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2月12日】
“一打三反”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当中大规模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一个政治运动。学者估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各方资料显示，周恩来发动、主导了“一打三反”运动，并把北京市树立成这个运动的“样板”。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 “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
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中表示，中共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一打三反”运动是中共自1949年至1970年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作家张郎郎在该运动中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他表示，该运动被杀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与1966年“红八月”运动不同，“红八月”由出身决定人的命运，而“一打三反”则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处死。
“一打三反”运动或致逾十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了在短期内杀人够多，产生震慑效果，中共中央把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杀人变成了达成数字的任务。
该运动在北京于1970年底结束，其它地区结束的时间则晚得多。中共官方没有发表该运动总共镇压了多少人。
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
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的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
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
文革研究者王锐分析称，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不过，“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中细述大陆各地“一打三反”运动杀戮情况。文章认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二百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周恩来发动并主导“一打三反”运动
文革研究者王锐研究发现，这场对国人危害甚烈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
王锐在《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表示，各方资料显示，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
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中共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对这场运动提出了6条要求。其中，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许可权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多次督促和指示
王锐研究《周恩来年谱》还发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他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并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而且，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发动之初，就把北京市树立成这个运动的“样板”。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共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共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了。
研究显示，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
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
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抓人和处决浪潮。
全国各地“文革思想者”惨遭杀害
在中共“一打三反”运动中，除了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被处死外，全国各地许多质疑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思想者”也纷纷被杀害。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后，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
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说：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未料到，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让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独立意识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
南京市八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
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20岁的南京八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另有10余人。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张2月25日被捕，从逮捕到处决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49岁的女教师毛应星，其兄毛应斗曾就职于抗战时期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与当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扬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应斗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后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学。赴美前，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这些照片和邮票成了毛应星的“罪证”之一。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在湖南被处决。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
中共刑前“消声”手段令人发指
中共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为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采用各种“消声”手段。丁抒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中盘点：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被关了三年多。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刑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
1970年5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
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