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7月15日】
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清是一名教师，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开除教职，多次被绑架囚禁、关洗脑班，并遭非法判刑等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当时四十五岁的周清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周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一、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
我原本就是一名气功爱好者，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书店去找一遍，看还有没有新的气功书。1996年的夏天，我到书店看到有四本《转法轮》，就买了一本回家看。两个月后一名学生告诉我在京山县的大礼堂有炼功点，因此我找到了炼功点，学了法轮功的动作，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的身体本来并无大病，但体质不太好，冬天里时常咳嗽，吐出一种很粘的痰，痰的下边都落到地上了，而根还在喉咙里，很难受。修炼法轮功后，当年的冬天这种症状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另一个表现就是我身上带有良性乙肝病毒，修炼法轮功之前，一次只能吃一、两块肥肉，修炼后一次可以随便吃上七八块都没问题。也就是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功，体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修炼法轮功后，我也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道德在升华，体现在很多方面，不过由于篇幅所限，又由于我是一名教师，仅举两个例子说明自己修炼后的变化：
学生评教：百分之百的“A”
那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一次我带高一两个班的课，教学过程中我总是尽量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批改作业时不只是打勾或打叉，同时还注明问题出在哪里，或对某些学生给予鼓励等。快到一年时，学校按常规进行教学大检查和学生评教，学生评教是每个班的学生对教本班的所有老师进行综合评价，包括业务水平、教学成绩、师德规范等许多方面，分A、B、C、D四等。为了避免有不正确的导向，学校规定：百分之零的作废，百分之百的也作废，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但在这次的学生评教中，我就正好得了个满分：全班七十六名学生，人人都给我打了个“A”等。而且学校根据我一贯的表现，认可了这个百分之百。另一个班上的得分也是班级最高分。当时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开玩笑说：真不愿跟你带同一个班的课，总是屈居第二。
学校评价：不求名利令人叹服
有位同事生病住院了，老师们都去看望，但都忘记了另外一件事：帮忙上课。而且，学校领导也忘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后，默默的帮助把课上了。等到有关领导想起这事，我已经上了好几节课了。
代课结束后，有关领导找我问起代课节数。因为这位教师少上了课，要扣除相应的钱，而我则要得相应钱的一点五倍（学校的规定）。我说，同事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同事生病了，本来就痛苦，还扣别人的钱，不太好。而我也不会计较这些。而且我也确实不记得我到底代了几节课。
几天后，领导给了我一封信。原来领导找到别的老师核实了我的代课情况，如实算了代课费，还另外奖了我80元。我思考再三，决定将这80元退还，便写了一封回信，告诉领导：我们炼功人本来就是要为别人着想的，不会在帮助别人时还想得到回报。若是反而多得了报酬，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
领导见到信后，直接找我谈话说：我知道你们不求名利，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这里，我们学校太需要这种精神了。这80元钱也不是奖给你个人的，而是为了鼓励这种精神。我见领导有如此好的认识，便收下了领导的一片诚心。几天后，学校通报了这件事，最后写道：“……不求名利，令人叹服。”
二、我及家人被迫害经历
但自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一切都反过来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底，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我和妻子抱着才一岁多的孩子，依法到北京上访，目的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证明法轮功是好的。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早上，因找不到信访办的位置，我们到天安门看升国旗，有人（便衣）问是不是来上访的，然后就让我们上车，说带我们去。我们信以为真，怀着几分感激上了车。可车子直接开进了一个公安局，把我们关了起来。随后我们就被转到京山县驻京办事处，然后学校来人接我们回京山。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回家了，而我却被关进了看守所，中途学校经常有人到看守所逼迫我放弃信仰。三个月后，记得离过年还有两天时才放我回家。
