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5月07日】
北京市怀柔区公务员刘桂琴，只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十多年来受到中共严重迫害，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劳教、判刑，母亲悲愤离世，丈夫被迫离婚，
现年六十七岁的刘桂琴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刘桂琴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修炼之前，我身患妇科病、严重便秘、窦性心律、心跳过缓、肩周炎、腰疼、腿痛、腿凉，到夏天都象冰一样的寒、还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等疾病。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仅仅三天我就从一个浑身是病的老病号，奇迹般的成了浑身轻飘飘的好人。从此“法轮大法好”在我心里扎下根。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国国家机器，采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使数以千千万万的修炼者失去自由，有的甚至失去生命。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三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去北京信访局为法轮功鸣冤，还没有进信访局大门，就被警察绑架，关进怀柔看守所，第二天放回。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们去天安门证实法，被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关在铁笼子里，一天后被放回来。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去怀柔青春路公园炼功，又被警察抓去，这次共抓九人关进怀柔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当时穿一件新羽绒服被唐狱警剪坏、弄坏皮靴等物品，损失大约一千五百多元。
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晚约九点，我在家门口被国保、“610”、泉河派出所警察四人拉到派出所，他们就让我骂法轮功，我不骂，他们就把我送到看守所。当时这个看守所的监室最多只能住八、九个人，可是却塞进去十三、四个人，蚂蚁往人身上爬，蚊子又多，又热，吃的是猪狗不如的伙食，烂菜汤碗底有泥根儿、而且经常有死苍蝇和小虫子，早餐大米粥是发霉的米，米上带着霉灰色。怀柔看守所就是这样对待被关押的人。
在“610”的授意下，怀柔公安局两警察给我编造诬陷材料，对我非法劳教一年。至今我都不明白我犯了国家的哪条法律？为什么判我劳教？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曾问当时的“610”头子张卫国判我劳教冤不冤？他不好意思的说：有点儿冤。
被判劳教后押送我去劳教所在途中公安医院做例行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的女大夫告诉我“你心脏衰竭很危险”。并急忙去找该公安医院负责法轮功体检的副院长反映我的体检情况。可是当时押送我的是一个姓王的怀柔看守所大个子警察，他不把我送进去不甘心，根本不管人的死活，还是把我强行送进劳教所。
送劳教所的第一站就是调遣处，进了调遣处就是进了鬼门关，一进大门就让蹲下、低头抱首，进去后强制做劳工每天早五点到深夜十一点多，白天限制大、小便，统一时间放茅，时间有限，超过时间，警察利用的打手就往起拽，又骂又踹，我被她们折磨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大便只能憋着到夜间，夏天半个月才让洗一次澡，又整天劳动，浑身散发着臭味儿。
调遣处对法轮功学员经常体罚：罚站、罚蹲、拳打脚踢、电棍电。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我呆了一个月后，被送进劳教所。劳教所的环境和调遣处一样的恶劣、一样的恐怖。由于我的身体被迫害的心脏衰竭，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头晕脑胀、心脏难受，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两腿没劲，就是这样每天都被迫做劳工，每天超时超负荷劳动，每天还要被洗脑，在被侮辱人格中度日，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真不知道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冤刑四年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夜间，“610”、国保、公安局、派出所联合出动，两辆警车二十多个警察，分别停在我家大门口外和楼门口。二十六日清晨六点钟，就有人来我家敲门，我感觉到又是警察来我家敲门骚扰，就不给他们开门。
他们就找来武警在我家楼顶上放怪声，恐吓，在我家的前楼和我家对应的楼层室内，安上一个大探照灯，明晃晃的照在我家的窗户上，昼夜不停的照着，夜如白昼，制造了非常恐怖的气氛，我的邻居也遭受到牵连，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这给我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很大的精神压力，致使我的全家人为我担心日夜惶恐不安。
因为我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千方百计找我的家人开门，在他们威逼、恐吓、诱骗下。我儿子不得不回来开门，儿子回来时看到有两辆警车和二十多个警察，居室门口还有两个年轻的便衣看守着门，气氛非常恐怖，他们使用非常卑鄙手段、软硬兼施、威逼恐吓，使我丈夫和儿子陷入极度精神恐怖中，儿子被逼无奈，只好劝说我去国保一趟，为了不连累丈夫和儿子，由外甥开车，我儿子跟随我去国保大队。同时“610”、公安局、派出所、国保的等二十多个警察开着两辆警车随后。
