾里。

我一直躺在床上。晚上犯人收工了，王颖就通知所有犯人不许脱衣服睡觉。大队长于福岐就带几个人到我床边观察。

王颖当时用手给我捋了一下头，捋下了很多脱掉的头发。

于福岐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点了点头。她说：“你没事，睡觉吧。这可能是鬼剃头。”那一夜，我平平地躺着，一动没动。

第二天上班，二中队一个小李队长翻我的眼皮说：“瞳孔散了。”

10点多钟，我起床了，感觉自己是中毒了，要求法医鉴定。包夹犯人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出去就出去呀？”

过了24小时，我吃了点东西，见到了大队长于福岐。我要求见医生。她说：“要去不能喊、不能叫。”我说找个石家庄的亲戚陪我去，于福岐说：“不行，不是直系亲属。”可是我家里的人她们又不给联系。

8月22日下午，7个警察及保健站医生带我去了省三院。

但是，医院医生受到警察胁迫，他们含糊其辞，体检结果只是避重就轻。

回到监狱，我莫名其妙地睡了两天两夜。

之后，药物迫害进一步加剧了。

负责监控的犯人沈殿莲值班时，晚上刚1点钟就编造了3点钟关于我的身体的记录：血压、心跳。

我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说：“跟政府作对你还想活着出去呀。”

警察李香兰对我说：“你还炼哪，你不想活了？”

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跳得特别厉害，有些稳不住，就到楼道里按了警铃。姓王的和姓安的两个警察赶到了，问：“干什么？”

我说：“我中毒了，要法医鉴定。”

“你不是不怕死吗？”

她们叫来韩小萍量了血压、听心跳，告诉我：“你先躺下，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明天上班带你去医院，得请示。”

楼道里出来很多犯人围观，王颖说：“看什么看。她是精神病，都回去睡觉。”

于是，我再次绝食绝水，6天6夜没有警察过问。

我写了一篇《用生命在诉说》。从窗户看见于福岐在院里打羽毛球，我就叫她，把文章给了她。

她伪善的说：“你是用命在说话，我们是用心在说。”又问：“你怎么样才吃饭？”

我说：“调个中队，或者我自己去打饭。”

她们商量了一下，同意给我换一个中队。于是，三中队的王凤梅说接我过去。没想到，我再次陷入了绝境。

过了两天，一天一觉醒来，我发现身上呈绿色，我知道仍然是毒药中毒。

她们往下撕我的头发时，只听到丝丝的响，比平时容易得多，头发被扫起来一堆扔进垃圾。很快我的头发变得稀疏，都立着，站在我对面就能看见头皮。

去洗衣服时，王建荣问我：“你胸前疼吗？两肋疼吗？”可能就是在问我药物反应。

在江泽民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下，中共监狱、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施加不明药物迫害、打毒针。明慧网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3000多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234位受害人，生前被施加了精神病药物或有毒药物。

我只是被施加不明药物迫害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之一。

从2002年正月起，我又被强迫出工。我走不了路，一次弟弟会见我后，是把我背回去的。

正月十一，狱医马新荣以体检为名，戴上塑料手套捣烂了我的子宫。包夹恶意地说：“你来例假了。” 在那以前，我已经9个月没有来月经了。

一天让我去体检。后来她们拿来化验单，说我是骨质增生。

记得从那天起，下体一直有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肚子隐隐地疼。马新荣说我得了附件炎。犯医王美芹用半斤盐水加了10支青霉素，不到半小时就让包夹们帮着给我输进去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妇女病。究竟输的是什么，只有王美芹知道。

自那以后，半个多月就流几天血，别人看见就说是例假。

王凤梅问我：“你来例假了？”

我说：和以前的不一样。

她说：当然不一样。

太行监狱

2003年至2005年，我被关到太行监狱。一到三中队，就被关进了四面无窗的禁闭室。

打饭都是包夹给打，不让出门，对外就说我是精神病。在那儿不许我睡觉、不许去厕所，被包夹任意折磨。打来的饭，吃了就闹肚子、瞳孔发散。

2004年夏天，她们开始公开强行给我灌不明药物。灌完后，我丧失语言功能，身体不能站立行走。

2004年秋、冬，苏连凤、宋玉梅（王梦鸾以后的六组组长）每天睡前都要给我灌药，不许去厕所、不许说话。

2004年冬天，监狱通知我父亲去监狱，说“开了精神病证明到涞水签字就能保外就医”。

其实，他们想把我送精神病院。

家人不知她们的阴谋，年迈的父亲找到了涞水县政保股。股长戴春杰说：“这事我得请示。”

后来请示结果说不行，上面说:“她回来我们这官就当不上了。”

2005年春天，太行监狱警察董雪指使犯人给我戴上手铐、脚镣送保定第六人民医院。这次一个医生也没见到。

回来后，宋玉梅用四棱凳子腿打我，凳子腿断了又打，再断了又打，剩的几寸长了，还拖着在我身上划。

她撕烂了我的秋衣。把我铐在床上18天。把我的左脚泡在药水里。

2005年8月8日，被释放的头一天晚上，我被继续灌食。

8月9日，我被释放。当天我还被铐在床上。

编后：

法轮功学员刘金英，今年52岁，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在过去十几年中，6次被非法拘留；3次非法监禁；3次刑讯逼供；冤狱5年；在河北太行监狱、石家庄监狱女子大队、河北太行监狱反复转监迫害，遭长期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及药物毒害，九死一生。

2015年6月26日，刘金英以其被残酷迫害的经历，写就《刑事控告状》，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