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迫害的国家正副主席

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初设置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起开始设置国家主席，至1966年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或国家主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出任副主席的有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原因是曾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无人担任国家主席，是因为这期间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直到1982年底才恢复。

在世人眼中，作为中共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无法奢望的生活，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哪里可能有什么牢狱之灾，乃至性命之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并不是个保险箱，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国大地，除了无法无天、处心积虑除掉党内对手的毛泽东，除了被毛保下并早逝的李济深、张澜外，上述国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

毛发动文革针对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地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和毛的立场一致，并称“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

然而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毛对此非常恼火，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当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刘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和邓的批评。

惨被批斗

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

1967年1月，毛最后一次接见刘。之后几天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离开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

据大陆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描述：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著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刘少奇被打的鼻青脸肿。

抗议无效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被彻底打倒

9月13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刘出现了精神恍惚等症状。此外，由于右腿被打伤，刘也无法自己去打饭，监管人员也不愿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刘的身体愈加虚弱。刘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也被扎烂，护土日志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196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刘闻听后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据说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

从此，刘少奇选择了沉默，不再说一句话了，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

惨死前无人形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此时，刘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

11月12日凌晨6时，刘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死时，刘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刘被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其骨灰下落不明。

堂堂的国家主席就这样被毛和中共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不仅如此，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横遭株连者不计其数。

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

尽管刘少奇的遭遇比较悲惨，但他与毛事实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外界对他的批评其实也很多。

1945年中共九大，正是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而且昧著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其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刘少奇以及其他人的结局不会这样凄惨。刘少奇之死是中共党内权力争斗失败的结果，但终极原因正是充满了邪恶的中共体制。

中共建政前的宋庆龄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让蒋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中共设置国家正副主席后，自1959年至1966年担任副主席等其它高级职务。而这明显违背了1949年1月宋庆龄强调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拒绝不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之语。

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能在中共政权中获得如此高的地位，与其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其指令支持中共，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密切相关。

比如，国共内战期间，宋庆龄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中正国民政府，却给中共提供军医院所需的各类物资、药品、器械，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2009年新华网报道，1946年5月，宋庆龄打着分发联合国救灾物资的旗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组织了700多艘船，满载军队医院所需的医疗器械，运送给苏北陈毅、粟裕新四军。

到1948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共产党在全国的八个“解放区”建立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总计床位达11,800张，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和几家颇具规模的制药厂。捐去的现款有20亿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战败的情况下，寻求与中共和谈以挽救危局，宋庆龄特有的地位使她成为国民政府争取斡旋和谈的最佳人选。宋美龄也到沪与宋庆龄相见，是希望她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但宋庆龄予以拒绝。

追随中共

然而，在拒绝蒋介石的同时，宋庆龄却在1949年2月20日在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函中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时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选集》上卷）

同年6月，中共军队占领上海，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周的亲笔信函，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共在北京的政协会议。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共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

而毛和中共之所以给予宋庆龄极高的地位，就是为了利用其“国母”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对海内外统战，为中共涂脂抹粉。终其一生，宋庆龄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统战工具。

加入共产党之证据

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并未公开报导宋庆龄加入共产党一事，但史料却证明，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据中共领导人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的来到其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宋庆龄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之一是营救在上海的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负责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进行资助。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而言至为重要，因此苏联和中共立即进行紧急营救工作。当年7月，宋庆龄为奔母丧，由德国经莫斯科返沪。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引录了蒋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蒋之为人，由此可见。

而杨天石也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民权保障”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地仍是营救牛兰夫妇。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宋庆龄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壕”中的另一证据是1937年1月她写给中共领导人、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庆龄在告史沫特莱向外界泄露秘密状的同时，还透露出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真实身份。比如当宋庆龄为中共的“同志们”的背信弃义辩护时，宋子文却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中共并不知晓其加入共产国际的秘密，宋庆龄曾向中共提出了入党问题，但毛表示其在党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让其留在党外。

毛冷淡回应并予以警告

加入共产党（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宋庆龄，确实在初期备受毛和中共的重视，然而，随着中共政权和毛地位的巩固，宋庆龄的作用逐渐下降，其也开始受到冷遇，所提意见不被接纳。

如宋庆龄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很不理解，曾经提出过批评和质疑。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她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

文革期间，宋庆龄给毛泽东和中共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毛泽东对这个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孙夫人”说：你不愿意在国内待，可以去外面。此时的宋庆龄自然无颜回到台湾——那个被她颠覆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她只能闭嘴，在痛苦和无奈中生活。