为迫害而造假、造谣
到了二零零零年，学校安排我同时带高二的三个班，我一样的尽心尽力。一次月考后，学校按照以往高考中的一本二本分数线划线，评价各班的学生考试成绩，我带的三个班得了六个A等（也就是全部是A）。
迫害初期，校长黄晓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锣做锣打，鼓做鼓敲，那意思是虽然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但工作成绩还是肯定的。但越到后来，就连基本的事实也不顾了。比如：在青年教师竞讲比赛中，我得了物理组的第一名，他叫中层干部许华东私下给我奖金，但荣誉名单上却不写我的名字；学生评教中，我又是班上的第一名，他又把我的名字去掉，把第二名当成第一名，同时又在教师大会上说这次学生评教是完全公正的，领导没有任何的……年终评选中，我总是不及格，一位老师同情地说：对不住你，上面有规定。
一次我问人保主任张本贵老师，为什么对我造假？他说：你还说呢，那一次上级问我，说你表现的怎样，我只说了句“还可以”，他就说我政治觉悟不高，并说：炼法轮功的教得再好都是不好。与此同时，县里的媒体又在宣称：炼法轮功的不要家庭，不管孩子，工作不努力，年终评比不合格。
因信仰被非法拘禁
到这学期中途的时候，教委主任李金标到学校考察时，专门找我，问我是否还在炼法轮功，为什么炼？我仅回答说：在炼，因为对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好处。他就说我“反党”，马上就要把我关进看守所。后来和一中校长黄晓秀协商了迫害方式后，把我非法关押在学校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校长黄晓秀多次利用我的亲人们给我施加压力，逼我就范。
在这期间，学校正好又进行学生评教。一位家长在对我的评价上写着：强烈要求工作责任心强的、炼法轮功的老师回来上课。这位家长就是学校的一位领导，她女儿在我班上，我带她们之前的一次考试，他女儿得了39分，我带了几个月后，这次考试中，他女儿得了123分。还有一位家长告诉我，她们好多家长到校长办公室找校长黄晓秀，要求放我出来上课。可黄晓秀吼她们：我的老师是我管还是你们管？
这还不够。有一天，一中校长黄晓秀到我家里，故意对我父亲说：我们本来想把周清提拔当干部的，就是因为他炼法轮功……我父亲可是一辈子的农民，这样的言辞直接导致父亲逼迫我保证不再炼功，被我拒绝后说要买农药和我同归于尽，说“我的儿子为什么要被别人整来整去的，不如自己整死算了。”
七月十日，高考结束了，学校开教职工大会。会上，校长黄晓秀又宣布了几十位老师的名字，强令他们轮番对我洗脑。会后，我作出了决定：辞职。中午我把辞职报告亲手递给了校长黄晓秀，他笑着说让我再想想。可我刚回到家，门卫李荣华就闯进我的家里，把我控制起来，随后京山县新市派出所的王利斌到我家说公安局长要找我谈话，把我骗到了看守所关了起来，这一关就是十五个月零二十天。这期间我被多次在京山一看（京山县第一看守所）、京山二看（京山县第二看守所）和新市派出所之间来回关押。这期间他们还有以下几件非法事件：
被关洗脑班
有天上午，公安和“610”的人从京山二看把我带走，到了荆门大酒店，进行非法洗脑。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坐一边，武汉的几名教授坐对面，市“610”的坐两边。我讲了自己从科学角度对法轮功的理解后，本来安排来给我们洗脑的粱木生老师（武汉理工大学政法系的博士生导师）问“610”的人：能不能带我到他住宿的房间谈？得到同意后，我们到房间里私谈到了深夜，等京山县警察进来时，我与粱老师还在交谈，他们就又说要我为他们考虑，他们要回去休息了。于是我与粱老师互相留了地址，并再三叮嘱要我出去后一定去找他。当时警察很尴尬。
还有一次，县“610”又把我绑架到荆门的一个民兵训练基地非法洗脑。在那里我得知很多学员是在单位被非法绑架去的。洗脑班里用粉笔写了诽谤我们师父和法轮功的标语。还逼迫我们看江泽民一伙的造谣录像。中途有女学员帮助食堂师傅洗碗，后来食堂师傅告诉她们说：“610”的人命令他们不准学员帮助洗碗。但师傅们在我们走时特意给我们多加了一个菜表示感谢。
被关看守所
由于长期被无理由的非法关押，我们开始绝食抗议。很快警察来了，把我们转到了京山一看。在当天晚上（当时是冬天）就被强迫洗冷水澡，好一点的衣服被牢头们私分，然后被看守所干部教唆的牢头用脚猛踢胸部等，而干部在监控器中都能看到却有意不管。第二天才转到另一个号子里，我开始每天吃饭，但连续十天肚子越来越胀，却解不出大便。那个号子里的牢头说他看到我起床时都是先把身体慢慢侧转，再慢慢起的床，他不忍心再迫害我。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学生由于没有合适的老师上课，写联名信到学校和县委，要保我出来上课。学校和县委不但不接受学生的请求，反而造谣说“周清煽动学生造反”，因此而对我长期关押。
到了被非法关押快十个月的时候，一天公安一科的吴安民到了京山一看，在号子的窗口喊我签字。我看是《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就签了字，他随即错开纸，下面一张纸上又有一个签字的地方，我问是什么？他欺骗我说是“一样的”，我想可能是留一份给我吧，就又签了字，他拿起就走了。到了晚上，我问干部为什么还不放我，干部说第二份是《继续监视居住决定书》。这样我又被非法关押了六个月。
