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2月20日】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在其暴政统治下，中国约8000万人因为迫害、饥饿、枪杀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杀AB团
AB团是中国国民党中的反共者于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团体，主要工作是与共产党争夺江西省国民党的党内权力。1927年4月，AB团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
1930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发动兵变，攻占了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逮捕了中共当地政府人员。3月2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派出任弼时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的领导人在前去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及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集中到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富田事变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掀起新高潮，审讯手法异常残酷，“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
毛泽东是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责任人。中共后来承认AB团并不存在，绝大多数被处决者都是无辜的。
延安整风
1942年初至 1945年 4月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采用了审干、肃反等红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动的“抢救运动”，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难者是知识分子王实味。王实味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从1942年2月始，王实味响应毛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质疑中共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王实味的文章是对毛思想的挑战。他因此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国军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兴县，王实味被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认出，他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延安整风运动里死了多少人，从没有公布过。但是自此以后，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
长春围困战
长春围困战是“兵不血刃”的黑色范例。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成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1948年6月7日，毛泽东正式同意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案。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国民党最初不准百姓离开长春，但由于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但是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城三个月后，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死了12万人，时任长春市民政厅长兼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提到，围城期间，长春市民因饿、病而死的共达12万人。
当年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后来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而自杀身亡。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镇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这个“千分之一”，就是镇反期间中共定下的杀人指标。实际上，最后所杀的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与“镇反”同时轰轰烈烈展开的是“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
据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处决了腐败的中共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干部变坏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1月开始“五反”。“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写：“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据1996年《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300余人被判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的浮夸风、强制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导致了一场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本来当年收成不错，可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饥荒。
中共近年数据“解密”，承认在大饥荒中有3756万人被饿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数据是，大饥荒死亡人数为3700万～4300万。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100万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史称“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饿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饿死3,000万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却出口粮食415.75万吨。这么多的粮食，除以3,000万人，每人应可得到138.6公斤，一个人都不会饿死。1960年中共还出口了270万吨粮食。
文革之杀人狂潮
文革后叶剑英曾讲话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美国夏威夷大学拉梅尔（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血色百年》（China’s Bloody Century，1991年）中估算，大约有773万人在文革中丧生。
《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写：“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000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文革的第一波杀人潮开始于1966年。当年6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风由北京的红卫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国。随后，开始了拷打和杀戮“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月内就打死了1772人。学者丁抒评说：“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研究文革受难者历史的学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写：“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 31 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也揭开了第二波杀人高峰的序幕。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数后，数千名该组织成员全部毙命。估计死于武斗的总人数约为30万至50万。
武斗中，对战俘的虐杀极为残忍。例如：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滥杀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活埋。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资料显示，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一个县平均约有一百人死于“清队”。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除了被残忍的杀害，文革初期有10万至20万人因为不堪迫害而自杀。如此大范围的自杀潮，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此外，还有大批有胆有识的各界人士因言获罪、惨遭枪杀或死于冤狱。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蔡铁根，文革初抄家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不准上诉。蔡铁要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不能出声，然后把他拉到刑场枪决。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六四”惨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权血腥镇压了长达50多天的学生民主运动，震惊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国仍是禁忌话题。有多少人死于“六四”屠杀，中共没有公布，各界说法不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解放军从城郊开进北京城。
晚上10时后，入城后的军队开始向民众开枪射击，起初，广场上的学生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后来才知道，军队动了真枪实弹。
学运组织者王军涛说：“在6月3号那天晚上，当时有人对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这人就跑掉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阴谋，是要调查的，结果，老百姓火了，还击过程中砖头全砸到部队当兵的身上了，于是在北京西郊那条路上，军队就开始开枪了。你知道部队只要一开枪，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杀过去，死伤无数。我一看马路边上躺了一个人，脑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么叫死不瞑目，眼睛看着天呢。”
学运组织者王有才说：“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当时北高联派学生、实际上是学生自发去的，去各个医院调查，当时的数字有两千多吧。当然我也没有能力证明这个，因为我后来也被关起来了。”
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死者清单从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获得确认。
评论作家曹长青曾撰文写：“在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据美国之音2002年5月29日报道，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曾参与当年镇压的李晓明在纽约表示，他亲眼目睹了高级将领抗拒进入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命令，经历了士兵向着群众狂热扫射，以及有部队将士兵擦枪走火误杀自己人、向上谎报为被“暴徒”杀害。
迫害法轮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自此开始了近18年史无前例的人权迫害。江泽民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经明慧网民间途径证实的，已知有4075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数量更为巨大。另有数百万人被抓捕，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判刑。由于中共拚命掩盖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实仍未曝光，实际死亡人数，难以确定。
虐杀发生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泽民的“打死算自杀”、“杀无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对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刑，包括毒打、电刑、火刑、注射有毒药物、开水烫、烙铁烙、逼坐“老虎凳”、铁椅子、强奸、轮奸、电棍插阴道、吊刑、铐刑、枪击、强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死亡、致伤、致残。许多惨烈的案例内幕辗转传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团的罪恶。
2000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了中国大陆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苏刚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苏刚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单位授权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苏刚的父亲苏德安说，医生一天给苏刚注射两次不明药物，一个星期后，苏刚已不能正常吃饭或移动肢体。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苏刚即死于心脏衰竭。苏刚叔父苏莲禧因将“苏刚之死”的真相公诸于世，不久被当局送入劳教所劳教三年。
陈湘睿（男，29岁），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2003年3月11日晚，时任衡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队长雷振中带领警察将陈湘睿绑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对其大打出手，电棒、铁锤、橡胶棍一齐上阵，当场把他打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五脏六腑全部打坏，腹腔内抽出2500毫升血，脑中枢神经致命损坏。陈湘睿于次日早上离世。
2006年3月，原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员工安妮，作为第一名证人，向海外媒体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随后，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联邦议员大卫‧乔高受邀对此进行独立调查。两人在2006年7月发布了一份含有53项证据的调查报告，确认了活摘指控，称此罪行乃“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十年的细致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录音和资料证据，证实：江氏犯罪集团与军队、政界、司法界、医学界、贸易界、黑社会联手，形成了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出售器官、活体实验、贩卖尸体牟取暴利。中共军队、武警医疗系统大规模涉入，达到了随意攫取、杀人如麻的地步。据分析估计，被活摘器官杀害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巨大。由于中共焚尸灭迹，受害者无一生还，更多的真相和数据还无法获悉。
结语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自己的国民挥舞屠刀，而且杀人手段极其残忍，罄竹难书。成立以来，中共不断炮制谎言，欺骗国内外民众、企图逃脱罪责。浸著鲜血的历史，无比沉重，是文明的耻辱。还原真相，清算罪恶，给明天希望。＃
参考资料：
1. 《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大纪元，2004年12月
2. 曹长青：《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纵览中国》首发，2009年9月30日
3. 冷涛：《毛泽东——中共“平衡系统”的最后一根羽毛》之《毛泽东的疯狂杀人历史》（上），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017年1月17日
4. 唐琪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一），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6月3日
5. 川人：《历史上真实的长春围困战》，看中国，2012年4月1日
6. 张正隆：《雪白血红》，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2年
7. 叶观星：《从三年大饥荒真相看中共的魔鬼嘴脸》，大纪元，2016年1月11日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