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7年09月25日】
“父亲一生最疼爱我这个长子了。母亲说，在我被劳教期间，他经常念叨我，临死之前还在念叨。” 2004年4月，原河北省三河市中共党校讲师宋建国的父亲去世，孝子未能为父最后送行，只因宋建国坚持修炼法轮功身陷冤狱。
出狱后，宋建国买了上好的果品，和妻子一起去祭奠那个全村公认的善良的父亲。焚化了悼念的诗稿后，他放声痛哭……
1999年前，法轮功在大陆各社会阶层中流行，修炼人数达7千万至1亿人，包括政府、军方、大学等各领域人士。由于担心这个修炼“真、善、忍”的群体人数众多，而又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意识形态不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镇压。
江泽民密令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并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面对镇压，这个信仰团体却展现了持久的坚韧和信念。
18年来，虽然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场所，他们有的因酷刑而死亡。但是，这个群体挺过来了。从2015年至今，近21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向北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宋建国是其中之一。
“尽管历经种种折磨甚至命悬一线， 我都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真、善、忍’是最高的佛法，她使我在经历巨大苦难之后，不但不怀恨这个社会，反而懂得了每个人都活得不易。”他在控告江泽民书中说。
明慧网报导，以下是他的自述（文字略有编辑）：
苦苦求索喜得大法
我叫宋建国，原三河市委党校教师、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平时工作兢兢业业，论文和教案曾获得省市级奖励。
1993年7月25日，无意中听到一个朋友介绍有一种新气功－－法轮功，我心里突然一震，感到莫名的兴奋，于是有幸到北京公安大学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九讲学习班。
通过学习《转法轮》等法轮大法著作，我豁然开朗，明白了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修心向善、返本归真。
我体会到这个修炼群体是一块祥和的净土，明白了 “真、善、忍” 法理的博大精深和真实不虚。尽管历经种种折磨甚至命悬一线， 我都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也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真实案例。
修炼一年左右，折磨我十多年的慢性气管炎和神经衰弱不翼而飞了。要知道，这是困扰折磨了我十几年的顽疾啊！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主要是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发作。初三又得了一个折磨人的慢性病－－神经衰弱，经常昏昏欲睡，高一就上课睡觉，头部好像箍著一个帽子。吃药效果很有限，病情时轻时重。念大学时，我们是阶梯教室，座位不固定，旁边有时候是女同学，我坐在教室听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身子一歪就往旁边靠，女同学就躲，自己就醒了，搞得非常尴尬。
修炼之后，我的身体变得很健康。23年过去了，除了去探望病人，我已经和医院没有了任何关系！这对于一个以前年年冬天去医院的人，实在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
修心向善 道德升华
在“真、善、忍”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变得更善良、敬业和真诚。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委党校任教员。以前自己做事就比较认真，但是性情急躁、清高自傲，追求升迁、光耀门庭的心经常涌现。
修炼以后，我工作更加兢兢业业。单位里的领导讲话等重活、难活，领导找到我，我从来不推辞。讲课注意实效，备课认真，多次去各单位和乡镇授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我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成为学校里第一个获得“讲师”资格的教师，曾经有论文和教案获得省级和廊坊市级奖励。
在官职升迁方面，我修炼以后就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随缘心态了，所以在老教研室主任到退休年龄以后，两名校长都曾经对我表示要提拔我。但是我把这件事已经看淡，没有在意。后来有两次调进市委市政府的机会，我也没有刻意去钻营。
与同事相处方面，我尽量与人为善，尊重领导，与同事真诚相待，包容忍让，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和单位同事处得很好。所以，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之后，我进京上访，上面施压，单位领导压力很大，很为难，迫不得已对我进行了看管、骚扰、非法开除，但是一直是抱着同情和保护的态度，也曾为我分担了很大的压力。
“真、善、忍”是最高的佛法，她净化了我的身心，佑护我闯过了一个个人生中的急流险滩。她使我在1999年黑云压城、恐怖弥漫的灭顶之灾下没有垮掉，也保佑我闯过了电击、杀绳、18天不许睡觉险些疯掉等种种残酷折磨，更使我在经历巨大苦难之后，不但不怀恨这个社会，反而懂得了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活得不易。