宋庆龄父母坟墓被砸烂

但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在毛发动的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

《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著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

文革浩劫后，宋家墓地才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但此墓已非彼墓。

临终看透中共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冠心病在北京去世，被中共中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据中共官方材料，在其去世前，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共，中共遂批准其为正式党员。然而，在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撰写的《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中一文却提到，宋庆龄听说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后微笑着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中共官方称根据其生前遗嘱，她的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宋庆龄为何不与国父孙中山合葬？说法纷纭。但是网络上有传闻指，其中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给了她的生活秘书，一个比她年龄小得多的有妇之夫。

不过，或许真实的原因是，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跟随共产党所走的是怎样的一条祸国殃民的黑暗之路，她没脸也没有资格去见孙中山吧。

“东北王”高岗两次自杀

高岗，中共建政前后高级领导人之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刘志丹一起在陕甘地区建立中共根据地，并担任政委；后协助北上逃跑的毛泽东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后担任西北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等职务。

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他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1949年9月，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成为当时对毛的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

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膨胀，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将五大地方局的最高领导人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和习仲勋（西北局）先后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此时，高岗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十分不满，因此决意“拉拢”一些人与之对抗，高岗企图“拉拢”的人中就有邓小平。

对这段历史，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这个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 、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从邓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邓向毛告的密，而且让毛开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的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由刘少奇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不点名批评了高、饶。此时的高、饶已然失去自由，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了。

另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敌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给其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周恩来根据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断言是高岗向苏联透露中共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给高岗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

周恩来还在发言中无限上纲，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称“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句诛心之论最终置高岗于死地。

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上纲上线，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批示，高岗可以礼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高岗死后5个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 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不久，他们的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

只反对刘少奇个人的高岗就这样被定性成了“反党”，这开了中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的先例。

而根据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披露的资料，似乎是斯大林将高岗出卖给了毛，因为高岗曾经向斯大林透露了许多中共内部消息。为什么斯大林要出卖高岗？赫鲁晓夫认为是斯大林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档案仍视为机密，我们尚无法得知毛整肃高、饶的真正意图。不过，毛善于整人的高超手段却让人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得以“欣赏”。高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中共“谍王”董必武儿子入狱

在中共党史上，董必武有着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泽东。他在中共建政后先后出任财经委主任、副总理和最高法法院，1959年至1966年出任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还有一个鲜有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谍王”。中共建政前，特务系统的头目和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晖、沈安娜、郭汝瑰和韩练成等中共间谍，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为中共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法院院长期间，中共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纷纷声称：苦干一至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乃至“无民事纠纷”等。对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中的三机关联合办案制度的否定。

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组不点名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上，董必武表示因没有看出彭德怀有“反党”倾向，而拒绝批判彭，同时他给毛写信辞去法院院长之职。毛同意，但让其担任国家副主席。

此后，董必武选择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并公开让家人多学习毛选。

1966年文革爆发后，董必武在毛的保护下，没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运，但他的小儿子董良翮却两次入狱。

据董必武的子女回忆，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正在广州休养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让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董必武什么都没有问，就让董良翮去投案。

当时，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读书。“我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那时忙着在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因为串联学生多，铁路都瘫痪了。”自首时，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实地检讨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董良翮回忆：“我当时的罪名是在学校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关进了监狱。过了一年，董良翮出狱，他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当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车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翚曾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书中回忆：“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爸爸在沙发上仰卧著，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爸爸长长地叹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当时天安门还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儿子》。

尽管董良翮再次入狱，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只能写诗来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董良翮说，那个时期，父亲写了不少诗篇，内容都是关于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释放出狱。当天，他与父亲对座无语。“为了不让他伤感，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言尽在不言中，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董良翮将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终噙著泪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董良翮出狱后，被下放到河北晋县接受再教育。临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亲的深情，不仅再三嘱咐，还主动提出让其早点结婚。10年后，董良翮回到北京，后下海经商。

1975年，董必武去世，终年90岁。

结语

董必武曾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显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的，不知潜台词中是否有这样的含义：用过、用坏的抹布总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对于董必武、宋庆龄、刘少奇、高岗兔死狗烹的做法，与抹布又有何异呢？

毫无疑问，在中共这样一党专制体制下，即便是身处高位的国家主席，也要时时担心性命之忧，时时担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论普通百姓了。这是一个连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社会，一个让人充满恐惧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