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7月10日】
中共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是对内、对外不断斗争的历史。谎言、暴力，充斥泛滥，遗祸无穷。然而，当罪恶的真相层层曝光、渐渐广为人知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悲剧后，很多人依然对中共抱有幻想、甚至相信它的新的谎言。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谎言具有精致的欺骗性，而且与时俱进，变换包装，因而迷惑了几代中国人。本篇关注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欺骗、迫害和思想改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世世代代承载和传播著中华传统文化，堪称社会的中流砥柱。历史上的风流才俊，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演绎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
然而，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下，在中共全面、系统的思想改造之下，大陆知识分子饱受摧残，苦不堪言。从延安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城，再到当代的信息封锁及对正义知识分子的打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运动中、在谎言的包围和强权的压制下，一步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从整体上沦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中共曾经宣扬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民主和自由，可是，在中共治下，知识分子从未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延安圈套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简称“边区”，占陕甘宁三省之边地，形成了“国中之国”。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将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打出了“抗日”与“民主”的大旗，大肆宣传鼓惑。一时间，延安，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尤其是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怀抱爱国救亡的热情，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投身共产运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都激动万分，为终于踏上了“自由”与“圣洁”之地而雀跃高歌。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1939年由四川抵达延安。时年23岁的他写下了最初的印象：“呼吸到一阵阵自由的空气。……能敞怀议论，能放声歌唱，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吗？”“……没有对青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迫害……”（多年后，胡绩伟说：“这份报纸（《人民日报》），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没什么真的！”）
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学者裴毅然在《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中说：“共产主义高举公平旗帜，对资本主义展开强烈批判，占据道德高度，具有相当迷惑性。”“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从术语到概念，因陌生而新鲜，因新鲜而光芒四射，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小知识分子。”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写：“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未知之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家不顾。”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炫耀陕甘宁边区的“进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上宣布整风，他在大会上的演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书中，高华写：“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
大批天真的知识分子走入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他们燃烧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凋零的野百合花
提到延安整风，不能回避一个名字：王实味。这位中共文字狱的首个受难者，注释了延安的“开明”。王实味，河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著作。
王实味性格孤傲，秉性耿直。从1942年2月始，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
1942年2月26日，王实味动笔撰写杂文《野百合花》，四节文章于3月13日、3月23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王实味在文中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反映了延安青年们的失望情绪。在文章结尾，王实味写：“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王实味并未意识到山雨欲来。他意犹未尽，继续在墙报发声，呼吁发挥正气，消灭邪气，说：“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的几期墙报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引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阅读。
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也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决心狠整王实味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共领导人。当时，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约王震一行，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王震看完壁报后大怒，指责像王实味这类文人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中分析说：“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由于挑战毛思想，王实味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特务”、“汉奸”、“托派”等被押撤离。在黄河边，他们全部被秘密处死。
1947年6月，国军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处决。7月1日夜，在山西兴县，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从他身后用大砍刀将他砍死。因怕被人认出，王实味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纯真的幻灭
在涌向延安的青年当中，许多人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们无惧物质条件的艰苦，奔向红色大旗。然而，在历时三年多的整风运动里，这些青年经历了严酷的整肃，纯真幻灭。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延安时是王实味的好朋友。他在整风运动前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他曾说，如果当年留下，“在后来的一个个‘抓特务’运动、‘抢救’运动、‘整风’运动中我总难逃一死，可能像王实味一样。”
民运人士、被两度开除出党的王若望说过：“当时投奔延安的我们，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都觉著死气沉沉，王实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沟墙报上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很快就成了毛泽东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沟编辑的轻骑队墙报也成为批判对象。王实味被抓后，我接着也被贬到山东，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整个延安，政治空气凝固了，人人自危”。谢韬后来有评：“王实味死的冤枉、死在梦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
“红色女作家”颜一烟出身满族贵族，曾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38年春前往延安。据颜一烟之兄颜毓蘅的儿子颜超记述，其姑姑和姑父高羽在延安都经历过“审查”。高羽因为曾被捕入狱，党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而颜一烟“也曾遭到长时间的审查和监禁”。颜超说：“我想也许这段经历给姑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思维和心灵创伤。”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父亲是清末赴日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她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达延安，从事青年工作，还担任过编辑、教师等职。
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曾说：“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
然而，在现实中，韦君宜所体验和见证的，却与“美好”恰恰相反。1998年，韦君宜出版回忆录《思痛录》，记述了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反思其毒害，引发巨大反响。该书有一章讲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
韦君宜自述，当时，她和丈夫杨述受到了党部的打击和怀疑，“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
1943年底，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此时，信念崩塌的，何止韦君宜一人？据《思痛录》写，从天津跟随韦君宜到延安的女青年吴英，曾在延安政学院被关禁闭。一日，她见到韦君宜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
《思痛录》里还写，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大会上，丁汾在台上哭诉委屈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
韦君宜小结：“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韦君宜所著的《思痛录》反思中共政治运动的毒害。（网络图片）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说：“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当时，韦群宜曾和杨述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若干年后，中共当真把整人的运动扩大到了全中国，而且一次比一次惨烈。几代人、十数亿百姓，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被卷入了一重重谎言与恐怖的恶浪狂澜。#
参考资料：
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
2. 杨团，“母亲韦君宜与《思痛录》”，《书摘》2000年第11期，原载《老照片》第1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
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裴毅然，《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新锐文创，2014年。
5. 裴毅然，《红色生活史：革命岁月那些事（1921-1949）》，独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