如果不是法轮佛法的无限慈悲和无量威德，我肯定做不到的！因此，我对慈悲的师父，对伟大的法轮佛法，充满了感恩……
迫害突降 屡遭迫害
1999年7月，风云突变，江泽民违法下令镇压法轮功 。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巨大苦难开始了。
1999年至2000年，由于江泽民集团造谣诽谤法轮功，我不得不多次为法轮功进京上访鸣冤，但屡遭迫害。
2000年9月前后，因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被关押到三河看守所约20多天，随后被非法开除公职，而且这个开除我和其他4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决定在三河电视台公布。我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6次、洗脑2次，非法劳教2次，劳教期长达5年9个月。
期间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绝非语言文字所能描述和形容。
流离失所 六次逃离魔掌
2001年新年刚过，南城派出所指导员经为民带着两名警察，以谈话为名，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我抗议他们的行为，所长田金岳理屈词穷，说你明天和公安局法制科去说吧。我一听不妙，找机会逃离了派出所，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2001年4月左右，我在电线杆贴了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便被便衣绑架了。
由于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几名警察在暴打我之后，派一个警察坐在椅子上，用椅子腿碾压我的脚趾头，然后又找来两根电棍不停地电击大腿、脖子。最后没电了，就把我铐在了一把铁椅子上，三个人边睡觉边看着我。后来，我脱掉手铐，镇静地走出了派出所。
不料我去找住处却没有找到，黑灯瞎火的只好回县城，走了十几里路之后浑身乏力，去一个加油站问路，被那三个警察开车追上了。历尽艰辛，我还是逃离了魔掌。第二天，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我，滴水未进，一口饭没吃，抄小路徒步走了约五十华里，才找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吃了一袋煮方便面。
当时，这件事对警察震慑很大，纷纷传言“法轮功有功能了”。
流离失所期间，我六次逃离魔掌。
人间地狱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
堂堂首都的“法制培训中心”哪有法律？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这里原来是一个宾馆，现改造成强制洗脑班的地方，一个警察说花了八百万人民币。这里从外表看绿草茵茵，环境整齐而洁净，里面却暗无天日。
2003年2月元宵节之前，我在公共汽车上和同座的人讲真相，遭北京九龙山派出所五个警察绑架。被铐了一宿之后，套上黑头套送往看守所。又过了几天，送往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被非法拘禁8个多月，受尽酷刑。
一进所谓“法制培训中心”，我就被铐在“死人床”上，15天中只能勉强能够翻半个身子，一个被称为岳指（音）的人指挥此事。同时，我被强制鼻饲灌食。被子尿得又潮又湿，晚上很冷，常常被冻醒。
5月1日至18日，我被“熬鹰”（不让睡觉）折磨了整整18天。
警察4个人一拨，一拨6个小时，看着我不许睡觉。一旦睡着了，把你叫醒或者捅醒，如果赶上某个警察心情不好，他（她）会把你踢醒。特别痛苦时我请求“让我睡一会吧”，可是同意我睡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时候却只有可怜的几次。余下时间就是他（她）的眼神稍微离开十几秒，我就睡着了，被叫醒；然后又不知不觉睡着，十几秒后再被叫醒或者打醒。
记得一天晚上，我已经困得站不住了，被两名警察架著靠墙站立。一睡着，就被对面坐着的大队长徐志刚等人用一个塑料瓶子里的凉水喷脸，把你喷醒。后来我出现了幻觉－－看东西重影、说胡话、认错人、误以为摆在床上的可口可乐处于悬挂状态等等。但他们仍然不罢休。
直到我被“熬鹰”熬得突然昏死过去，一睁眼医生站在了面前，才允许睡了半天觉！所幸的是，我终于躲过了被逼疯的危险。但是他们后来又逼迫我坐在一个墙角的椅子上睡觉，时间长达两个月，每天只许睡四个小时，时间是凌晨两点到六点。
8个多月里，几乎每天都多次不许我上厕所，直到我快尿裤子了，哀求他们，才让去，有时候实在憋不住尿了裤子，他们反过来羞辱你“这么大了怎么还尿裤子？”大便则限时五分钟。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善良的警察或者武警战士值班，能够延长一小会儿，但是也是不停地催促。由于便秘，时间又紧，我每次都不得不自己抠出来。
警察还不停地逼迫我看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录像，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逼我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我拒绝念这种谎言文章，打骂和各种其它惩罚随之而来。
一次大队长徐志刚逼我承认 “那些自杀的人是因为炼法轮功才自杀的”。我据理力争，严肃指出法轮功书籍明文规定不许杀生，阐明自杀有罪。结果徐志刚恼羞成怒，用拳头对我的肩头连续捶击二十下左右，我的肩头被打得又黑又紫，肿起老高，瘀血下走到胳膊。
灌凉水是另一种残忍的虐待，我被强行灌了两次，痛苦至极。
第一次是四五个警察把我按在一张桌子上，捏住鼻子，用大号可口可乐瓶子从水房接来自来水，强行灌下。有时候水里面兑上酒灌（说是破功），整整灌了十几瓶子水，我后来被灌得见水就恶心、浑身乏力。