遭经济迫害 遭开除公职
在我被非法关押于京山县第一、第二看守所期间，学校正在换工资卡，等我能走动之后，去财务室领新的工资卡，却被告知：“610”主任郑代盛等到学校非法拿走了我的新工资卡，说是为了管我他们付出了很多，需要报酬。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终于被放出回家。校长黄晓秀执意不让我上班。先是说他不让我上班，随后改口说，我能不能上班，由校行政会研究决定，我说“那行”。几天后他又说：我一个人就能决定了，你不能上班。我知道那是因为校行政会的领导几乎都同意我上班。
为了生存，我又去找一家私立学校，校长非常热情，表示对我很放心，很希望我能去上班，对学校的名声一定能起很大作用。回头一位老年的学员找到我，转告了校长的意思：他非常不愿意伤害我，但他实在不敢接受我去上班，怕上面找他的麻烦，并向我道歉。
到了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校长黄晓秀突然带着教物理的前辈陈映春老师来到我家，校长黄晓秀那天特别客气，表示要我上班了，教高三复读班，两个班，高考完后给我绝大部份的报酬，包括奖金，第二天就上班。等我上班后才知道，那是因为急缺老师，不得已才让我上班的。
二零零二年七月，高考终于结束了，校长黄晓秀也不再理会我。直到第二个学期，我主动去找校长黄晓秀说工资问题，他说，按课时费算吧，你自己数一下自己上了多少课，给你算课时费。我只得自己算了课时，去找教务处核实。教务主任说：你周清算的不用核实，直接给钱。可大约只算了一千多，完全不是一个高三老师的待遇。
二零零三年正月，校长黄晓秀、团委书记黎作祥、门卫仁义成三人一大早就闯进我家。校长黄晓秀说派我去培训，我就问培训什么，他一次一次的绕，我就一次一次地问，最后他终于说了实话：要绑架我去洗脑班，要我马上收拾衣服，现在就走。我回到房里给妻子说了这个事，妻子过来和校长黄晓秀评理，校长黄晓秀蛮横地说：周清要不去，马上打电话叫派出所来。妻子冲到了楼房外喊：老师们哪，我家周清犯了什么法哪？校长黄晓秀要一次一次的迫害他……校长黄晓秀在屋里紧张地对我说：快去叫她别喊了，又不是什么坏事（恶人都怕曝光，只因良知尚存）。我说：既然不是什么坏事，叫大家都知道不是更好？我出去对妻子说：你继续喊，我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就这样我被迫流离失所。但妻子随后却遭到了校长黄晓秀的报复：不让她到家里住（我们家就在学校里）。
我流离失所期间，校长黄晓秀又到处找我，想抓我回去。当找不到我时，又非法把我开除。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时，他又说，我们到处找你回来上班，是你不回来。学校有规定，三个月不上班就除名。
被迫害致下肢瘫痪
后来我到了孝感，在一个租住的房子里做讲真相的资料。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我们被孝感国保非法抓捕。
那天一早有人敲门，我们以为是房东，就开了门。进来三个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绑架我们，出门时我们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下重手殴打我们，直到进到车里才停止。
我们租住的房里本来放了一万元钱。非法审问时，一个警察刚一问我：那一万元钱准备干什么的？另一警察马上碰了他一下，他就不再问了。我就推测那钱被他们私分了。
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后来一位看守所的老干部找我谈话，说他每次上班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什么事他承担责任。我不忍心，就恢复了吃饭。那里的伙食非常差，饭中经常能看到老鼠屎，最多的时候我看到过四颗（一个碗里），只能用勺子舀一点饭盖住，再接着吃剩余的饭，再看到就再盖住，再吃剩余的饭。
那里牢头（头档）睡大约一米二的宽度，二档是头档的一半，后面的就挤着睡，大约四个人睡的宽度相当于头档一个人睡的宽度。有一天我半夜起床小便后，发现挤不进去了。后来我就干脆睡厕所边的地板上，有一天醒来发现嘴边好多蚂蚁。后来两腿越来越没有力气，最后到完全瘫痪的地步，腿越来越细，但痛觉还在，就是支配不了。同时嗓子也开始出问题，最后发展到完全不能说话，连“啊”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声带完全无法震动。
夫妻被绑架到洗脑班
在我的身体如此虚弱的情况下，孝感国保还是把我绑架到了汤逊湖洗脑班，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的身体进一步恶化，每时每刻都象有几百根针在不停地刺我的脚掌，但嗓子又喊不出来，就这样完全不可能正常思考问题的情况下，被他们洗脑。
后来洗脑班的人把我弄到医院去检查，第一家查不出任何问题，第二家（武汉的一家军医院）说要把脊骨上刺六个地方，把骨髓抽出来化验，才有可能检查出是什么病。但这本身就非常危险，所以要家属签字才行。这样他们才请示上级“610”，上面来人看了我的情况，还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象亲人一样关心你”，然后由我三哥签字取保，背我回家。
家里对我的病情毫无办法，父亲对我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身体也只有你自己清楚，现在只有你自己决定怎么办了。我要求回到县城妻子身边。通过慢慢地修炼法轮功，我的身体又开始慢慢恢复。
