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3月15日】
萧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
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一年半，精神一度失常，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村中“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斗争”及关押，关押中被红卫兵打死，家人至今无从知道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萧光琰，1920年8月5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芝加哥大学，1946年3月22日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萧络连两日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在美国做了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五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
五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是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四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作研究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五人中三人学习自然科学，两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三人是教师，二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二人被打死，二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一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三百多年），历史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像，九十年前，八十年前，六十年前，他们五个人，从这些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也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
然后是文革开始，他们被害死了。
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为什么？――我们应该问。
饶毓泰
这是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著这些卡片和记录，九十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一个不太年轻的年龄。他以前是不是还一直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传统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19世纪初，也许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阿尔博特·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我猜。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像，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学生，在美国遇到些困难，又不想下苦功继续钻研西方学术，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都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还被官方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官方还有更下流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党政干部告诉我说，到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要通过文革把已经被排斥的这样的老教授再残酷打击置之死地吧。──这是从革命领导人角度来看的有效办法。）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在学校里设立这一套暴力迫害机构，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革中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五年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第一期）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这种罪名当然就扣到了曾经早年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饶毓泰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著，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三十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显然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井冈山兵团”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曾和同事谈话“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并且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他们这样打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
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当时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后数年卧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复清醒过来，才听说了父亲的死。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被这样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1978年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直接称为“平反会”，而用了委婉的说法。）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的。
饶毓泰没有写下遗书。他的遗物都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于1978年归还他的女儿，有他的一些书和一笔存款。他的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了饶毓泰物理奖。从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发表的关于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人权和真话。
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
因为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了他的学籍卡片。可是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想不到二十年后因为查找这五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A、A减、和B，只有很少的三个Ｃ。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人，都属于当时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应该说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在北大，饶毓泰是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与他来往的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像饶毓泰一样，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把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进行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然而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当时，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庭能帮助他，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希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亡。毛泽东死亡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毛泽东死亡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逐步给文革受难者平反。
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去世。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它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充分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49年1月中共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曾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被用石头砸死。三十年后，又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三十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在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明白一点吗？
文革的迫害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文革对其打击目标和方法是预先明确规定的。文革领导者们相当具体地指导了在全国同步同时进行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数的人民。用法律术语来说，这是群体灭绝罪，是反人类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事实造成了冤案。用“冤案”来描述叶企孙、饶毓泰的死亡是不准确的。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在芝加哥大学里现在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后，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在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如下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入Wooster College，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 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当时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又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那时修的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他先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八年徒刑。那年他55岁。
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毛泽东亲自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102个电报，在1990年代发表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毛在这些电报中规定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给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的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和下达指标来杀人，是否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毛的思想和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上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被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叫她送米和油盐来“牛棚”给王均吃用。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的四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他们已经从别人身上看到过教训。他的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三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著。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孩子献的。他们也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他的儿女多方申诉，到了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的建筑明亮整洁一尘不染，那里的工作人员温文尔雅谦恭有加，楼间的草坪和花坛繁茂兴盛管理良好。王均原来是会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工作下去的。这并不是什么奢侈的愿望。但是想不到，希望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会死得如此凶险，如此悲惨。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然后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个人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杀害他。这样毁灭了他，是一种重大的犯罪。
萧光琰
萧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以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萧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萧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也许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中的一部分。但是文革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文革中，萧光琰全家三人都被害死，哪里还谈得上保存论文这类事情。
萧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萧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萧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萧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毛泽东派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动手打人。10月5日，萧光琰被抓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地死在被关押地，并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的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五大类变成了八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萧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在这过程中，有七个人死亡。这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７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
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他被抓进去以后，人们看到在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
被抓进“牛棚”以后，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专案组”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的“特务”组织成员。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七个人如萧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萧光琰的博士论文。捧著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三口之家感到痛心。
萧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都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度过。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作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萧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萧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萧光琰是他在后一方向上的学生。1947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十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萧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在这个疯狂的吹牛之后，中国出现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但钱学森从来没有为他的胡说表示道歉。
萧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六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导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萧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北京：《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后入共产党，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萧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萧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萧光琰这样的人更全都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直接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萧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四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并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四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中国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曾经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六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由政府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忍耐著，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按照规定不能出版书籍。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曾经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由会杀猪的人来杀，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
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如下：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皇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他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十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五十一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十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清楚地把打死数千和平居民称为“战果累累”。仅仅这个标题和文中的死亡数字，就表明文革的残忍和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
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在毛泽东的强力之下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在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
受难者的提醒
五名受难者加上萧光琰的妻子甄素辉和女儿萧络连，七个鲜活的生命，被用残酷的手段摧毁了。这是怎样的罪恶！而且，我听说还有别的人，还在进一步的寻访中。
迫害早在文革前就已开始。就在五名受难者中，王均在1952年就被判刑劳改，陈梦家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光琰在1958年就被当作“拔白旗”的对象来“拔”。文革把这种迫害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和更狠毒的程度。不但从事人文学科的人被害死，和政治相隔很远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被害死。
芝加哥大学的石头房子一百年来耸立依旧。一百多届毕业生，离校后的生活和成就当然各异，然而像这五个人那样被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所毁灭的，只有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三千多名受难者中有三名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
文革迫害当然并不只是针对这五个人也不是针对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的。文革是全国性的普遍的大规模的迫害。五人的名字是在随机的调查中发现的。我并没有能对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完全的跟踪调查。但是仅仅这五人，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革迫害的广度和密度。芝加哥大学毕业生的遭遇只是文革全部惨剧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也是整个迫害、监禁和杀戮大场景的一个缩影。
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身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制度。毛泽东甚至修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他说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人被害，其中有个人的或者偶然性的因素，但是那些都不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们被害，就是因为他们被圈入文革指定的打击对象群体之中。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通知》中，明确列出了五个“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作为重点。五名受难者中三人是教员，肖光琰的妻子甄素辉也是教员，教师是文革的人数最多的目标群体。五人中二人是研究人员。一人从事人文科学，成为“学术界”中的“资产阶级权威”。另外一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但是文革中除了直接为核武器等军事项目工作的科技人员外，广大科技工作人员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迫害。另外，这五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曾经在西方的大学学习和研究。这些教育经历和工作职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受人尊敬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蔑视的，但是在文革时代，就构成被迫害甚至被杀害的罪名。文革的捞捕网的网眼是比照他们设计的，他们没有办法漏网逃脱。
当然，没有一个人应该受到这样的迫害，不论是曾经留洋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权是平等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实际上，在文革中有大量只受过很少学校教育的人也受到了深重的迫害。只是对这五名受难者的残害，不仅证实了文革的反人类罪，还体现了文革对他们身后的大学制度的仇视和破坏，对他们代表的学术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摧残。
芝加哥大学的主体是一组哥特式石建筑。我曾经想过，为什么1891年建立大学的时候，要造这种样子的石头房子呢？这些建筑风格古老，尖顶高耸，坚实稳固，无疑是能表现一种强有力的对学校在文明中的作用的象征。学校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文明的代间传承，特别是知识和道德的传承。
这种传承不是不可质疑的。数年以前，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组人在宿舍试验了使用不分男女的卧室、厕所和浴室。实行两个月后，他们决定回到原来的男女有别的常规制度。我对年轻人的这种质疑和试验的态度本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传承又是决不能随意破坏的。文革“彻底砸烂旧世界”的狂妄理念和大规模杀戮迫害的恐怖实践，正告诉人们保卫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传统价值并不是天然就长在那里的，好像一座山或者一条河（连山与河都会被污染破坏）。文明需要我们的维护、建设和坚守。让五名受难者不断提醒我们吧。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八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