后来警察嫌这样灌，需要不停地去厕所，太麻烦。于是在一个晚上，把我脱光衣服按在椅子上，套上一个黑色大垃圾袋，旁边放了一桶水，捏住鼻子硬灌。一边灌一边尿，灌了大半桶之后，尿液居然没过了我的脚踝骨，见我还不屈服，徐志刚恼羞成怒，把剩下的水泼在了我头上。有一次，我被灌了一瓶子醋，当时胃肠就烧得非常难受，马上大便失禁，不得不去水房冲洗。
在法制培训中心，大队长徐志刚不止一次说：“我要不是比流氓还流氓，我怎么管得了那些流氓？”我开始听到这句话时目瞪口呆，说实话，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敢相信在首都北京这样的“文明”地区、窗口地区，能够发生如此残忍血腥的事情。
父亲临终前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2003年11月，我被送往唐山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强迫从事重体力奴工劳动──烧耐火砖，每天负责除料、搬砖等等。
2004年3、4月份，我们被集中送到所谓的法轮功中队，徐振民、李力、李胜利、禹春雷等警察和李宏斌等犯人负责看管或者转化，逼迫我们学习诽谤法轮功的资料、出操，我们不得不绝食抗议。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事儿──我们在劳教所里看到了真相光盘！
大队长徐振民为了缓和紧张僵持的气氛，有时允许学员看电视、下棋。一天，绝食的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一位法轮功学员让我去看录像。一看，我不由得惊呆了──里面正在放映香港50万人游行抗议23条立法等真相。
劳教所封闭极严，每个人都要搜身，法轮功学员更是被搜得严厉，一旦发生传经文的事情，就会被残酷折磨。现在居然能够看到真相光盘，真是太神奇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徐振民在自己家里悄悄看的，他忘记把VCD从机子里取出来了。
2004年4月底，永清县法轮功学员韩振巨被迫害致死，老韩很善良，大家非常伤心。由于警察隐瞒老韩的死亡情况，我们不得不抗议。于是我被关到了小号里面，睡在一个光板床上，没有被褥，冷得要命。
5月份，我妹妹来信说父亲病危，我申请回家探视，副所长阮大国等人假惺惺称要批准我回家，劝我放弃绝食，我同意了。可是我被骗了！柯继斌等人根本没有送我回家，而是把我送往石家庄劳教所继续迫害。因此，我无法见父亲临终一面，留下终生遗憾。
父亲一生最疼爱我这个长子了。母亲说，在我被劳教期间他经常念叨我，临死之前还在念叨。
怀着深深的愧疚和遗憾，出狱后我买了上好的果品，和妻子一起去祭奠我那个全村公认的善良的父亲，焚化了悼念的诗稿后，我放声痛哭……
后来由于身体被迫害得病危，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朋友的营救下，我才（被允许）办理保外就医，由妻子和妹妹接回了家。
三次“杀绳”与疯狂电击
2007年9月19日，我在北京打工，却被海淀四季青地区公安分局绑架。2008年新年前夕，被转到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进行迫害。
2008年新年，我被内蒙古五原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李海鹰、副大队长赵乃东、管理科科长赵乃卫、管理科副科长刘思哲、索××、阎××、陈××为首的十来名警察用六根电棍，电击了两个小时左右。前后共三次，电击腋窝、胸部、肋骨、大腿、双脚等处。
赵乃东故意一边电击我的腋窝，一边笑嘻嘻地说：“嘿嘿嘿，你有你们老师法身保护，不怕……”
每电击一次之后，一个姓武的警察马上给抹上治疗烫伤的京万红等药膏，目的是防止电击伤痕太重而被其他犯人发现。
即使这样，三次电击之后，我的皮肤还是起了不少的小水泡，左脚脚面被电成了黑紫色（后来脱掉了一层黑皮），一个赤峰的姓闫的学员看到后，不禁流下了眼泪。
“杀绳”的酷刑我也被迫承受了三次。我被五花大绑之后，他们再用力往颈部猛提，系住扣，然后电击。
上刑之后，胳膊、手指都不会动了，半个月之后手指才会动弹，三个月之后胳膊才恢复正常，一年之后食指和拇指一沾冷水还麻木。
电击之后，赵乃东勾结管理科给我加期，电击开始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威胁我是一周。电击之后，楼道贴出告示加期一周。第二天居然又改为延长劳教期三个月！
家人遭受的牵连迫害
江泽民倾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
母亲在听说我被开除面临非法劳教后，险些晕倒，心脏当时就出现了胸闷胸绞痛（她以前从来没有心痛过）。由于担心我被开除劳教，母亲见到我，居然要下跪！这作为人子，情何以堪？！我的父亲临终前都未能见上爱子一面。出狱后，我也只能痛苦地吊唁。
有几年妻子经常以泪洗面。由于我无法上班挣钱，家里常年经济拮据，生活艰辛。
妻子升职也受阻，别人都升职了，比她年轻的、资历浅的，都升副科了，她却迟迟不能动。 领导直言，既然她要家也只能这样，领导已经尽力了，否则她早就被调离单位了。
警察多次闯入家中绑架，单位半夜敲门，使我幼小的女儿多次受到惊吓。女儿精神极度压抑，天真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伤害。她同学曾经告诉孩子妈妈，看到她自己偷偷哭泣。
女儿成绩一度直线下降，到高中居然作文都不怎么会写了，要知道这个孩子在初中就独立在《廊坊日报》发表过三篇文章啊！其中一篇是征文获奖的。
妹妹听说我被唐山和石家庄劳教所迫害病危，忧心忡忡，多次四处奔波营救，为我付出了无数的辛劳和经济支出，也相应地给妹夫和弟弟增加了很多赡养老人的负担。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捍卫我的信仰自由等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本人特对主犯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