但县“610”知道这个消息后，又威胁妻子的家里人，把她诈骗到了荆门市的洗脑班，逼她放弃修炼，而那时我还只能坐在凳子上，用两个方凳子依次挪动着去上厕所。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三哥来电话说孝感要来人看我，我说不想见他们，三哥三嫂说我要不见他们，他们就要把三哥抓走。
我接到孝感姓曹的警察的电话说到了学校门口，不知道我的家，要我去接，我去后又说到车里谈一下，进去后就告诉我，还得到孝感一趟。我问他为什么撒谎，他说不这样说你会来吗？就这样我又被关进了孝感一看，等待非法开庭。
被非法判刑四年
在非法审判中，我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所讲的一切不能作为罪证，我所做的一切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第一次，我去北京信访办，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被非法抓回来并非法关押了三个月，请问我触犯了哪条法律？第二次，学校领导将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校长私自将我非法关押1个月，我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第三次，我被绑架到武汉市汤逊湖洗脑班，被迫害得全身瘫痪，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宪法中没有哪一条说炼法轮功犯罪……”二是我问他们：你们一直都造谣说法轮功不要家庭，不要工作，可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在复习功课，准备找工作，可你们却又把我骗来要审判我们，到底是我们不要工作，还是你们不让我们工作？
后来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三哥后来说，当时他们本来想判你缓刑的，但你“居然敢翻供”（注：引述孝感国保的话），他们觉得要是判了缓刑，不是说明你们搞赢了，所以就改判四年。当时的审判长叫涂自敏，审判员叫汤珊。
后来我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
在入监队，警察沈建军多次威胁我，一次说：周清，到了这里，你是想“转化”也得“转化”，不想“转化”也得“转化”。还有一次，他拿来所谓王进东的书，命令我看，还说必须做笔记，写心得，并威胁我。
在四监区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二楼，湖北省安陆市法轮功学员栾建军被关在一楼。有一天警察段区长找我们开会，说一楼有法轮功自杀，并强调说绝对没有人打他，“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就举手，他却不理我，我又写了个条子，让包夹交给了他，他还是不理我。
散会后，段区长找我到警察办公室，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又重复了这个意思，段区长再次向我保证：绝对没有人打他。我说，您这么有把握，我就想去问一下，您让包夹跟着我都行。他最后说，怎么可能让你去调查呢？！我问：既然不准调查，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可以去调查？他说：在那种场合肯定得那么说嘛。我又问他为什么说谎，他最后说：我又不炼法轮功。
偶尔我见到同修栾建军，见他脸色越来越差，精神越来越不对劲，就问段区长怎么回事，段区长说他有精神病，还说给他吃了治精神病的药。我又问药是哪里来的？最后段区长承认说，是他自己从监狱外面找医生开了药，带进来的。最后当栾建军生命垂危、神智不清时，段区长才让我去见他，要我去做他的工作。当我见到栾建军时（当时段区长也在场），特意问起是否有人打他，栾建军亲口告诉我，包夹不仅打他，还威胁他说不“转化”就天天打。当栾建军神智稍有清醒时，段区长又不准我见他了。
出狱之日又被囚洗脑班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那是我被非法判刑期满的日子。一大早亲人就到了，可他们就是不放人，等着联系绑架我的事。直到中午，他们安排妥当了，才让我往外走，走到离四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监区）比较远而又没到监狱门口的地方，两个武警从后面把我绑架，塞进了一辆车里。我大声喊“警察绑架大法弟子啊”，两个武警就把我按倒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把我的手腕折得我不能动弹，捂着我的嘴，骗过了我的亲人，把我绑架到了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这过程中有国保大队长彭义林和京山县“610”主任田礼祥参与。在洗脑班门口，当我问到即使犯人刑满也该获得自由，他（“610”主任田礼祥）为什么这么干时，他说：“目前就是这种搞法。”
直到二零一三年，我在贵阳已经正常工作了四年，家庭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运作时，国保大队的彭义林等三人专程从京山赶到贵阳要见我，我没有见他们，他托人传话说：如果我不见他，他就通过“组织”（指贵阳的“610”等）找我。在这种威胁之下，我打通了他的电话，劝告他“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何必那么卖命，最后落得个象王立军那样的下场。”他告诉我说：他限制了我的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