是“610”、公安局、国保合伙把我儿子逼迫到这份上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吓坏了，非常无奈。但是他们却捏造事实，在判决书上给我儿子捏造谎言证言，纯属欺骗、诬陷。让不知情的人认为好象是我儿子主动把我送走的。掩盖事实真相，卑鄙无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随后“610”、国保、公安局、派出所合伙派警察到我家进行骚扰、非法搜查，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把我家翻个底朝天，连小车棚子都翻了3遍，从居室到小车棚的一个纸片、一个布条、一个小木块都不放过，就这样对我家连续三天非法搜查。可想而知这连续三天的非法搜查给我家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造成了何等的影响？非法搜查三天也没翻到他们想要的资料，只能两手空空悻悻而归。整个过程前夫和邻居可作证。就这样的结果，“610”、公安局、国保仍然不甘心，给我凭空捏造事实陷害于我，在判决书上捏造“在住处起获法轮功宣传材料、磁带、小册子等大量法轮功宣传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国保把我送进看守所，当时把我迫害的血压高到180，同年八月又由李小刚、姓吴、姓孟的等十来个警察押送去北京七处，当时我的身体已被迫害的承受不住，途中我的手脚冰凉，神志不清。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公安医院检查、做CT、输液等，然后把我们送到7处，他们把我带的仅有的六百元钱强行拿走说是交医疗费，弄得我在7处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每天大、小便后只能用水洗，七处的气氛更加恐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被押送到北京女子监狱，一进女监四监区就把我放在一个小号里、睡地板，每天由犹大王淑英、李小兵、犯人王立新、徐海云等人帮教、强迫洗脑不让睡觉、罚站、逼迫转化，她们还三班倒、倒我一个人，当时我被迫害的血压更高，腿肿的像牛腿一样粗，脚穿不进鞋，就这样在被侮辱、谩骂、体罚中艰难度日。
狱警强迫我做奴工：包筷子、织毛衣、折纸页子、装信封等等。什么都干。那时我在女监的血压经常高达180——220。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二零零七年十月，离出狱还有四个月，四监区开始让我写出监材料（写六书），我不写，四监区就成立了所谓“帮教”小组：有杜筱军、王再红、王慧等五人组成，每天对我强迫洗脑、放洗脑录像、诬陷大法材料等。狱警和帮教成员向我施压，逼迫我写，我坚决不写，她们就把我调到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帮教、食宿。每晚从班里抬床板放到小屋的地上睡，派犯人崔凤兰、穆红静日夜监视我。临近出监她们更加紧逼迫我写“六书”，又有两昼夜没让我睡觉，我依然坚决不写。整整四年的牢狱迫害直到刑满最后一天，在师父的保护下能活着走出监狱大门。
流离失所
到了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怀柔警方联合统一大肆上门抓捕大法弟子，那天警察来敲门了，我问干什么？他说是查户口。知道警察又来抓人了，而且早六点至夜十二点几次敲门，十一月十七日夜间十二点开始派两个人整夜在我家门外看着而且两人说话，给我处居民造成紧张的恐怖气氛，同时给我造成很坏的影响。一连十天都没开门，到了第十一天的夜间，我的孩子来了，我就趁机和他们一起出了门，从此流离失所整整半年。
家破人亡
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我的二叔、二婶是年迈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因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他们出于对我的信任，于一九九八年秋季投靠我，指望我养老送终。我就是二老的精神支柱与靠山。
二零零五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时，我儿子来探视，无意中说出了我年迈的老母亲因我被抓走，惶恐不安，一病不起，很快就离世了。闻此噩耗我痛不欲生，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二叔二婶怎样？告诉他们学法炼功，延长生命，等着我回去。”狱警听见我和孩子说这话，立即就停止接见，把我拉起来就往外拽。我的孩子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回到监区，狱警何云气急败坏的对我吼叫，逼我坐筒道、写揭批、抄监规，惩治我三个多月，对我单个监控，不让说话、不让接触同修。监区长刘迎春召开大会宣布我被停止半年接见、停止半年电话联系。从此我与家里人音信全无，直至出狱。
我多次遭受严重迫害，非法关押中又与家人中断联系，老伴承受不住巨大压力，于二零零五年九月被迫与我离婚。
我的二叔、二婶因为我多次遭受迫害，如今又被判大刑四年，年迈的二老每天以泪洗面，艰难度日，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上的伤害，加之为我担惊受怕，造成生病住院、每天以服药当饭度日，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又无法独立生活，只能是雇保姆来照顾生活。每月保姆费三千元，五年来保姆费达十八万多元。
十多年的迫害，严重的损害了我的身体，摧残了我的精神，摧毁了我的家庭，同时摧残了我家老人和儿女的身心健康，每到节假日还要受到骚扰、监视、监听电话，家人担惊受怕，我与我的家庭遭受的残酷迫害只是其中的一例，还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好人与家庭遭受的残酷迫害更惨烈、更严重的。而根源是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造成的，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