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3月20日】
在京剧界，“须生”通常指表演老生的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须生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为嗓疾而渐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于40年代先后去世，“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为他们赢得了无数赞誉。
中共1949年建政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周信芳的命运也随之起伏。其中比较“幸运”的是杨宝森，他于1958年病逝，没有经历文革的惨烈，而其他几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伤害而逝。
中共出尔反尔 马连良惨死
京剧老生“马派”创始人马连良成名于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组成扶风社，与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被称为“南麒北马”。其雍容华贵的扮相和高亢、华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被人们广为传唱。
因在日伪时期，曾为满洲政府演出过，马连良在抗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通缉，他遂前往香港躲避。1950年，马连良受中共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当时周恩来说，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马连良一听，遂决定东山再起，于是成立了“马连良剧团”，与中共各地国营的剧团不同，这个剧团仍属于私人性质，靠演出挣钱。
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马连良主动报名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那里一演半年，分文未取。马连良还一再安抚半年没有收入的团员，回国之后再好好挣钱，养家糊口。然而，回国后，因为马连良在慰问中共军队演出时“要钱”，而遭到批判。内心觉得冤枉的马连良无奈之下，只得公开检讨。
其后“反右”期间，马连良在彭真的“力保”下，侥幸逃过。其后，马连良排演了《赵氏孤儿》。1959年，为了回应毛的“学习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马连良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1961年公演后，受到毛的赞赏，毛还将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吃饭，以示表扬。
然而，到了1963年，政治风云突变，《赵氏孤儿》被江青冠以“毒草”二字，惨遭禁演，紧接着“帝王将相”又被“赶下舞台”。
1965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这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导火索。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牵连，被江青赶出了北京京剧团。
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价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据其弟子回忆，马连良在被隔离期间，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手执鞭子，闯进所谓“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后，“红卫兵”又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还有一次，开会批斗所谓的“走资派”，马连良被强迫陪斗，其衰弱之状让人心痛。
凌辱和恐吓将马连良吓的人体浮肿、不能进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马连良在买完饭后摔了一跤，心脏病突发，被送到了北京阜外医院。16日即含冤去世，时年66岁。
马连良去世后，没有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地火化。大概到死马连良都没有明白：中共怎么可以如此出尔反尔？
周信芳全家的厄运
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创始人。7岁在杭州登台表演，其唱腔古朴沉郁、道白苍劲铿锵，与马连良并称“南麒北马”。
中共建政后，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并加入了中共。
1965年，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会议上批评江青让剧团停止演出，单打一地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耗资人民币几十万，指责这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
不久，上海《文汇报》开始连篇累牍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将其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爆发后，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家养的警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其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牛鬼头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
据《周信芳传》记载，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他被反剪双臂挂牌示众，“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周夫人裘丽琳则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绽，最终卧床不起。
1968年，张春桥亲自批捕了周信芳。接着，又抄周家，并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蘋”这样一句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心脏病发作含冤去世，终年80岁。
“不老实”的奚啸伯悄然离世
另一位著名的“须生”奚啸伯早年师承言菊朋先生，曾参加梅兰芳的剧团，后自组啸声京剧团。在北京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奚啸伯为人慷慨仗义，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他曾帮助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举行“义演”。
不仅如此，奚啸伯的孝顺也是出了名的。大到置办房产，小到买衣服，凡事都要经母亲同意。1949年，妻子病故后，年仅40岁的奚啸伯没有续娶，因为担心出现婆媳不和。1954年母亲去世后，他又担心新娶的媳妇对三个孩子不好，因此，直到离世，奚啸伯都是孑然一身。
中共建政后，奚啸伯担任北京京剧四团团长。1957年“反右”时，没有任何“反党”言论的他被打成了“右派”，他受邀前往石家庄京剧团工作。1959年变成了“摘帽右派”。
文革爆发后，奚啸伯被扣上了“反动艺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而听敌台也是他的一大“罪状”。根据章诒和写的《奚啸伯往事》，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只发50元的生活费，后来被降到15元。生活水准的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并患上了急性肺炎，后来还因为中风偏瘫。
1976年5月，奚啸伯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弟子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1977年12月10日，奚啸伯悄然去世，紧随着马连良、周信芳。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他只给儿子留下了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和去北京看亲人的未了的心愿。
谭富英的郁闷
谭富英出生于京剧世家，祖父谭鑫培和父亲谭小培都是著名的京剧名角。谭富英的成名也很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道不久就录制了几张唱片，其中与王连浦合演的《法门寺》，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抢手货。
1934年谭富英正式挑大梁，因其嗓音爽亮甜脆，十分叫座。有评论说，谭富英嗓音却如皓月当空，嘹亮清澈。
谭富英也是个大孝子，他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如果在外边吃饭，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或者什么新鲜佳肴，谭富英总要花钱再请厨师做一份，带回家中给父亲品尝。
中共建政后，谭富英任北京京剧一团团长，1959年加入中共。可是，当父亲重病时，听中共话的谭富英却不敢告诉父亲自己要去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后来还是他父亲从其他人口中知晓，才让他离家。不过刚刚离家，其父亲就病逝了。
文革爆发后，谭富英批判一些同行时他不吝言辞，失去了传统做人的忠恕标准。一次，江青召开会议，要大家对京剧《海港》提意见，谭富英提出该剧高腔太多，不仅不利于艺术表现，而且对演员的嗓子有害。这令江青十分恼火，遂勒令其退党。其后，也遭受了一些迫害，郁闷呆在家中。1977年，谭富英病故。
结语
艺术生命本该继续绽放的四大著名须生，却在中共建政后，被中共的绞肉机先是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其后又被夺去了身家性命。或许，深谙忠孝节义的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曾经对他们的表演大加赞赏的中共高官们，为何要翻云覆雨？一句话，只因为中共要“革”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